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文化哲学研究的思想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历30余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作为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和哲学范式，文化哲学研究承载着哲学变革的理论使命；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自觉和时代精神，文化哲学研究肩负着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建构中华民族主导性文化精神的现实任务。它因此带动了一批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对文化哲学经久不息的学术热情。 近年来，国内文化哲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学者们拓展了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视野，在着重构建文化哲学理论体系的背景下，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俄罗斯东欧哲学以及中国哲学中的文化哲学资源进行梳理；同时，在重构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探究，从而进一步彰显文化哲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与文化哲学的界定和理论分野 关于文化和文化哲学的界定和理论分野，不仅是文化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同时也是文化哲学由“自在”上升到“自为”，对其前提领域理论自觉的主要标志。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决定着文化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化是文化哲学的关键词，是文化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因此，如何理解文化就决定着文化哲学的性质。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文化的理解都趋于多元化，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仅就国内哲学界的情况来说，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广义与狭义两种观点，由此则衍生出三种文化哲学观：一是把文化哲学看作不同于传统哲学的一种新的哲学理解范式；二是认为哲学原本就是总体性的文化，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就是文化哲学；三是把文化哲学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文化概念与文化哲学的逻辑关联在于：在广义上理解文化，我们就会把文化哲学理解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形态；在狭义上理解文化，自然会把文化哲学理解为哲学的一个部分、门类。 在广义上，文化被理解为人的认识和活动影响的世界，或称“人化”世界。这种观点将文化视为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一种人为的存在，它强调，文化的根本意义和最突出的特征是人的“创造性的活动”。在这样一个总观点之下，对文化的具体规定又有所不同。 从人的完善的根本旨趣出发，文化就是人的现实的生命存在、现实世界及其优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所覆盖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文化世界是一个充满活动能力、情感赋向和思想活力的永不休止的动态过程。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强调文化的“活动之中内含着人的价值追求。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统一”。②文化由人的实践活动而产生，人通过实践把自己确立为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同时又创造了一个属于人的文化世界。③广义的文化观一方面强调文化即是“人化”，另一方面将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中展现出的行为方式及其结果视为文化本质要义，强调文化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从这样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出发，可以引申出一种新的哲学即文化哲学。以往的哲学侧重的只是部分的观念，如认识观念、历史观念和逻辑观念等。这些观念形成的活动只是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哲学作为一种对多样世界、对丰富人生的追求，它的内容，即它之所思，决不应局限于‘本原’、‘知识’和‘逻辑’这样的框架内，哲学决不应只满足于使自己成为一门‘科学’，哲学应该面对整个人类文化，或者说，它本身就应该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了‘文化哲学’这个概念。”④换言之，哲学作为观念体系意味着整体性的文化观念。 广义文化观的另一种角度，则从文化与人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入手界定文化，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民族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活方式。具体说来，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集中体现为人之历史性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文化通常以自发的文化模式或自觉的文化精神的方式存在，内在于总体文明的各个层面和人的各种活动中制约着文明的进步和人的发展。⑤ 与此相应，对于文化哲学来说，其主要价值体现了独特的哲学范式意义。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文化哲学是不同于传统思辨意识哲学的一种新的哲学理解范式，它是关于各种文化现象内在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反思。文化哲学代表着理性由纯粹意识领域向生活世界的自觉的回归，向人之生存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人文世界的回归。⑥文化哲学是回归人的“生活世界”的哲学研究范式。其二，文化哲学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文化哲学范式的确立直接涉及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看法。文化哲学克服传统历史观按照外在于历史的尺度，根据线性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进行历史编写的模式，还原历史本来的丰富内涵；在方法论层面上应当摆脱纯粹意识哲学或理论思辨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回到人类实践活动中来，用丰富的文化内涵重建文化哲学。 从研究内容来说，文化哲学在理论上强调对基于文化符号的文化模式的审视与重建。具体来说，它从三个层面对文化进行研究：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文化现象的一般研究，主要探讨文化的发生、传播、交流、形态、传承、本质和功能等问题。第二个层面是作为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的文化模式研究，包括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等。第三个层面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批判，表现为实践理性层面上文化哲学的主要论题。⑦ 与广义的文化理解相对，狭义的文化概念理解，一般把文化理解为与物质形态的文化，与人的认识活动相对的精神文化或人文文化，“所谓文化，就是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在其具体进行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上、在其基本物质性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和享受更加高级、完满的精神性自由，而以其作为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而存在的‘文’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⑧这种表述有四点值得注意：其一，文化是以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又与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相对；其二，它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和享受更加高级、完满的精神性自由；其三，它是一种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体系；其四，它是以“文”化“物”的过程及其结果。以此可以断言，狭义的文化就是指与物、自然和科学认识(自然科学)相对的人文文化。 与文化的狭义理解相对应，文化哲学本质上就成为运用哲学方法对文化现象进行哲学的研究和把握，在此意义上，它类似于元文化理论。与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等相类似，它也是哲学下属的一个门类。⑨文化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分支学科”，“它以哲学思维反思文化问题，用文化视角拓展哲学研究，以文化维度考量社会现实，以文化战略推动社会发展。”⑩ 对文化和文化哲学的理解多样性是正常的，尤其是在一个学科建立之初，在尚不具备一个统一的规范和概念体系的情况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进行一种综合性的分析。 总体来说，在关于文化和文化哲学的理解中，我们倾向于广义的文化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哲学理解。笔者赞同把文化理解为与自然相对的“人化”世界。在此基础上，文化哲学既是哲学的新形态又是新的哲学范式。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其基本的理论构架和研究层面是：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文化形而上学(文化本体论)研究和文化批判。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是要确定哲学的文化功能，确定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文化形而上学则在前者基础上，对文化模式的演变及其深层价值进行总体性的思考，对文化的价值冲突进行甄别协调，从而构造文化发展的总体性理想；文化批判则依据文化发展的总体性理想推动现实文化的发展。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其意义更接近麦金太尔对库恩“范式”所做的类比，即人文科学的“传统”或“共同体”，它主要是指一种形而上学设定，一种研究的基本背景、习惯和传统。应当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冲突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所有哲学思考的基本背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我们所有的哲学则都已变成文化的哲学”。(11) 狭义的文化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哲学认为，文化不仅与自然相对立，而且与物质形态的文化和人的认识活动相对立。这实际上是把文化界定为精神文化或人文文化，这就很难从总体上理解文化基本价值的矛盾和冲突即“自在”与“自为”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使文化哲学具备协调和解决总体性文化冲突的功能，这无疑缩小了文化哲学的作用范围；同时，狭义的文化理解把文化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来理解，也低估了文化哲学作为当代哲学理解范式的普遍意义。实际上，我们理解的自然是一种人化的自然，非人化的自然只是一个空洞的“自在之物”，而人化自然本质上只能是“文”化的。人化自然的文化是自在的、给定的文化形态与自为的、自由的文化形态的矛盾统一体。文化哲学研究停留于自为层面上的素材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深入到文化的自在层面，甚至深入到文化的内在机制层面，才能对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广义的文化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哲学理解包含了狭义的文化观及其文化哲学理解，因而概括了文化的“自在”与“自为”性质，凸显了文化的内在矛盾，体现了人的超越性和自由：对于人来说，它既是先在给定的“自在”存在，也是“自为”的存在。以此为对象的哲学才是完整的文化哲学。所以，笔者赞同哲学在全部文化中不能仅以“本原”、“知识”、“逻辑”与“理性”为研究对象，还应扩大范围，以整个文化为对象。但是，以整个文化为对象，并不是要与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混同在一起。首先，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其特殊性就在于哲学是文化精神的“硬核”，它集中体现了文化的基本矛盾和价值冲突；同时它又以文化理念和理想贯穿整个文化，成为连接文化各片段、各部分的“经纬线”，从而使文化具有总体性。哲学这种“无效用价值的要素”在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结构功能，所以，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其次，哲学所说的文化不是散乱的文化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的文化模式。文化哲学不应局限于散乱的文化现象，而要深入到文化的底层，从而使文化哲学得到恰当的奠基，也使文化哲学具有历史哲学、社会哲学等多方面的普遍意义。所以，我们不应笼统地说哲学以整个文化为对象，文化哲学在这一点上与一般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甚至与所谓“元文化”理论都不相同。 二、文化哲学的思想资源 在国内，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潮，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思想资源问题。其中，讨论比较集中的是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是近年来文化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这种探讨涉及文化哲学范式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关系、文化哲学范式在解读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文化特征等问题的应用，以及以文化哲学范式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质等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关系问题上，立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演化进程，在“文化—历史”层面研究马克思思想的逻辑进程。从马克思早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晚年《民族学笔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伟大思想家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线索：异化的人→社会的人→文化的人。(12)在《民族学笔记》之前，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经济、社会运动等角度理解人的活动，进而以社会作为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的本质，而在《民族学笔记》之后，马克思则试图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人的活动，以文化作为人的活动的性质，作为人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就不再像早期那样抽象地、思辨地说明人的活动，而是把人置于历史和现实之中考察其活动，“赋予人的活动以现实的创造性和巨大的历史感，即从文化—历史层面考察人。这就是马克思的‘文化的人’。”(13)这一线索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文化哲学发展史上得到了延续。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建构都受到文化哲学的强烈影响，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工业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为主要内容建构文化哲学，推动了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都可以说顺承了这一线索。(14) 另一个进路则力图全面转换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视角，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他们认为，马克思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哲学，马克思关于文化的思想奠基于近代西方文化哲学思想的展开逻辑，而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也贯穿马克思一生，“渗透于他的一系列著述之中，具有完整的内在逻辑关联。”(15)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是文化批判，它突出地体现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析与深入批判。“马克思在历史地肯定了现代性为世界历史的展开、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的时候，同时也指出了它所造成的罪恶的殖民统治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如何缓解现代性所造成的矛盾、对立与冲突，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从而由一种自发的奴役人类自身的全球一体化转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为全人类服务的全球化。”(16)这实际上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展开逻辑。 还有一种进路把文化哲学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部分和领域。马克思哲学实质上就是以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涉及的，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在内的各方面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的哲学，它本质上就是实践哲学。研究马克思，就应该系统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真对待和研究现实的社会实践所具有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司法活动、伦理活动、宗教活动，乃至文化活动和审美活动等不同的方面。在这样一个实践哲学体系中，文化哲学实际上处于“认识论”和广义的“社会哲学”之后，而处于美学之前。(17) 出于对文化哲学的广义理解，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第三种进路。第一种进路和第二种进路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马克思最终形成了文化哲学的奠基性思路，因而，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理解为文化哲学。两种进路都忽略了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支配作用。我认为，马克思确实谈了很多关于文化的思想，但他的主导思想是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支配全部社会的最终动因和社会生活的整合基础，因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切社会关系(文化关系)都只能从生产力这一最终动因得到解释。这是时代赋予的理解，因为当时社会存在的基础和社会生活的整合原则是同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存在的基础和社会生活的整合原则发生了分离，社会存在的基础仍然是生产力，历史唯物论对社会历史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是，社会的整合原则却发生了“漂移”，如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等等。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只有在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才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深刻的文化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反作用”理论为文化哲学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恰当的背景，具有产生文化哲学的逻辑可能性，但很难说，他已经提出了一种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从研究方法上说，我们只有突出文化哲学的范式和立场，进行一种范式转换，把文化哲学的范式当作一个总的“问题框架”，突出在这一“问题框架”下，重新阐释问题的可能性以及解决问题的新路向，才能把马克思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关于文化的一些阐释，如异化理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统一性思想、完整性的人与人的解放理想即共产主义理想等思想进行整合，为文化哲学所用。 关于文化哲学的思想资源还有一个重要领域，那就是西方文化哲学。国内学界在这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思辨意识哲学理解范式，文化哲学是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我们应当重视如下五个部分的资源。 其一是德国古典哲学。康德与黑格尔通过区分“自然”与“文化”，论述人与文化的相互生成关系，对文化概念的系统阐述，为“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解范式的产生提供了问题域，同时，也为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前提”。(18) 其二是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的自觉是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向，其中，新康德主义占有重要的地位。新康德主义从“价值”问题入手，重新建构了哲学的合法性基础，消解了哲学自然科学化的方法论倾向。它强调历史事件的个体性、个别性和不可还原性，实际上提出了文化哲学最根本的特征，即个体化的研究原则。 其三是文化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以泰勒、摩尔根、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和以兰德曼、舍勒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家，通过对文化来源的挖掘，对文化定义的阐释和文化本质的规定，论证了文化的特性、本质。他们在文化的外延上已经涉及具体的文化演进、文化模式、文化功能等文化哲学问题。 其四是历史哲学。以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家，从文明(文化)划分和演变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及历史发展，把历史视为文化有机体的兴衰过程。他们具体考察了不同结构的群体组成之间的文化差异，形成他们对文明的反思与认识，并对未来文明的发展形态做出了预测。(19) 其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以及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以人的个体存在、人的本质和生命价值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把个体状态的人所具有的文化特质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上研究和剖析，深刻反思和批判了工业社会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和控制。 除此之外，还有的学者集中研究了文化哲学家E.卡西尔，认为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心域——符号功能，其符号功能主要是用以表达意义、活动和人的创造性的概念。在本体论层面上，符号功能是“活动”的存在，卡西尔以这一含义改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把存在(being)由生成论提问转变为存在论提问，建构起文化意义的形而上学；在认识论层面，符号功能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卡西尔以此建构起文化科学的逻辑；在人类历史层面上，符号功能是人的本质，卡西尔以此探讨了人的生命世界的特点和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化世界；在方法论层面上，符号功能是各种文化形式的内在统一性，卡西尔把这一含义贯穿于本体论、认识论和人类历史的各个层面的研究之中，把本体论、认识论和人类历史连成一个整体，创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哲学体系。“由此可见，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创立是对传统哲学展开的一次整体性的批判，是以文化哲学的方式解答康德的哲学问题，构建起来的一种新的哲学。”(20) 一些学者还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文化哲学思想以及俄罗斯文化思潮进行研究，认为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立足于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对以往的现代性探索模式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构成了现代性探索中的重要一维。(21)如果说现代性危机的实质就是一种文化危机，“而构成这一危机的深层原因及其理论实质则源于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过分膨胀，并因之进而导致了信仰主义的衰微与虚无主义的盛行。由此，他们从俄罗斯哲学所特有的理论视域出发，对以理性主义为核心支撑的西方文化精神展开了多维批判，并力图通过这种批判达到文化精神的重建，从而克服理性主义的危机与虚无主义的侵袭。”(22)在对当代俄罗斯文化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指出，俄罗斯文化哲学就总体而言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十月革命之前的俄罗斯文化哲学、苏联后期(20世纪70～80年代)的文化哲学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化哲学。当前俄罗斯文化哲学研究在研究主题上主要包括马克思的文化观或文化哲学思想研究、文化哲学基本理论研究、文化哲学应用研究、文化哲学方法论和思想史研究、国内外文化哲学理论研究等。(23) 在文化哲学的西方哲学资源以及文化哲学史的开拓性研究中，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总体上，我们仍处于把西方哲学史中关于文化的思想片段进行搜集和简单分类，或以时间为线索把思想片段简单地串联起来的“编年史”研究阶段。还没有运用文化哲学的范式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传统哲学问题的“进步性”转换(I.拉卡托斯)，重新认识问题的意义和内涵，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我们重新认识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就是在一次真正提问中被理解的同一问题。”(24)哲学史上的问题正是在不断转换理解范式而重新提问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中，不断被“发掘”出新的涵义，正是这些才构成了哲学史的创新。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史并不是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就像西方伦理学史、西方美学史一样。而是西方哲学理解范式的一种转换和重建，这种理解的存在论根据在于哲学是文化的“硬核”(I.拉卡托斯)，它集中表征着文化的基本矛盾和对立、冲突。哲学史就是这一本质过程的历史性展现。所以，我们有可能以文化哲学的范式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一种整体性重构。目前的文化哲学史研究总体来说仍处于零散状态，远没达到理想的水平。 三、文化哲学视野的现代性与全球化研究 从哲学传统上来看，如果按理论哲学(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的分类，文化哲学的学术源流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文化哲学即实践哲学的现代形式。作为实践哲学传统的新形式，文化哲学是一种与意识哲学相对立的“入世”哲学，是一种批判现实的哲学。中国文化哲学自20世纪80年代肇兴以来，始终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照。其主要研究内容可以概括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研究中，具体有三种进路。 第一种进路把现代性看做是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本质的规定性，它以内在机理、深层结构和图式、自觉的文化精神等方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维度：精神性维度，包括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的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制度性维度：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25)目前，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现代性的价值都远远没有展示出来：它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情。现代性存在张力和冲突，这是现代性自身逻辑和不可回避的命运。 现代性在中国尚未成为个体生存、公共生活、社会运行和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的生成遭遇到社会内在的顽强的文化阻滞力，这个阻力来源于传统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和内在文化图式，从而形成了自然性、经验性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渗透并同化了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构成了异常发达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因此，全方位地突破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图式对于现代性的严重阻滞力，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对待全球化的基本态度。第一，建构中国文化的当代基本哲学理念，不仅需要世界主义的文化哲学视角，更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哲学理念重新研究，从而建立起具有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新哲学。第二，目前暂时从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把中国文化“悬置”起来，为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提供切入点。当然这种“悬置”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更好地将其合理要素整合进工业文明的精神当中。第三，如何保持和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增加民族文化认同，培育新的文化精神，也是文化哲学要解答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决定着中国文化哲学是否更具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第二种进路从现代性造成的文化危机入手，认为当代文化的危机与困惑主要表现为三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即“文化过度的危机”、“文化偏执的危机”和“文化混乱的危机”。“文化过度的危机”体现在超越文化的限度上。人对自然的改造，对历史进步的期望应遵守“限度”原则。现代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提示我们，这一切，“在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巨大的‘现代化灾难’面前，必须被重新思考。我们应该加上对历史的新认识：如果人没有限度地搞资源开发，没有限度地推进现代化，就会把自己置于生存危机之中。”(26)“文化偏执的危机”是指，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文化都应当是全面的。我们不能偏执于某一种文化，否则将导致文化危机，例如当前社会对资本的过度偏执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片面化；因而，应当对文化进行“划界”和“区分”，对文化各领域进行规制，使其内部协调、外部独立，这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的弊病和致命征候进行根除的文化创新之举”。(27)“文化混乱的危机”主要是指作为当代文化主体形式的媒体文化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商业化浪潮席卷到媒体领域，另一方面是新媒体文化来的过于“凶猛”，导致人们猝不及防。这种新媒体文化所具有的商业性、低俗性、片面性、操纵性等特征，造成了文化混乱的危机。 第三种进路援引后现代文化观，消解文化上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有学者认为，这种文化观把某一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绝对本质和基础，并力图由此出发阐释评价其他文化，甚至统一整个文化的版图；这种对文化的理解不仅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独自主义的文化观，而且必然导致文化上的霸权话语和文化上的排他主义，而成为酿就今天人类文化非宽容和文化冲突的真正认识论根源。(28)因此，当前全球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消除遵循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上的权力话语”，批判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无往不克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建立一种相互交流、共存共荣、互惠互助式的文化观念。(29)在此前提下，“中西文化比较的最终的正确答案，不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扬此而抑彼，而应走向二者之兼综的合题，即超越两种文化的自溺和封闭，而坚持中西文化作为整个人类文化中的两种互补性旨趣，二者之间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30) 而要实现文化的互补互助式发展，就必须进入到中国哲学中的身体哲学的思路，即以身体为原点致思社会和宇宙的哲学逻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西方哲学从思辨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本身就孕育着一种理论范式的转换——从意识哲学向身体哲学转换。而这显然和看重身体的中国传统哲学达成了一种共识，进而也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提供了一种契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使得中国哲学恢复了迥异于西方传统哲学的独特文化身份。(31)所以，中国哲学文化只有以“身体”为本体基础才可以和以意识为核心的西方哲学文化进行一种互通有无、相互参照的文化交流。这显然包含着历史文化的含义。 现代性与全球化研究是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全球化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何重构现代性也直接关联着如何理解全球化。在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学者们正确地把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而全方位的规定性，并且把现代性的体现概括为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包括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的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同时，学者们也看到了现代化(即现代性的展现)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尤其是看到，资本的逻辑对生活领域的全面侵袭而造成的文化危机是现代性的缺陷。但是，我们在进一步完成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西方现代性“设计”中的经验教训，考虑到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换言之，我们既应当关注现代性的普遍一面，也应当关注其特殊性一面，更应当关注其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和结果，是现代化在思想文化与制度上的表现。现代化运动最初是在西方社会发生的，因而西方的现代化具有典范意义。在这种典范意义下，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模仿西方国家，形成追赶式的现代化观念，因而现代性也只能是西方意义的现代性。随着西方现代化弊病的逐渐显露，以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思潮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随后，非西方国家也改变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迷信，使得现代化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多元化了；非西方国家在考虑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时，更多地考虑到自身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由此现代性的观念和实践也多元化了。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重新书写。 当然，现代性的多元化并不等于“单子”化，也不等于用特殊性否定普遍性。在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无论在时间向度上还是在空间向度上，都处在多种文化交融、交错、摩擦和矛盾之中。特别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主要是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层面上形成了同质化和异质化的不同诉求，这构成了全球化初期的基本矛盾。然而，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全球化必将构建一种融合各民族基本价值和利益的核心价值，并进一步拓展为一种新的带有普遍性的、全球互动的基本规范和价值原则。因此，我们对现代性的研究和重新书写，就既要考虑各民族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又要考虑到全球化形成的普遍价值问题。特别是，要考虑把现代性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现代性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全球化。在全球化研究中，学者们不再把研究设置在对全球化的抽象层面上，而是直接切入中西文化的关系中；同时，试图突破“中化”和“西化”两歧逻辑的局限，寻找新的出路。有的学者援用现象学的“悬置”概念以克服中国文化的强大阻滞力，为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的建立提供切入点；还有的学者援用了后现代哲学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理论，试图打破“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对冲逻辑，使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平面上，建立一种相互交流、共存共荣、互惠互助式的文化交流模式，进而走向二者之兼综的合题。 笔者认为，这些解决路径都是合理的设想，但必须结合一种实践的逻辑才具有现实性。如果现代性被理解为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和直接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全球化理解为西方资本主义逻辑的全球扩张过程。但是现代性本身就是不断被修改和完善的过程。现代性的多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从西方文化的殖民趋势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真正涵盖世界各民族共同价值的普遍价值核心以及文化互动规范，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可见，全球化能够形成世界各种文化形态理解自身的新坐标系和范式，由此中西文化之争才可能摆脱二元逻辑，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得到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必须走文化创新之路，而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优长，但是应当强调，这种借鉴，一方面要依据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坐标，另一方面也要依据全球化建立的超越东西方对立的新的坐标，还要参考异己的各民族文化(包括西方文化)本身的坐标系——只有在几种坐标的重合作用下，才能避免把任何借鉴都变成一种同化。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实践的现实逻辑，在这种实践逻辑作用下，我们才能以正确的姿态进入全球化的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使中国文化生发出新的光芒。 结论：几个瓶颈问题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积极关怀和参与现实的新的哲学范式和哲学形态，日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引领思潮的显学。近年来，文化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堪称辉煌。一是在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进行了文化哲学理论体系的设想和构建；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史中挖掘了文化哲学的基本资源；三是以文化哲学的视角对以现代性和全球化为核心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思考。这些研究与文化哲学所具有的普遍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叠加起来，使得文化哲学的影响远远超出哲学领域，在文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是，无疑，文化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乃至发展的瓶颈问题。 其一，在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构方面存在问题。虽然理论的多样化是一种理论产生之初的正常现象，也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文化哲学在理论形态的多样化的同时却产生了泛化现象。由于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构还缺乏系统性，观点松散，每一种理解都有深入研究的很大空间。由此，人们对文化哲学还缺乏系统的理解和完整的概念，因而在学术领域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把“文化哲学”当作一个时尚的概念和标签随意使用和粘贴，导致了文化哲学的泛化或者泛文化哲学的现象。笔者认为，要克服文化哲学的泛化倾向，必须继续深化文化哲学的基础研究，形成具有相对共识性、系统性理解的文化哲学。当然，我们也必须正确理解“共识性”、“系统性理解”，理解它们的相对性。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它不具有科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只能是相对的统一性。 其二，对文化哲学的哲学史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发掘存在问题。对文化哲学来说，这同样属于基础性工作：它是使文化哲学理论系统化的有效路径之一，也是透视西方社会发展的文化困境的有效路径之一。我们感到，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还需要在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首先，要加强对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源的系统整理，克服当前零敲碎打式的研究方式。其次，以文化哲学的思维范式去思考哲学史，实现哲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尝试构建另一种面貌的西方哲学史。最后，还应当扩大文化哲学资源的发掘范围，把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如文化进化论、文化相对论、文化传播论等，以及一些文化思潮纳入文化哲学的思考范围，使文化哲学理论更加丰满。 其三，在文化哲学基础理论建设方面，还要深入发掘西方实践哲学传统。实践哲学是文化哲学的基础，文化哲学是实践哲学的现代形式。实践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一直成为与关于神事的理论哲学(即形而上学)相对的，关于人事的哲学。而所谓人事就是文化，文化是人的活动的结果；而实践哲学就是关于人的活动、行动的哲学。现代文化哲学的兴起在总体精神上，承续着实践哲学的思想传统。在传统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两分中，把实践哲学作为文化哲学的基础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深入发掘实践哲学传统，探究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关系，构建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统一性，对于深化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彰显文化哲学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其四，文化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现代形态，有着坚定不移的实践旨归。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现实文化形态的转型，促进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人的完整性。近年来的文化哲学研究坚持了这一宗旨，以重构现代性和全球化为背景，对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了反思，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反思还远远不够：一者，由于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构尚未完成，文化哲学对现实还缺乏完整的把握，未能对现实进行理性重建；二者，现有的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亦未能与现实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文化哲学的现实研究尚未达到理想的水平。因而，文化哲学推动现实文化建设的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 这些都是文化哲学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更加重视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注释： ①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②郭湛：《文化：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③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④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第6页。 ⑤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昆明：云南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⑥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第2页。 ⑦衣俊卿：《论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求是学刊》2006年第4期。 ⑧⑨霍桂桓：《文化哲学：是什么和为什么》，《光明日报》2011年8月3日，第14版。 ⑩常晋芳、李成旺：《文化哲学研究的当代走向》，《学习论坛》2010年第9期。 (11)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要》，刘继同、左芙蓉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12)何萍：《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13)何萍：《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第21页。 (14)何萍：《论文化哲学的普遍性品格及其建构》，《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15)邹广文：《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展开逻辑》，《求是学刊》2010年第1期。 (16)邹广文：《马克思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视野》2009年第9期。 (17)霍桂桓：《略论文化哲学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8)(19)刘振怡：《论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求是学刊》2006年第4期。 (20)何萍：《论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学海》2010年第4期。 (21)周来顺：《使命的沉重与路向的忧思——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0页。 (22)周来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视域中的文化批判》，《哲学动态》2012年第6期。 (23)参见陈树林：《俄国文化哲学研究概观》，《哲学动态》2010年第9期。 (2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30页。 (25)参见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6)李鹏程：《文化危机三题》，《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 (27)李鹏程：《文化危机三题》，《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 (28)(30)张再林：《从阿佩尔哲学看中西文化的会通》，《人文杂志》2003年第2期。 (29)张再林：《真问题，还是伪问题?——关于文化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1)张再林：《身体、对话、交融——身体哲学视域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问题》，《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标签：哲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文化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范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