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教育的摇篮——记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武昌论文,专科学校论文,摇篮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热心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韦棣华女士
韦棣华女士(Miss Mary Elizabeth Wood)生于1862年，美国纽约州巴塔维亚(Batavia)人。毕业于波士顿(Boston)市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图书馆学专科。来华前在纽约州巴塔维亚市的一个图书馆工作。她的弟弟韦德生早年来华，在武昌圣公会任牧师。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些传教士被杀了。韦女士闻悉后，顾虑她的弟弟的安全，乃于1900年5月16日只身来华探视，并欲劝其弟弟回国。她到武昌后，见到她的弟弟安然无恙，反而接受了她的弟弟的建议留在中国了。1901年韦女士在武昌文华学校教英语。1903年文华学校改为文华书院，韦女士仍在该校任教，并在该校创办了一个图书室，自任总理。该图书室只不过是个八角亭，报纸数份，旧书少许而已。当时在我国除1902年成立的湖北省图书馆而外，整个图书馆事业还停滞在“藏书楼”阶段。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分别庋藏在官府和私人的楼堂里，束之高阁，常年很少利用，固闭尘封，徒供一、二相知玩赏与虫鱼蛀蚀而已。韦女士有见于此，深深感到中国当时图书馆事业不发达，以致民众教育落后，人民生活艰苦。她毅然以开通中国民智，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为己任，产生了发展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念头。1906年文华书院开设大学课程的本科班。1907年韦女士回到美国筹集建设图书馆的资金。在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地一些教会和知名人士纷纷捐款，一共筹集到十万美元，收集到三千册图书，她回到武昌开始建馆。1909年文华书院经美国哥伦比亚州之立法允许，升为文华大学。费时两载，终于1910年在武昌昙华林文华大学校园内建成一座号称“十万元建筑，三万册藏书”的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实际藏书据1918年统计有中文书1012种，共11771册；西文书籍6704册。1934年统计达48208册）。所谓公书林者，乃公众化之公共图书馆也。意思就是打破中国过去的“藏书楼”传统观念，介绍美国近现代图书馆制度，使图书馆在学校，为学校之心神；在社会，为社会之骨髓，起到协助教育，启发民智的作用。其馆址虽在文华大学校园内，隶属于文华大学，实非文华大学所私有。主要宗旨使其藏书不仅为文华大学师生服务；而且还为武汉各界广大公众服务。故不名文华大学图书馆，而名为文华公书林，成为我国第一所美国式公共图书馆。为方便读者，文华公书林在我国最先实行开架式，让读者直接在书架上自由寻求所需要的书籍。这不但在当时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在欧美也只有少数图书馆在试行中。
文华公书林有一付对联：“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从这付对联可以看出韦女士是多么期望公众来公书林博览群籍，获得丰富知识，陶冶美好的情操啊！可是，由于在当时公众对图书馆这一新生事物是陌生的，没有到图书馆借书、读书的意识，致使公书林建成后，来馆阅览者，寥若晨星，几乎门可罗雀。但韦女士并不因此而灰心，在校内外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使人们了解公书林，利用公书林；并给来馆借阅者，予以周到服务，因此来馆读者日愈增多。由于实行开架式，难免发生书籍丢失、损坏情况，因而引起文华大学校长翟雅各(James Jackson)博士及一部分教师反对。但韦女士意志坚定，没有在强大压力下屈服，认为给予读者的利益大于书籍的损失，仍继续实行开架式，面向公众开展下去。自1914年起，还增设分馆，开办巡回文库(Circulating Li-brary)，将文华公书林书籍送到武汉三镇的茶肆、工场、商店、医院、监狱、兵营、孤儿院、小学校、会社、住宅和乡村，给公众就地借阅。文华公书林把图书面向社会开放，开架借阅，送书上门，定期换书，这种最大可能为公众服务方式，是向我国封建“藏书楼”首先提出挑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件，是图书馆事业史上重大的转折点，对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以后韦女士创办了文华图书科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后，就由学生利用课余负责巡回文库工作。并为巡回文库募捐，设置专款购置适合公众的通俗读物，更有利于公众阅读。
其后翟校长去世后，翟夫人竟将其全部遗书捐给上海圣约翰大学，而不捐给文华公书林，足见其成见之深。
二、文华图书科的创办及在曲折中前进
韦棣华女士不以在文华公书林取得的成绩为满足，认为只有创办图书馆学的专门学校，培养出大批图书馆专门人才，才有可能使中国全面开展图书馆事业。于是，韦女士着手进行创办图书馆专门学校的工作。要办图书馆学专门学校，必须要有师资。沈祖荣自1901年起，在文华学校、文华书院及文华大学求学期间，韦女士一直是沈祖荣的老师，沈祖荣的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给韦女士留下了深刻印象。1910年沈祖荣在文华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后，韦女士特留沈祖荣在文华公书林当她的助手。适逢当时中国开放了私费个别出国留学。韦女士乃于1914年派遣沈祖荣赴美，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ool)攻读图书馆学，受业于图书分类权威杜威(Melvil Dewey)博士，1916年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是为我国最早赴国外，攻读图书馆学的先声。1917年春沈祖荣归国后，韦女士将文华公书林总理一职让给沈祖荣担任。1917年又派文华唱诗班领队胡庆生赴美，仍在纽约州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1919年胡庆生学成归国，仍在文华公书林工作。
1920年3月韦女士在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A·A·Gilaman)博士、主教韦卓民的支持下，在文华大学创办了图书科。文华大学图书科以独立的专业，系统地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在我国是首开先河。由胡庆生担任科主任，以文华公书林作为讲课场所及实习基地。于同年秋季招收了图书科第一届学生共6人，由沈祖荣、胡庆生及韦棣华女士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该科仿照美国纽约州公共图书馆学校学制，招收在大学修满二年以上学生入学，再学习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两年毕业。图书科第一届至第六届学生都是从文华大学内修业期满二年以上的文科学生中招收兼读选修图书科规定专业课程的。所招收的学生除继续完成原学专业课程外，同时在两年中又要修满所兼读选修图书科的专业课程。学校一方面发给原学专业的毕业证书，授予学位；一方面又发给图书科毕业证书。图书科的学生虽是兼读选修，但学生毕业后，都是从事图书馆工作。沈祖荣在《谈图书馆专业教育》一文中谈到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训练时说：“这样的图书馆学训练，是比较高深完整的。这个办法，是在大学课程或学系里面，设一个图书馆学系或科，占大学全体修习课业的若干学分，修毕大学课程的时候，得领受大学毕业证书或学位；同时也得领受（或不能领受）图书馆学系修完的凭照。在美国大学里设有此项图书馆学系的有十余处[1]。”从沈祖荣所说的，可以看出，图书科采用兼读选修学制，是有根据的。
图书科是采用学分制，所设计的课程和采用的教材是按照美国纽约州公共图书馆学校及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校的比例，结合我国实际酌予变通的。后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系改为图书馆学研究所，因文华大学图书科与该所课程有相通之处的关系，所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仍同意图书科毕业生插班入该所二年级修业。图书科的主要课程有：中国目录学、中文参考书举要、西文参考书举要，西文书籍选读、西文书籍编目学、西文书籍分类法、近代史料、图书馆经营学、中文书籍选读、中文书籍编目学、中文书籍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史略、西洋图书馆史略、图书馆行政、各种图书馆之研究、图书馆建筑学、西文打字、各种字体书写法、特别讲演、实习等。各届讲授课程略有变动增减。如1931年增设索引与索引法、儿童图书馆二课。1934年增设中文档案管理，西文档案管理二课。1937年适应抗战需要增设军训一课等。语言方面：德语、法语为必修课，日语为选修课。语言课程讲习之法与一般学习语言之目的不同，皆编有专书，以适合于图书的选购、分类编目及读者咨询之用为目的。先后聘请了费锡恩、华玛丽、盈格兰、克若维、殷格荣、韩德霖、毕爱达、郝露斯等多名外籍教师讲授外语和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讲授专业课程亦用英语讲授。因此，图书科学生外语水平普遍较高，为较多的毕业生出国深造或在国外图书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25年文华大学与武昌博文书院、汉口博文书院、长沙雅礼书院、岳阳湖滨书院五所学校合并为华中大学，图书科并入华中大学后，仍保留“文华图书科”名称，称为“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
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韦棣华女士是尽了大力的。韦女士说：“庚子赔款整个来说是一个勒索，不是偿还债务，应把600万美元还给中国用来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尤其用于图书馆事业。”为此，韦女士首先于1923年去北京说服美国驻华大使萨契曼支持这一建议。接着她又奔走中国各地与名人学者协商，争取中国名人学者的广泛支持。同年韦女士专程回到美国，将中国各界关于将赔款作为补助图书馆事业的要求告诉美国人民。她在华盛顿日夜奔走，四处呼吁，居住达数月，赢得美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美国有150名美籍华人，65个教育家、牧师和商人支持她的建议，向美国总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她又以个人名义上书美国国会，与435位参众议员分别面谈，并拜会美国总统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访问报社，会见记者，终于1924年5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决议，把600万美元退还中国，用于文化教育。翌年六月通过分配款项原则规定：“促进永久性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因此，保管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于1926年1月26日举行第一次年会决议：从本年起补助文华图书科教席及学生助学金每年一万元，其中五千元作为聘请老师之用，并扩充课程；其它五千元作为学生助学金，补助学生二十五名，每名每年补助二百元。1926年至1929年共三万元。以后随着学生人数增加，补助金额亦有增加，如1930年至1932年三年共补助金额为四万元。自此，文华图书科有了可靠的经费来源，促进了文华图书科的发展。1926年6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函请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同文华图书科办理招收免费生事宜。中华图书馆协会推荐戴志骞，刘国钧与文华图书科共同组成考试委员会，负责文华图书科招生工作。在北京、南京、上海、武昌、广州五地公开面向全国各大学招入免费生。报考资格仍为大学二年级修满以上的学生，举行考试，择优录取。这届共取录九名。学制由过去兼读选修改为专修，学习两年毕业。此为文华图书科第七届。因从这一届起改学制为专修，故又称为新制第一届。该届学生钱亚新在《投身图书馆界第一步——回忆我的老师杜定友先生》一文中写他在上海报考的情景：“1926年5月我看见校内布告栏里武昌华中大学图书科招生广告。广告中除说明该科的沿革和招生宗旨外，提出的报考条件，要在大学肄业二年以上，考试科目有六门，要五门用英语回答。考取后学习期限为两年，待遇则免缴学、膳、宿、书籍等费。”[2]
1926年7月陈普炎毕业于文华图书科，留校任教，衬实了师资。
1927年夏，由于战争武汉时局紧张，华中大学和其他学校被迫停办。文华图书科单独照常继续进行，仍由胡庆生担任科主任，负责该科一切事宜。
1928年秋毛坤毕业于文华图书科后，留在该科任教。又聘请白锡瑞回校任教，进一步充实了教师阵容。
1928年11月胡庆生辞去科主任职务，专任教授，由韦棣华女士代理科主任。1929年春由沈祖荣担任科主任。为了谋求文华图书科的发展，1929年初沈祖荣以文华图书科基金会代理主任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呈交了成立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报告。同年8月该报告获教育部批准。在呈报期间，曾一度使用“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名，在文华公书林挂上校牌。由沈祖荣担任代理校长，韦棣华女士担任教务主任。但因当时韦棣华基金捐款未达到一年二万五千元的预定目标，单独建校在经济上困难较大，所以同年9月，华中大学复校后，又并入华中大学仍称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
文华图书科并入华中大学后，由沈祖荣继续担任科主任，负责该科实际责任。文华图书科的经费，仍靠自谋来源，华中大学给予的帮助甚微；具体教学工作的进行，仍自行负责。校方与文华图书科的关系并不融洽，形成貌合神离状况。毛坤在《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十周年纪念》一文写道：“希望于华中者，图书科本华中大学之一科，十六年夏，华中大学因故停办，图书科单独进行，且于其间办准立案。华中大学于18年复办后，图书科仍为其一科。夫当时之分势也，此日之合情也，揆其情而度其势，本无意见可言，而今日势有不能有水乳相容之相，识者颇以为忧。合之则双全，离之则两伤，愿重思之。”[3]
韦棣华女士于1930年12月10日所立遗嘱，强调四点：⒈文华公书林不作为华中大学图书馆，必须保持独立为民众服务；⒉文华图专必须单独办理，而不属于华中，以免受其限制；⒊她的住宅(WoodfereCollagen)另作用途，不得由华中处理；⒋韦棣华董金的收入，应作她所办事业之用，华中不得享受。
从毛坤文中及韦女士遗嘱中都可以看出，华中大学当局与文华图书科的关系很不融洽，文华图书科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的。
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见闻，提高学术研究的兴趣，文华图书科在课程中安排了特别讲演一课，每学期都要大量请学术界名流来校讲演。如1929年来校讲演的有：周鲠生教授讲“国际联盟及研究书目”、燕树棠教授讲“法学之分类”等；1930年闻一多教授讲“唐代的文学”、曾定夫教授讲“公共卫生及书目”等。1933年起又将此种活动发展成为注重发问及自由式讨论的“群育讨论会”，请了蔡尚思教授讲“中国哲学之直接研究及客观批评”、查啸仙博士讲“我国科学之过去与未来”等。抗战期间文华图专西迁重庆后，仍继续这活动，如请舒舍予作家讲“解放区见闻”等，大大开拓了学生视野，增加了知识。
1930年春胡庆生离开文华图书科，另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武昌分行工作。陈普炎亦离去另就工作。同年聘请徐家麟，钱亚新回校任教。
文华图书科与中华图书馆协会曾准备在1930年5月为韦棣华女士举行来华30周年纪念会，并庆祝文华公书林创办20周年，文华图书科创办10周年三重纪念大会，后因故决定延至1931年5月16日举行。谁知韦女士未见到纪念会的举行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正式单独建校，竟于1931年5月1日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国际友人和热心我国图书馆事业者而深感遗憾。当时许多学者和文华师生都曾著文或其他方式来悼念韦女士逝世。蔡元培在《文华图书科季刊》第三卷第三期出版的《韦棣华女士纪念号》专刊上著文《裨补学界，潜滋暗助——纪念美国友人韦棣华女士》，盛赞韦女士来华服务三十年的功绩。
图书讲习班是文华图书科在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之外，为培养图书馆人员的另一种办学形式。当时除在上海、南京、广州、四川、浙江等地的一些大学或图书馆办有图书馆讲习斑（讲习会）外，文华图书科自1931年秋季起，受中华图书馆协会之委托，添办图书讲习班。至1938年止，先后办了四期，每期由文华图书科（1932年3月改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函请各省政府选送高中毕业程度人员入学，其中大部分学生受各该选送省政府补助，全部公费，学习一年结业。结业后，基本回原选送省工作。
三、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建立和发展
华中大学当局与文华图书科的关系不融洽，难以弥补，影响了文华图书科教学的健康进行和进一步发展。1930年6月20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董事会决议：“本校已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为办事便利起见，应行独立，惟课程方面仍可与华中大学协作一切。”自此以后，文华图书科积极进行单独建校的准备工作，于1932年3月文华图书科脱离华中大学单独建校，正式启用1929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立案的校名“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以下简称文华图专）。自此，文华图专成为我国最早创办的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专门学校。由沈祖荣担任校长，徐家麟担任教务主任。仍招收大学修满二年以上的学生入学，但实际上有不少是大学毕业后报考入学的，如胡元钧、杨猗如、张行仪、杨承禄、姜文锦等多人都是大学毕业报考入学的。文华图专名为专科，实际上可以说比大学毕业程度还高一筹。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教授沈宝环在《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序中说：“文华图专名实并不相符，这所袖珍型学府，在课程设计、教学目标等方面，都是大学研究所程度。”沈祖荣在《谈图书馆教育》一文中解释说：“现时我国招收专科学校学生，类皆招收高中毕业投考入学，但我们招收图书馆学专科学生，历来是招收大学二年级修满以上学生，这并不是自高身价的做法，实在是因为修习图书馆学，对基本知识和外国语的造就，至少非有大学二年级修满的程度不可。高中毕业是不够尝试这种专门训练的。”[4]的确，图书馆的书籍包罗万象，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如果没有各种学科的基本知识和较高的外国语水平，很难了解这些书籍的内容和价值，也难以做好书籍的选购、分类编目及读者咨询等工作，该校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文华图专的校训——智慧与服务(Wisdom and Serice)和以此为主题的校歌歌词：“浩浩天宇，莽莽神州，人类进化悠悠。经籍辉煌，典章博大，圣贤教化永留。文华图专，循循善诱，知识诸宝是求。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智慧服务群俦。愿同学，勤研究，立功立言不朽。亲爱精诚团结，为国为民奋斗。”校训和校歌表达了全校师生的理想。体现了爱国、求学、服务精神。
文华图专董事会的董事有：周苍柏、吴德施、孟良佐、陈淑澄、卢春荣、沈祖荣、袁守和、周寄梅、孙洪芬、戴志骞、吴国桢等，由周苍柏担任董事会主席。
1932年文华图专的经费来源如下：
1 募捐的基金23000元；
2 息金每年1380元；
3 美国圣公会补助每年8000元；
4 美国妇女问题研究会补助每年2000元；
5 中华教育文华基金会补助每年13000元；
以上经费第一项自各方募捐而来，平时不得擅自动用；第二项息金作为经常费之用；第三项作为聘请教师之用不得拨作他用；第四项亦作经常费之用；第五项以五千元作为聘请教师之用，其余作为学生助学金之用。以后教育部还给文华图专一定的补助，如1934年补助五千元，1935年补助5822元。1935年初，北平图书馆馆长、文华图专校董袁守和为纪念其母韩太夫人，并培育图书馆专门人才起见，从本年起，在文华图专内设纪念奖学金名额一名。有了这些经费来源，使文华图专有了比较可靠的物质保障，得以健康发展。
1932年至1933年皮高品回校任研究部编辑，完成其所编《中国图书分类法》，列入学校丛书出版。1932年4月教师白锡瑞离校。
1933年2月查修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回校任教，接替徐家麟担任教务主任，徐家麟专任教授。1934年9月查修以健康原因离去，以后仍由徐家麟继续担任教务主任。
文华图专的办学特色是十分重视教学设备，如为使学生熟练地掌握西文打字技术，西文打字机几乎是人手一部。另外，文华图专还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培养人才，利用文华公书林作为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实习基地，课余或晚间，学生就到公书林完成老师布置的分类、编目、典藏等各种作业。特别是安排学生组成一编目股，将公书林书籍进行整理，股中一切计划、预算、采办材料用具、分配工作等事宜，均由学生自行办理。每星期工作四小时，每人轮流当股长一次。以此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培养其管理与组织才能。经过这样的培养，所以文华图专的毕业学生，一进入社会一般都具有独立从事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能力。
文华图专教学是认真的，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如本科第10届的一名学生因补考西洋目录学，迟延一年才准毕业。因此，办学成绩优异，1934年文华图专受到教育部嘉许：“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生人数虽不多，成绩尚优，堪称为国内图书馆教育之最高学府。”
以前文华图专没有本校的学生宿舍，是借住华中大学宿舍的，1934年文华图专建成三层楼的学生宿舍“华德楼”，自此，文华图专才有自己的学生宿舍。
1935年7月本科第11届毕业的汪应文留校任教。同年8月教务主任徐家麟赴美深造（徐家麟于1937年学成归国，仍回校任教），由毛坤代理教务主任。
1936年留美获硕士学位的汪长炳归国来校任教，并接替毛坤担任教务主任。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不断西侵，危及武昌安全，校长沈祖荣拒绝了华中大学提出联合一起迁往云南西部的建议，决定单独迁往重庆，这是一个明智选择，因重庆是战时的陪都，有利于文华图专与各方面的联系，为文华图专在战时有较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地理条件。1938年夏，校长沈祖荣，教务主任汪长炳及毛坤教授三人前往重庆，筹划学校西迁事宜。借用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当时求精中学已疏散到乡间办学了，以后在该校址另办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一部分校舍为文华图专的一部分教室及男生宿舍；另在该校园内修建一个八角亭作为办公室、图书馆及一部分教室；又修建一楼一底的康宁楼作为礼堂，女生宿舍及教职员家属宿舍。于1938年八、九两月，文华图专主要教师及本科第十五、十六两届学生全部抵渝，学校的重要档案、图书、机件、器材亦运至重庆，转入后方，继续教学。
文华图专不但是我国最早开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学校，而且是我国最早的、新中国成立前唯一的开办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学校。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美国有些图书馆学校设置了档案管理课程，文华图专亦从1934年起，开设了中西文档案管理二课，从第二学年开始，每周各授课二小时。西文档案管理由美籍费锡恩女士任教，费女士是学图书馆学的，对档案管理亦非专家。所讲内容，主要为美国机关，团体与企业实行的文书档案管理办法，按主题排列，辅以目录索引；中文档案管理由毛坤讲授，毛坤吸取了国外档案管理的有用东西，结合我国实际编写了《档案经营法》作为教材，对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都作了较精辟的阐述。抗战期间，重庆作为陪都，内迁机关林立，常有一些机关向文华图专需求档案管理人员。文华图专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于1939年秋季招收讲习班第五期，这一期与前四期有所不同：第一学生不是由各省政府选送，而是面向社会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第二讲授内容以档案管理为主，图书管理为辅。学习一年，于1940年7月结业。1940年春季改为招收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一期；1940年秋季又招收了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二期。在教学中感到一年时间太短，无法将课程授完，乃于1940年9月26日呈文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拟请于本年度（二十九年度）起，于图书科之外，添设档案管理科。”并请“将原有二十九年春季所招训练班旧生（已肄业半年）准其在该专科一年级下学期继续肄业，二十九年秋季所招训练班新生准其开始入该专科一年级上学期肄业。”同年10月17日获教育部高34635号指令批文如下：
“二十九年九月廿六日呈一件，为拟设立档案管理科，并将现有档案训练班学生改入该科肄业，祈鉴核照准由。呈件均悉，所请应予照准。件存，此令。”
经批准后，该校即将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一期改为档案管理专科第一届；将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二期改为档案管理专科第二届。档案管理专科（以下简称档专）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学制二年。在重庆共招收了五届。1-4届在重庆毕业，第五届是在学校复原回武昌后毕业的。1947年秋季在武昌又招收了第六届。先后只办了六届。开办档案管理专业教育，在我国尚属创举，究竟应讲些什么课程，在我国尚无先例。教务主任毛坤参照欧美档案管理人员训练所讲授的课程，结合我国实际需要，认为档案学的性质和内容是：“档案家用以驾驭档案之学识即可称之曰档案学。档案学与其称之为纯粹科学，毋宁称之为应用科学。与医学相仿佛，乃混合其他科学之一部及从实际经验中得到之原理、原则与方法技术而成之科学。”毛坤根据档案学之性质与内容，创造性地设计了档案管理专科讲授的课程有：档案经营法、分类原理、档案分类、档案编目、公文研究、档案行政学、中国档案通论、西洋档案学、排列法、检字与索引、资料管理、人事行政与人事档案管理、调查与研究、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文哲概论、史地概论、社会科学概论、自然科学概论、史料整理、政府组织、国文、英文、中英文打字、军训、音乐、论文、实习等。这些课程既以“专”为主，又照顾到“博”，是比较全面的，是有利于学生毕业后胜任管理各种不同性质的档案的。
文华图专迁渝后，继承在武昌时开展巡回文库的传统，每逢星期六下午，由学生将学校图书馆的书籍送到学校附近的居民家里，供其选择借阅。一方面便利了读者；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服务精神。
1941年春以教务主任汪长炳另就原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系主任（以后继续在文华图专兼课二年），由毛坤担任教务主任。同年增设训导处，由汪应文担任主任。又实行导师制，每一班聘请教师一人担任级任导师，负责各班学生学习的指导工作，更有利于教学的开展。
以前学生公费之给予，并无严格标准，而且名额亦不多。自1940年起，将公费分为四个等级：甲等年给四百元；乙等三百元；丙等二百元；丁等一百元。新生依取录成绩，旧生依学行成绩给予，含有奖学意味，而名额较前增加数倍。实行了两年，以物价飞涨，后未再实行，学生仍免缴学杂费，但需缴膳食费。
1941年5月9日日寇轰炸重庆，文华图专办公室、图书馆后面，侧面落弹多枚，房屋被震坏，经修缮后勉菬可用。
文华图专迁渝后，为了避免图书，档案被日寇炸毁，制作小型书箱，将书籍立排于箱内，平时叠放在图书馆内如书架然。一遇空袭警报，全校师生遵照沈校长“爱护图书、档案如生命”的教导，迅速将书籍连同书箱搬到防空洞内，档案则装入布袋携入防空洞内。由于事先有所准备，所以办公室、图书馆房屋被震坏，而图书、档案未受损失。
1941年7月7日日寇又狂炸重庆，文华图专康宁楼中弹被炸毁，片瓦无存，损失惨重。求精中学又不愿继续借用校舍，文华图专无法在求精中学校园内继续办下去，文华图专在这困难关头，校长沈祖荣奔走呼吁，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由行政院拨救济费七万元，赈济委员会拨款一万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给紧急补助二万元，乃在重庆相国寺购买廖家花园，组织建设委员会重建校舍。由沈校长兼任执行委员，直接领导建筑；由皮高品教授担任监察委员，负责监督。将原廖家花园旧房作为办公室、女生宿舍及一部分教室。另建平房三幢：一幢当男生宿舍；一幢为教室及食堂；一幢为礼堂及图书馆。又建一幢一楼一底名曰“华德楼”，作为教职员及其家属宿舍。未待房屋全部竣工，即在同年10月抓紧时间开学。全校师生尝进餐于露天之下，讲课于卧侧之间。全校师生处此情景，没有一人气馁，反而精神为之一振，战胜困难，弦歌不绝。追思往昔，使人深感中华民族遭受日寇侵略所造成的沉重灾难；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1年春教育部督学钟遗赞视察文华图专时，校方与其商得同意，由教育部指定该校办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同年6月校长沈祖荣晋谒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亦曾请准同意。该校于1941年7月23日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开办计划、招生简章及开办费、经常费预算书草案各一份呈报教育部请准予由教育部指定该校办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1941年，12月20日教育部中字49729号训令批准同意，训令全文如下：
“查本部前以后方极需各项技术员工，乃于二十七年起，历年拨款指定学校机关举办各种短期职业训练班。所有二十九年度举办各班，现在大部将次结业，并本部拟定三十年度继续举办短期职业训练班办法，呈奉行政院核定照准。兹指定该校办理三十年度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一年，共计三期，每期时间三个月。规定经费共25,000元。兹随颁发短期职业训练班暂行办法，三十年度举办各项短期职业训练班办法各一份。本年并发经费半数计12,500元，由国库径进拨支该校具领，仰即迅予举办，并拟具计划三份，经费分配表五份呈部备核。并将办理进行情况，随时具报。”
文华图专赓即开办了附设教育部指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该班全部经费包括学生的学杂费、书籍费及膳食费都由教育部供给。1942年春季开始招生，报考资格初中毕业，一年办两期。除招收初中毕业生外，还招收各单位保送现职档案管理人员。保送入学人数各期不等，多时达全班人数一半以上。学习时间三个月结业。经过办了四期的实践，因招收入学学生文化程度偏低，并且学习时间较短，无论在校学习或结业后工作，均有困难。经报请教育部批准，从1944年春季招收的第五期起，改为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时间改为四个月结业。这样结业后，比较能胜任工作。至1945年7月因教育部停止供给经费而停办。先后共办了七期。该班班主任由沈祖荣校长兼任。另设级任导师一人负责该班具体工作。第一、二两期级任导师为黄彝仲；第三、四、七期级任导师为梁建洲；第五、六两期级任导师为何德全。该班教师全部由专科班教师兼任。该班讲授课程有：档案经营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编目法、档案行政学、排列法、检字与索引、资料管理、人事行政与人事档案、公文研究、国文、政府组织、图书馆概论、实习等。学生结业后，除单位保送入学的基本仍回原单位工作外，其余全部由学校介绍担任档案管理工作。因需用人的单位多，常常是供不应求。
文华图专于1940年秋季招收了大学二年级修满以上学生入学的图书馆学专科以后，教育部认为文华图专的学制与当时的专科学制不符，一再命令文华图专改为与当时专科学制一样，即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因此，文华图专从1941年春季起，图书馆学专科改为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学习两年毕业。为了区别起见，这时才回过头去，将1941年以前招收大学二年级修满以上学生入学的图书馆学专科，改称为图书馆学本科（简称本科），本科共办了十七届。从1941年春季起招收高中毕业生的，才称为图书馆学专科（简称图专）。并根据教育部一再明令和陈立夫部长面告沈祖荣校长：“图书与档案管理人员之训练，极需扩充，以供应抗战时所需。”因此，文华图专由过去本科只每年秋季招生，常年开办两班，改为专科后，扩充为春秋两季招生，常年开设五、六班之多。图专在重庆招收了九届，内中1-7届是在重庆毕业的，第八、九两届是复原回武昌毕业的。
图专讲授的课程有：图书馆经营法、图书馆行政、分类通论、比较分类、中国目录学、西洋目录学、中文编目、西文编目、中西文参考书、图书选购、中国图书馆史、西洋图书馆史、检字法、索引法、档案管理、序列法、博物馆学、公文研究、中西文打字、伦理、社会科学概论、史地概论、文哲概论、自然科学概论、国文、英文、第二外国语选修日语、法语、军训、音乐、实习、论文等。考虑到图专入学资格是高中毕业，基础知识偏低，所以新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史地概论、文哲概论、自然科学概论四门课程，这四门课程讲授内容与一般学校不一样，由担任讲授教师编写专用教材，主要讲授科学的体系、派别，有哪些重要著作和译文及其主要内容和评价，使学生对各种科学书籍有所了解，以利于对书籍的选购、分类编目及读者咨询和指导等工作。
1944年春文华图专增设总务处，由沈宝环担任主任。自此，学校的行政组织进一步完善。
1944年美国图书馆协会赠给文华图专的图书馆学新著4种及美国图书馆协会年报、会报数卷，由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带来重庆转给文华图专。
文华图专的外籍教师在抗战爆发前后回国了，在重庆期间没有外籍教师。在此期间，先后担任过教师的有：汪长炳、徐家麟、毛坤、汪应文、皮高品、李永增、沈宝环、沈培凤、黄彝仲、何德全、孙德安、李涌泉、何建初、昌少骞及梁建洲。兼课教师有傅振伦，陆华琛、姜文锦、徐家璧、颜泽霮、毛宗荫、许学源、林祥光、叶祖灏、夏之秋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文华图专即积极进行复原回武昌工作。1946年下半年教育部发给文华图专复原费五千万元（内中包括教职员工家属的复原费）。此金额是当时教育部发给应复原学校复原费中最低的一个等级金额。虽然当时法币大大贬值，但因文华图专的人数不多，所发金额还是比其他学校较为宽裕，有利于学校的顺利复原。1946年9月文华图专派总务主任沈宝环先行赴武昌，与有关方面协商，筹划复原事宜。因在武昌昙华林的文华图专校舍，在日寇占领时期遭受严重破坏。作为文华图专讲课场所及实习基地的文华公书林，本是韦棣华女士在美国募捐的钱修建的，按韦女士遗嘱：“文华公书林不作为华中大学图书馆，必须保持独立，为民众服务。”可是在复原时，华中大学捷足先登，抢先复原，占据去了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仅剩学生宿舍华德楼一幢。经沈宝环奔走联系，才由圣公会拨划借高家巷文华中学二部作为文华图专校舍。校舍问题解决了，文华图专从1947年1月开始自重庆迁回武昌。以当时复原的单位多，长江航运十分紧张，文华图专的图书、档案及大的、重的器材只好雇用木船装运。由图专九届学生丁道凡及木工宋泽负责押运回武昌。以航运船只多，经常拥挤，时停时行，耽误时间长，曾派教师昌少骞前往接应，至3月份始基本运毕。赓即以华德楼为学生宿舍，以借用的文华中学二部为教室，开始行课。
文华图专复原回武昌时，有一部分教师如毛坤、徐家麟、李永增及梁建洲等因各自的原因，未随校回武昌，另就其他工作了。毛坤在文华图专连续任教十八年，除沈校长外，他任教的时间是最长的，对学校的贡献突出，于1944年学校曾给予休假一年的特殊享受。
随校复原回武昌的教师有汪应文、沈宝环、孙德安、何建初、昌少骞等。复原回武昌后，沈校长聘请了桂质柏、李廉、邬保良、胡伊默、熊景芳、陈尧成、任如松、黄连琴、沈培凤及外籍教师达丽安女士来校任教。由李廉担任教务主任，汪应文继续担任训导主任，黄连琴担任女生指导主任。沈宝环于1946年参加教育部举办的留学人员考试被取录。1947年秋离校到南京办理出国手续，1948年赴美入丹佛大学攻读图书馆学。沈宝环离校后，总务主任一职，未再安排人担任。1947年秋何建初离校。1948年黄连琴、达丽安女士、桂质柏、胡伊默、昌少骞先后离校。汪应文另就《华中日报》主编，仅在校兼课，1949年春汪应文又离去。自1948年起，沈校长又先后聘请了田洪都，吴鸿志，汤成武、张遵俭、吕绍虞等来校任教。由田洪都接替汪应文担任训导主任。1950年汪柏年及张毓村毕业后留校。1951年张遵俭离校，聘请皮高品回校任教，教师阵容进一步充实壮大。
文华图专在重庆时，沈校长就有把文华图专发展成为包括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三个系的四年制学院的计划。学校复原回武昌后，沈校长积极谋求这一目标的实现。华中大学看到文华图专办的图书馆学、档案管理两个专业成绩卓著，特别是在华中地区最受人喜爱的热门专业，有意与文华图专再度合作，以提高其声望。1947年至1949年两校多次协商再度携手合作事宜。但过去两次合并，都是貌合神离，所造成的阴影难以消除，致未实现再度合作的愿望。
文华图专复原后，于1947年秋季在武昌，重庆等地招收了图专第10届和档专第6届。这次报名参加入学考试的人数逾千人，是文华图专历年报考人数最多的一年。以讲授档案管理专业课程的教师毛坤、徐家麟、汪应文及梁建洲等先后离校，讲授档案管理专业课程的教师缺乏，所以自招收档专第6届以后，就未再招收档专学生了。以后只招收图专学生，招收人数有所增加。
1949年5月16日武昌迎来了解放，自此，文华图专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得到较大发展。仍由沈祖荣继续担任校长，领导学校工作。文华图专为了适应武汉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档案资料工作的需要，乃于1950年8月10日文华图专向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申请办理档案资料管理训练班。8月24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了文华图专的请求。学员由各机关选送。如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武汉市委、市总工会、市青委会、市妇联及民众乐园等单位都送有干部参加学习。9月14日正式开学。由汤成武等讲授档案管理、档案分类、资料管理、检字索引、图书管理、实习等业务课程。1951年1月结业。结业后，学员仍回原单位工作。
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文华图专校长沈祖荣及教师代表一人、学生代表一人赴京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的原则，办法和接收工作的一些政策措施。中央决定，接受后，改为公办的学校有十一所，其中包括文华图专。文华图专由中央文化部接办，暂委托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代管。北京会议结束，沈校长等三人回校，沈校长向全校师生传达上述决定，全校师生非常欢欣鼓舞，庆幸学校得到新生。1951年8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派员到文华图专正式接管，宣布任命王自申任校长，沈祖荣、甘莲笙任副校长。因王自申是华中大学校长兼文华图专校长的，除文华图专的重要事情须由王校长亲自处理或由副校长请示后处理外，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由两位副校长分管。学校名称去掉“私立武昌”四字，改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从此，文华图专由一所私立学校转变为共和国的一所公办学校，在文华图专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改为公办后，原有教师全部留任，将尚未毕业的图专第13届改为第一班。从1951年秋季招收的第二班起，由全国大专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取录。同年全校师生除留一、二人留守校舍外，分别安排在武汉郊区的青山区、洪山区等地参加土改。第一班学生因参加土改耽误了专业学习时间，需要补课，该班延期于1953年2月毕业。
1952年12月上旬又办了一次档案管理讲座，所有听讲人员是各机关现职档案管理人员，共讲了三次：1日下午讲档案分类；4日下午讲档案编目与索引；8日下午讲档案典藏与设备用品。
1953年8月随着全国院系调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图书馆学专修科。在文华图专时招收的第三、四班是并入武汉大学后毕业的。1955年改学制为三年。1956年9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图书馆学系。1984年4月7日经教育部批准改为图书情报学院。从文华图专的发展史上，证明了一个真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只有在新中国才得到飞跃发展。
四、文华图专历届毕业生、结业生人数统计及出国留学人员
1 本科毕业生人数统计数
2 图专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3 讲习班结业人数统计数
4 档案管理专科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5 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结业生人数统计表
6 档案资料管理训练班结业生人数共48人，内中男22人，女26人。
7 全校各科各班历届毕业生、结业生人数汇总表
8 出国留学人员
解放前，只有1946年教育部举办的出国留学人员考试规定有图书馆学公费一名，私费一名，其他历年没有图书馆学公费留学名额。文华图专毕业生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出国深造：⒈与国外大学联系，准予半工半读。特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准许文华图专毕业生插入该所二年级攻读。因而，文华图专毕业生在该所深造者较多；⒉获得国外大学或洛氏基金董事会等组织给予奖学金；⒊中外文化交流。虽然文华图专毕业生出国深造的难度较大，但文华图专学校及北平图书馆积极代为联系；先出国的文华图专校友又为后出国者予以热情帮助。因此，文华图专虽是袖珍型学校，每届毕业生人数不多，但出国深造人数比例是高的。先后出国留学深造的有：本科一届裘开明、桂质柏、查修；本科二届冯汉骥、黄星辉、王文山；本科三届刘廷藩、田洪都；本科四届曾宪三；本科五届严文郁、徐家麟、陆华琛、汪长炳、陈普炎、葛受元；本科六届李芳馥、曹柏年、岳良木、黄凤翔；本科七届陆秀；本科八届徐家璧、房兆颖、耿靖民、曾宪文；本科九届徐亮、张葆葳、本科十届邓光禄、童世纲、于镜宇、吴元清；本科十一届戴馏龄；本科十二届胡延钧、顾家杰；本科十三届黄作平；本科十四届蓝乾章；本科十五届陶维勋；本科十六届孙雁征；本科十七届沈宝环；图专四届陈本林；公办后一班李爱珠；二班彭斐章；讲习班一班邓衍林、喻友信、舒纪维；讲习班二班丁濬等。其中桂质柏于1926年赴美深造，193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是解放前我国在国外研究图书馆学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以后又有裘开明、查修、冯汉骥、沈宝环先后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彭斐章于1956年11月入前苏联莫斯科图书馆学院（后改为文化学院），从师于苏联著名目录学教授亚历山大·达维多维奇·艾亨戈列茨，1961年3月毕业，获教育学副博士学位，开建国后我国学者在国外研究图书馆学得副博士学位之先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也是文华图专的光荣，将永载图书馆史册。
五、文华图专的成就与影响
1 创办和发展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教育，培育了大批专门人才
文华图专（含其前身文华图书科，下同）自创办至并入武汉大学历时33年的历史，其校史时间并不太长，可是文华图专的创办与发展，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档案学正规教育的兴起。黄宗忠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六十年——兼评文华图专和韦棣华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作用》一文对文华图专的成就和影响，给予了肯定的评价[5]。文华图专虽是个袖珍型学校，但人才辈出，毕业的学生几乎占解放前全国图书馆专门人才之大半，遍布海内外，影响极其广泛深远。其中有的先后在全国一些大学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工作，为我国培育了大批图书馆学专门人才。如解放前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系主任汪长炳教授及任教的徐家麟、钱亚新、岳良木、周连宽、黄元福等教授都出自文华图专，可以说该系与文华图专是薪火相传，一脉相衍的。解放后如彭斐章教授领导的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是在文华图专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我国现在最大的图书馆学教育基地。该院在彭斐章教授的领导下，无论在教学方法上、教学内容上、教学设备上、教师阵容上都比过去大大有所提高和完善，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又如周连宽、李峻玲任教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学系；汪应文，孙述万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博物专修科；黄彝仲任教于西南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系；邓衍林任教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岳良木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钱亚新、万培悌先后任教于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系；黄元福任教于江苏师范学院；毛坤任教于四川大学；梁鳣如任教于兰州大学图书馆学系。他们为新中国培育图书馆人才，做出了较大贡献。严文郁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讲中国目录学，陈本林任教于美国康奈克州大学，受到好评。在台湾，沈宝环、蓝乾章及周骏富分别任教于台大、辅仁、淡江、师大、世新五个图书馆学系组，他们尊敬文华图专沈祖荣校长为他们专业之父，他们造就图书馆专门人才数千人。这些再传弟子，若要寻根，根在文华图专。
2 对图书馆学、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成绩显著，影响深远
文华图专从建校起，就十分重视学术研讨。为了给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提供进行学术研讨的园地，于1929年1月创办了《文华图书科季刊，由毛坤担任社长。1930年9月增设副社长，由钱亚新担任（于1933年6月离去）。并由一部分在校学生利用课余兼做该社一些工作。该季刊是我国创办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之一，该季刊出版了第1卷第1期后，1929年6月出版第二期时，适逢文华图书科改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因此，该季刊第1卷第2期起亦改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同年9月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入华中大学后，该季刊从第1卷第3期起又复原名为《文华图书科季刊》。至1932年3月文华图书科正式脱离华中大学单独建校，该季刊亦从1932年第4卷第1期起称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该季刊共出版9卷，至1937年第9卷第2期出版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印刷和经费都感困难，被迫停刊了。该季刊从创刊至停刊的9年中，许多图书馆学者、专家及文华图专校友在该季刊上发表了有较高水平的论著，对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把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推向了高潮。该季刊与当时的《图书馆学季刊》和《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最著名的图书馆学期刊三绝。从李钟履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统计，该季刊共载论著304篇，其中：
图书馆学总论37篇
各类图书馆专论 13篇
图书补充15篇
图书分类、编目 52篇
图书典藏与借阅 14篇
参考咨询7篇
图书馆宣传与推广工作 10篇
书目索引4篇
图书馆行政 13篇
特种资料管理5篇
图书馆学教育9篇
图书馆史（含各国图书馆概况） 108篇
人物传记
8篇
其他（图书馆法规、图书馆建筑等） 9篇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图书馆学总论占12.17%，图书分类、编目占17.11%，图书馆史占35.52%，三方面内容最多。这也说明该季刊所刊载的文章侧重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图书馆的业务技能，以及各国各种类型图书馆概况的介绍。李小缘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之进步》一文中说：“图书馆书籍，则由浅近幼稚渐能赅括一切图书馆学术技能，其杂志之能以介绍图书馆技能者，当首推《图书馆学季刊》及武昌图书馆专科学校校刊。二者最注意介绍图书馆专门学术技能，兼及其他图书馆事业附属学校。”[6]蓝乾章在《图书馆学研究》一文中认为：“自民国17年以迄26年……仅就近10年发表的图书馆学文字看来，竟多达4,065件（包括单行本和期刊论文），究其原因，一是国事底定，政府已能从事文化建设；其二乃是由于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于18年元月创刊，此一国内当时唯一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培育机构从此有了刊载师生和同道发表心声的园地，当然图书馆学专著的文字就大量增加了。”[7]
文华图专除创办该校季刊外，还出版有《文华图书科丛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小丛书》。该丛书是出版该校师生的著述和译文的。如（美）洛约翰原著，章新民译《民众图书馆行政》、（美）卫迟原著，戴镏龄译《图书馆的财政问题》、（美）萨费基原著，毛坤译《西洋图书馆史略》、（美）饱士伟原著，徐家麟等译《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美）美利尔原著，张鸿书译《图书分类指南》、（美）爱克斯原著，沈祖荣译《简明编目法》、（英）福开森原著，耿靖民译《目录学概述》、（美）哈勒斯原著，喻友信译《图书使用法的指导》、李钟履著《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赵福来著《图书馆建筑与设备》、刘子钦著《分类之理论与实际》、黄星辉著《普通图书编目法》、钱亚新著《拼音著作号码编制法》、吴鸿志著《图书之体系》，戴镏龄著《字典简论》、沈祖荣著《中国图书馆应用标题总录》、皮高品著《中国图书分类法》、毛坤著《中国图书编目法》等。文华图专这些出版物，不仅丰富了我国图书馆学文献宝库，而且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华图专在我国图书馆学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
文华图专师生出版的个人文集有：《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严文郁先生图书馆学论文集》（台湾辅仁大学出版，1983年）、《汪应文论文集》（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1988年）、《沈宝环教授七十华诞庆祝论文集》及即将出版的《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这些文集、文选都是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其他较有深远影响的论著，如沈祖荣、胡庆生合编的《仿杜威十进分类法》（武昌文华公书林出版，1917年），是我国参合使用西洋分类法系统的第一部分类法，曾被誉为“开山之书”、“我国采用西方新分类法之始”。又沈祖荣编的《中国图书馆应用标题总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主题法，全面系统地向当时的图书馆界介绍了较为先进，适用的标题法标引用语，从而增加了检索语言的类型。徐家麟以哲学的高度研究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学理论上一大突破，台湾《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称他为“我国以哲学高度研究图书馆学的第一人”。毛坤治目录之学，泛滥古今，旁及西学，学识渊博，独到见解甚多。乔好勤在《略论1911-1949年我国目录学》一文中对毛坤作出了“综合古今之说，自成一家之言”的评价。目录学家李小缘把中国近代目录学家分成“史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仇学家，界于三者之间新旧具全者”四派，并把毛坤列入“新旧具全者”范围。钱亚新著《拼音著作号码编制法》（文华图专出版，1933年）及《索引与索引法》（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在图书馆界流传较广，影响颇深。皮高品编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文华图专出版，1934年），此书虽然出版较早，后来他又重新分析认识这本分类法时说：“在它里面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仍受到图书馆界的欢迎，成为我国当时最有影响的三家分类法之一。另外他还发表了图书分类法评论文章五十万字，对图书分类有不少真知灼见，可供参考。后起之秀，如彭斐章主编《目录学概论》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袁泳秋发表论著百余篇，其中《建国35年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为日本图书馆学会年报转载；《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窗口》为《不列颠年鉴》(1958)引用。在档案学方面：程长源著《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周连亮著《县政府档案处理法》（正中书局出版，1935年）及《档案管理法》、黄彝仲著《档案管理的理论与实际》（南京德新印务局出版，1947年）等著作，都是有较大影响的。邓绍兴等著《中国档案分类的演变与发展》（档案出版社出版，1992年）一书对他们的著作，给予了较高评价。毛坤编的《档案经营法》和《档案行政学》讲义中精辟而有价值的观点甚多，如坚持“尊重档案群”原则，提出建立全国国家档案馆网的设想，还制定了国家档皹馆规程，对国家档案馆的具体工作，都作了详细论述。这些有深远影响的理论，都是毛坤在我国首先提出的。冯惠玲在《论档案整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一文中对文华图专的坚持“尊重档案群”原则理论评价说：“特别是1940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档案管理科的教材中还明确提出了档案分类中必须采用法国档案学的尊重档案群的原则，认为档案分类的基本原则是‘须能表明原来制档机关之目的。’他们将档案群解释为‘某一完整独立、不受外力支配，而能正式接受处理各方面事务之行政机构，于其政务进行时所产生之一群档案也。’这些思想比起原有的理论显然前进了一步。由于受当时档案工作水平的限制，没有广泛实践，因而还不能构成民国时期档案整理的主流，但它作为一种颇有生命力的理论倾向，在我国档案整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可忽视。”[8]邓绍兴等著《中国档案分类的演变与发展》一书评价说：“文华档案专科突出了当时档案学局限于研究现行机关档案集中管理的小圈子，提出了国家档案馆网的设想意见，主张建立独立的档案管理处和附属于机关的档案管理处，相当于国家档案馆和机关档案室，以使档案的宏观管理趋向专业化和科学化。”文华图专师生宏论尚多，仅举以上数例，以见一斑。
3 为图书馆事业及档案管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文华图专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是忠诚服务于图书馆事业和档案管理事业的，成为业务骨干，运作中坚，许多人担任领导职务。文华图专的毕业生把在学校学得的理论，广泛应用于实践，影响颇大，形成系统力量，史称“文华集团”，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和档案管理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据1930年统计，该校毕业生中，有33人在图书馆任职，其中任馆长的有29人，占总数的90%。解放后，如汪长炳任南京图书馆馆长，钱亚新任该馆副馆长，李芳馥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陈石铭任该馆副馆长，焦宗德任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何建初任上海机械专科学校图书馆副馆长，黄元福任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及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张遵俭任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彭明江任武汉同济医学院图书馆馆长，孙德安任武汉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顾家杰任中科院图书馆副馆长，陈宪章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杨作平任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及重庆图书馆馆长，孙述万任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汪应文任南充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毛坤任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永增任四川医学院图书馆馆长，邓光禄任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树品任滨州医学院图书馆馆长，梁鳣如任中科院兰州图书馆副馆长等，他们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显著成绩。特别是陈尺楼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主任时，在配合外交斗争和调研工作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曾受到周总理的好评。
另外值得提的是文华图专的一些毕业生还曾为美国著名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奠定基础，较好地传播了中华文化。如裘开明、冯汉骥、黄星辉、于镜宇、陆秀、任简之于哈佛大学，桂质柏之于芝加哥大学，汪长炳、岳良木、徐家璧之于哥伦比亚大学，王文山、曾宪三、李芳馥、房兆颍、徐亮、陶维勋、张保箴、吴宝珠之于国会图书馆，童世纲、吴元清之于普林斯登大学，顾家杰之于耶鲁大学，聂锡恩之于丹佛大学。此外查修、徐家麟、姜文锦、黄慕龄、舒纪维、沈宝环、黄作平、曾宪文、杨猗如、富兰英等先后在美国图书馆服务，成绩显著。特别是裘开明领导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三十年，使其成为西方大学图书馆中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管理最善的东亚图书馆。他编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法》及《中国图书编目法》广泛为美国各大学东亚图书馆所采用。他在美国图书馆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威廉·汪舍在《艾·裘开明和华裔美国人的图书馆学》一文中说：“凡是熟悉华裔美籍图书馆员在美国所做出贡献的人都一致认为，裘博士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华裔美籍图书馆员中赢得了特别的荣誉。”“如果说裘博士在1927年建立哈佛——燕京研究所图书馆是他单独一人在这个领域做出的贡献，光是这件事，就使得他成为华裔美国人图书馆学领域的主要先行者。”“他在图书馆学领域的漫长生涯中和他对美国图书馆学所做的种种贡献，似乎是他的同事们难以媲美的。”[9]普林斯登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Gest OrientalLibrary)藏有世间罕见的我国善本书，在童世纲领导该馆后，将十多万册被埋没了多年的好书，整理出来得到重视，并在短短十年间该馆增加中日文书籍四万余册，成绩突出。严文郁曾在美国联合国图书馆主持编目部工作，后又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讲授中国目录学，并主持该校图书馆事务，因其成绩卓著，曾获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杰出服务奖”。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学报》曾专文报导严文郁、童世纲事迹。
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沈宝环对图书馆事业贡献良多，主要贡献有三：在台湾率先提倡开架式、图书馆自动化及资源共享。曾获多项奖励：台湾“教育部”最优教授奖、“华美图书馆协会(CALA)”杰出服务奖“台湾图书馆学会”杰出服务奖、“美国资讯学会(ASIA)”杰出顾问奖、“美国资讯学会(ASIS)”国际关系服务奖。沈宝环三次返回祖国访问各著名图书馆及教育单位，深受感动，曾写《本是同根生——我看大陆图书馆事业》一文，以宣扬祖国图书情报事业所作的努力与成就。并在该文结束处写打油诗，以表达内心关怀祖国统一大业：埋首图书里，
人心思统一，
本是同根生，
交流应积极。
另一诗为：
统一大计在心头，
四方豪杰会神州，
好汉不走回头路，
我们要做过河卒。
沈宝环作为第一位台湾学者是被广东图书馆学会聘为理事。
以上所述文华图专毕业生取得的成绩，也是文华图专教育的结果。
六、结语
1984年8月7日教育部办公厅颁发(84)教编厅字009号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可是至今尚没有一篇全面、系统反映文华图专的校史问世。虽然一些书刊简略地谈到文华图专一些情况，但其中不少与史实不符，以讹传讹，甚感忧虑。文华图专的历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解的人不多了；文华图专的档案，在“文革”中又损失十之八九。因此，要想写一篇比较全面、系统、真实的文华图专校史，难度是大的。笔者回忆在文华图专读书、教书时所见所闻；查阅有关资料，去误存真；又经众多校友查证核实，写成这篇文章。诚然内中有不少是鲜为人所知的第一手材料，匡正了一些书刊的不实记述，但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了解情况者予以补充完善，使我国图书馆史、档案史更为全面、系统、真实留传下去，是所至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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