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之音，和而不同——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风貌为重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而不同论文,大唐论文,三大论文,唐代论文,风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治隋唐文学者最喜称道隋唐政治统一促成南北文学的合流，并进一步推论在南北分裂局面中，文学始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南北地域既然统一了，那么文学也“纳入了统一的进程之中”（注：参见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18页。）。认为终隋一朝，南北文学的合流仅限于诗风的相互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合而不同的过渡性质。据此推论，则唐代文学就具有一种合而且同的成熟性质。将政治的大一统与文学的统一、文风的合流划等号（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将政治的分裂与文学的地域色彩简单等同，这是一种主流观点，在学术界影响极广。几乎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范式，或“基本假定”、“绝对前提”，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被作为定论性知识写入流行的文学史教材中。唐代文学中的地域色彩究竟是否存在，南北文学的合流或合其两长应该如何理解，大一统帝国中是否有统一的文学，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检讨。
一 文学的地域特色
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中国古人对此早有深刻认识。《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统治者只能修教齐政，但却“不易其俗”、“不易其宜”，非不为也，不能也。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对此理论发挥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政治的统一并未改变寒暖燥湿、水土风气，故音声之差、习尚趣味之别也无法彻底改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模式。《淮南子·墬形训》：“土地各以其类生……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秏土人丑。”唐人李筌《太白阴经》中引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说法，亦认为人的性格与地域有关系：
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
《绀珠集》也说：“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人毅而近愚，饮淡而轻生，士沉厚而慧，挠之不屈。”明人谢肇浙认为“此数言足尽南北之风气，至今大略不甚异也。”（注：《五杂俎》卷三《地部一》引。）如果说这种看法将性格与地域的关系简单化，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那么唐人柳芳《氏族论》中的观点就较系统全面：
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
指出山东、江左、关中、代北四大地域因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习俗风尚的不同，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因政治的统一而丧失，也没有因文化的整合而消亡（注：参见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又收入谭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以上就地域文化的差异立论，以下试再从三大地域文学传统的差别申述（注：唐代的文化既有南北之别，还有东西差异，笔者拈出关中、山东、江南三大文化区域，即含有对此两个层面意义的体认。详参拙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一章，中华书局2003年版。）。阮籍《乐论》指出不同的风俗与音乐的地域色彩有密切关系：“故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注：见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四六。）认为殊风异俗造成艺术的音异气别，曲节不齐，这种认识应该说是有道理的。笔者选择三大地域文学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谣曲秦声、吴歌、齐讴，分别予以讨论。
1.秦声
《吕氏春秋·音初篇》对音乐文学的起源进行追溯时已提出“东音”、“南音”、“西音”（秦音）、“北音”的差别。说明音乐源起即与地域文化有关，音乐的分类亦可以地域的差别而区分。后来《左传》中的“八风”（注：《左传·襄公十八年》及杜预集解。）《诗三百篇》中的十三国风及二南亦与地域有关。
除《吕氏春秋》所述西音与秦文化相联系并产生出早期的秦地音乐外，《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也是典型的秦地音乐文学。一直到战国后期，李斯还曾描述这种音乐演奏情形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注：《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司马迁外孙杨恽谈到自己的文化生活时曾说：“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注：《文选》卷四一杨恽《报孙会宗书》。）
《乐府诗集》将“相和歌辞”分成十类调曲，其中的平、清、瑟、楚四调，都是用秦筝伴奏，相和歌是汉代清乐的主体，说明秦地音乐对整个汉代民歌的巨大影响（注：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397页。）。一直到隋唐时，还有秦声的说法，《隋书·音乐志》：“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
关于秦地音乐文学的特点及成因，班固曾指出：
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注：《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论。）
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与军事地理环境在隋唐时并未有大的改变，陇西、北地、上郡仍为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交界地带，首都长安五方杂错的特点亦未改变。“秦雍之郊，俗称劲勇，汾晋之壤，人擅骁雄。”（注：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二《求猛士诏》。）所以杜佑总结道：“五方错杂，风俗不一。汉朝京辅，称为难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阳、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自东汉、魏、晋，羌氐屡扰，旋则苻姚迭据，五凉更乱，三百余祀，战争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余郡县，习俗如旧。”（注：《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王文锦等点校本，第五册，第4560页。）
地理环境的制约与规定，风俗习尚的影响与渗透，遂使音乐文学的传统能长期保留，歌谣慷慨，雄深雅健，仍是关中区域音乐的特点，而音乐与诗歌、民间文化与文人创作的密切关系，遂使唐代关中文人创作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注：参见拙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第二章《关中方士风气与文学趣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其他地域士人迁徙于此，濡染熏习，亦不能不受其影响。
2.吴歌
吴地音乐又被称为“吴歌”、“吴谣”、“吴歈”。马融《广成颂》形容江南音乐（渔歌）演唱时说：“发棹歌，纵水讴，淫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注：《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陆机有《吴趋行》一诗，吴趋即吴歙、吴歌。崔豹《古今注》：“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也。”《宋书》卷一九《乐志一》解释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诗中写道：“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楚妃之叹、齐娥之讴与吴人之趋，都是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音乐，因作者是吴人，所以对吴趋情有独钟，认为其更有特点。
除吴歌外，南方荆楚一带还流行着西曲，《乐府诗集》卷四七引《古今乐录》：“《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其方俗谓之《西曲》云。”左思《吴都赋》还提到南方各种音乐汇集的场景：“登东歌，操南音。胤阳阿，咏
任。荆艳楚舞，吴歈越吟。翕翕容与，靡靡悄悄。”南音、荆艳、吴歈、越吟，都是指南方的音乐。
大历、贞元年间，以皎然、顾况、朱放、张志和为代表的吴中诗派注意汲取吴楚民间谣曲滋养，开始了艺术新变的探索。他们取材于吴越土风，仿效吴中俗体，“采吴楚之风，虽俗而正”（注：皎然《诗式·淡俗品》。），皎然还用“楚奏铿訇，吴声浏亮”（注：皎然《玄真子画武城赞》。）八字形容大历九年张志和游湖州时，吴中诗人盛会的情况（注：此段论述参见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又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一书，分别讨论了浙东诗人群、浙西诗人群、苏州诗人群等与集会总集的关系，对南方地域与诗歌的理解更为深入，可参读。）。
唐代诗人除南方土著作家外，其他地域的诗人对此亦特别醉心，如李白作品中对吴歌、楚曲、越吟、吴越曲、吴越调等心向往之，爱慕之情溢于言表（注：此段对李白作品的论述参见肇明《“新弦采梨园”、“醉发吴越调”——李白诗歌与剡中戏曲的关系》，《中国李白研究》98—99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李白还曾仿吴声歌曲作《越女词》，不仅写出吴越风物，而且还具有吴越民歌风味，在语音上因受吴语的影响，故押韵亦显得特别，说明吴音比中原音韵更复杂丰富。
3.齐讴与洛下吟
齐讴指齐地的民间音乐与歌舞，洛下吟指东晋以来传到南方的中原洛阳读书音，此借以说明山东地域的富有地方色彩的音乐文学现象。曹植作品中多次提到各地音乐作品表演的情景：“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50页、第452页、第686页、第617页、第425页。）“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50页、第452页、第686页、第617页、第425页。）均将齐地的音乐与秦地的音乐相提并论，说明是两类极具个性的作品。陆机除有《吴趋行》外，还有《齐讴行》，写齐地形势、出产及历史。他还在《拟今日良宴会诗》中写齐、秦两地乐人的演出活动及艺术效果：“齐僮梁甫吟，秦娥张女弹。哀音绕栋宇，遗响人云汉。”（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50页、第452页、第686页、第617页、第425页。）张华的《上巳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妙舞起齐赵，悲歌出三秦。”（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50页、第452页、第686页、第617页、第425页。）山东地域广大，不仅齐地与秦地相差较大，就是齐、赵、燕与中州之地的洛阳也各不相同。所以曹植《野田黄雀行》中写道：
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50页、第452页、第686页、第617页、第425页。）
所谓的“赵、代之讴”，所谓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就是指这一带迫近边地，故人民高尚气力，剽悍勇武，与中原地区迥异，反倒与关陇区中的风气接近。
二 文体的地域差别
唐代取得辉煌成就的两种文体，诗歌与古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与地域文化有密切关系。
汉末诗歌之慷慨悲凉，主要是北方文学的基调，永嘉之后，北人络绎南迁，文学重心随之移到南方，辞赋、诗歌一方面受到南方风尚的熏染，另一方面因贵族文士潜心此道，使艺术的表现力日趋丰富，作品被打磨得珠圆玉润，铺锦列绣，雕绩满眼。尤其是四声八病理论的提出及实践，为诗赋形式美的追求提供了更加广大的空间，为此后唐诗的出现埋下伏笔。而北方洛阳及长安文士对南方新风尚的狂热崇拜更显出南方的成就不同凡响，虽然据说北人对南方真正的艺术精品并不能赏识，但这种盲目崇拜仍然是可嘉的。隋末唐初北方文坛上弥漫的南方文风，并非真正的南北合流，而是北朝时期北人崇尚南方文风的变本加厉，是文学地域风格因统治者个人偏好而上行下效的一种文学捧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散体的古文在北方地区逐渐发展，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等魏晋南北朝几部重要学术著作都采用散体，且都产生于北方，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苏绰、宇文泰对文体改革的尝试（注：参见拙文《苏绰文体改革新说》，载《文史哲》1999年第6期；又收入拙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李谔、隋文帝对应用文体文风的再度强调，并采用行政手段厉行改革，也是发生在北方的重大文学事件。罗根泽对此概括说：“后来首先反对六朝文学者，是隋朝的李谔及王通；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此后的韩柳也是北人，罗先生认为唐代的古文运动继承的是北朝系统，是以北朝的文学观，代替南朝的文学观，唐初文学逐渐以“北”代“南”（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114、120页。）这些看法虽有些绝对化，但认为古文运动肇端于北朝，南北朝迄隋唐倡导并实践古文写作者多为北方人，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
根据本文第三节援引冻国栋《唐代散文作家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唐代诗人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知，江南地域（江南道与淮南道）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抑或总量，散文家的数量不仅少于北方的山东区域，就是比关中区域也要少，但在诗人一项中，则显示了江南的传统优势，特别是后期的增幅更大。
诗赋观念的由南向北扩张以及散文观念的由北向南推进，地域文学理念获得超地域的发展，由空间向时间绵延，这并不是对空间特质的否认，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空间风格的一种延伸和保存。
三 文人的地域分布
关于唐代文人的地域分布，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出现。如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分别绘制出《唐代的诗人》、《唐代前期的进士》、《唐代后期的进士》三图（注：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插于第22—23页间。），直观清晰，殊见功力，且是此类研究的开创，经常为人们所征引和称道，唯陈著没有交代所用文献及资料的出处，不便于复核和验证。
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一文（注：见史念海《河山集》第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又收入作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将两《唐书》中能具知本贯的一千九百多人依据本贯的道州县分布，图、表、文皆备，并有详尽的解释说明，是此类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唯因两《唐书》所记本贯及郡望错综复杂，加上士族的归葬地、迁徙后的现住地等形成“多家形态”（注：参见毛汉光《中国社会史论》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又拙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五章《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第十三章《从碑志看唐代河东裴氏的迁徙》皆有引述，可参读。），更形复杂，史先生在取舍中偶有自相矛盾处。
费省仿效乃师史念海先生，撰《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注：费省《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见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篇幅虽不大，但材料整齐，析置亦更准确。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中辟专章讨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注：《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其中涉及到唐代文人分布，篇幅虽简短，但精当深刻。
曾大兴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书（注：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第五章为《隋唐五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第一节分布格局依姓名、籍贯、今址、县州郡统计列表，第二节探讨分布成因，更加细致深入。
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一文（注：收入作者《唐代文学丛考》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充分利用各种文献并参考今人研究成果，于望贯取舍，亦有一以贯之的原则，后出转精，可信度较高。
此外，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一书（注：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亦曾根据《新唐书·文艺传》、《登科记考》，日人平冈武夫、市原亨吉编《唐代的诗人》，今井清二编《唐代的散文家》等文献，经研究并绘制出《唐代诗人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唐代散文作家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唐代进士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等表，简明直观，从量化的角度比较出各道人物分布及前后期变化，极有参考价值。
下面将史念海（简称“史著”）、冻国栋（简称“冻著”）、陈尚君（简称“陈著”）的有关统计成果按三大地域列表，便于比较分析。因各家所依据的统计文献不一，对人物望贯的理解不一，统计对象亦不一（人物、文学家、进士、诗人或散文家）、统计时间不一（总计或前后分期），故统计结果自然有许多差异，但是若以道为单位，或以本文的三大地域为单位，还是能看出一些分布规律。
1.关中地域
（表一）
人物进士
散文家
诗人
关内 陇右 关内 陇右 关内 陇右
关内
陇右
史 前期 263 23
著 后期 267 22
冻 前期
12
1
117
8
著 后期
50 20
140 21
226（京畿）
陈著 6（关内） 27
53（宗室）
小计
530 45
62 21
257 29
285 27
合计
575 83 286
312
2.山东地域
人物
进士
散文家
诗人
河南 河北 河东 河南 河北 河东 河南 河北 河东 河南 河北 河东
史 前期 177 171 110
著 后期 224 238 114
冻 前期
16
28
11
75
72
47
著 后期
71
57
47
121 138
79
200
陈著（京畿） 245 149
157
（河南）
小计
401 409 224 87
85
58 196
210 126 357 245 149
合计 1034
230532
751
3.江南地域
人物进士
散文家 诗人
江南 淮南 江南 淮南 江南 淮南 江南东 江南 淮南
史 前期 61
34
著 后期 86
24
冻 前期
14 3
40
10
著 后期
177 8
130
11
陈著 404
159
60
小计
147
58
191 11
170
21
404
159
60
合计 205 202 191623
综括以上三表可以看出：就总量而言，山东人才最多，无论是两《唐书》中的人物，还是进士、散文家抑或诗人，都名列第一，说明传统的文化中心仍具有极大的优势，而关中地域除两《唐书》中的人物及进士两项外，其余各项都不及江南地域。
就前后期的分布变化来看，各地域后期大体都比前期人才数量有所增加，其中尤其以江南地域增加的幅度最大，特别是进士、散文家、诗人三项增加的比例最高，孙国栋通过对南北方进士科与明经科人才的消长比较分析说：“南人以灵秀之姿及六朝以来文学传统，崭然从进士科露头角，故中唐以后，南方寒士入官较中唐以前比例增多，所以谓晚唐进士科之盛，可以觇南方寒士上进之趋势则可，若遽以晚唐进士科代表寒族则未可也。大抵南人重进士之趋势至宋而益明，欧阳修谓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正谓此也。”“自板印经史之流行，寒士得书日易，此与教育之普及，相辅相成。当时尤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书籍之保存，多在东南，此区域均为寒士之新土，北方大族之旧乡，书籍反见残缺。”（注：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见孙著《唐宋史论丛》（增订版），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44、256页。）这一变化趋势显示出南方大开发中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的再度崛起，说明文学的空间差异在晚唐五代仍然非常明显。
四 关于三大地域文学独特性的重新思考
唐代文学的发展既有时代性，又有地域性，既有某些共同的普遍性的特征，又有个别的独特性，每个地域因其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决定与限制，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与区别性特征。所谓的“仰天文而窥日月，虽共光华；凭地理而考山川，即殊南北”（注：《全唐文》卷一八二王勃《送韦少府入洛序》。）入隋以后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论及南北方自然环境对语音及人的气质的影响。周祖谟具体分析道：“南北语音不同，各有土风，北方大致以洛阳音为主，南方大致以金陵音为主，梁益、秦陇、荆襄当又有异。”（注：周祖谟《魏晋音与齐梁音》，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在《颜氏家训·风操》中还谈到南北性格的差异：“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别。……此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别，欢笑分手。”陆法言《切韵·序》中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方音的差别也是文化差别的一个侧面。唐代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南北朝及隋代相比，并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故这种差异仍然存在，唐人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注：《经典释文·序录》。）重浊与浮清、清绮与贞刚、声律与风骨的融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融合以后的个性特点与地域特点仍无法消解。那种简单地将文学纳入到一个统一模式中的企图，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理想的文风应该是“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注：《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论。）。一定要说融合的话，那么诗风的融合应该是五色成章、八音繁会，仍然是不同之同，或者说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大同”境界。
唐代文学中的诗赋开始于南方绮艳诗风的北渐，兴盛期南北诗风趋向整合，但安史之乱后，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南方的重要性重新突显，唐末时南方绮艳诗风再次复归。唐代文学中的散文崛起于北土，逐渐向南推进，主要作家又都是北方人。虽然在有唐一代，散文并没有能取代骈文，但是散文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散文的实绩为人们所注目。故如果说唐代散文理论家及创作者主要是北方人的话，那么到了宋代，连散文这块阵地，也主要被南方人所占领，宋代古文的六大家都是南方人，仅这一点足以说明南方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决定性胜利。人们只注意到文学盛衰系乎国运兴亡，与政治曲线同一起落，没有能充分考虑经济文化重心的倾斜与转移对文学空间差异的强化与突显。
文学的整合、文风的合流，永远只是一种趋势。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一般以此作为南北文学统一的证据。但实际上，魏徵并没有提供南北文学合流的证据。从字面来分析，魏徵讲“若能”云云，是一种假设，表示希冀，只是一幅儒家理想主义的蓝图。“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实际上做不到，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试图将唐代文学的丰富复杂，用点评式的只言片语或教科书的逻辑范畴简单归纳，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文学的特征是个性，是丰富多彩，不可能用一个模式去规范，泯灭了地域差别，消解了空间风格，文学就变成了文化快餐流水线上统一规格的商品了。
本文的结论是：
一、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关中、山东与江南三大地域各自形成独特的文学传统，秦声、吴歌与齐讴可以说是三大地域中最具代表性并富有地域色彩的音乐文学，对唐诗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唐代取得辉煌成就的两大文体诗歌与古文，亦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诗歌的发展路径是由南向北，唐诗肇端于南方诗风北渐，最后又结束于南方诗风的弥漫；古文兴起于北地，并由北向南推进，其理论倡导者与创作实践者亦多为北方人，但到了宋代，古文亦为南方士人所擅长；
三、唐代文人的分布亦具有地域特色，唐前期次序为山东、关中、江南，唐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这种变化显示出历史机运的潜转暗换；
四、由于文学的地域传统及各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唐代文学仍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文学的统一与合流仅仅是一种理想，文学的空间差异始终存在。大唐之音，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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