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的“拜相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结论文,白居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6)02～0135～07 论及中唐诗人白居易，大多会提到他的“兼济”与“独善”以及“中隐”思想，更会以“知足保和”来概括他的人生信条及其处世态度。如赵翼《瓯北诗话》说他：“香山出身贫寒，故易于知足。……少年时《西归》一首，……可见其少时奔走衣食之苦矣。故自登科第入仕途，所至安之，无不足之意。”[1]47陈寅恪先生也曾经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2]337历来学界往往以江州之贬为分水岭，认为白居易由此从“兼济”走向了“独善”。然而，我们通过对白居易生平仕宦经历以及仕隐思想演变之考察，认为事实并非如此。[3]白居易在大和初年一度做过的拜相之梦，直至其去世始终未曾放下，而此一“拜相情结”也正是我们解读白居易仕隐思想与政治追求，准确评价白居易其人及其创作的一个重要视角。 白居易的存世作品相对较多，对有关仕宦经历，甚至对俸禄以及服色之记载，较一般唐代文人详细，因此，对其一生仕宦经历以及心理之梳理也相对比较容易。在白居易的集子里，有关“拜相情结”也多有表露。 白居易的“拜相情结”并非没有实现的现实条件。从他被宪宗拔擢入翰林院时，就踏上了通向宰相高位的第一步阶梯。唐、宋时期，不由翰林出身不拜相，也就是说，一旦入了翰林，就有了以后拜相的可能性。 在玄宗时，翰林是清贵之选。到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已经成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经常值宿禁中，承命撰草任免将外、册立太子、宣布征伐或大赦等重要文告，有“内相”之称。其中知制诰即承担中书舍人的部分职责，若是被提拔为承旨学士，一般稍晋梯阶便可正式拜中书舍人，然后入相。宪宗时，又于诸学士中选资高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分割宰相之权力。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云：“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非自异也，法不当参。用是十七年间，由郑至杜，十一人而九参大政。”[4]559～560“十七年”，是指从宪宗到穆宗时的十七年中，承旨学士十一人而有九人位至宰相。长庆以后各朝由翰林出身的宰相一般占二分之一到五分之四左右，开了后世拜相必由翰林之先河。[5] 白居易于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入翰林。当时先入翰林院的有李程、王涯、裴洎、李绛、崔群五人，加上白居易，共为六人。除了白居易外，其余五人后来都官至宰相：李程在敬宗时做过宰相；李绛元和二年(807年)授翰林学士，元和六年(811年)拜相；元和十一年(816年)，王涯担任宰相(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和七年(833年)，唐文宗任命王涯为宰相，进封代国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九月，裴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会昌五年白居易作的五律《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曾说过：“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6]830，即是谓此。 而中书舍人也是通往宰相之路上比较重要的一步。元和十五年夏，白居易自忠州召还，除尚书司门员外郎。十二月，充重考订科目官。二十八日，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有《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感怀》诗云：“闲宵静话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6]403王十一就是王起，李七即李宗闵，王与李先他而为中书舍人。元九，乃好友元稹，元和十四年秋，元稹被召还，授膳部员外郎。长庆元年五月，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知制诰也可以称为舍人。这几位同事兼好友在以后都曾拜相。 长庆元年(821)，白居易五十岁，十月十九日，转中书舍人，接下去，随着官阶之升迁将很有可能拜相，如与其当时同为中书舍人的好友韦处厚，敬宗时为翰林承旨，于文宗时拜相。但白居易却在通往宰相的路途上遭遇了比江州之贬更为巨大的挫折，长庆二年(822年，白五十一岁)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除杭州刺史。因此，笔者以为，此次打击比上一次的江州之贬对白居易的打击更为沉重。[3]但尽管如此，白居易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当朝中局势发生变化，形势好转之时，白居易依然会做入相之梦。 大和二年(828)春，在裴度与韦处厚出任宰相时，白居易除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时年五十七岁。这一年，白居易有了“入相”之现实可能，他因此便做起了“宰相梦”。但就在此年的十二月，韦处厚暴卒。白居易与韦处厚交谊匪浅，从其《祭中书韦相公文》可知，韦处厚是白居易长庆初为中书舍人时的同事，又是一起皈依佛门的同道。元和十四年在忠州，白居易有《和李澧州题韦开州经藏诗》[6]383，这个韦开州就是开州刺史韦处厚。据朱谱，白居易好友崔群也是韦之挚友，而“居易、禹锡亦皆与处厚相善。后处厚为相日，居易刑部侍郎之除，禹锡集贤学士之除，不尽由裴度之援，而处厚亦已有力焉。”[7]108因此，韦处厚去世，裴度孤立难支，白居易拜相之梦也因此很快归于破灭。 关于白居易之求相，朱金诚《白居易年谱》曾说： 《闻新蝉赠刘二十八》诗(卷二六)：“蝉发一声时，槐花带两枝。只应催我老，兼遣报君知。白发生头速，青云入手迟。无过一杯酒，相劝数开眉。”……据《旧纪》，居易大和二年二月自秘书监迁刑部侍郎，盖由于裴度、韦处厚两人之推荐，处厚于是年之末暴卒于位，度亦行将出镇，居易所以不得不于三年乞归也。《闻新蝉》当作于二年之秋……以官职论，居易正在最得意之时，而诗中有“催我老”、“入手迟”之语，疑居易求入相未遂，致有此感慨耳。[7]197 朱谱用语还有所保留，不敢肯定，事实上此事完全可以坐实。在白居易的诗文里，与求相相关的依据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如《和〈我年〉三首》(其三)： 我年五十七，荣名得非少。报国竞何如，谋身犹未了。[6]480。 稍后(大和三年)的《偶作》诗亦说： 伊余信多幸，拖紫垂白发；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人间所重者，相印将军钺。谋虑系安危，威权主生杀。焦心一身苦，炙手旁人热。未必方寸间，得如吾快活。[6]492 上述两诗，似乎都与求相未遂有关。而不能不使白居易一再受到刺激的是，早在长庆二年，比白居易小七岁的“同门”元稹就已拜相，次年“门生”牛僧孺拜相。白居易的才能与资历显然都不比这两位“同门”或者“门生”差，但他却于长庆二年(822)七月时，在通往拜相之路的重要一站罢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这一次贬谪，粉碎了白居易第一次本来很有可能实现的“拜相梦”。大和三年(829)三月，白居易的“拜相梦”又一次被粉碎，他在失意中分司东都，退归洛阳。同年八月，另外一个“门生”李宗闵也拜相。对不得已退居的白居易自然也是不小的刺激。 大和六年(832)，六十一岁的白居易为河南尹。早春，白居易有诗：“饱食安眠销日月，闲谈冷笑接交亲。谁知将相王侯外，别有优游快活人。”(《快活》[6]599)虽然说自己是“快活人”，但心目中把“将相王侯”作为参照，这正好说明此一情结始终横亘在他的心里，难以放下。此年十二月，牛僧孺罢为淮南节度使，白居易稍后有《洛下送牛相公出镇淮南》：“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诗后自注曰：“元和初，牛相公应制策，登第三等，予为翰林考核官。”[6]693这更可以看作是白居易对自身求相未遂的自我安慰。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白居易的此一梦想，已经成为他内心深处一个终身难弃的“拜相情结”，一直延续到其去世，都不曾放下。日本学者下定雅弘认为： 任太子宾客后咏出的大量律绝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他始终不衰的对长安与政治的关心。其最明显的证据便在晚年仍愿意当宰相的表现。会昌五年作的五律《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尾联“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的两句明确表示了自己未曾任宰相的寂寞心情。会昌六年作的七律《予与山南王仆射淮南李仆射事历五朝踰三纪海内年辈今唯三人荣路虽殊交情不替聊题长句寄举之公垂二相公》说“故交海内只三人，二坐岩廊一卧云。老爱诗书还似我，荣兼将相不如君。百年胶漆初心在，万里烟霄中路分。阿阁鸾凤野田鹤，何人信道曾同群。”……诗句将任宰相的“鸾凤”与“野田鹤”的自己比较，泄露出寂寞的心情。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最终未曾担任宰相的经历，一直深怀遗憾。[8]51～52 上述白居易的亲旧之中，拜相的不在少数：翰林院五同事，好友元稹，门生牛僧孺、李宗闵，都先后拜相。会昌二年，好友李绅也拜相。这些亲旧之拜相，都会引起白居易心中的波澜。而也就在这一年，他与相位最为接近。据陶敏、傅璇琮编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此年九月条：“唐武宗欲征用白居易为相，李德裕以居易衰病，不宜入朝，荐居易从弟白敏中为翰林学士。”本条下引《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有关白居易之资料： 《通鉴》卷二四六本年九月载：“上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甲辰，以敏中为翰林学士。”按《旧唐书·白居易传》附白敏中传末云李德裕“素恶居易”，仅谓“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新唐书·白敏中传》亦谓“是时居易足病废，宰相李德裕言其衰
不任事”。[9]212 上述资料足可证明，在唐武宗看来白居易具备了拜相的资格，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在唐武宗心目中，至少白居易并非不愿为相之人。 考白居易有关年谱，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白居易已经七十四岁，而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白居易七十五岁，是年五月，从弟白敏中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白居易自己始终未曾实现的“拜相梦”，终于由白家的另外一个子弟白敏中实现了。如此，则不仅仅有“门生”做了宰相，而且白家的子弟也终于有人做了宰相。此年八月，白居易卒于洛阳履道里私第。对此，我们已经无法知晓，他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态，离开了这个令他十分眷恋的人世。 在他身后，晚唐著名诗人、早年受过白居易赏识的李商隐，在应白居易夫人以及嗣子白景受之请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有如此记载： 为中书舍人三日，如建中诏书，上郑公覃自代，后为相，称质直。文宗时，文贞公果有孙起使下，数岁，至谏议大夫，贤可任，为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尝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为相，独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仆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复宪宗所欲得开七关，城守四州，以集巨伐。[10]1809 由此可见，白居易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日，都对求相不得一事耿耿于怀，其“拜相情结”几乎绵延了他坎坷不平的大半生。 白居易那热切而绵长的“拜相梦”，他那强烈的“拜相情结”，体现的是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文人的普遍心理。客观来看，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中既有“为天下”的理想，也有“个体性”的精神诉求。唐人并不讳言个人对于“功名富贵”之追求，如果说在初、盛社会上升期这类表达并不显著的话，中唐以后就屡见不鲜了。 相关例证我们随手可举，如与白居易同时代的韩愈，作为一代儒宗，并不以干禄为耻，且非常“热中”。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声称：“夫以贫贱而求于富贵，正其宜也。”[11]227贞元十六年，白居易进士及第后，有《箴言》并序： 我闻古君子人，疾没世名不称，耻邦有道贫且贱。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闻于君；乃干禄，禄将及于亲。升闻逮养，繄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报之。[6]976 “疾没世名不称，耻邦有道贫且贱”，也即是孟浩然“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之意，表达的也是对建功立业、追求功名富贵之意愿，在这一点上也与同时代的韩愈等人无异。韩、白等人，在仕途上遭遇挫折、在亲友去世之后，或者在备受打击之时，都会表达一些消极悲观之言论，甚至表示出对归隐的强烈向往。如韩愈有著名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表达了对官场丑恶之讽刺以及对隐者之赞美，但其实只是牢骚而已，韩愈对功名富贵之追求不可能因此放弃。[12]白居易诗文中有关“中隐”，有关知足保和思想之表达也相当多，但其实质，也只是其思想矛盾之一个方面。 元和六年，白居易退居渭村。冬初得到裴垍去世的消息。裴垍是唐宪宗时期颇有作为的宰相。裴垍为翰林学士时，曾举荐李绛、崔群同掌机要政务；为宰相以后，又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拔李夷简为御史中丞，这些人后来都相继为相。裴垍执政时期朝无奸侫，百业渐兴，出现了唐后期少有的清明时期。对深为钦佩的好友之英年早逝，白居易曾经感叹： 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绵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闲居》[6]111) 如果只是看他“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等文字，就可能以为白居易从此会淡泊名利，看破官场，放弃建功立业之理想。但事实上未必如此，还在被贬江州期间，白居易就一再表达其建功立业的强烈意愿。元和十六年，白居易在江州，有诗曰： 我昔三十六，写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形骸属日月，老去何足惊。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6]144) 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赠写真者》[6]359) 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刘十九同宿·时淮寇初破》[6]359) 元和十七年，又有诗曰： 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朱颜日渐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处?……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知奈何!(《浩歌行》[6]227) 也是尚在江州时，白居易对以优礼待之的裴常侍如此表白： 他日秉钧如见念，壮心直气未全销。(《江西裴常侍以优礼见待，又蒙赠诗，辄叙鄙诚，用伸感谢》[6]371) 以上这些，都足以证明白居易对“功名富贵”之难以放下。也许正因为其功名心之强烈，才需要他不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以知足保和之义自遣，来维持心理的平衡。在好友崔群等人帮助下，白居易得以量移忠州刺史，在赴忠州途中，他有诗给其弟行简： 老见人情尽，闲思物理精。如汤探冷热，似博斗输赢。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氓。鸟以能言
，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6]375) “知足”“保生”，少言避祸，是白居易经受仕途挫折后的人生感悟，以之告知自己的亲人，当是肺腑之言，真实可信。但这同样不能说明，白居易会从此抽身，甘心做一个荒蛮之地的小小州刺史。当他在穆宗长庆初年回到朝廷，高官厚禄，仕途又得意之时，他是如此告诫他的从弟白敏中的： 自知群从为儒少，岂料词场中第频?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始予进士及第，行简次之，敏中又次之]转于文墨须留意，贵向烟霄早致身。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6]416) 至此，白氏一门三进士，白居易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而白敏中也没有让白居易失望，最终使白家子弟登上了宰相之宝座。很有意味的是，白居易写作此诗时，离他的再一次受到重创、被贬(由中书舍人外放杭州)为时不远。 不仅此时的白居易未曾放弃“功名”之心，直到六十五岁分司东都之时，他也还在慨叹：“凌烟阁上功无分，伏火炉中药未成。”(《题酒瓮，呈梦得》[6]752)而会昌年间，在其离世前还念念不忘、始终放不下的“拜相情结”，更是白居易一生追求功名富贵之真切有力的证明。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白居易渴求宰相之职，并非纯然世俗化的“个体性”诉求。作为士子自有对皇朝以及皇帝之忠心，有强烈的忠君爱国之情，为官、为相可以更好地“安人活国”，“致君尧舜”。因此其“个体性”精神是包含于建功立业的宏愿中的，这应该是我们评价白居易“拜相情结”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元和元年，白居易有《策林》七十五篇，多方面向皇帝提出建议。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白居易被擢为近侍，怀着极强的感恩心理，屡次上书，指陈时政。白居易此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中，还有不少表现出其作为谏官对皇朝的忠心，如《新乐府》里《青石》，其题旨即是“激忠烈也”：“长使不忠不烈臣，观碑改节慕为人。慕为人，劝事君。”[6]74最能体现其对皇帝之忠心的是他的《放鹰》一诗：“取其向背性，制在饥饱时。不可使长饱，不可使长饥。饥则力不足，饱则背人飞。乘饥纵搏击，未饱须絷维。所以爪翅功，而人坐收之。圣明驭英雄，其术亦如斯。”[6]18 白居易在诗中明确向皇帝建言御臣之术，在《策林》中有《御功臣之术》一篇： 臣闻：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审其罪而纠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荣矣；纠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荣并加，畏爱相济，下无贰志，上无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劳而全君臣之道也。(《策林》四十七[6]1343) 白居易与其好友元稹一样，都有着明确而热切的政治追求：首先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然后是使得自己“致身伊皋”，即是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的名相。白居易六十一岁时为元稹所作墓志铭，最能体现此一理想： 又观其述作编篡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时与不逢时同，得位与不得位同；富贵与浮云同。何者?时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挚友居易，独知其心，以泣濡翰，书铭于墓。……未康吾民，未尽吾道；在公之心，则为不了。(《河南元公墓志铭》[6]1468～1469) 元、白二人，有着很多共同语言。作为知己，上述所言既反映了元稹之苦衷，也是白居易自己的夫子自道。早年元、白二人写讽喻诗，就是为了实现其“安人活国，致君尧舜”之宏愿，白居易《采诗官》曰： 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6]90 因此，元、白二人渴望登上宰相之高位，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宏大理想。白居易在《为人上宰相书》中说： 济时者，道也；行道者，权也；扶权者，宠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无其权；得其权，不可一日无其宠。然则取权。有术也；求宠，有方也。盖竭其力以举职，而权必自归；忘其身以徇公，而宠必自至。权归宠至，然后能行其道焉。[6]957 白居易时为校书郎，宰相乃是韦执谊。在他看来，作为人臣，只要竭忠尽职，就可以得到人主之宠信，得到宠信就可以得到权力，而权力得到之后，就可以行道，大济天下苍生。 唐、宋时宰相握有进贤选能升降百官的人事调配大权，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赵师民上疏：“辅相之本，在于进贤退愚，使中外之任，各当其能，上下之材，咸适其分。”[13]3545司马光亦曰：“臣误蒙甄擢，备位宰相，遴选百官，乃其职业。”[13]9301可见北宋宰相有着“进贤退愚”“遴选百官”之权力与义务。而唐代宰相之权力，更被称之为“造化权”。在江州时期，白居易听闻赏识元稹的李尚书拜相，为元稹指日可待的升迁而特意写诗预祝： 怜君不久在通川，知已新提造化权。夔离定求才济世，张雷应辩气冲天。那知沦落天涯日，正是陶钧海内年。肯向泥中抛折剑，不收重铸作龙泉。(《闻李尚书拜相，因以长句寄贺微之》[6]362) 元稹有《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见贺》：“初因弹劾死东川，又为亲情弄化权。……尚书入用虽旬月，司马衔冤已十年。”[4]237这个“李尚书”应该是李夷简，李于元和十三年召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稹与李夷简素有交谊。早在元和九年，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夷简，命令去荆南公干的节度府从事韦臧文顺便代表他自己看望元稹。在韦臧文返回西川之时，元稹有《贻蜀五首并序》赠送在剑南西川的朋辈友好，序云：“元和九年蜀从事韦臧文告别，蜀多朋旧，稹性懒为寒温书，因赋代怀五章，而赠行亦在其数。”第一首便是《病马诗寄上李尚书》：“万里长鸣望蜀门，病身犹带旧疮痕。遥看云路心空在，久服盐车力渐烦。尚有高悬双镜眼，何由并驾两朱轓?唯应夜识深山道，忽遇君侯一报恩。”[4]217诗人以病马自喻，诗中充满了对李的知遇之恩。朱金诚也认为：“‘李尚书’系李夷简可断言无疑。……元稹及李夷简友情契洽，故此诗谓夷简入相，元稹必得志。盖唐中叶后，亲旧在相位，必得其左右，乃常人意中所有之事耳。又唐人常以‘造化权’等词语称宰相，殊不以为嫌，如刘禹锡《和东川王相公新涨驿池八韵》：‘今日池塘上，初移造化权。’亦此意也。”[7]97 而晚年白居易十分敬慕出将入相之裴度，称其为“社稷臣”： 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将旗，四朝致勋华，一身冠皋夔。(《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6]666) 我无才能忝高秩，合是人间闲散物。公有功德在生民，何因得作自由身?(《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6]673) 何处画功业，何处题诗篇?麒麟高阁上，女几小山前。(《裴侍中晋公出讨淮西时，过女几山下，刻石题诗，……居易作诗二百言，继题公之篇末，欲使采诗者、修史者、后之往来观者，知公之功德本末前后也》[6]674) 致成尧舜升平代，收得夔龙强健身。抛掷功名还史册，分张欢乐与交亲。(《奉和晋公侍中〈蒙除留守，行及洛师，感悦发中，斐然成咏〉》[6]714) 裴度之功业令白居易由衷羡慕，而他自己却“凌烟阁上功无分”。此时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白居易尚对自己未能成就“功业”念兹在兹。 白居易终其一生都怀有建功立业、兼济天下之热望，并没有因为皇权之更替、个人之被贬、朝政之纷争而有所改变。白居易的知足保和思想，只是其思想之一个方面。他一直到去世，与好友元稹一样，内心怀有深深的“不足”。以往学者过于强调其知足保和一方面的思想，显然与事实有违。唐宋士人在进与退、仕与隐之间，多有矛盾。更因为政局之变幻，个人命运在宦海沉浮中之难以掌控，不能不以佛、道思想自我排遣，自我调节，来维持心理之平衡，获得身心之安和。 纵观白居易的仕宦生涯，我们不难看到，随着宦海之沉浮起伏，白居易之心态也不断地发生着进与退之矛盾争斗。在江州，因为累年不迁，失望之余，白居易也曾萌生休退之心，与元稹相约同归青山：“朝见宠者辱，暮见安者危。纷纷无退者，相顾令人悲。宦情君早厌，世事我深知。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待君女嫁后，及我官满时；稍无骨肉累，粗有渔樵资。”(《昔与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沦落老大，追寻前约，且结后期》[6]141)他深感：“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咏意》[6]135)这看似对富贵已有彻悟，但也只能看成是他失意中的自我安慰排遣之辞。因为，在反复表达对荣利看破之同时，白居易却在努力谋求起复。而从忠州起复到罢中书舍人，是白居易政治生涯中更大的转折点，此后在杭州、苏州刺史任上逐步地走向了“吏隐”、“中隐”。江州之贬以及杭州、苏州两次外放，对于白居易在精神上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在苏州，大概在五月因眼病而请“百日长告”，假满于八月末按惯例免去刺史之职。三十日，梦见自己又一次被贬，在前往岭南的风雨中跋涉：“尘缨忽解诚堪喜，世网重来未可知。莫忘全吴馆中梦，岭南泥雨步行时。”(《宝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梦后作》[6]554)而政治环境的险恶，则促使已经多次受伤的白居易，在一度有可能人相的大和初年，在好友韦处厚暴卒之后，急流勇退，下决心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纷争之漩涡，退归洛阳。自此，虽然一直解不开他的“拜相情结”，却再没踏足长安一步。之后，白居易似乎已栖心佛老、放浪山水、沉溺诗酒，远离党争，超越是非，而在其笔下，也出现了更多的知足保和之歌吟，但这恰恰是其内心无法真正放下，只能反复自我排遣、自我安慰的一个佐证。前引白居易在去世之前一年(会昌五年)尚有未能拜相之感叹，更是一个最好的自供。 总之，从解读白居易的“拜相情结”入手，我们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白居易的思想；而对其作品做深细的解读，也才有可能不局限于他的某些一时一地之感悟，不仅看到他反复表达的知足与看透，同时发现其始终坚持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唯其如此，解读其人其作，就不至于一叶障目，也就不会流于片面甚至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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