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再话“语言的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哲学陷入的危机及其出路
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每个新的时代都是以反叛前一时代的哲学实践开始的，都宣称并努力实现把哲学转变为一种科学，即普遍公认的关键步骤可以适用于检验一切哲学论题的学科，这是任何一个时代哲学家们追求的梦想。20世纪的西方哲学同样也是首先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但它反叛的不仅是19世纪的思辨哲学，而且是对近两千年的西方哲学整个传统的彻底和全面的背离。
历史地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形成有着较为强烈的戏剧性情节：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甚至哲学家们的社会作用都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攻击。这一历史情节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当时黑格尔的唯心论遭到普遍攻击，在哲学上取而代之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的“科学的自然主义”，主要代表是福格特、莫尔丘特、毕希纳和车尔伯这样一些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事实上，19世纪中叶后德国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对这种自然主义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譬如，化学家莱比锡在有机化学中的工作就支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有机现象仅仅是高级的复杂形式的物理—化学过程；罗伯特·梅叶发现的能量守恒原则被用于证明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身心的相互作用会引起物理系统中能量的减少或增加。在哲学上，自然主义者们认为，他们的认识论基本上是一种经验论，他们赞同费尔巴哈的观点：人类知识完全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对英国经验论，特别是洛克和休谟怀有同情之心。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看作是严格的本体实在论和唯物论。他们认为，感觉不过是另外一种物质现象，他们对人类精神活动的观点非常鲜明：思想是大脑活动的自然产物，正如尿是肾的自然产物一样。基于这种哲学观念，这些自然主义者们坚信，概念只是对所见事物的反思，是对感觉活动的反思。离开了外在的事物，概念就只能是空洞无物的，即使数学概念也必须看作是根植于经验之中。思想的法则符合于外在自然界的机械规律，逻辑规则不过是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经验概括，而这种精神活动反过来则可以用生物学概念加以解释。
这种明显的用心理学取代哲学的倾向直接来源于英国哲学家穆勒的影响。但随着试图捍卫和重新回到传统思辨哲学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兴起，这种心理主义的自然主义很快就面临着无法回避的挑战：哲学概念和科学认识真是能够直接产生于经验吗？思想法则和逻辑规则能够简单地用经验或生物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等概念加以解释吗？而且，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人文学科都能归结为自然科学的要求而不再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要求吗？由于自身的这些致命的缺陷，自然主义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就在19世纪下半叶失去了它的思想地位。但在自然主义之后，哲学家们不但没有找到另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倾向，反而对哲学自身性质产生了更深的怀疑，对哲学发展的前途感到更加渺茫。德国哲学家布伦坦诺在1874年出任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时就曾开设专题讲座，对哲学“失败”的原因做出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他在讲座开篇就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事实现状，即哲学已经不再得到知识界的广泛信任了。大多数人认为，哲学是在把肉眼凡胎无法透视的玄秘意境作为它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不能算是科学，而只能被看作类似于占星术或炼丹术之类的东西。即使在曾被视为哲学文化之都的维也纳和德国其他城市，一度辉煌的哲学事业如今却成了茶余饭后的闲言碎语。布伦坦诺认为，哲学衰落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为社会的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在于哲学自身性质的不足，譬如，它缺乏能够普遍为人们接受的定理，它接二连三地经受着革命，我们在经验上无法达到它所选定的目标以及不可能在实际中应用等等。
然而，尽管哲学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危机，布伦坦诺仍然坚信，哲学绝不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走向消亡，相反，出于人类本性的缘故，哲学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将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布伦坦诺怀有这种坚定信念的根据，是认为当时哲学面临的危机是由于完全采取了经验科学的方法去解释精神现象的结果，所以哲学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也就在于放弃经验科学的方法，而采用更适合解释精神现象的心理学方法。布伦坦诺提倡的这种心理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后的德国知识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时间心理主义成为当时各种人文学科用于解释分析精神现象的主要方法，特别表现在新康德主义、批判的实证主义和早期现象学观念之中。这种心理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严格地区分哲学与科学，区分思维的主观心理条件与经验事实的客观内容，认为人类知性的限度迫使人们回到康德式的先验论认识模式；同时，与自然主义哲学观不同，心理主义者认为，最终的给予不是物质对象，而是可以选择精神主义或物理主义用语加以解释的感觉；逻辑规则是经验的自然规律，它们没有做出关于经验本质的假定。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心理主义与自然主义在承认感觉重要性上是一致的。事实上，当代西方哲学家们也都承认，自然主义不过是心理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心理主义则是弥漫于19世纪最后25年的西方哲学头上的迷雾。
历史的演变真是一波三折。当心理主义还在被大多数哲学家奉为拯救哲学的最后法宝时，当胡塞尔基于心理主义建筑自己的思维逻辑大厦时，几位眼光更为敏锐的哲学家已经发现了这种心理主义对哲学重建的毁灭性作用。这些哲学家是曾在上个世纪末的德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如今却鲜为人知的特伦德伦堡、洛采，以及当时默默无闻而如今却被公认为分析哲学奠基人的弗雷格。弗雷格在读到胡塞尔1891年的《算术哲学》时，强烈地感到由于心理学侵入逻辑而给哲学带来的灭顶之灾。他写道：“我认为我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地揭示这种灾难。在我看来，需要揭示的这个错误，与其归咎于作者，不如归咎于广泛流传的哲学疾病。”（注：弗雷格：《论文集》，转引自斯鲁格的《弗雷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4页。）同时，弗雷格在详细考察了莱布尼茨构造纯粹理性语言这一观念之后提出，哲学必须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作为基础科学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建立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概念文字”（一种具有与概念内容直接相关的记号的语言），依据这种人工建立起来的语言而提出的哲学概念就可以避免心理主义对哲学的侵蚀。另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哲学家洛采更是明确地反对心理主义，严格区分心理学和逻辑、认识对象和它们的认识、主观精神和它们的客观意义。洛采以康德的先验论反对经验论，试图通过强调逻辑优先于心理经验的特性来确立纯粹逻辑作为一切知识之基础的地位，这些对弗雷格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抛弃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科学自然主义到反对这种自然主义的布伦坦诺心理主义，再到向心理主义提出挑战的逻辑学家、语言学家们的逻辑主义，这一切仅仅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的几十年间。这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对哲学事业大厦的根基却造成了摧毁性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得本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不但没有体验到康德、黑格尔哲学为理性思维的高扬所带来的哲学快乐，反而命定似地背负着由于这些哲学的玄奥思辨所招致的人们对哲学事业本身的非难和唾弃。所以，世纪初的哲学家想要继续哲学的事业，首先就不得不向世人表明，黑格尔哲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灭亡；只要人类思维需要继续运转，哲学就有存在的价值和必然。
从这种历史背景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摩尔、罗素、克罗齐、桑塔亚那、柏格森、怀特海、胡塞尔、皮尔斯和詹姆士这样一些持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哲学观念的哲学家，在他们于本世纪前后开始哲学生涯时都会对“哲学究竟是什么？”或“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些对哲学来说最为基础性的问题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上述这些哲学家热衷于回答哲学基础问题，动机在于希望保持哲学的“严格性”和“科学性”。但在他们的声音中包含着绝望的声调，因为这样的哲学越是成为“科学的”和“严格的”，它与文化的其他领域的关系就越少，而它所坚持的传统主张就显得更为荒谬。这样，随着哲学自身向哲学家们提出的生存要求，一场库恩意义上的“哲学革命”就在哲学家们“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的阵阵风雨声中出现了。
二、“语言的转向”的形成、发展和完成
从当代西方哲学发展历程来看，“语言的转向”经过了一个从酝酿到发生再到完成的全过程。严格地说，从历史的角度看，罗素和摩尔等人的思想属于这个转向的酝酿阶段。这表现在：一方面，他们虽然激烈地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但在追求的哲学目标上却依然继续着黑格尔式的哲学梦想；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停留在笛卡儿以来传统哲学的认识范畴内，而是借助于新的逻辑方法和对常识经验的素朴理解对传统哲学问题进行了改造。虽然这种改造是不彻底的，尚未完全摆脱试图为知识提供最后支柱这个传统哲学观念的阴影，但罗素运用逻辑手段对命题和语词意义的分析以及摩尔凭借常识对概念的剖析，这些都把哲学家们引向了哲学发展的全新道路，即通过对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重新建立对哲学以及世界的认识。正是由于罗素和摩尔的工作，通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维也纳学派才得以真正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
如今，我们对“语言的转向”早已耳熟能详了，但对何时发生的这一转向却颇有争议。英国哲学家达梅特和肯尼认为，若是把分析哲学的产生看作语言转向的开始的话，那么，这一转向就应该开始于弗雷格的《算术的基础》（1884）。但另一位英国哲学家哈克则认为，语言的转向实际上晚于分析哲学的诞生，应看作是开始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12）。显然，这里涉及“语言的转向”与分析哲学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如果从强调把逻辑的方法用于分析哲学命题的角度看，分析哲学的确开始于弗雷格，因为正是他首先确认，哲学的基础和开端不再是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而是现代诞生的数理逻辑；哲学研究的方法也不再是对个人感知的心理分析，而是具有客观性和形式特征的逻辑分析。事实上，弗雷格作为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奠基者的地位如今已被哲学家们普遍承认了。但分析哲学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已经出现了“语言的转向”。“语言的转向”这一提法的首创者英国哲学家伯格曼在解释它的意义时曾指出，这个转向是关于哲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策略，即通过谈论恰当的语言去谈论世界。然而，从这个转向的历史发展来看，这种最初的解释其实并没有真正领会这种转向的深层意义。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这个“转向”绝不仅仅意味着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更主要的是对哲学性质认识的转变。而这种更为重要的转变就发生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并通过维也纳学派的传播和发挥在当代哲学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逻辑哲学论》的核心在于为思想的表达划清一条界限，严格区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凡是可说的都是有关经验事实的陈述，而凡是不可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这一思想的正面结果是使哲学变成一种关于命题意义的逻辑分析活动，而不再具有传统哲学认为的科学世界观的性质；它的反面结果在于彻底摈弃了传统哲学问题，不是通过指出它们的错误，而是通过逻辑分析表明这些问题是以违反逻辑句法的方式提出的无意义的假问题。这样，真正的哲学问题就不再是如何使认识成为可能的问题，而应是如何使语言表达成为有意义的问题；哲学家们也不再关心如何使概念符合认识模式，而是关心如何使哲学语言不违反逻辑句法或遵守日常用法。正是这样一些重要观念促成了维也纳学派的产生并通过他们使这些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最终形成了以维也纳学派和战后的牛津哲学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运动。
石里克在他的哲学宣言《哲学的转变》中把《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看作是实现“语言的转向”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而最后完成这个转向的则是受到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哲学研究》影响的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这一历史事实充分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在“语言的转向”中的重要作用。《哲学研究》的核心在于，不要追问语言的意义，而应注重观察语言的用法，因为意义就存在于可以称作“语言游戏”的各种语言用法之中，或者说，意义就在于用法。维特根斯坦在书中强调对日常语言用法的观察和分析，强调在语言游戏中遵守规则和消除悖论，这些思想促使奥斯汀、赖尔、斯特劳森等牛津哲学家们对日常语言的分析研究，从而形成了被后人称作“日常语言学派”的牛津哲学。
这一称呼是由于牛津哲学家们对语言和哲学性质的认识与被称为“理想语言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截然不同。根据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看法，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传统哲学的错误就是由于使用了违背逻辑句法的日常语言而产生了无意义的“虚假问题”，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逻辑句法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逻辑上完善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人工的或理想的”语言。而与这种看法相反，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们则认为，传统哲学的错误并不在于日常语言本身的不完善，而是由于哲学家们错误地使用了日常语言，所以，哲学的任务不是去重建一种人工的语言，而应是澄清日常语言的用法；同时，只有弄清了语言的用法，我们才能认清思想的结构。
从牛津哲学家们的思想发展线索来看，日常语言学派经历了一个以分析日常语言用法（奥斯汀）到分析表达心灵活动的概念（赖尔），再到通过分析自然语言的逻辑结构达到揭示思想结构（斯特劳森）的过程。这表明，牛津哲学家们以不满足于把哲学的任务仅仅限定在澄清语言意义的活动，而是提出了通过语言研究达到理解认识结构的要求。这种要求的提出尽管是在语言研究的层面上，但它毕竟不同于维也纳学派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和哲学任务的理解。一方面，在斯特劳森和达梅特这些当代牛津哲学家看来，虽然认识论问题最终必将转换为语言的问题，但在讨论感觉、经验和事实时，我们又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言表达的层面上，而是试图寻求语言中的思维内容；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语言研究绝不是哲学的最终目的，哲学的目的总是要通过概念分析和意义分析达到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仍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即作为“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存在（斯特劳森）。在这种意义上，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不仅继续着自维特根斯坦开始的“语言的转向”，更重要的是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向，使得牛津哲学之后的西方哲学（主要是英美哲学）沿着这一转向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不断推进。
三、“转向”的意义及其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地说，“语言的转向”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语言哲学发展出现了一些过分拘泥于语言用法的精细分析和对语言变迁的考证等倾向，并被不少西方哲学家指责为越来越缺少哲学的创造力，而变成纯粹的技术手段，但“语言的转向”带给西方哲学的绝不只是一种新的哲学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哲学观上的革命性转变。转向之前的西方哲学家们关心的是认识的内容及其与对象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即使像弗雷格这样的分析哲学之父，他所讨论的和使用的术语也是“概念和对象”、“思想”等传统哲学常用的术语，而且他的哲学目的最终也是为了确立思想的客观性，尽管是以他的逻辑研究方法为前提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不能把弗雷格的思想看作“语言的转向”的真正起点。而转向之后的西方哲学则关注思想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这表现在，哲学家们不再问我们如何以理性认识的方式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即不再提出我们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首先要求弄清我们使用的术语是否清晰明白，我们的语言表达是否符合逻辑句法，即提出我们的有意义的语言表达如何可能的问题，因而，转向后的西方哲学家（主要是英美哲学家）不再或很少使用“概念”、“命题”、“思想”等术语，而是大量和主要使用“意义”、“指称”、“真理”、“证实”、“言语行为”、“逻辑必然性”等术语。正如石里克和卡尔那普等人所说，传统哲学的错误并不是由于它们没能解决人类的认识问题，而是由于它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错了，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探索我们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而只是询问我们的语言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认识。根据这种观念，一切哲学问题也都是语言问题。
根据伯格曼的解释，卡尔那普所谓的“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这句名言有这样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传统的哲学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弄清语言的逻辑句法而提出的无意义的假问题，因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只能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语言问题”正是由于忽略了这种逻辑句法而产生的问题。其二是指，哲学家们试图谈论认识、世界和事物等，归根结底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些谈论的语言的分析和理解，而对语言的分析或接受一种语言构架并不实际蕴含着一个关于所谈对象的实在性的承诺和判定。（注：参见伯格曼：《逻辑与实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4年英文版，第177 页。）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这种思想的提出以及由此引发的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无论是在主观动机上还是在客观效果上，其意义都远远超出了伯格曼的上述解释。在主观动机上，这种转向的出现，是由于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无法清晰地提供支持或反对其观点真实性的论据而感到失望，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语言的分析达到对所谈问题的共识，以便使持有不同哲学观念的哲学家们也能在获得共识的问题框架内进行对话和讨论，换言之，希望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基础建立一种统一的或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哲学。（注：参见罗蒂：《语言的转向》，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年英文版，第5页。）可见， 当代哲学从认识研究转向语言研究完全出自哲学家力图重建哲学的内在需要。因而，无论是理想语言学派还是日常语言学派都承认，当代哲学区别于近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他们是通过谈论恰当的语言方式去谈论世界，尽管他们对这种意义上的“语言”是什么以及又是什么能够使它成为恰当的语言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
当代哲学中的这种“语言的转向”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更是重大而深远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哲学的发展方向，使西方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指时间上的划分，而是由于在哲学观念上的全新认识。通常认为，转向后的西方哲学（严格地说主要指英美哲学）可以称为“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phy），（注：也有的哲学家把Linguistic Philosophy用于专指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但更多的哲学家则主要用它指这样一种哲学方法，它试图通过分析语词意义和自然语言中的语词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解决哲学问题。当然，牛津哲学是这种方法的发祥地，但Linguistic Philosophy 绝不仅指牛津哲学。）以区别于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哲学”。同时，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基本原则，研究和关注语言问题，并出现了与英美哲学中“语言的转向”相似的、被某些哲学家称作的“解释学的转向”。这些都使得研究语言成为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显著特征，最终形成了一门新的哲学学科，即“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注：在中文表达中，要特别注意区分这两种“语言哲学”，虽然它们在英文中是很容易区分的， 即“ Linguistic
Philosophy ”和“Philosophy of Language”。）
从当代西方哲学中“语言的转向”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它的确是西方哲学力图摆脱世纪末危机的最后结果，同时也是沿着西方哲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评判一种哲学理论或观念，并不是根据它是否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危机，而是看它是否符合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否遵守了哲学理性的自身规律，这就是，思想必须要不断地调整它与对象和世界的关系，以便使自己能够最大程度地揭示或者说反映对象和世界的特征。古代哲学以素朴的唯物论建立了思想与对象之间的直接关系，近代哲学强调认识主体在这种关系中的决定作用，而当代哲学则把融汇了经验与理性的语言看作建立这种关系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纽带。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哲学的产生正是西方哲学合乎其逻辑规律的发展结果。
随着历史的步伐即将迈入21世纪，“哲学正在走向终结”的说法又使我们想起了上个世纪末的西方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历史真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从本世纪初西方哲学家们的努力中，我们希望可以为西方哲学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终结式危机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标签：自然主义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逻辑哲学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科学论文; 分析哲学论文; 哲学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