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量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对中国当代经济的很多实证研究都牵涉到资本存量K这个指标，特别是关于经济增长、投资效率和TFP的研究。但是，现有相关研究几乎都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测算方法，而他们所得出的数据间却又存在很大的差距，这至少可以反映出某些测算过程存在尚需改进的地方，而对K的测量的不准确必然会影响到后续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所以，很有必要就测算中国的资本存量K进行一个专门的讨论，而这正是本文的主要意图。
一、关于K的测算方法
测算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是由Goldsmith由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现在被OECD国家所广泛采用，它的基本公式为：
值得一提的是黄勇峰等(2002)运用该方法对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存量进行了细致的估算，他们的方法很细致，具有代表性。但是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来测算全国的资本存量时，现有数据很难满足需要，所以我们只能采用粗糙一些的方法而不能采用估算某个行业资本存量的方法来估算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
从现有研究来看，要测算中国的资本存量K，有四个关键：基年资本存量的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的确定、当年投资I的取舍、折旧额或折旧率的确定。下面本文分别对这几个关键点进行讨论并给出我们自己的测算方法和结果。
二、测算中的几个关键
（一）基年（1952年）资本存量K的确定
对于基年，现有研究一般确定在1952年或1978年，为了扩大后续问题研究的样本，我们则将基年确定为1952年，并将不变价格设定为1952年价格。
关于中国早期的固定资本存量，统计年鉴上是没有公布的，所能够查到的数据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数据。所以要确定1952年的资本存量，一般都要采取推算的方法。但是，在一篇研究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先驱性的文章中，邹至庄(Chow,1993)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从国家统计局找到了1952年到1985年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个人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积累的年度数据，然后他根据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将获得的上述数据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五个部门中去，从而获得了1952年到1985年的五部门资本存量估算数据，但是对于如何测定1952年各部门的资本存量数据，文中交代并不详细，最后，他估算出1952年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为582.76亿元（其中不包括农业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和土地的价值），然后他将1952年的农业资本存量设定为450亿元，将土地的价值设为720亿元，所以他所测算的1952年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为1750（注：邹至庄是为了研究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而考虑土地的，他在1952年的初始K中加入了土地。由于本文不准备研究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所以就暂先不考虑土地。但是我们注意到，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在引用邹至庄的基础年份K的数据时没有交代清楚是否包括土地；包括王小鲁和樊纲(2000)的研究（我们这里仅针对其第一章的研究）中将自己测算的基年K与邹至庄的数据进行对比时对自己的数据是否包括土地没作交代。）亿元，不含土地（注：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存量是应该包括土地的，但本文后面没有将土地加入进去。）的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为1030亿元，价格都为1952年不变价。
贺菊煌(1992)采用的推测方法是：假设资本在1964～197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等于它在1971～197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理由是这两段时期内经济体制和国家政策比较稳定；然后他利用迭代方法计算出1964年的资本存量K；他所计算出的1952年资本存量等于946亿元（1990年不变价）。
唐志红(1999)通过不断优化生产函数在20世纪50年代区间的拟合度，采用逐步逼近的方法测算出中国1953年的资本存量为1800亿元（1980年不变价，其中是否包括土地没有交代），将该数据用我们后文计算出的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合为1952年不变价约等于2490亿元。即使我们也象Jefferson和Rawski(1989)所假设以及邹至庄(Chow,1993)所验证的那样“投资品的价格变动在80年代以前是可以忽略的”，不对唐志红所测算的数据进行平减，唐志红(1999)的数据也依然是最高的。
另外，在王小鲁和樊纲(2000)的研究中，他们称“根据反复推算将1952年资本存量设为1600亿元（1952年不变价）”，具体推算方法不详；还有，在宋海岩(2003)的文章中还提到，IMF的Hu和Khan(1997)估计中国1958年的资本存量为235.2亿元，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该数据使用的基年价，但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该数据不包含土地，所以他们的估计是所有估算中最低的。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贺菊煌所测算的1990年不变价用我们下文所估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1952年不变价为679亿元。他们的结果对比如下：
表1 不同研究对初试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
注释：
③ 他们所估算的数据为1958年资本存量，基年价不详。
上面的对比说明他们之间的差距相当大。
为了检验他们对基年K的测算的准确性并提出我们自己对1952年K的测算，我们找到了几个历史数据：第一，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2001》提供的历史资料，1952年上海市拥有的经营性固定资产原价年末数(running initial value of fixed assets)为33.65亿元，而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为6%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3%～4%；我们假设上海市拥有的资本存量占全国资本存量的比例与上海市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例和上海市的GDP占全国总GDP的比例基本相当。那么我们可以大致推测1952年全国的K是上海市K的20～30倍，我们取中间数25倍，估计全国的资本存量在673亿元左右。
第二，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1952年全国的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价为148.8亿元，而净值则等于100.8亿元，而全国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价为149.2亿元。所以可以推断，1952年全国的工业企业总固定资产净值大约为101亿元，而当年工业的GDP占全国GDP的17.64%，假设工业企业的K占全国K的比例与其GDP占全国GDP的比例相等，那么全国K大约等于工业K的5.67倍，大约等于572亿元。当然，由于工业在中国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许其在K中的比例要大于其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例；但是由于我国工业经济的落后和战争的破坏，建国初的社会状况是百废待兴，即使是工业，资本的密集也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可以推断，全国1952年资本存量可能比572亿元大，如果按照6.5倍计算的话，得出的数据与根据上海市的历史数据估算的结果相近。
第三，对农业资本存量的估算，邹至庄(Chow,1993)的研究中也提到，Tang(1981)估计1952年中国农业K为112.9亿元，而他本人估计1952年农业的K为450亿元。我们认为他的这一估计可能过高，我们的理由是下面的经验主义的检验：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1952年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50.5%，如果考虑到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那么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可能超过这一比重；而建国初农业的状况为绝大多数农业劳动还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接近于手工劳作，很少有大型的固定资产可供使用。例如我们从统计年鉴中查到，1952年全国农业机械的总动力只有18万千瓦。所以，我们认为，考虑到我们上面的推测的遗漏和误差，1952年中国的K可能在800亿元左右（1952年价，不包括土地）。我们后面具体测算各年的K时就直接使用这一估计数据。
（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统计年鉴只从1992年开始公布，此前的数据无法得到。所以，现有研究要么采用其他指数来代替，要么采用自己的方法来测算或合成。在对集体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研究中，Jefferson（中文版，1995）选择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平减集体企业的现价总产值以压缩集体企业的产值中可能存在的“水分”；宋海岩等(2003)在对1978年前数据的处理中直接借用了邹至庄的积累隐含平减指数，对1978年后的数据则采用全国建筑材料价格指数来代替；在对美国生产率的研究中，乔根森(2001)则认为可以用耐用消费品价格指数或批发价格指数来代替它，并认为后者比较合适。对于直接计算，在1993年中国的统计体系还没有建立之前，邹至庄(Chow,1993)则利用统计年鉴公布的积累指数计算出了积累隐含平减指数，用它来对各期的积累额进行平减。Jefferson等(1996)则采用建筑安装平减指数和设备购置平减指数的加权平均计算出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由于我们无法从统计年鉴上获得1992年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所以无法直接计算。但是从《上海市统计年鉴2001》年所提供的历史数据中，可以找到1951～2000年上海市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然后可以计算出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的处理方法是将1991至200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关于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线性回归，拟合出一个“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而我们则直接采用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代替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样做的理由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包括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基于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结果而得，即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组织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及抽选出的市、县城调队依据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的价格统计调查制度向基层采集原始数据汇总后上报所得。它是一种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非全面性调查。因此，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之间不存在着解释和被解释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与其用这种拟合方法获得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不如直接用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代替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我们认为，如果相对于其他价格指数而言，上海市的价格波动与全国的价格波动相一致的话，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上海市的和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波动相一致。在图1（图表略，下文同）中我们将上海市和全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两者的波动非常一致。所以我们推断：用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代替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可行的。当然，由于统计年鉴上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根据抽样调查而非全面调查得出来的，所以根据历史资料所计算出来的指数与统计年鉴上所公布的数据是并不相等。
（三）对当年投资I的取舍
在计算每年的新增资本时，大多数研究采用了进行了一定扣除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例如王小鲁等(2000)认为我国投资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浪费，直接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会导致K虚增。对1980年前，他们用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乘以固定资产投资交付使用率来计算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而对于1980年以后，则直接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在关于研究国有企业的文献里，陈宽等人(Chen,et a1,1988a,b)从总的固定资产中完全扣除了职工住房投资。而谢千里等人(Jefferson,et al,1992)则是用样本企业的“生产用资本”来替代总的固定资本。在另一篇论文里，谢千里等人（中文版，1995）在新增固定资产中扣除了住房投资和非生产性资产。大琢启二郎等人(2000)在估计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时，也完全剔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这一项。很明显，他们虽然都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扣除，但是扣除的理由却是不同的。
当然，对于这种扣除，也有反对意见。胡永泰等人(Woo,et al,1994)针对陈宽等人的上述做法就有过评论。他们认为即使要做剔除，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做部分的剔除。胡永泰等人自己在回归中发现，如果不剔除“非生产性”的劳动与资本投入，TFP增长率的估计值为-4%，且在统计上显著；剔除了非生产性的投入，TFP的增长率为-2%，但统计上不够显著。所以我们认为剔除问题的确是敏感的。
与他们不同的是，贺菊煌(1992)和邹至庄(Chow,1993)则是用积累来表示新增资本的。例如邹至庄认为“积累就是资本存量的净增加”，于是就将总积累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个部门中间去而获得了各个部门的资本存量；根据统计年鉴的解释，“积累额”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以及增加社会储备的物质产品价值，即国民收入使用额中除去用于当年消费之后的余额。其物质形态为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部门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扣除固定资产磨损）和流动资产。积累按照用途可以分为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按照性能可以分为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而“生产性积累”是“由社会产品中的生产资料组成，包括物质生产部门新增加的生产用固定资产（扣除固定资产磨损）以及各生产企业的原材料、燃料、半成品和属于生产资料的产成品库存、商品库存、物资储备库存等流动资产的增加额；”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用生产性积累这个指标作为当年资本存量的增加比较合适。而且，采用这一指标还可以回避上述扣除问题以及下面对折旧的处理。
但是，由于贺菊煌(1992)和邹至庄(Chow,1993)进行研究的时候，中国的统计体系还未转变，所以统计年鉴上还在公布积累数据，但是从1993年起，新的统计体系已不再公布积累数据，所以导致无法直接沿用此方法。但是，“积累”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概念的主体是一致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导致我们考察数据时发现：从1954年到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性积累的增长率波动情形极其相似。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经验主义规律来假设：1993年以后生产性积累的增速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仍然基本保持一致，利用这一假设我们拟合出以后各年的生产性积累数据。
另外，与对扣除后的固定资本投资或固定资本形成要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一样，对积累数据也需要进行平减。在邹至庄(Chow,1993)的文章中，他利用积累指数和积累总额计算出了积累隐含价格指数，然后对从1984（注：他在文章的第813页提到，Jefferson(1989)等认为在“1980年前，中国投资品价格的波动可以忽略”，而邹至庄本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Jefferson(1989)的研究中是从1981年开始对积累进行平减。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对1981年或1984年前的积累进行平减。）年开始对各年的积累进行平减。而在本文中，由于我们无法拟合出1993年后的积累指数，所以也就无法得到1993年以后的积累隐含价格指数，所以我们就一直采用根据上海市的历史数据计算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积累进行平减，理由仍然是二者在主体上是一致的，所以两者的价格指数也应该大体一致。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在表2中列出了根据上海市的历史数据所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根据我们上面的假设所拟合出的中国的1952年不变价固定资本存量数据。
最后我们又对根据假设所得到的数据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一下对比，结果发现，我们拟合的积累数据相当于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6%～10%的扣除。
（四）对折旧的处理方法
首先，在考虑资产的磨损是用重置率还是用折旧率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任若恩和刘晓生(1997)以及黄勇峰等(2002)的研究。他们认为，重置是指生产能力的维持或恢复，因此在资本存量估算中出现的是重置率的概念；而只有资产效率按照几何方式递减时，折旧率和重置率才会是相等的。
王小鲁等(2000)是在固定资本形成的基础上同意采用了5%的折旧率，而宋海岩等(2003)则是在官方公布的名义折旧率3.6%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增长率作为实际折旧率；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假设资本的物理折旧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
邹至庄(Chow,1993)利用“折旧额＝GDP－国民收入＋补贴－间接税”这个公式计算出折旧额，而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则直接借用了邹至庄(Chow,1993)所计算的1994年前的折旧额，1994年后，他们则是将各省的折旧额加总得到全国的折旧总额。
（五）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
人力资本的估算是一项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要估算中国的人力资本时我们还要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数据的可得性，王小鲁等(2000)对此已经做了深入研究。现有研究中用来测量人力资本的常见指标有：入学率（又分为总入学率和净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平均接受教育的时间等。但是在测算人力资本的研究中，特别是用受教育时间作为测量人力资本的指标时，至少还存在下面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王小鲁等(2000)的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年限的可加性问题，我们知道同样长的大学教育是不能等于同样长的小学教育的，一个受了20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显然要比两个受了10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之和要大；而且，即使时间一样长，现在所受的教育不能等同于过去所受的教育，因为教育质量也在变化，而且从不同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似乎也不能完全等同；第二，使用受教育时间会忽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长；第三，王小鲁等(2000)在考虑劳动者退出劳动导致人力资本减少时只算了“退休”人员，却没算那些在农村的“没有退休资格”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因为在中国农民是没有“退休”的，他们只会随着年龄和体力的下降而逐步减少或退出生产活动，所以对他们的人力资本也需要考虑；第四，既然有形资本需要折旧，那么人力资本也是需要“折旧”的，这种折旧可以体现为陈旧的知识不再满足生产的需要而被淘汰；第五，对于高中未毕业的所有学生来说，他们都没有参加劳动或工作，所以他们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贡献，要不要加入社会总人力资本中去还有待考虑；当然，上述问题并不是某个特定研究的问题，而是这个研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如何测算中国的人力资本也是值得继续研究的方向。
四、对估算数据的比较与检验
（一）对估算数据的比较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本文拟合的数据与王小鲁和邹至庄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如图3所表明的，结果我们测算的数据与邹至庄的数据基本一致，但是比王小鲁的测算结果要高。但是我们目前还不能由这种数据的绝对高低来判断数据的优劣，而要采用其他方法来检验。
（二）对数据的检验
拟合数据是否合理，我们可以进行一下事后的初步检验，比如检验根据测算数据得出的资本／产出比率(K/Y)。
从图4中我们看出，三条曲线的波动特征相当一致，但是根据王小鲁所测算的数据计算的资本产出比较低，无论是他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不变价格GDP还是根据他们自己所计算的不变价格GDP，所得到的资本产出比绝大多数年份都在2.5甚至2.0以下，这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产出比例一般在2.5左右的情形形成了对比。根据直觉，我国的资本产出比应该比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产出比要高而不可能比他们低。这初步说明王小鲁估算的K数据可能有点偏低。当然，这里至少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选择1952年价格为基年价是否合适，而这要取决于1952年的总体价格水平与其他年份的相对情况。
另外，根据我们自己测算的K的数据计算的资本产出比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在2.0以下，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土地也包括在资本的范围之内，如果象邹至庄那样估计中国的土地价值大约为720亿元的话，加上土地，我们测算的数据所得出的资本产出比在整个上世纪50年代就会上升到2.0以上；第二个原因可能取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正如前文所述，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GDP一半以上的贡献要归功于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产业，而当时第一产业的基本状况是资本短缺和生产方式落后，甚至很大一部分还是手工劳作。所以我们相信，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K/Y偏低属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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