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对外开放的回视与审思（专题讨论）——2.唐代对外开放与经济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唐代论文,专题讨论论文,繁荣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对外开放是促成其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有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
一、对外商贸通道的贯通
唐朝时，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外贸易亦随着国力的强大而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而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朝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如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记述说：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有七条交通干道：一曰营州入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参天可汗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日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上述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在扩展对外交通干道的同时，唐朝还在沿途遍设驿所。据《唐六典·兵部尚书·驾部郎中》载，当时天下共设驿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此外，“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1](P1926)。这些可与周边民族及远域实现交通的干道，不仅有利于政治外交往来与军事调兵运输，而且还便利了经济贸易交流和商旅通行。
二、外向型城市的发展
1.两京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都市
京都一般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心都会。唐朝长安和洛阳市区所占空间虽然有限，但它们所起到的商品流通中心枢纽、内外销商品集散地、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及幅射全国乃至周边和更大范围内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市场、沟通及导向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激活长安城商品经济等作用，并非是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时间所能包容和束缚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向各地幅射的陆路主要有十四条，水路交通则可借环绕城周的水系与渠道，沟通包括四川、华北、江南、湖南、闽、广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因此，处于政治中心位置的长安网联、沟通的是具有全国意义和对外贸易的大市场。
2.沿海港口城市
广州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港口城市，至唐代时又发展成为岭南节度使治所。由于岭南本身的经济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包括珠江在内的五大水系及其支流，以广州为中心枢纽的对外贸易更为活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的广州虽然也属于政治与经济中心合一的城市，但因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造就了城市繁荣，其经济职能更为明显。史载，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珍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2]（卷151，《王锷传》）。黄巢起义军入广州，有史载曾杀戮十万以上至二十万胡人[3]（《阿布赛德哈散之记录》），此数虽显夸大，但广州胡商云集确是事实。
扬州是唐后期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主要是对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通商。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纵游淮南》），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赠别》），都是描述罗城（今扬州）中最繁华的一条长十里（一说为九里）的主要街道。此外，泉州、明州、登州与莱州等都因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先后兴盛，并成为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应该说，运河的开凿是沿线工商业城市兴起的契机，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则是这些港口城市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
3.承担对外贸易功能的内陆地区中心城市
自战国秦汉以来，幽州地区就以富庶而著称。它不仅是北边军防重镇，同时还是联结河北与长安、洛阳及中原王朝沟通北方蒙古草原和松辽流域等东北各民族及朝鲜半岛的转运枢纽要地，正所谓“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关、河自北，转输幽燕”。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记录了唐幽州城市内近三十种商业和手工业行业名称，足以说明当时市场的繁荣。唐后期，渤海国使者频繁朝贡，动辄组成数百人的使团，商贸交易已成为主要目的。唐后期，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利用唐内缩有效辖区之机，更加频繁地开展对唐官私贸易，在东北、河北地区的活动空前活跃，而幽州正是他们与中原经济贸易交往的中心和枢纽地区。西州、沙州、凉州等都属于中西交通陆路要镇，因中西贸易的活跃而成就了城市的繁荣。唐代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凉州词》）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西州内外贸易繁盛的景象；“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西凉伎》）是元稹感叹凉州盛唐时曾有过的繁华。
三、外贸市场的形成
蕃商（胡商）的活跃、陆路与海路贸易的共同发展，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特色。
外商运进中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
这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与市场的开拓，也表现为深层次的渗透。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广泛，商业贸易需求推动着东西方以及亚洲大陆内部更为密切的交流。在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唐代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契机，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面貌。
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他们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物。“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海运事业的发展。《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西山杂志》提到唐天宝中泉州所造海舶“舟之身长十八丈，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万石之多。”
四、外商的涌入
城市工商业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商，是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特色。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鬻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朝廷为规范胡商的经营，专门为胡商立法，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对外贸易。各大都市，胡商人数虽无较确切数字，但数量是很可观的。唐上元元年（760年），淮南节度使田神功借平刘展之乱，大掠扬州，“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2]（卷110，《邓景山传》）。广州因外贸发达，“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4]（卷32，《王琨传》）。《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唐玄宗天宝时期，广州北面的西江，“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5](P74)。这些往来居住的外商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长安“市肆多贾客胡人”[6]（卷403，《魏生》）；饶州属中下等州，著籍户数不过数万，但因属于转输城市，“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7]（卷371，《表医者郭常》）。唐德宗朝，当时有留居长安达四十年之久的胡人（回鹘），娶妻生子，置田举质，并一直享受外客待遇。
还有很多外商是以朝贡使团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的。唐太宗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8](P6253)。“参天可汗道”，“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俾通贡马，以貂皮充赋税”[9](P1314)。唐朝对朝贡使团有很多优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据路程远近给付资粮，安排住宿，馈赠赠物（往往超过原进贡物品的价值），允许入市交易，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据今人统计，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三百多个，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甚至远在“绝域”的国家。很多内附民族和羁縻地区，他们和中央的关系是以朝贡的方式联系的。不在唐有效管辖区的国家和政权，他们所派出的数量不等的使团，除日本、新罗有遣唐使的称呼外，一般都称作朝贡使。据统计，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每团少则数人，多者可达数百人。
五、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对外开放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国家必须走向统一。自东汉末年，中国曾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其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并未挽回南北对峙的格局。589年，隋朝再次统一南北，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末虽然群雄并起，但李唐王朝逐一翦灭诸雄，历史再次回归到统一的轨道。“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分别是唐朝创业和鼎盛的代表时期，也是史家津津乐道的典型治世，“四海晏清”的统一局面，它为唐朝带来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为唐朝走向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国家必须走向统一。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制度，中央机构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互相平行又互相制衡。中央事务则设有九寺，并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内外官吏。全国地方设州置县，边远民族地区及新归附民族则因地制宜，以羁縻州县方式统之。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乡村实行乡里制，户籍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统一的国家和稳定的社会是对外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再者，国家要有富强的国力。唐朝对外以自己的实力，致力于疆土的开拓和边疆的巩固。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采取团结、德化、和亲、怀柔等政策，以朝贡的形式维持政治向心力和经济互通有无的关系，以和亲的方式缔结婚姻关系维护边疆的安定团结。对内则致力于国家建设，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全国户口大幅增长，垦田面积大量增加，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的开凿和通航，使西北政治中心、东北军事重点防御区和南方经济富庶区联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这些都为开放的国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得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商品冲击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二）拥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
唐太宗对华夷观念提出新的认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可以说，此前以华夏别蛮夷，唐太宗以自己为始不隔华夷，前无古人。贵贱无别，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观念的雏形不仅是对前人的超越，也对后世的华夷观念和对应国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唐代，“万国”、“四海”、“华夷”、“蕃汉”、“胡汉”等名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观念下，开放成为一种全面的开放。①向外拓展的趋势——地域的开放；②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动态进展——种族的开放；③汲取与推广并行——文化的开放；④婚姻、家庭、女性、娱乐、休闲、节庆、时尚的调整与包容——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的开放；⑤在科举制的导引下，建立了新的选拔人才的机制——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包括对域外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也具有开放性；⑥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开放。
（三）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
首先是设置专门的官署，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从陆路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移，唐朝除原有接待外来人士的鸿胪寺，还设立了管理边境贸易事务的互市监，中央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鼓励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并设立了管理沿海贸易的市舶司等机构，以适应海陆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对外籍商人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多种优待政策。①对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进出，唐朝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外籍商人在唐朝民间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②在商品交易中实行开放式的货币政策，很多境外货币可以在唐朝流通；③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有固定的聚居区，设立本民族信仰的寺庙，拥有自己的墓地；④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入唐长期从事经营，规定他们每年只须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甚至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不过，唐代开放与兴盛对今人最重要启示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