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经济论文,治理结构论文,经济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深刻认识是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迅速向新兴经济体倾斜。伴随而来的是，新兴经济体更为强烈地要求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并由此引起了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一些变革。而对于变革的研究，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它必然是对结构的研究。这是因为，结构塑造了单元之间的互动模式，随着结构的变化，互动模式也相应发生变化。①可见，关于结构的分析，对于深入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发生的一些或明显、或微妙的变化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具体到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结构的变化或许有其内在独特的逻辑。正是秉持这种观念，一些问题油然萦绕脑际。
作为崛起中的国家，新兴经济体是否能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力或原因？在通常情况下，对此问题的直觉回答是肯定的。依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逻辑，国家经济力量的上升至少在三个方面直接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起推动作用。首先，在其他条件未发生变化时，一国的经济实力越强大，其推动结构转型的能力也就越强。其次，国际结构通常反映实力的对比和利益的分配，当国家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时，处于实力上升的国家更希望通过国际结构的转型反映这种新的实力对比格局。最后，在应对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而带来的挑战时，作为现有全球治理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发达国家通常应该是极力维护其在现有结构中的权力和利益，从而阻碍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或者说即使主张变革，往往也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对于上述判断的经验支持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给现有国际结构带来的冲击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许多经济规模庞大、经济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全球大国俱乐部，迈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等级式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被打破，财富、工业制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逐渐向新兴经济体流动和扩散，国际社会的权威日益分散，并不断朝着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方向发展。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国家的实力总是变动不居，而国际结构的变化却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似乎预示着国家的经济崛起与国际结构两者之间的联动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
现实主义对于国家崛起问题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从国家崛起的角度解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背景和原因，并且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②因此，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预示着国际社会中权力分散过程的开始，失去了现有霸权国家的主导，国际秩序必然进入按照“丛林法则（law of the jungle）”进行竞争的“自助（self-help）”状态，直到新的霸权出现。在此过程中，大国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一些对世界政治发展规律进行分析和判断的霸权周期论者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领导长周期”理论对1495～2030年间的国际政治划分为五个长约100～120年的霸权周期，每个周期都由一个霸权国家进行领导，依次是：葡萄牙（16世纪）、荷兰（17世纪）、英国（18～19世纪）和美国（20世纪）。并且，霸权的转移与更替都会经历世界大国（world power）、合法性丧失（delegitimation）、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全球战争（global war）四个不断重复的阶段，权力的分散必然引发新的全球战争。③这与抱守“霸权稳定论”的研究者在理解新兴国家崛起的逻辑方面相一致。“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念是，国际结构的稳定不是权力均衡的产物，而是权力垄断的结果，造就并维持国际格局稳定状态的是权力优势，而国家实力的增长差异最容易破坏现状稳定性，并导致体系内部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的根本性变革。④由此可以得到的推论是，新兴经济体作为挑战国家必然会与霸权国家产生冲突，并且国家实力的兴衰才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生变动的内在动力。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霸权周期论”在国际格局转变问题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格局转换时期总是与国际局势的动荡和大国战争相伴随，但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上却存在本质的区别。沃勒斯坦认为，经济是决定霸权兴衰的根本因素，霸权国家要保持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必然最终采取战争手段。⑤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持续增长和海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是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原因和推动力。回顾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国际格局发生的几次转变，都是伴随着大国战争进行的。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大国关系结构的转变能否仍然沿着这一路径进行阐释和预测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思考。
相比现实主义的悲观论调，自由主义者要乐观得多。在他们的理论视阈中，当霸权衰落、新的力量崛起时，由于国家的理性选择行为，原有霸权主导下的国际合作制度会存续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国家甚至会向超国家的国际机构让渡更多的权力，从而填补霸权衰落后的权力真空，以确保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⑥也就是说，不是霸权国家，而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能够维护变革期的稳定，从而实现国际结构的和平转型，战争因此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些观点和判断似乎与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势更为相符。柏林墙的倒塌打破了东西方世界的长期隔离，标志着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它对世界发展进程的意义在于，全球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此同时，跨越国界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即使是主导世界秩序的霸权国也无法独立解决这些国际问题，而应当依靠全球治理来控制和解决。这不仅催生了全球治理的发展，也使得国际制度变得比以前任何时期显得更为重要。⑦世界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日趋加强，围绕全球不同领域的问题，新的国际制度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由全球制度网络联结而成的世界。
在这个全球治理兴起的时代，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的时候，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这是理解当今时代的一个现实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关于国际结构转型的解释
20世纪70年代末，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用国际体系中的物质结构状况来解释国家行为，认为结构是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结果，结构制约和影响国家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从而创立了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⑧由于国际结构是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新现实主义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的转型是各单元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或者更简单地说，是由国际体系中大国数量的变化造成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是从物质层面考虑国际结构及其转型的。世界体系论以世界经济为基础，将世界划分为中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并形成政治上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其中中心地带是经济发达地区，边缘地带是经济落后地区，半边缘地带则介于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这种等级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国家经济地位的变化。⑨尽管世界体系论者也对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有所涉及和关注，但他们更多地强调经济层面的物质性结构。以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为主要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者强调从生产的权力关系以及生产关系的国际化角度研究国际秩序和国际结构，尽管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物质层面的概念，但它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并且物质（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考克斯认为，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劳动决定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并且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复杂的生产社会关系相联系。⑩
在与结构现实主义的论争中，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批判其忽视了“国家内部因素与国际体系结构的联系”，（11）并以体系进程表现形式的国际制度为视角阐释国家对外行为。（12）其中进程的要素包括国际行为的非结构性动机和国家交往与合作的能力，但这些要素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国际结构的转变。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结构是国际制度的分布，国家实力对比深嵌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反映出来，但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制度并非紧随国家的动机和能力的变化而变化，霸权衰落了制度却仍然有效，因而决定国际结构转型的直接原因是国际制度以及各种具体规则的改变。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结构不是表层的物质结构，而是深层的观念结构。它是由行为体的互动进程产生的，行为体的行为通过交往互动产生主体间意义，从而逐渐形成共有观念，并最终形成社会性的观念结构，即文化。这样，“观念结构”和“互动建构进程”成为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区分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无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国际文化结构。（13）而结构变化的不竭源泉是文化承载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这种竞争源于五个相互重合的方面：一是文化内部不同逻辑之间的矛盾；二是由于施动者（agent）不可能彻底社会化，因此它们只能拥有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s）；三是共同信念预料之外的后果；四是外来冲击；五是文化内部新观念的产生。（14）冷战结束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将文明作为分析层次，他把世界上的文明划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提出世界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上几种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在世界事务中，虽然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产生，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15）因此，国际结构的变化源于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文明的融合与衰落。
上述理论从不同层面对国际结构的理解出发，通过不同角度审视和考察了国际结构变迁，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和洞察力的见解（参见表1）。但这些理论本身的缺失也很明显，它们都存在以下一些共同的缺陷：首先，对不同层面结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缺少明确而有说服力的阐述。其次，没有较好地结合国际环境因素变化来分析国际结构转型，尤其是没有融入全球化背景及其对国际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此外，如何整合不同层面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仍是摆在当代国际问题研究者面前的问题。
中国学者对国际结构转型的解释多数倾向于一种综合性的视角。例如，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章亚航认为，国际结构变革的根本动因包括以下三点：一是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内或其环境中发生了重大的经济／社会大变动；二是国际关系体系的一级结构层次上某一个或几个基本行为体内部发生了重大的经济／社会大变动；三是上述两种动因同时发生或先后出现。（16）赵艳杰和陈效卫将当代国际体系结构变革的根本动因归纳为以下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首先，全球力量中心层次大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体系结构变革的原始动因。其次，结构内部关键要素的重组、移位或裂变是国际体系结构变革的直接诱因。最后，外部因素是国际体系结构变革的催化剂。尽管三个因素对结构变革的作用不等值，但三者同时存在并同时发生作用。（17）此后关于国际结构变迁的解释基本沿袭了这一研究传统。（18）视角的综合性表明了中国学者在理解国际结构转型问题上追求系统和全面，但也反映了对不同层面国际结构划分的忽视。
（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制度基础
关于制度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曾经提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19）同样，要想深层次地理解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转型，必须全面把握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迁。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转型正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嬗变过程中逐步完成和实现的。
国际制度与国家实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权力理论与制度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20）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实力（或权力）是认识国家行为的核心概念。对于古典现实主义而言，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21）像在所有政治中一样，权力欲是国际政治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22）因此，国家的实力被视为国际政治中最根本的概念，它的地位如同能量概念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以权力界定利益”成为现实主义者的忠实信条。新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一样，也认为权力是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关键要素，是决定国家行为的核心变量。对于国家来说，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在别国使用武力时，权力可以用来维持本国的独立。第二，权力越大，行动范围越广阔，同时使行动后果难以确定。第三，强国较之于弱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并对于选择何种博弈以及如何进行这种博弈具有更大的发言权。第四，巨大的权力使其拥有者在系统中获得重大利益，并因此使其拥有采取行动的能力。（23）但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着眼于国际体系，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着国际体系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根据华尔兹的理论，结构根据系统的排序原则来界定，它还被定义为单元间的能力分配以及单元能力对比差异的程度，国家根据权力大小而占据不同的位置。（24）那么国际体系为什么会发生改变呢？它取决于行为体之间实力分配关系的变化，实力是行为体的属性，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分配决定了体系结构的根本特征。为了结构分析的需要，对于国家这个被选定的单元，华尔兹做了一个规定，即：对不同国家的衡量，唯一的标准就是力量。（25）总之，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结构”是由国家的实力决定的。
国际关系的制度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进行了修正。为了强调国际进程（process）的重要性，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借助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等有关理论，将国际制度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同样从体系层次构筑起其国际制度理论框架，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基础。（26）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除了结构，还包括进程。进程是指国际体系中单元间的互动方式与互动类型，影响国际进程的两个体系因素是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由于体系结构变化非常缓慢，因此可以假定其为常数，即假定体系结构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度就成为了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在没有中央权威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的结构与进程是通过国际制度体现出来的，国际社会的权威不是集中在个别国家手中，而是“越来越转移到国际制度手中”。（27）国际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问题的有效手段，在无政府的秩序中，国际制度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国际合作。制度是克服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次优结果的功能性需要。制度和规范的作用一直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28）在体系结构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国家仍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和采取不同的行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显然，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制度的重视反映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主要特征的演进。
不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承认，国家之间的权势分布状况决定了国家间互动的环境和国家政策的优先次序，从而决定了国际制度形成的动因和预期。（29）换言之，制度的概念以利益为基础，利益决定制度，权势的分布状况决定利益。为此，华尔兹宣称，制度方法始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并运用它来阐释制度的起源与运转，因此它以现实主义的结论告终也就不足为怪了。（30）尽管如此，在国际结构的理解上，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家实力与国际结构的因果解释中，加入国际制度这一中间变量，由此，实力与制度并非处于同一层次，后者才是决定国际结构的直接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结构有别于民族国家之间依存度相对较低的时期，它不是国家之间绝对实力的简单相加和相对实力的机械分布，而是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国际社会网络反映出来，而这种网络的载体就是各种形式和不同功能的制度。尽管国际制度存在诸多合法性缺陷，但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际制度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31）因此，国际结构的基础是制度，它是建立在已有国际准则、规范和机制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架构。实力的分布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制度作为依托，任何行为体都难以获得与其实力相适应的影响力，反之亦然。例如，在联合国组织中，尽管2009年日本、德国和加拿大的综合国力分别名列全球第二、第三和第四位，但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这三国的影响力难以与综合国力位于其后的法国、俄罗斯、中国和英国相提并论。（32）相反，石油生产国通过建立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西方大国的干涉和控制，并在国际社会上表现出大于自身实力的影响力。正因如此，各国在提升自身综合实力的同时，还必须谋求在国际制度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并以此来确定自身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实力的提升必定改变器物层面的结构，并且这种结构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通过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反映出来。但是，在一个日益制度化的相互依赖的世界，如果器物层面的结构没有为一定形式的制度所反映，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就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三）基本假定与分析框架
现有研究构成了本文的重要理论来源和研究基础。为了较为系统地构建一个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借鉴和吸收了上述相关研究成果的理论前提，接受如下假定。
假定1：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
从释义学角度来讲，无政府状态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缺少政府和控制，二是无秩序和混乱。（33）对于第一层含义，就当前的国际社会而言，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尚不存在一个管理全球事务的世界政府。也即是说，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在世界政治中缺少共同的政府，国际政治处于一种分权的、不受领导的、相互适应的状态。（34）但无政府状态仍然存在秩序，具有有序的特征。新现实主义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世界政治的有序。（35）此外，由于存在大量弱化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组织和合作性的国际安排，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持续的混乱。（36）但是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行为，使国家不得不采取自助策略。因此，无政府状态不仅使合作成为必要，也增加了合作的障碍。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由于国家的参与不是靠中央权威的统筹和调配，因此各行为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只能依靠彼此之间的协调与博弈来实现。
假定2：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
当前，国家中心治理仍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尽管治理也包含非政府组织（NGO）、市民运动、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市场，但它首先被视为政府间的相互关系。（37）从时代背景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在很多共同利益领域，国家无论规模大小和实力强弱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面前，主权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并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去解决，甚至国家主权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排他性的，而是依靠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主权的让渡和共享来共渡难关。在此背景下，国家不仅是治理国内经济的权威，还必须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角。从治理效果来看，由于主权国家拥有其他行为体无法比拟的权威、资源和执行力，国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规则实施最重要的保障，并且几乎所有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只有在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和支持下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尽管主权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出现相互推诿责任、效率低下甚至消极合作等情形，但主权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是其他行为体不可替代的。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真正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国家。（38）尤其是大国，它们之间的合作在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上都扮演着主要角色。（39）
假定3：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
与经济学中“经济人”（40）假定一样，国家理性行为体假定坚信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既定的国内外环境下，能够根据主客观条件确立目标和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国家的短、中、长期利益。也即，国家作为决策的主体是充满理性的，它具有结合目的与手段进行判断和计算的能力，其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性国家假定是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所有国家的基本特征的一种抽象描述，这个被抽象出来的基本特征是：每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都是源于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但是，理性国家假定并不排除利益最大化的约束，事实上，国家对利益的追求、计算和权衡都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制约、信息的不完全、未来的不确定性等都会影响既定目标的实现。但至少在每次抉择和决策的目标和初衷上满足这一特征，否则在理论上，国家将成为难以捉摸的分析对象，在实践上也会使国家因目标不确定而自行其是，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秩序的混乱。
假定4：制度是非中性的。
所谓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41）换言之，制度背后反映的是权利和利益的不平衡分配。并且，我们假定制度非中性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对于社会群体和国家内部，对于国际制度亦是如此。尽管制度得到广泛认可，并且形式上在制度面前都拥有平等的地位，但从制度的内容来看，每项条文以及据此所做的决策和所采取的行动对不同的个体通常意味着不同的收益和损失。
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经济）实力增长一制度变迁一结构转型”的简单模型。对于现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该模型的意义在于，它厘清了权力与制度的关系，并融入路径依赖和实力变化产生的效应的滞后性，使分析更为接近当代世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现实。
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及其影响
（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
所谓崛起，是指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上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实力的全面提升。其中，经济实力在综合国力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当前，在论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时，也主要是指经济的长期和快速增长，以此为基础带动其他领域实力的不断增长。
1.经济总量与增长表现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迅速崛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的逐步实现，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日趋减少。以新兴11国（E11）（42）和七国集团（G7）为例，1989年，新兴11国总体以市场汇率计量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5万亿美元，占七国集团总体GDP的19.3%。尽管其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与拉美金融危机的发生，新兴经济体经济在世纪之交时出现了短暂的滑坡，但没有阻挡新兴经济体强劲的赶超态势。2009年，新兴11国总体以市场汇率计量的名义GDP超过13万亿美元，占七国集团总体GDP的比例达到42.3%（参见图1）。
从购买力平价（PPP）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对比在近20年中的变化更大。1989年新兴11国总体以PPP计量的名义GDP为5.28万亿国际美元，占七国集团总体GDP的43.3%。进入21世纪，两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2010年，新兴11国总体以PPP计量的名义GDP达到26.68万亿国际美元，占七国集团总体GDP的比例超过88.6%，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足3.37万亿国际美元（参见图2）。
在经济增长方面，新兴经济体拥有比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的表现。1990年至2010年，新兴11国的总体经济以PPP衡量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5.2%，同期七国集团约为2.0%。其中2000年至2010年，新兴11国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6.6%，而同期七国集团仅为1.6%（参见图3）。
从市场汇率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大体如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普遍出现经济的负增长，而新兴经济体仍然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2009年，七国集团以名义汇率计量的实际GDP增长跌至负的3.9%，同年新兴11国仍然维持3.1%的正增长。2010年，新兴11国经济更是达到8.1%的高增长，比七国集团的经济增速高出5个百分点（参见图4）。
可见，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增长，以新兴11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对外贸易与投资表现
全球化在实现世界发展平衡化和全球资源有效配置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贸易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最直接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关系总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从货物出口贸易来看，1993年新兴11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为4051亿美元，占七国集团货物出口的比例为21.4%；2008年新兴11国的货物出口达到37663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15年间增长了9.3倍；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新兴经济体出口有所下滑，但占七国集团货物出口贸易的比例达到64.9%。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新兴11国货物出口实现了14.4%的年均增长率，同期七国集团的这一数字仅为5.5%（参见图5）。
在货物进口贸易方面，新兴经济体也拥有较好的表现。新兴11国的货物进口占七国集团货物进口的比例从1993年的22%上升到2008年的49%，15年间增长27个百分点。2000年至2009年，新兴11国的货物进口年均增长率为13.9%，高于同期七国集团的平均增长率7.7个百分点（参见图6）。
在服务贸易方面，尽管发达经济体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但新兴经济体保持了较高的服务贸易增长率。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数据，1990年新兴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例为6.9%，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0%；在1991年至2010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10.3%，比同期发达经济体高出3.2个百分点。（43）
21世纪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FDI）形势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FDI目的地和来源地中的相对重要性不断提升。从FDI的存量来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呈现不同特征，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FDI流出远远超过FDI流入，而新兴经济体的FDI流入远远超过FDI流出。在FDI流入方面，1980年至2009年，新兴11国的FDI流入存量名义增长43倍，而同期发达经济体仅增长了25倍。在FDI流出方面，尽管新兴经济体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近年一直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参见图7）。
如果从FDI的流量来看，新兴经济体的表现更为突出。2003年，新兴经济体的FDI净流入为1953亿美元，此后数年呈显著上升态势。2007年，新兴经济体的FDI净流入达到8288亿美元，相比2003年增长了3倍多（参见图8）。尽管经济危机爆发后全球FDI出现大幅下滑，但2009年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FDI流入增加到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同时贡献了约全球1/4的FDI流出，成为全球FDI复苏的主导力量之一。（44）
3.对外金融实力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金融实力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金融作为后盾。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对外金融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国际投资头寸表体现出来。国际投资头寸表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情况，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较多的对外净资产，表明该国或地区具备较强的国际清偿能力。
在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方面，尽管部分新兴经济体NIIP赤字占GDP的比例仍然较高，例如，2007年土耳其、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这一比例分别达到48.6%、40.3%、39.1%和38.7%，但在2008年和2009年多数新兴经济体NIIP赤字状况出现明显改善（参见图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拥有较好的净外部资产表现。根据2012年4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投资头寸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达4.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4.6%。对外金融资产的整体增长表明了对外金融实力的进一步增强。
从国际储备与外汇储备变动来看，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国际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储备规模为6958亿特别提款权（SDR），约合9464亿美元，至2009年全球储备迅速上升至5.48万亿SDR，约合5.4万亿美元。其中，2009年新兴11国的国际储备（不含黄金）规模达到2.76万亿SDR，为1999年的8.6倍（参见图10）。
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发生了较大变动，其主要特征是新兴经济体的份额明显加大，而发达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持有比重则显著下降。2000年，新兴11国与七国集团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基本持平，但在2009年，新兴11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达到53.0%，其中同期中国的这一数字增加21.5个百分点，达到29.9%，同期七国集团和欧元区经济体则分别从27.8%和11.1%下降至15.3%和2.4%（参见图11）。
此外，为了增强对外金融实力，减少对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意识到培育和发展国内金融体系、从制造业大国向金融大国转型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日趋完善，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部门的规模和效益不断攀升，在全球金融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根据银行的一级资本实力进行排名，201 1年中国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跻身全球十大银行之列。
总之，新兴经济体经济长期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交往遍及全球，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从而推动综合国力的逐步上升。
（二）新兴经济体崛起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业已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这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产生合法性危机的主要来源。关于合法性危机，克里斯琴·罗伊斯-斯米特（Christian Reus-Smit）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出现合法性危机是指其身份、利益、惯例、规范或程序的正当性的社会认知水平下降到必须适应或面临让权（disempowerment）的程度。（45）可见，合法性危机是指一种制度面临改变或消亡的情势。
不过，将利益分配的不公以及意识到这种不公作为合法性危机的成因也会存在这种问题，即如何将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利益进行形式化，以便于用来构建较为简洁的因果分析。由于良治（good governance）被界定为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因此全球经济治理首先反映的是一个程序问题。（46）据此，国际制度合法性的最基本要求是程序合法，而程序合法的主要判断依据是制度的代表性，也就是所代表和分配的利益公平与否。而对于功能有效是制度合法性的来源这一点，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很难想象不能发挥任何效用的制度会持续存在下去。但功能有效却不是一个与程序合法处于同一层面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制度的有效性是程序合法的派生物，有效反映的是应该共同受益，而能让所有成员分享利益的制度必定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国家利益分配的载体，在各种机制的利益分配中，新兴经济体总体上处于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弱势地位，这直接导致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危机的广泛存在。正因如此，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势在必行，从而扭转当前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群体性崛起趋势与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大调整和大变革互为因果，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群体综合实力和战略作用的日益增强使得一批新兴经济体进入了全球大国俱乐部，例如在二十国集团中，新兴经济体占了11个席位。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或区域战略，转而寻求借重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来解决自身和全球问题，由此推动了南北经济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大调整。
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迁中的新兴经济体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以及应对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调进程之中，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并与发达经济体一起共同推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提升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后的必然要求。并且，在后危机时代，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出现对于维持应对危机和促进可持续复苏所必需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地位正在悄悄发生微妙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话语权的持续提升。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的改革中，新兴经济体成为最大的受益群体。在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面，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大于6%的份额，整体投票权比重转移达到5.3%（参见表2。中国将成为第三大份额拥有国，同时沙特阿拉伯、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将居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前十位。截至2012年8月，金砖国家（BRICS）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达到11.5%和11.0%，分别比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会议前提升了1.5%和1.2%，2010年改革完成后，还将分别继续提升至14.8%和14.1%。在执行董事会的构成上，在执董会规模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欧洲发达经济体将减少两个席位，其在执董会的集体代表性将会降低。同时，当前份额居前五名的成员国有权“指定董事”的做法将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执董会将完全由经选举产生的执董构成，这赋予新兴与发展经济体拥有与发达经济体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增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更是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表示，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65年来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调整，调整是为了认可它们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大的作用”。（47）
在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中，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得到进一步体现。2010年4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提升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话语权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转移投票权。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中，金砖国家的投票权将升至13.1%，较改革前提高1.8个百分点，而七国集团相应减少3.6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投票权将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在国际金融公司（IFC）中，金砖国家的投票权最高可升至14.14%，较目前提高4.04个百分点（参见表3）。二是世界银行集团的增资方案。根据该方案，世界银行集团确定增资862亿美元，其中实缴股本金51亿美元。三是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IDA）股权动态审议机制，以实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平等的投票权。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预示着新兴经济体将在这一组织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并且为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发言权和代表性奠定了制度基础。
此外，对新兴经济体来说，二十国集团转变成为一个促进国际经济政策对话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倡议的首要论坛是历史性的进展。在二十国集团这一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新兴经济体通过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对话和协商，提出和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巴塞尔协议Ⅲ》、全球金融机构（SIFI）的国际标准和原则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二十国集团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力的上升，标志着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深化相互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时代。
（二）新兴经济体经济合作机制的兴起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意愿日趋强烈。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注重彼此之间的团结合作和协调立场，以共同减少和摆脱对先进经济体的经济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在国际舞台上，新兴经济体以各种合作组织为依托，加强经济合作与协调，维护和实现政治经济利益。新兴经济体合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断丰富、完善和更新。当前，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框架内实现优势互补和争取共同利益，同时通过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来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中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主要包括由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机制以及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建立的三国对话论坛（IBSA）等。这类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加强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内向联系，并且合作领域与目标更具有针对性。
目前，新兴经济体在发展阶段、经济模式、利益诉求和对外战略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异，难以在新兴经济体内部一蹴而就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合作与协调机制。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合作机制发展很快，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呈现渐进式深入发展的良好态势。以金砖国家机制为例，2008年它仅是一个外长级会议，时隔一年就建立了首脑会晤机制，其后于2010年12月进行了第一次扩大，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合作机制，金砖四国也随之更名为“金砖国家”。此外，在印度、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成立之时它只是一个三国外长对话机制，但从2006年起，这一对话论坛开始举行首脑级会议，并就扩大三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合作机制的发展体现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渐进性发展的特点。
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力量，新兴经济体具有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和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符合各国利益，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有利于巩固和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但是，目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和完善还要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从新兴经济体各国的内部条件来看，在产业结构和贸易领域还存在一定差异和相互竞争关系，部分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还不太紧密。此外，地理上相对分散、政治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从新兴经济体的外部环境来看，在很多领域还要受发达国家的影响和制约。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国际经济秩序，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难免担心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不想被排除在任何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机制之外。而且从客观上讲，多数新兴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仍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因而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还比较高，在经济上还在不断谋求与其进一步融合。这些内外因素增加了新兴经济体之间建立紧密高效的合作机制的难度和复杂性。
尽管如此，新兴经济体经济合作机制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得到较快发展，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国际经济秩序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平等和义务不对称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这促使新兴经济体认识到团结起来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对话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对促进全球经济复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正面作用，在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方面，新兴经济体也正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作为当今各地区的重要经济引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加大，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但要保持这种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势头，主要还得取决于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合作需要和共同意愿，取决于“团体表现”和“集体行动”，取决于双边和多边机制化合作进程的顺利推进。从目前来看，新兴经济体之间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扩大了相互经贸往来和金融经济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而且还有助于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设置和通过有关新兴经济体利益的议题上的团结与合作，从而大大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影响力。因此，新兴经济体不断完善和发展现有制度框架，逐步建立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新型对话机制和合作平台，是新兴经济体推动经济合作机制化与充分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作用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
五、迈向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从霸权主导到合作治理
当今时代，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一个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持续变迁过程中，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随之步入渐进转型，并且新的结构正朝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参与和合作治理的方向发展。
（一）霸权治理的式微
“全球霸权”是指一个民族国家在组织、管理和稳定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48）在霸权结构中，由一个单一强国控制或支配国际体系内比较弱小的国家。（49）这表明霸权国拥有足够的军事与经济力量，能够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作用，从而操纵国际体系的运作。但是，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霸权的兴衰史，历史上没有亘古不变的霸权。最近一次的霸权更迭发生在二战期间，美帝国取代大英帝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顶峰，形成了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促使一些学者建构“霸权稳定论”和“霸权合作模式”为美国霸权进行辩护。（50）按照他们的逻辑推演下去，对于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来说，需要有一个居于全球霸主地位的强国进行主宰和治理，以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及美国的全球扩张政策恶性发展等因素，相对来说，美国的霸权地位日渐走向衰落。这一方面表现为美苏战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政治影响已大为削弱。苏联战略核力量的加速发展使得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平衡，战后美国长期垄断的制海权受到苏联的挑战，常规兵力分布也失去平衡。越南战争牵制了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在中东、南亚、欧洲、加勒比海地区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美国的西欧盟国和日本的独立性日渐加强、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壮大等使美国霸权主义政策受到沉重打击。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美国一手遮天的时代也开始成为历史。（51）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治理全球经济的能力日趋受到限制。70年代初，国际石油危机频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兴起、日美贸易关系趋于紧张等，表明美国想要按自己的意志处理国际事务已感到力不从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成为美国霸权衰落的重要标志。沃勒斯坦在《美国实力的衰落》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可能没有多少人相信“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观点，但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一直处于衰落的进程中。（52）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不仅仅是作为硬实力的物质力量的衰落，也包括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等软力量的衰落。
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大部分都是由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反映的是美国的霸权利益需求，因而也深深打上了美国中心主义的烙印。美国的力量推动合作这个事实，部分是通过建立一种根据美国的利益取向组织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机制来实现的。（53）从实践来看，美国在战后一直在力图使一系列由美国为主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具有更高的法理性，目的是加强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和可行性。冷战以后，美国更是明确地把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作为其核心国际目标，而这些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通过国际制度来实现。所以，国际制度在本质上是有着阶级性的，是为给定的国际体系服务的。（54）但是，由于霸权的衰落，实力的相对下滑，这种依托霸权国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的等级结构日益受到各种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霸权国在经济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根据一些研究者的预测，在未来三四十年时间里，在全球经济中新兴经济体将与发达经济体平分秋色，全球经济的重心会发生一次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的巨大转移（参见表4）。另一方面，随着自身相对实力的逐渐减弱，霸权国掌控国际制度的能力也随之逐渐下降，维持既有制度运行的成本相应地日益加大。
（二）制度变迁与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毋庸置疑，全球经济治理已进入一个变革的时代，而产生这种变革的原动力就在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国际影响。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断下降，已经没有能力有效主导经济事务，其合法性正在逐步丧失，因为没有其他重要国家的参与将很难管理世界经济。（55）现实世界的种种变化必然在理论上引发一些新的思考。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些曾拥有主导地位的国际合作理论正在经受颠覆性的挑战。对此，德国学者潘德（Jochen Prantl）明确指出，现有的合作理论假定，存在着一种由一些在全球合作的范围和模式上分享相同理念的国家来领导的稳定的地缘政治秩序，但在当今时代，这些假定都已经失去了意义。（56）由于日益难以控制的全球经济问题和新近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那些主张霸权治理的理论难以为发达国家集团独享全球经济治理权提供持续的理论支持。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发展方向，在意识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实力相对衰落的同时，也不可忽视这样一种事实，也即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个能够或者希望取代美国并且推动全球治理结构重建的新霸权并没有出现。（57）这表明，目前任何国家都难以凭借自身的实力彻底推翻业已存在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那些依靠发达经济体力量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仍在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由于制度的约束作用的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反映实力对比变化的滞后性，使得那种仅仅以经济实力对比来描绘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方法饱受质疑。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全球经济治理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与后来参与者要实现新的力量和利益平衡必须依托持续的制度变迁。因而，新兴经济体将在接受现存世界治理规则的背景下逐步改革旧治理体系，从而在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相互适应过程中，使全球治理机制逐步走向合理。（58）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当今全球格局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59）更直接地说，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从霸权治理向合作治理迈进，在这种新的结构中，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作为两股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力量共同治理全球经济问题。这不仅是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展望，也在现实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迁中得到深刻体现。
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实力上升并未给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带来明显变化。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新的制度设计改变了传统的治理结构，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方向。二十国集团的升级、金砖国家的成立成为这一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尽管目前二十国集团仍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对话机制，但它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机制，无论对于推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协商和合作，还是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增长来说，起着其他机制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构成来看，它包括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并且多数成员分属于不同的国家集团（参见图12）。这表明单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利益集团化的趋势。一方面是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在不同的议题上进行利益的分化与重组，另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推动新的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八国集团（G8）和金砖国家两个对话机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中的并存和合作，使二十国集团的“双核化”特征日益明显。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集团之间的相互对抗不同，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集团之间借助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相互合作与竞争，成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基础。
回顾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迁，所呈现出来的基本脉络是发达经济体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逐步下降以及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不断上升，这不仅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新兴经济体开始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边缘进入决策中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问题、分享全球经济治理的利益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的新方向。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经济真正融为了一个大市场，全球共同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随之更加凸显出来，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面临深刻调整。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现有全球治理制度安排仍然在维护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呈现出与新兴经济体利益不相符、不平衡的一面。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实力上升，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开始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国家实力增长会相应扩展自身利益，这使得既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利益分配均衡被打破，从而引发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制度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将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和持续的根基，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由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构成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基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迁的方向决定了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未来形态。由此，本文认为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感谢张宇燕研究员、李文研究员、孙杰研究员、柴瑜研究员、姚枝仲研究员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②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1页。
③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0,No.2,1978,pp.214—235；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除了广为人知的“全球政治的长周期”，莫德尔斯基也提出了“全球政治的演进”，也即是一种“政治全球化”的制度进程。在更高的组织层次上，长周期的持续运行推动了全球政治的演进，政治体系从体系中主要机制作为全球领导的状态转向更充分制度化的治理形式之一的“全球组织”。参见George Modelski,"Long-Term Trends in World Politic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Vol.11,No.2,2005,pp.195—206。
④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⑤Immanuel Wallerstein,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⑥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海伦·米尔纳：《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9页。
⑧华尔兹从三个方面来定义国际体系的结构：一是体系内各个体排序的总原则；二是体系内各个体的功能；三是体系内各个体权力的分配。而体系内排序的总原则是无政府性，体系内的个体主要是主权国家，它们主权平等、具有自主的权力和利益、自主参与国际交往，因此具有相似的功能，这样一来，界定体系结构的要素就成了体系内各个国家（主要是大国）的权力分配。这里的权力又主要指军事权力，因此这种体系结构是物质结构。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 Addison Wesley,1979。
⑨Immanuel Wallerstein,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⑩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987.
（11）Robert O.Keohane,"Realism,Neorealism,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6.
（12）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5 9—103页。
（13）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chapter 6.
（14）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 .188.
（15）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2,No.3,1993,pp.22—49.
（16）章亚航：《试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变革与体系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1992年第2期，第16页。
（17）赵艳杰、陈效卫：《当代国际体系结构的稳定机制与变革动因》，载《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2期，第109—110页。
（18）例如，蔡翠红、倪世雄：《国际体系解构分析：结构、变迁与动力》，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7期，第46—52页；江西元：《试析国际体系结构转型：范式界定、特点与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第29—34页；陈寒溪、肖欢容：《国际政治结构：概念的批判》，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63—71页。
（19）道格拉斯·C.诺斯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20）参见 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
（21）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2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61页。
（23）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94—195.
（24）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97,100—101.
（25）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26）Robert O.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25—355；Arthur A.Stein,"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 No.2,1982,pp.299—324； Charles Lipso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World Politics,Vol.37,No.1,1984,pp.1—23； Robert Axelor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 Basic Books,1984.
（27）玛沙·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28）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29）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pp.299—324.
（30）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1,2000,p.25.
（31）叶江：《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32）综合国力的排名参见李少军：《综合国力评估（2009年）》，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32）H.W.Fowler,F.G.Fowler and Della Thompson,eds.,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9th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45.
（34）Robert Axelor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226;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3.
（35）Helen V.Milner,"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1,1991,pp.70—71.
（36）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pp.299—324.
（37）星野昭吉著，刘小林、张胜军译：《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38）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Vol.1,No.1,1995,pp.13—43.
（39）王义桅：《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7页。
（40）所谓“经济人”，是指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都是“经济人”假定的反映。参见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41）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第98页。
（42）新兴11国（E11）是指二十国集团（G20）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参见张宇燕、田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第7—26页。尽管将韩国界定为新兴经济体尚存争议，但因其对分析结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故未剔除。
（43）统计数据中的新兴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秘鲁、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参见UNCTAD,UNCTADstat,July 2011。
（44）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New York and Geneva:United Nations,2010,pp.3—6.
（45）Christian Reus-Smit,"International Crises of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4,No.2/3,2007,pp .157—174.
（46）Simon Lee and Stephen McBride,"Introduction:Neo-Liberalism,State Power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Simon Lee and Stephen McBride,eds.,Neo-Liberalism,State Power and Global Governance,Dordrecht:Springer,2007,pp.10—11.
（47）IMF,"IMF Executive Board Approves Major Overhaul of Quotas and Governance," Press Release No.10/418,November 5,2010,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pr10418htm,August 20,2011.
（48）理查德·B.杜波夫：《美国霸权的衰落》，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5期，第12页。
（49）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p.28.
（50）该理论最早由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提出，它运用现实主义的术语（行为体是国家）和半现实主义的因果联系（结果是由国家间权力的分配决定，尽管对霸权的选择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分析了“国际体系内对公众有益的行动由谁负责实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后来这一理论由吉尔平发扬光大，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981。基欧汉也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见Robert O.Keohane,“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1967～1977,” in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p.74—100。
（51）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5页。
（52）Immanuel Wallerstein,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The U.S.in a Chaotic World,New York:New Press,2003.
（53）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66页。
（54）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载《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45页。
（55）托马斯·菲斯：《超越八国集团的全球治理：高峰会议机制的改革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57页。
（56）潘德：《有效的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143页。
（57）Christopher Layne,"The Waning of U.S.Hegemony—Myth or Reality?: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1,2009,pp.147—172.
（58）黄仁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利弊》，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22页。
（59）张建新：《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15—20页。
标签：世界经济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公司治理结构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全球化论文; 无政府状态论文; 经济体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