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形势下情报研究学科名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形势下论文,情报论文,学科论文,名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情报研究学科名称的更改势在必行
情报研究是以对信息资料（文献形式或非文献形式）的内容进行整序和科学抽象为主要特征的一项信息活动，目的是为了产生增值的信息产品（即情报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从1956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原名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建情报研究部以来，40多年时间里，我国已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情报研究工作和管理模式，并且为我国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情报研究也因此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成为我国学科之林中的一朵奇葩。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并且建立了比较严格和规范的从专科生、本科生到硕士研究生的三种不同层次的情报研究学科教育网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业化的情报研究专职人才。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国，情报研究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
1992年9月，第八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以此为契机，国内相当数量的科技情报机构和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专业）随之而动，纷纷将本机构或系、专业、学科名称中的“情报”相应地更改为“信息”，如“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已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已更名为“信息管理系”、武汉大学“科学情报专业”（本科）已更名为“科技信息专业”。这种更名顺应了时代潮流，特别是便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显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现在也有一种错误的思潮认为，既然“科技情报”已更名为“科技信息，那就意味着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界的信息与情报之间的关系之争已经变得豁然开朗了，那就是：信息就是情报，情报就是信息，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上，正如“马路”被更名为“公路”，而“马”和“公”两个字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一样，信息与情报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因为上述的更名而简单地划上等号。近几年来的学术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有关资料显示，从1992年“科技情报”更名至今，图书情报界不仅没有停息“信息”与“情报”之争，而且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图书情报界认为“信息”与“情报”是完全等同的概念的人似乎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
作为一门学科，情报研究要不要更名？笔者身为情报研究这块阵地上的一名教育工作者，从感情上说，前辈人为我们开辟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阵地，我们应该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好好地保护这一名称，不能随便地改来改去。但是从理智上说，笔者认为，近几年来，情报信息化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在科技、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今日的情报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与传统的情报研究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如仍然以“情报研究”概括之，则不仅很难反映新形势下这门学科的本来面目，而且很容易成为学科继续向前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从国际大视野来看，迄今为止，国外还找不到一个与我国情报研究含义完全对等的解释和术语。因为如果进行直译，“情报研究”一般译成"information study"或"information research"。在英美文献中，前一译名一般是这些国家一些图书馆院系的机构名称；后一译名，尽管不是某类机构的名称，但通常是指有关信息业务工作规律和检索系统的研究，与我国的情报研究在工作范围或学科研究的对象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正因如此，在我国情报研究活动开展的早期，业内人士曾经有一种误解，即认为情报研究是中国的士特产，在国外找不到相对应的行业，也不存在在相对应的学科，这显然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因为比较两项工作或两门学科是不是相同，不能简单地从名称术语入手，而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入分析和比较两项工作或两门学科的性质、对象范围和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纵观国外，我们惊喜地发现，在名目繁多的信息加工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与我国情报研究活动性质、对象范围和内容相同或类似的活动，如前苏联的信息分析与综合、美国信息分析中心的信息分析(information analysis)、联合国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信息压缩(information consolidation)、欧美国家工商企业中广泛存在的工商情报(business intelligence)、日本的情报调查，以及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技术跟踪(technology monitoring/scanning/watching/tracking/scouting)、信息经纪(information brokerage)等，都带有明显的情报研究色彩，为了避免后来者再产生这种误解，同时也为了便于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笔者认为，情报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及时地作一些更改，这样做，不是削弱自己，更不是自我毁灭行为，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积极寻求学科深入发展的好思路。事实上，从我国近几年的情报理论与实践活动来看，虽* 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学术刊物上见到有关新形势下情报研究学科名称要不要改以及如何改的学术讨论，但实际上的更名行为早已悄然发生，单纯的回避已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2 情报研究学科名称更改应遵循的原则
任何一门科学学科的形成都有其形成的客观基础，同样，任何一门科学学科名称的变更也必须要有确凿的理由和依据。在当前形势下，情报形容学科名称的变更势在必行，然而，如何更改才能真正达到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的要求？笔者以为，以下几项原则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循的。
2.1 名称的更改应符合国际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高不可越，国际间经常性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正成为一种重要的趋势。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政治、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名称术语上的混乱和不一致，如“情报研究”一词在英文中就找不到内涵一致的"information research"与其对应便是一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混乱和不一致势必会导致信息流通渠道不畅，使交流与合作双方无法通过语言、文字等进行勾通。我们只有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方能使新更改的名称符合现代社会经常性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需要。
2.2名称的更改应反映情报研究的实质 情报研究的实质是对信息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加工，向用户提供带有预测性的情报研究成果，以帮助用户正确地把握动向、了解情况，或者进行科学的决策。然而，单纯从字面上看，人们很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情报研究是对信息业务工作规律和检索系统的研究。笔者以为，这种误解不能完全归咎于人们的理解能力，学科名称本身所存在的不准确性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所赋予的新的学科名称应该能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新的学科名称应当更准确地反映情报研究的实质，尽量不引起人们的误解。
2.3 名称的更改应建立在能满足情报研究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 情报研究的未来发展是充满诱惑的。日本有人把情报分析力作为国力的10大因素之一，表明情报研究的水平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志。日本的振兴、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以及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也从实践上证明，情报研究工作已经成为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先导。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传统的以行政手段干预决策行为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要求保持整个决策过程的相对独立性的呼声正变得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宏观决策活动还是微观决策活动，具备科学预测和预报功能的情报研究工作都普遍受到了各类管理者和决策者的重视，情报研究因此处于一种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但另一方面，在社会对情报研究成果的需求逐年增多的同时，也对情报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根据我国几十年的情报研究工作经验，这种质量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服务质量。从行业归属上说，情报研究行业应当归属于信息咨询服务业。按照服务业的一些基本质量要求，情报研究成果除了要讲究其本身的准确、及时、可靠和信息含量高外，还要树立“用户第一”的思想，以用户需求为核心，“按需定研”，并注重树立行业信誉，做到服务热情、周到；二是预测质量。这是对情报研究成果最起码的质量要求。从宏观决策为例，不论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台、体制改革措施的确立还是行业性条例的制定，都对前瞻性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情报研究成果不具有很高的预测性，就有可能导致政策、条例或措施在出台不久甚至在出台之前就丧失价值，从而使整个决策活动失败。实际上，不仅宏观决策如此，微观决策也莫不是这样。例如企业要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决定产品结构的调整，市场行情的千变万化决定了产品结构变化的动态性，从表面上看，这种决策活动似乎只强调即时性，而对预测性并无多大要求。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运动和静止的观点，这种动态变化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这种相对隐定性实际上以情报研究成果提出了预测性要求，也正是这种相对稳定性，才使企业微观决策有意义。否则，不仅会使社会决策活动仅囿于宏观决策的小圈子里，而且会使人们走上唯心主义的老套路。这两方面的质量要求从本质上规定了情报研究发展的未来趋势。现在的“情报研究”这一学科名称，按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极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它是一项纯理论研究，而难以将其与广
泛的社会服务工作相联系，“预测性”这一重要属性更是没有从中得到体现，新更改的学科名称应考虑解决这一问题，以体现远期适用性，满足情报研究未来发展的需要。
情报研究学科名称的更改除了应遵循以上原则外，还要注意其它一些问题：第一，学科名称应注意凝炼和短小精悍。犹如企业的CI设计一样，学科名称是该学科在学科之林中藉以区别其它学科的标志，是该学科的形象设计，其用字、用词切忌冗余、拖沓，要以最少的文字提供最多的信息量，并尽量体现本学科的时代特色，一般以15字以内为宜，最好能控制在10字以内；第二，要考虑与相关学科及上位类学科相衔接，切忌过分追求“独树一帜”和“超凡脱俗”；第三，要考虑与相邻学科以及其它有可能导致混淆的学科相区别，防止学科同名；第四，学科名称应注意立足我国图书情报界，并能为我国图书情报界人士普遍接受；第五，学科名称还应当符合我国的民族特点、宗教习惯、社会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因素。
3 情报研究的更名
3.1 关于将“情报研究”改成“信息研究”的探讨
虽然这种更名在被学术界慎重探讨之前就已随着“科技情报”易名“科技信息”之风流行于我国图书情报界，但在近些年发表的一些图书馆学情报学方面的论著、论文、会议论文中，我们似并未发现有人对其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其代表性。
关于这一新名称的可行性和合理性问题，笔者认为不能仅仅归结于“信息”与“情报”是否为内涵、外延分别相同的两个概念，而应当从总体的角度出发，考察其与“研究”一词组配起来后的两个概念的同一性的比较。以此为出发点，笔者以为，“情报研究”改成“信息研究”至少存在两点不妥：第一，在当前，如果情报研究还是像其产生和发展早期那样，基本上是科技情报的分析研究，那么，按照1992年第八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的精神，将“情报研究”改成“信息研究”将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事情，几乎不需要任何的学术探讨和审批就可以自由采用。然而，考察我国近十几年来的情报研究工作实践和情报学科理论的新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今日的情报研究早已不是范围狭窄的科技情报研究，而是一门研究对象非常广泛、研究内容相当深刻的学科，除科技领域外，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有涉及。在这种情况下，不加思索地将“情报研究”改成“信息研究”，“时髦”虽然赶上了，但难免有些以偏盖全，人为地将非科技领域的情报研究排斥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之外，毫无疑问，这是不利于情报研究学科的发展，对情报研究工作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与其如此，还不如保留原来的学科名称；第二，学科名称的更改非同儿戏，不可能频繁变更，一旦作了更名，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稳定性，如“情报研究”一词，从1956年开始已沿用了40多年。将“情报研究”改成“信息研究”并没有解决前述的两个历史遗留问题，即：①并没有与国际相衔接。“信息研究”在英译时与“情报研究”是相同的，因而在国外还是找不到对应的名称，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仍然存在障碍；②并没有反映情报研究的实质。从字面上看，“信息研究”仍然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它是对信息业务工作规律和检索系统的研究，而不是探讨信息资料内容的搜集、整理和加工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信息分析与预测活动的原理、理论和方法。对于学科名称变更这样重大且严肃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先暂且将“情报研究”更名为“信息研究”，过几年再考虑解决上述两个历史遗留问题。
3.2 一种可行的更名方案 考察情报研究的历史发展，依据前述的更名原则，将“情报研究”改称作“信息分析与预测”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案。将“情报研究”改为“信息分析与预测”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突出了情报研究的定量化色彩。由于缺乏定量化分析的技术支撑，传统（特别是早期）的情报研究往往偏重于手工和定性化处理，例如，编译报道工作主要是有针对性地对繁杂无序而且分散零乱的信息资料进行整序、压缩、筛选和浓缩。从工作性质及内容上来说，就是编写、翻译和报道，极少包含定量化处理。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情报研究工作正逐步让位于广泛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情报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的情报研究是以越来越多的定量化分析为特色的。例如日本花王公司1993年开始建立的市场营销情报系统(Marketing Intelligence System)，其数据来源于520家超级市场、30万家零售商店以及一些专业性的市场调查数据库，这些庞杂的数据通过增值网汇集到中心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后，不仅可以建立有关市场营销方面的模拟模型，而且可以得到60多家竞争对手的情报。
第二，符合前述的情报研究学科名称更改原则。例如在反映情报研究的实质方面，如前所述，情报研究包括一系列环节，但这些环节在地位和作用上是不一样的，信息分析与信息预测是这一系统环节的核心。其中前者旨在揭示已知信息的运动规律，尽管这些规律具有客观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如果人们错误地认识和把握了它，将会导致错误的行动（即以此为基础进行错误的预测）；后者是建立在信息分析的基础上，以事物过去已知的事实或规律为依据，参照当前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各种可能性，运用现代管理的、数学的和统计的方法对事物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或未知信息作出推测，信息预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决策的正确与否。以“信息分析与预测”作为学科名称，突出了信息分析与信息预测这两个环节的特殊地位，更便于人们理解和掌握情报研究实质。再如，在符合国际间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信息分析与预测”在英译时可译成"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Prediction"，这一译名恰好囊括了国外一些主要的与我国情报研究活动性质、对象范围和内容相同或相似的信息分析机构（如美国等国的信息分析中心）和信息预测机构（如美国的兰德公司）。由此可见，历史遗留的国际间学术交流与合作障碍也将因这一改名而被消除。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更名方案尽管可行，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在新的形势下，情报研究这一学科名称究竟如何更改才能真正符合科学性、合理性、适用性的要求，尚有待于学术界作更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