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年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克林顿入主白宫期间的8年时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不振、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实现了长达近120个月的持续增长，也因而成为美国历史上连续最长的经济增长期。不仅如此，美国经济增长还突破了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此消彼长关系的描述，实现了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的同步发展。据统计，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基本维持在2%左右，而失业率则在4%上下徘徊。然而，在美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同时，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也愈益扩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一、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1988年至1998年间，美国最贫困的1/5家庭的收入增长不到1%，但是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却跃升15%（但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90年代以来，私营部门的每小时平均工资降低4%，这期间美国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1](P50)而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统计显示，穷人的境遇则更惨。从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最富的1/5家庭收入增长了16%，但最穷家庭收入却减少了3%。[2](P32)另据英国出版的《国家报告》（美国部分）显示，1999年，最底层的1/5家庭只占有当年全社会新增财富的3.6%，而最富裕的1/5家庭则占有49.4%。[3](P27)2000年，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统计显示，全国最富裕的20%的人口获得了全部收入的49.75%，比1999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其中最富裕的5%的人口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21.5%上升到了21.9%，而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所得仍为总收入的3.6%。[4]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这种趋势，笔者又搜集了美国自1970年至1997年表明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见表1）。
表1 1970年以来美国社会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
1970 1980 1990 1994 1997
0.353(a)
0.365(a) 0.396(a) 0.401(a) 0.408(a)
0.394(b) 0.403(b) 0.428(b) 0.430(b) 0.435(b)
说明：数据(a)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人口现状报告》，(b)来源于《美国住房、家庭与个人的收入》。
从占有财富的绝对数量上看，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则更为惊人。目前，处于最顶端的1%的美国富裕阶层掌握了约40%的财富；90%以上的财富归20%的富人所有，而底层40%家庭的财富仅占全部财富的0.2%。再来看工作收入的差距，1980年高薪者的收入约相当于普通工人的40倍，1999年已扩大到400倍以上。[5](P168)1999年8月29日，华府公共政策研究所和波士顿公平经济联合会共同发表了一份报告，披露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扩张时期企业收入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现象。报告引述了劳工部等部门的相关统计资料，指出：过去9年（1990-1998年）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由22952美元增至29267美元，只增长了28%，略高于同期22.5%的通货膨胀率，而同期365家最大企业的最高两名主管平均工资则从180万美元增至1060万美元，增长了481%（包括工资、奖金、购股权的价值），收入差距在360倍以上。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1999年全美50名最高薪执行官名单，冠群电脑公司华裔首席执行官王家廉年收入高达6.5亿美元，高居榜首，在其年收入中薪金100万美元，红利360万美元，其余为股票收入。在排行榜中名列第二的是美国在线首席执行官凯斯，去年他的总收入为1.17亿美元。被称为“软件帝国”微软公司的原首席执行官、主要持股人比尔·盖茨的个人资产曾高达400亿美元，居全世界首富，比许多国家的国民产总值还多，甚至比拥有1.2亿人口的孟加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几十亿美元。而美国一个要申请社会安全补助金的老人，全部家产不得超过3000美元，存款不得超过2000美元。
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不仅仅表现为收入差距的相对扩大以及低收入者的相对贫困，还有一部分人收入绝对下降或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渥太华大学经济学教授乔休多夫斯基指出：“美国的一些城市的贫民窟的贫民在许多方面同第三世界贫民窟的贫民相差无几。”[6]1999年10月美国政府在芝加哥市召开了一次“食物高峰会”，会上农业部的调查指出：在1998年有1000万美国人吃不饱，其中有300万是儿童。根据美国统计署的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由上一年的9.7%上升到11.8%。[3](P28)以上数据表明，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不但没有使穷人的队伍缩小，反而还在扩大。作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竟然还有4700万人没有“脱贫”，可见其贫富分化的严重。由此看来，在整个90年代，只有少数人真正享受到了美国经济的繁荣。
二、美国贫富分化愈益扩大的原因分析
从根本上来说，这要归因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随着以趋利为本性的资本积累的进行，其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7](P678)这就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与劳动力的供应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伴随着资本积累的过程，在资本所有者这一极必定是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与集中，而作为劳动所有者的另一极必定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新因素对美国社会愈益扩大的贫富“鸿沟”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直接，明显。
（一）以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在带来经济繁荣、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新经济首先是信息经济，它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在20世纪中叶开始兴起，90年代中期以来迅猛发展，席卷越来越多的经济事务，从而使得建立全新的市场模式、企业模式和职业活动模式成为可能。信息技术和因特网既是新经济产生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新经济区别于“旧的”工业经济的根本标志，而且它又是新经济持续向前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5年来，美国的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突飞猛进。这既提高了自身产业的生产率，又通过其辐射作用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但这种推动所产生的财富的增长是以生产者拥有良好的素质和把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因此在今天的美国，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必要的生产技能、是否掌握信息技术，就成为影响一个人能否分享“新经济”催生的财富“蛋糕”以及所能分配到的份额大小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之间知识上的差距也就表现为收入上的差距。
由于对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岗位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年来，美国全日制职工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已从约20%增加到近30%。许多无特殊技能的职工则离开了劳动大军。[8](P4)1960年美国只有5000位编程员，目前超过130万人。美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1999年，美国约有250万人直接依靠因特网谋生，比1998年上升了38%。管理和专业岗位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1979年的22%上升到1995年的28.4%，中等技能的就业岗位在过去10年中相应地减少了。与此同时，新经济部门的工人同其他行业工人、接受过大学教育与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1997年，信息产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为5.3万美元，而其他行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仅为3万美元，前者比后者工资高近80%，1998年这一比值则上升到85%。1992年至1998年，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人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9](P5)在1978年，25岁到34岁的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只比中学毕业生多15%，而现在这个差距则扩大为50%。[8](P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是否接受教育、接受什么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以选择的职业以及工资水平的高低。但许多贫困的家庭由于难以负担高昂的教育费用，无法保障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致使这些家庭中出来的非技术或低技术职工在新经济的大潮中被边缘化，[10](P76)他们或者失业，或者从事薪水较低的工作。
在信息和通讯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美式企业模式，迎合企业家的要求，过分偏向股东利益，损害广大企业员工利益，从而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特定的少数人手里。在美国一些高技术产业中号称“资本盈利”的不分红政策日益泛滥。按照这种政策，企业获得的利润不是从中提取一部分以红利的形式分给企业全体员工，而是全部用于新的投资，搞技术开发或设备更新，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促使股价上涨，达到股东受益、“资本盈利”的目的。这样，美国国内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时代，由于对智力投资能力的不同以及企业模式的改变，而被进一步拉大。
（二）飙升的股市为美国经济发展及财富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成为美国贫富“鸿沟”扩大的助推器。道一琼斯工业指数在1999年3月29日突破了万点大关，纳斯达克指数则在2000年3月9日突破了5000点大关，3月10日则创下了5048点的历史最高记录。虽然在之后的股市中出现了震荡调整，但是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道一琼斯工业指数的2800点和纳斯达克指数的300点而言，涨幅之大让人感叹。[11]90年代以来，华尔街股市的非理性兴旺，把贫富差距问题更加凸显出来，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说，股市的繁荣成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放大器。
如上文所述，美国的众多公司，特别是新经济的受益者——高科技公司普遍实行向职工发放股票期权证，只要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些职工就能够获得极大的收益。上文提到的冠群电脑公司华裔首席执行官王家廉6.5亿美元年收入当中，90%以上是由股票期权所带来的。股市的繁荣意味着那些拥有先进知识或者高技能并获得了公司股票期权证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身价陡升，而大部分人则由于没有可以投入股市的存量资本，又不拥有可用来换取股票期权证的先进知识和高技能，就只能同飙升的股市擦肩而过。
那些进入股市的人们，由于资本拥有量的不同而导致信息多寡及股票收益能力的不同。这是股票市场导致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原因。当美国底层40%（仅占全部财富0.2%）与顶端1%（支配着全部财富的40%）的家庭，分别将他们数量迥异的资本投入到股市交易时，就分别成了股市中所谓的资本大户和小户、散户。前者和后者在股票市场中投入资本的回报率存在相当的差别。资本大户可以相对清晰地了解股票的真实情况，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股价的变化来获取利润；而小户、散户只能根据股票交易市场所显示的股价变化来进行投机交易，结果很容易掉进资本大户设计的陷阱。在美国接近半数的家庭拥有股票，截至1999年底，美国家庭拥有的股票总值比1998年同期增长28%，达到了13.33万亿美元。股票占美国家庭财富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8.34%上升到1999年底的31.7%。[8](P4)但是，只有一个由经理人和职业人士组成的特权阶层靠股票期权及其他投机票证发了财。[12](P281)正是由于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依靠股市来积累财富，一旦股市出现问题，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家庭财富的总值。安然公司高级职员在公司出事前大量抛售持有的股票是最近的一例。2001年底，曾经排在世界企业500强第4位的美国安然(Enron)公司宣布破产，而该公司高级管理层（包括公司1997年以来的先后两任首席执行官斯奇林和肯尼）、大股东以及持有安然股票的政府要员及其亲朋好友在公司申请破产甚至在公司股价一路走高之时（他们自然知道公司虚报赢利的信息），就把股票抛出（单是肯尼和他的28位朋友就从中赚得11亿美元，肯尼本人得到1.01亿美元）。[13](P24)可怜的是那些拥有安然股份的散户及普通员工，他们手中的股票几乎成了废纸。
（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给美国经济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也成为美国社会贫富“鸿沟”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基本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全球配置（源源不断涌入美国移民以及便利的对外投资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劳动力），美国原有的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者就必须面对其劳动力价格下降的威胁，因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到生产技能等同于甚至高于他们但却比他们要便宜得多的劳动力；而掌握了先进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虽然也会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毕竟小很多。由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和技术上都拥有相当的优势，进行相应技术的开发和高技能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资本家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此类经营活动。这样一来，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仍旧能拿到较高的薪酬，结果工资结构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技能劳动力的薪金没下降，甚至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替代的普通职工的市场空间则被进一步挤压，薪金大幅下降。[10](PP163-164)
以美国制造业为例：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美国原来兴旺的汽车、钢铁、机器制造、家用电器等制造业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挑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被削减，生产能力过剩，因此不得不减少本部门的工作机会。这就使得那些中等技能工人的工资不得不承受更大的下调压力。因为，如果条件允许，公司当然愿意雇用那些拥有较高技能的职工从事较低技能就能胜任的岗位。这样，每一个技术等级中都有人被挤下去做下一技术等级的工作，所以，除去部分高技术及高层管理人员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员的工资都下降了，而部分最后一级的人员则不得不转移到比制造业工资低得更多的服务业中来。[10](PP165-175)这对于家庭财富中工资收入占了绝大比例的劳动者来说，自然而然就拉大了原有的差距，美国社会的贫富“鸿沟”在这样的环境中又进一步扩大。
（四）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使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日渐摆脱理性制度约束，使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空间进一步扩大。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失败者，而公平问题则需要国家在市场之外来解决。社会福利便是国家为了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给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偿手段。但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不必然会这么做，也即，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只是这些条件现在或已不复存在，或行将消亡。
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竞争在国内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而在外部，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替代物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产生。特别是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出制度之果——苏联与东欧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便开始面临激烈的制度竞争。“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国家资本主义。”[14](P53)因此，它吸收了社会主义重视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和谐发展的优点，加强了国家干预，大量采用福利国家制度的形式，努力缩小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阶级差距，大幅度削减阶级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经济矛盾。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没有遇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压力，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旨在消解劳资矛盾的调整也不可能发生。[15](P10)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与福利国家制度的陷入困境，资本主义摆脱了内、外制度竞争的双重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以资本主义“正统”自居的美国政府更是把非调控化（即非国家干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当作包治百病的三支令箭。再加上市场的强大压力，它一方面大大降低资本收益的所得税率，另一方面大力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这决定了美国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必然是以强凌弱的征服”。[16](P150)因为“它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鸿沟越拉越大”。[17](P25)
除此之外，1990年代以来，工会组织保护工人利益、影响收入分配的能力降低，也导致美国社会的贫富“鸿沟”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工会组织曾经是一支引人注目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对收入的分配产生过重要的影响。20世纪美国社会在社会保障、最低工资、集体协议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无不与工会围绕着保护工人的权力和福利而进行的斗争有关。但自1990年代以来，工会力量的下降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工会随着传统工业部门的减弱而下降，而工会影响不大的服务部门则发展很快”。[18](P440)另一方面，“罢工未能损害企业这一点，使得过去20年中工会的整体实力大大削弱。”[19](P195)而社会产品的分配状况除了受各社会力量权力关系支配之外，不服从任何特定的法则。[20](P195)由此决定了社会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据弗里德曼估计，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1/5是由于工会组织的衰落引起的。事实上，就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没有死板的劳动规定是美国奇迹的秘密”，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对所有劳动领域的劳动者的绝对控制，是靠对劳动者剥削程度的加深创造的。[21](P50)
以上分析表明，1990年代以来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重要缺陷。其中，最大的危险是——在那些能从美国经济增长中受益的人与不能从中受益的人之间、在那些愿意共享价值的人与不愿共享价值的人之间，由于上述不和谐发展的不断积累，贫富鸿沟把美国社会分割开来。
三、结论与思考
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资本主义内、外部制度威胁的消失，美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社会财富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美国也乘机再一次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但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背后确实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严重脱节，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使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解的社会两极分化的矛盾又逐渐加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描述南北矛盾时曾经说过：第三世界是世界范围内战争与革命的集中点，西方世界就像贫穷的汪洋大海中的富饶孤岛。为了保证21世纪是和平的世纪，一定要保障第三世界得到发展。[22](PP252-254)在美国这个富裕的海洋中，不也存在着一座座贫穷的孤岛吗？如果这些孤岛（随着贫富“鸿沟”的不断扩大）日渐浮出水面，美国经济巨轮还能自由地航行吗？富有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但以他人的贫困为代价却是可悲的选择。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夸大了竞争及其原则的作用与适用范围。不可否认，竞争原则及围绕该原则所形成的一整套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最有效地配置生产要素，提高市场运作的效率。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过度的竞争及对市场与效率的盲目崇拜最终必然会损害效率本身。因为这一切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的不公正，更难以保证经济及社会持续和谐地发展。以上结论又进一步证明：当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在每一个微观组织中产生和实现效率的同时，社会经济整体则需要公平的制度环境，否则微观组织的效率就难以保证。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贫富差距的扩大对美国经济持久良性地发展的威胁。长远看来，过低的储蓄率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而进一步扩大的贫富“鸿沟”对储蓄率的消极影响是无须辩白的。研究表明：贫困阶层由于没有太大的能力来进行储蓄，所以边际储蓄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后，储蓄所占的比例）较低；而富裕阶层的人由于对将来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虽然有很大的储蓄能力，也不愿过多储蓄，故而其边际储蓄率也不高；而位于中产阶层的人，既有储蓄的能力，又担心将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对更高层次生活的向往，相对于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边际储蓄率较高。[23](PP197-248)随着上层和底层之间差距的拉大，中间阶层逐步缩小（其中有一部分进入上层，而绝大部分则进入下层），[10](P243)必然导致新增社会财富的平均边际储蓄率相对于贫富差距较小的情况下有所下降。长远看来，这样会使美国社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再投入的能力相对减少，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公平与效率虽然有矛盾，但二者相互妥协完全是可能的，对此，奥肯的名言是：“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它们互相需要的道理——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24](P105)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造成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危机感。当这种不安定的社会心理因某种“诱因”转化为过激行动时，就会出现社会动荡。而社会的安定，恰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换句话说，如果在当今最发达的、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楷模的美国，穷人只能作为工业化、现代化乃至信息化、新经济的另类风景和点缀，那么就很难相信，他们对整个社会能产生多少认同感。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仅仅用GDP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来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成败得失，从“社会资本”的发展角度来看，当前美国“极化”的发展模式无疑是失败的。试想，有谁能为一个枪支泛滥、没有安全感、时时面临失业威胁的社会叫好呢？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曾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对一项发展战略进行评估时，人们不仅根据它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而且也要根据它对失业或更一般地，它对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有如此之多的人生活在难以忍受的贫穷之中这一事实，常常使得以增长率为最大目的的发展战略不可能得到推进。”[18](P403)反过来，社会如果意识到公平所特有的独立价值，并作为目标为之持续努力，那么将促进一个国家的凝聚力，避免内耗，极大地提高效率。[25](P48)相信，以上论点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适用于美国，而且对现代化征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也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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