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速推进，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较快增长势头，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加快了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进程。受财政和债务危机的拖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全球影响力明显下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面临重要机遇。中国经济在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稳定增长中实现新的突破，GDP总量跃升全球第二，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趋凸显。新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矛盾与挑战，为了提高中国发展水平和质量，为世界发展贡献更多正能量，中国需要准确把握和调整自身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战略定位，科学谋划和制定面向未来的国际化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也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的全球经济大国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和较快增长，中国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在世界贸易、跨境投资、产业体系和金融市场中的份额持续增加，中国发展的成就日趋凸显。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迅速上升的大国地位备受瞩目。 (一)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8.2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1.6％，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在34年中增长了20倍①，占全球的比重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2013年，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7.7％的增长水平，经济总量跃上新的台阶，占全球的比重预计超过12％。 (二)中国展现了全球制造大国的实力 在中国迈向经济大国的进程中，制造业的崛起尤为突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仅有117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制造业的2.6％；2011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达到2.3万亿美元，在全球的比重上升到20.7％，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在1980～2010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32.1％。目前，中国有220多种制造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工业制成品出口在全球的地位显著提高。世行统计显示，199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仅有1.8％；2000年提高到4.7％。 (三)中国具有全球贸易大国的规模优势 1980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只有380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不到1％。经过随后30多年的快速增长，2012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87万亿美元的规模，占全球的比重提高到10.5％，其中出口和进口占比分别达到11.2％和9.8％。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以4.16万亿美元的规模再上新台阶，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
图1 1978～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的发展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库UNCTAD STAT。
图2 1983～2012年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 注：遵循WTO有关服务贸易的定义，中国服务进出口数据不含政府服务。 资料来源：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的服务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也在迅速提高。1983-2012年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高达15.5％和18.1％，远高于同期全球8.6％和8％的平均增长水平。1982年中国的服务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只有25亿美元、19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仅为0.7％和0.5％。2012年，中国的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达到190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分别提高到4.4％和6.8％。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和第三大服务进口国。 (四)中国扮演着全球投资大国的重要角色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年不足100亿美元。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的规模，占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的8.9％，居世界各国排名第二位。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到8320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为3.7％，居全球第六位。2013年，在全球直接投资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保持了5.3％的增长速度，当年外商实际投资再创1176亿美元历史新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投资东道国的突出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也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走出去”企业持续增加，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有23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不到1％；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842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提高到6.1％，位居世界各国第三位。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5319.4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为2.2％，居全球第十三位。2013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实现新的突破，实际增长了17％，投资规模达到902亿美元，在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图3 中国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利用外资存量占全球比(1983～2012年)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五)中国跻身于全球金融大国的行列 本币的全球影响力是一个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区域多边与双边货币互换、本币跨境贸易结算、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2013年人民币首次超过瑞典克朗和港元进入全球十大交易最频繁货币榜单，跃升为第七大交易货币，日均交易额占全球交易总量的2.2％。 另一方面，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支付中的份额明显上升。2009年7月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使用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的结算业务进入持续快速增长阶段，2011年同比增长394％，实际结算额达到2.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5％；2012年继续保持41％的快速增长，跨境人民币结算额再创2.94万亿元新高，相当于当年贸易额的12％。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根据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统计数据，接受人民币支付的国家和地区数2012年6月达到91个，仅1年时间增加了26个；同期，接受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数从617家增加到983家。从贸易融资方面来看，作为全球贸易融资中最常见的贸易融资方式，信用证的开证币种(交易数量口径和交易金额口径)是衡量一国货币在国际贸易融资领域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截至2013年5月，就交易金额而言，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三大信用证开证币种。 二、中国发展的国际贡献 经济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全球地位，也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规模逐步扩大，中国对全球国际贸易、跨境投资和金融交易增长的带动作用与日俱增，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中国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计算，1980～2012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0％。对世界 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3.4％。在同期全球经济3.2％的年均增速中，0.42个百分点来自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重持续上升。1980～1990年期间，这一指标仅为3.8％；1990-2000年提高到9.2％；2000～2010年迅速上升到20.9％；在2010～2012年期间进一步上升到25.2％②。我们从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中可以看到3个重要特点：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带动全球经济走向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逐步回落，但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等因素的影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三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上升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的迅速提升，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制造业增长成为拉动全球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力量等方面。1995～2010年，全球GDP和制造业增加值分别累计增长了52.4％、58.1％；其中分别有2.8个百分点和18.0个百分点来自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即同期全球制造业增量中，来自中国的增量占比高达31.0％。
图4 发达和发展中国家GDP及其构成(1960～2011年) 资料来源：WDI(2012)，现价万亿美元。 (二)中国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南北”格局，促使了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 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回顾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与过去不同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前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发达国家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4倍；20世纪后15年，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幅度较大，由之前的低于80％上升到接近85％；而本世纪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推动下，这一格局的变化出现了逆转，发展中国家比重开始快速上升，由之前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3.7％上升到2012年的11.6％。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加速了全球经济的重心向东亚移动。回顾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历程，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的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改革打破计划经济的禁锢，释放了生产要素的活力，提高了要素在产业和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对外开放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要素空间，也加速了国内的改革步伐，更为重要的是使得中国成功地抓住了迎接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全球的产业大体经历5次转移，世界制造业中心也相应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动。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资本和产业很明显地向中国转移，这促成了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壮大和崛起，也是中国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得益于全球产业的转移，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影响日趋增强。根据Danny Quah(2010)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东亚其他地区的发展，根据GDP测算的全球经济重心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东移，由1980年的大西洋沿岸中部转移到2007年的赫尔辛基和布加勒斯特以东的位置(见图5)。
图5 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图 注：黑点为实际值(1980～2007年)，灰度点为预测值(2010～2049年)。 资料来源：Danny Quah(2010).
图6 部分亚洲经济体和美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1985～2008年，％) 资料来源：WTO(2012),"Trade Pattern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From Trade in Goods to Trade in Tasks". (三)中国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中国的发展加速了全球产业的转移和促进全球分工深化，提高全球资源的配置效率。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成功地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发挥了中国劳动力十分充裕的比较优势，抓住机遇融入了全球市场。本世纪初，中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壁垒大幅降低；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生产制造基地、服务业外包基地、物流采购中心、研发中心、管理营运中心和地区总部，全球产业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贸易的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极大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步伐，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价值链中十分重要的环节。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全球分工体系也因为中国的加入更加丰富和深化，全球要素的利用效率也因为中国的开放而快速提升。 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推动了全球市场的开放进程。近30多年来，中国的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7.2％，加入WTO之后更是高达30％左右，而其他国家平均只有7％左右；201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市场范围、容量和需求变大，进而参与劳动分工的主体就增多，由此形成的激励便会提升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根据WTO的研究，过去的20多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和美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都有所上升，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体专业化程度在提高，分工在深化。其中中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上升最快，由1985年的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37％③，已基本达到韩国的水平。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提高自身的专业化水平，也促进了其贸易伙伴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带动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化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 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传播，提高了创新的效率。技术的模仿与追赶被认为是中国过去30多年技术效率提高的重要渠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研究表明中国过去30多年与其他的成功后发追赶国家一样，TFP增长速度都要远远超过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全球创新的领导者，其创新活动产生的新技术往往物化在其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和资本品中。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提升，为发达国家创新成果的扩散提供了市场，提高了其创新活动的规模效率和边际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环境的不断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FDI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创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平台，促进了这些创新技术的快速产业化，加速了创新技术市场化，提高了创新的效益和效率。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的发展，许多在中国推广成功的创新技术开始向其他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扩散，这对于这些地区的发展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为全球研发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越来越注重创新的投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创新投入快速增长。2011年全社会R&D支出总额达到8687亿元，是2000年的10倍；占GDP比重达到1.84％，是2000年的2倍。除了加大自身的创新研发投资，中国已成为全球专利购买大国，为全球专利技术的研发提供大量的资金。2011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五大专利许可支出国和全球第三大专利技术净输入国。2011年专利许可支出达到147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专利许可支出总额的35％，占全球专利许可支出总额的8％。
图7 全球TOP10专利许可支出国的专利收入与支出(2011年，10亿美元) 资料来源：WDI，2013.
图8 中国和全球平均出口价格指数(1980=100)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WTO数据库。 (四)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控制通胀和稳定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长期廉价的中国出口有利于全球稳定价格水平。一直以来低成本优势是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等，劳动力成本开始较快上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开始出现。但是从国际比较和过去30多年整体来看，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使得中国的劳动成本长期维持较低水平。而且地方政府之间锦标赛式的竞争模式促使各地政府纷纷压低土地、资源价格，忽视了环境的成本。这些因素促进了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价格。图8给出了中国和全球出口平均价格指数。数据显示，20世纪后20年中国的出口价格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近些年出口价格开始不断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也不是太高，年均上涨只有1.6％。对比发现，全球出口的平均价格涨幅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要明显快于中国，本世纪以来的价格年均涨幅已经超过5％。这说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要远高于中国。随着中国出口在全球比重的不断提高，中国出口价格的较低涨幅对于全球控制通货膨胀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过去30多年来，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成功的发展战略，促进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虽然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出现过较大的波动，甚至是发生了被称为“百年一遇”的经济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仍然维持自身的增长轨道，对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器”作用。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作用将越来越明显。为了反映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程度，本课题测算了各自增长速度的变异系数。变异系数越大，说明其经济增长波动程度越大。如果计算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10个国家30年经济增长率的相对变异系数，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程度最小。另外，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复苏过程更是说明了中国对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稳定增长，有效拉动了危机主要受损国的经济复苏，这对削弱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正在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商品和服务的越来越重要的消费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10年中国已经从下中等收入国家成功地成长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得益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中等收入人群开始不断发展和壮大。一方面，中等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较高，因而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中等收入人群改善生活水平的空间和意愿都很大，因而具备较高的消费意愿和倾向。相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而言，中等收入人群将越来越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具备较高的收入水平，中等收入人群对消费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因而中等收入人群将成为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的消费主力。
图9 全球前10大经济体和不同收入水平经济增速的变异系数(1980～2011年) 资料来源：WDI，2013.
图10 中国各收入阶层家庭户数与其他国家对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麦肯锡(2012)，《“会面”2020中国消费者》。 根据麦肯锡(2012)的研究，2010年中国的生活相对富裕的“主流”消费群体④已经达到1400万户，占中国城市人口的6％；而到2020年这一群体将达到1.67亿户(相当于近4亿人口)。成长如此之快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主力。这其中典型的例子有两个：其一就是iPad和iPhone手机，苹果公司CEO库克2013年年底指出，苹果公司销售额中的15％来自中国市场，其45％的iPad和38％的iPhone销往中国，显示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苹果iPhone手机最大消费市场；其二就是国际旅游，例如，2010年中国取代英国成为马尔代夫旅游最大的客户来源地，中国游客所占的比重由2006年4.4％上升至2011年的21.3％，过去5年的平均增速超过50％。 从货物贸易来看，中国不断扩大的商品进口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对全球市场需求增长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带动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2012年，用美元计价的中国年度货物进口额累计增长了90.5倍，年均增长15.2％。这一增长水平远高于同期全球进口8.2倍(7.2％)的增长幅度。2012年与1980年相比，全球商品进口增量中，中国进口增量占有10.9％的份额，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分阶段来看，中国进口增长对全球进口增长的平均贡献率1980～1990年仅有2.2％；1990～2000年期间提高到5.5％；2000～2010年迅速上升到13.3％，超过了美国；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2012年期间，进一步提高到13.5％，比美国进口的贡献率高出1.6个百分点。这说明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市场需求最大的增长点，为世界各国出口增长提供了巨大市场空间。2010～2012年期间，除中国之外的全球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8％，其中1.5个百分点来自中国进口增量的贡献，中国市场新增需求吸收了全球新增出口的16.6％，比美国同期的贡献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全球新增出口只有2％～6％被中国的进口所吸收，远低于美国同期20％～30％的贡献率。2001年中国“入世”加快了市场开放进程，中国的进口增长迅速成为拉动其他国家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2000～2010年期间，中国进口增长对其他国家出口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经超过美国，达到15.5％的同期全球最高水平。中国需求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从服务贸易来看，中国服务进口贸易快速发展，服务进口规模从1982年19亿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2800亿美元，增加近150倍，成为拉动世界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同比增长12.3％，而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仅为1.8％。其中，占服务业进口近90％的运输、旅游、通信、保险、金融、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等进口增速较快，为世界高端服务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六)快速增长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为全球跨境投资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增长迅速，已经成为全球跨境投资活动中的一支有生力量。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向目标市场延伸产业链、通过并购投资获取跨国公司的品牌、技术、股权等战略性资产等，是驱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对许多欧美国家造成巨大冲击，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甚至濒临破产关闭，客观上为具备实力的中国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机遇。这也是近年来在国际跨境投资整体减少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并购活动实现较快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对外投资增长对拉动世界投资增长做出了贡献。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计算，2005～2012年期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保持年均31.7％的快速增长水平，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5.3个百分点，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8％。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年均6.4％的增长中，0.9个百分点是中国对外投资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跨境投资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为危机影响下的全球跨境投资活动带来了新的活力。2008～2012年期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累计下降了30.6％；同期中国对外投资增长50.6％，仅这一因素使全球投资少下降了1.4个百分点，超过美国1个百分点的正贡献。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同期投资下降加剧了全球下降趋势。另据贸发会议统计，2012年年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量达到5090亿美元，比2010年末增加了1918亿美元，占同期全球对外投资存量增量的7.8％。作为后发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跨境投资存量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推动全球投资不断扩大的重要力量。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在境外设立的当地公司已达2.2万家，遍布全球179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企业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和就业增长发挥了日趋重要的作用。2008年年末，中国公司在投资东道国(地区)雇佣的当地员工为45.5万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中总体来看还在增加，2012年雇用外方员工扩大到70.9万人，4年中增长了55.8％，最高时曾经达到89万人的规模。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和制造能力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商务部对外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9～2012年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直接投资额累计达到13.3亿美元，截至2012年年底投资存量已上升到34.3亿美元的规模。 三、面临的挑战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但全球影响力远未达到美欧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战略地位提升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今后的发展形势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一)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的主要表现 我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的货物贸易大国，但是离贸易强国的地位还有很大距离，主要表现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缺乏大宗商品国际市场定价权、金融等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能力不足等4个方面。 1.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企业创新能力不强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较低的生产环节上。从价值链微笑曲线来看，中国大多数产业在国际分工中位于低增加值率的加工组装和简单零部件生产环节上。而研发活动、高技术零部件生产以及市场与营销、生产性服务业等高附加价值生产环节，往往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具体表现在：一是一些产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基础材料等严重受制于人，例如，与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相关的集成电路芯片仍需要大量进口。二是从制造业的产品增加值率看，中国仅为26％，不仅低于美国、日本及德国，还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三是研发投入有限，创新能力不足。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强度0.71％，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5％。国际上制造业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一般为5％左右。2012年中国创新指数居全球第34位，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四是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中国企业收入规模、盈利能力与世界性大企业差距很大。如2011年我国电子百强企业总收入合计2725亿美元，而IBM为1069亿美元，苹果公司为1080亿美元；2011年我国电子百强企业利润总额约151亿美元，而IBM为159亿美元；苹果公司为259.2亿美元。 2.中国在国际商品市场缺乏定价权 中国虽然是国际农产品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大买家，也是大量工业制品的大卖家，但是大多数产品没有能够掌握国际定价权。在进口方面，除了铜以外，几乎所有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主要农产品等的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的行业集中度低。中国虽然供求规模大，但是供求主体分散。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作为买家时，需求方由中国数量众多的进口企业构成，而供应方经常只是由几家大型跨国公司寡头垄断。无论是供求中的哪一方，只要具有市场垄断力量就能在交易价格制定中拥有主导权，至少是较大的话语权。2002～2008年中国大量进口铁矿石、石油、铜等大宗商品，这些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都大幅提升，其中铁矿石的进口价格上涨高达400％多。从出口方面来看，中国企业出口大多数采取贴牌或加工贸易方式，国际营销渠道主要掌握在国外跨国公司手中；而且中国出口主体比较分散，国际垄断买家相对容易压价采购，这也是造成中国商品国内售价高于国外售价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中国对外贸易市场过于集中。2012年，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对欧盟贸易占14.1％，对美贸易占12.5％，对东盟、中国香港和日本分别占10.35％、8.8％和8.5％；中国与前五位贸易伙伴贸易额占了中国全部贸易额的54.25％，与前十位贸易伙伴占了71.8％。三是中国金融期货市场不发达。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主要由几大期货交易所决定，如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等。但是，中国的期货交易发展缓慢，国际定价能力弱⑤，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 3.我国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竞争力较弱 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货物贸易长期顺差。但是，我国的服务行业竞争力较弱，服务贸易长期逆差。当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据了主要地位和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服务贸易顺差巨大。2011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1785亿美元，欧盟服务贸易顺差1210亿欧元。中国不仅在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行业有大额逆差，在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现代服务贸易行业也有大额逆差。这反映了中国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发展水平都还不高。中国的金融业服务贸易虽然是顺差⑥，但是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水平和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2011年中国股票、债券与银行资产占GDP比重为285.1％，远低于美国(424.4％)、欧元(448.8％)、日本(539.8％)⑦。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尚未实现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中国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仍以美元为主，在石油等大宗商品贸易结算中，美元以95％以上的比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尚在继续推进之中，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与国际领先商业银行还存在较大差距。 4.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能力有限 虽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是，在全球经贸规则制订中的倡议能力和运用能力还不强。例如，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决策规则，重要决议必须由85％以上表决权同意才能通过，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表决权份额分别为17.39％、15.85％，因此，美国一家就拥有否决权，这是中国所不具备的。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订中，议题倡议和应对能力不足。例如，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虽然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取得一定的主动地位，但是，2009年美国提出重回东亚战略，并意图通过TPP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时，我国未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一度陷入了较为被动的态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我国的议题设置能力不足，往往是发达经济体设置议题，我国被动应对，而自己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其结果是，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订中的影响力也与经济实力不匹配，国家软实力与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还有差距。 (二)资源、环境制约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和环境制约凸现 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快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各类燃料和铁矿石、铜、铝等矿产资源，以及宝贵的水资源。联合国环境署报告显示，1970年，中国物质消费⑧总量为17亿吨，约占当年世界总量的7％，排在第三位。到2008年，中国物质消费量达到226亿吨，占世界总量的32％，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消费国，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4倍。但是，中国资源能源相对缺乏，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淡水、森林、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分别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1/3、1/4、1/10和1/20，在全世界约150个国家中排序都比较靠后。我国目前的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总体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进一步加大了资源与环境制约的压力。工农业生产以及生活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大幅增加，环境污染形势严峻。根据2010年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中国国内的污染源已经不限于工业污染源，农业和生活污染等其他污染源对环境破坏的影响也日益上升。 2.中国外贸将面临日趋增多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1995～2012年期间，无论是遭受国外发起调查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实施的反倾销案件数量，还是遭受发起调查的反补贴案件数量、实施反补贴的案件数量，中国持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遭受贸易保护主义的侵害更加明显。2008～2012年期间，中国遭受发起调查的反倾销案件数量达到308起，占同期全球的比重达到31.8％，远高于危机前1995～2007年期间18.6％的比重；中国遭受实施反倾销的案件数量达到233起，占同期全球的比重达到37.7％，远高于1995～2007年期间24.4％的比重。2008～2012年期间，中国遭受发起调查的反补贴案件数量达到49起，占同期全球的比重达到48.5％，高于1995～2007年期间的比重42个百分点；中国遭受实施反补贴的案件数量达到39起，占同期全球的比重达到67.2％，高于1995～2007年期间的比重64.7个百分点⑨。 3.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力仍继续存在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原有国际经济格局。一些国家担心中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出口竞争力的迅速上升，会冲击其国内产业，损害其已有的和未来潜在的利益。个别发达经济体还担心中国会改变由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损害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所获得的超额利益。因此，会采取多边、双边和国内措施等来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麻烦与障碍，试图在与中国经济的竞争中获得先机。例如，一些国家对于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投资以及高技术产品出口，利用国家安全等理由加以阻止或者限制；对于中国企业在非洲等地的投资，则宣扬中国正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等“中国威胁”论调，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中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制造障碍。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虽然没有明确表现出遏制中国的意图，但客观上对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造成了较大冲击。这一系列行动和意图，都会给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不利影响，阻碍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战略地位的提高。 (三)区域合作格局大调整的压力 多哈谈判长期陷入僵局，多边贸易体制日益边缘化。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FTA)已成为各国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合作进入新的大调整时期，我国的自贸区战略将面临更大压力。 1.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加速推进 截至2013年1月，已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达546个，仅2012年就增加了35个。2014年以来，美国强力推进TPP取得重要突破，日本加入规则谈判使TPP成员国扩展至12个，合计占全球 GDP的40％和出口总额的25％；东亚一体化出现突破性进展，中日韩自贸区和涵盖16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启动谈判；发达国家加快构建跨地区自贸安排，日欧启动双边经济伙伴协定(EPA)谈判，欧美启动两大核心市场间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TTIP)。 2.自由化标准更高、“新议题”内容更为广泛 2012年年底“欧洲经济货币联盟”⑩路线图的达成，意味着更紧密的一体化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美国在APEC提出“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议题”，将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关注点转向改善“边境后”条件；美国力推TPP将货物贸易零关税目标覆盖所有产品，而不仅是逐步降低关税水平，且全面一体化的新议题内容广泛，包括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劳工与环保标准、竞争中性等。 3.发达国家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和投资 2012年4月美国公布新版双边投资条约范本(2012BIT范本)，成为其未来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重要依据。此外，发达国家为设立更加开放的服务贸易新规则，发起新的“服务贸易协定谈判”(简称TISA)。目前，谈判国已覆盖全球服务贸易的70％，内容主要涉及自然人移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以负面清单开放市场等议题。服务业开放和投资已成为发达国家在新一轮贸易投资自由化中关注的两大核心，希望以新的、高水平自由化标准引领相关国际经贸谈判和规则制定。 4.各类区域贸易集团的排他性进一步增强 近期区域一体化中的排他性趋势引人关注。TPP虽设立了“开放条款”(11)，但实际上通过预设规则对新加入者进行资格审查，且谈判进程对外严格保密，在服装和鞋类产品的原产地规则上要求所用生产原料均来自TPP成员才能享受零关税；“服务贸易协议”(TISA)谈判以非谈判国不能列席旁听的“秘密”形式展开谈判，都是排他性的表现。 四、中国经济前景与未来全球定位 (一)未来中国经济前景展望 课题组主要从中长期的视角对影响全球经济和中国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利用一个简单的全球模型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进行模拟，进而定量测算未来的10到2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1.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自然回落 未来10到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和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增长空间趋于缩小；部分领域技术水平逐步接近世界前沿，追赶的后发优势减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结束，劳动力成本进入上升期。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转折，储蓄率趋于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更为突出。全球经济的常态慢增长以及出口竞争力的减弱将导致未来10年出口需求回落到相对较低的增长阶段；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城镇居民新建住房投资需求、新增汽车需求和出口需求等增长速度的回落，未来10年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增长速度趋势性下滑将导致中国经济迎来中速增长阶段。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过去依靠“高投资、高出口”的高速增长模式将在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而进入中高速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明显下降。 2.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相对较低的增速 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将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而且从目前来看，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从中长期来看，未来人口老龄化将越来越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总抚养比的提高不仅影响着发达国家物质资本的积累，也影响着其人力资本的提高和技术创新。未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而且在一些新兴领域发达国家由于转换成本限制可能使得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并不明显。随着发展中国家发展机会的不断涌现和基础设施等条件的不断改善，原来大量优秀人才迁移可能出现有别于以往的趋势。新技术革命是推动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恢复稳定增长的根本动力。但是目前为止，对新的技术革命到底是什么，何时能够带领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恢复稳定增长，尚未明朗。 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更加有利。未来10到20年除了中国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人口红利。其次，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随着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发展，国际间技术扩散将更快、更广，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提供了条件。再次，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水平更高，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比发达国家高6～7个百分点，未来人口总抚养率的进一步下降，将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提供更为有利的支撑；不仅如此，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暗淡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及制度环境的改善，国际资本将会更多地流入发展中国家，这些都会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提供资金支持。但是受发达国家经济持续疲软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也将会趋缓。 3.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将不断提升，对全球的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强 根据前面的分析并结合模型的模拟，预计未来1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低于金融危机之前20年的增长水平，预计年均在2.7％左右。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但仍可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预计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仍将达到6％左右。按照2010年价格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计算，到20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达到15％，到2030年将达到20％左右。如果考虑到汇率的升值和相对物价的上涨，可能现价美元的比重将比这一结果更高。在占全球经济比重不断提升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的综合作用下，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将大致保持在30％左右。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未来10～20年中国将有望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二)中国经济的未来全球战略定位 加快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需要。调整和提升我国全球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是：全面提升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和影响力，打造互利共赢、稳定安全的外部环境，实现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利益诉求，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正能量。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应做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1.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 扩大开放，是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内在需求；提升国际战略中的定位，更需要国内涉外管理体制与国际规范相适应。根据著名的Fraser Institute进行的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指数”(12)调查结果，2008年中国属于自由度不充分的第三类国家，2012年在全球仍处于第136名。为此，应按照“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主动实施更加开放的战略，为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做好制度准备，以国际化、市场化的高标准形成推动国内改革的新动力，有效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2.国际贸易：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成为全球核心消费市场和商品、服务、技术主要供给基地 从出口来讲，促进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以推动贸易结构升级、显著提高出口企业的效益。从进口来讲，不仅大规模进口资源能源和中间产品，增强对大宗产品的定价权，还应积极促进最终产品的进口，通过成为全球核心消费市场，在享受低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和影响力。 3.跨境投资：从主要资本输入国到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者 我国连续20年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经济体，实施“走出去”以来对外投资显著扩大，从流量上看已经从2002年占吸引外资的5％提高到2012年的78％，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者。未来，应进一步促进双向投资和培育我国的跨国企业，通过增强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吸引高端要素的能力，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从低端向中高端提升。 4.区域经济合作：从开放兼容的倡导者到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 我国一直是“开放、兼容”地区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FTA进程明显滞后于周边国家，倡导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构想也受到 TPP的冲击，在新一轮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对此，我国在着重处理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深化与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的同时，应加快中日韩、中韩、中澳等在谈自贸区的谈判进程，以实际成果吸引更多贸易伙伴重视与中国的双边或区域自由化安排，进而选择在更具影响力的FTA安排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 5.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从规则接受者，到积极参与和影响规则制定 作为世贸组织新成员，我国一贯是国际经贸规制的被动接受者。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和贸易投资摩擦日益加剧，发达国家甚至新兴经济体希望通过新规则的制定，加强对我拓展国际市场、获取高端要素资源，从全球化中获益的遏制与防范。未来，我国应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TISA等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力争通过影响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规则制定和走向，打造于我有利的外部规制环境。 6.全球治理：从普通参与者到核心建设者 提升国际影响力，必须承担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我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期待不断提高。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中国更快地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2008～2012年全球经济增量接近40％来自中国，而美国的贡献率不到12％，对各国经济来讲，在绝对量上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拉动作用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对后者的作用则明显高于前者；另一方面，全球化议题增多、全球增长格局变化和治理协调难度加大，也要求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对此，要主动承担与我国实力相适应的大国责任，努力增强应对复杂局面、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的能力，提升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时，建议从以往仅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转向以建设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应以议题为核心形成我国可依托的力量，以积极参与和主导议题设置，发挥更加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更好地维护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五、主要战略思路与政策举措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内外各种要素跨境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应对外部环境和形势变化、提高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根本方向。 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目标、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科学制定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全球战略，建议做好以下5个方面的工作。 (一)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根本方向 拓展面向未来的全球视野。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艰难调整，未来5～10年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发达经济体继续徘徊在经济低速增长的边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地位显著上升。推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力量将主要来自不断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将不再是决定一个国家全球话语权的唯一要素，开放、包容、厚德、负责将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国家的基本入围条件。2020年，我国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我国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凝聚和引导全球正能量促进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为了逐步积累和创造实现“中国梦”的有利条件，我国必须在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下谋划自身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全面推进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机遇的全球共享。这是我国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基本战略定位。 加强全方位开放体系建设。全方位开放体系是高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石。未来时期，我国应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应进一步深化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模式创新；推动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大发展；加速推进沿边地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创新开放模式，促进不同地区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积极探索开放平台的转型升级新途径，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打造成为我国的高端制造中心、物流中心、销售中心、研发中心、维修中心和结算中心，加快在独立关境内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自主降低生产性投入品及大众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促进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满足国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二)在全球市场合理配置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今后5～10年，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大国，经济发展继续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能源、矿产、资本、技术、品牌、人才始终是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性资源，全球市场必将成为我国合理配置发展要素的主要渠道之一。 多种方式开发利用海外资源。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能源和矿产资源供需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预计在今后的10年内，我国能源和大宗固体矿产的消耗仍然处于较快增长时期，并将依次进入高峰消耗阶段。因此，能源和主要矿产资源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长期持续较快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三成左右集中在这些领域，但仍然难以适应保障资源供给和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的需要。以铁矿石为例，中国钢企和其他企业在国外的矿山投资参股，以此控制铁矿石资源的比重，大约占中国铁矿石进口需求量的13％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60％以上。今后，我国应在加强国内地质勘查、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的同时，综合运用投资、贸易、对外援助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依托全球市场积极开发利用海外资源。 获取全球品牌、技术等战略性资产。根据邓宁的国际投资理论，企业跨境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获取品牌、技术等战略性资产。我国是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2012年出口金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3％。但其中80％以上的出口商品是贴牌生产，严重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大量的制造能力集中在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大量依赖于进口。以IT制造业为例，2011年我国的IT组装品出口占全球的30.7％，显著高于美欧日发达经济体，甚至超过东亚四小龙和东盟主要四国的总和。根据贸易特化系数和产品出口、进口中零部件和组装品各自所占比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IT产业在属于产业链中低端的组装品领域具有较强优势，但在处于产业链高端的IT核心零部件领域表现为明显的比较劣势。为了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除了加快培育自主品牌、推动自主创新之外，通过跨境并购投资和企业跨国经营，获取重要品牌和技术专利，同样不失为一种十分有效的途径。不能简单地将并购企业是否盈利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获得战略性资产对于公司整体发展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近年来，中国吉利集团并购欧洲老牌汽车制造企业沃尔沃、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混凝土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等成功案例，为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和信心。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我国金融大国地位的必要战略举措。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影响将集中表现在3个层面上。一是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层面上，人民币国际化将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成；二是在国家之间争夺全球货币份额的层面上，人民币国际化将进一步降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三是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层面上，人民币国际化将进一步巩固我国香港地区、上海等金融中心城市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因此，我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强化我国的全球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资本项目开放是实现高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对于充分吸收和利用全球资本要素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国内经济稳定发展，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日益增大，金融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金融产品不断丰富，资本项目开放的内部条件渐趋成熟。目前，资本项目正处于实现完全开放目标的关键时期，既不能松懈，也不宜冒进，应保持好开放节奏，继续放松直至放开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传统信贷、衍生产品、不动产交易、个人资本流动、投资清盘等领域的汇兑管制。 推进人员跨境自由流动和人才引进。人员跨境自由流动是高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新抓手，也是吸引海外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人员跨境自由流动既是人们收入不断提高后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加强与国际社会坦诚交流、增进互信的重要渠道。今后应进一步提高人员跨境流动的便利化水平，在更多的口岸、对更多国家(或地区)推行72小时过境免签制度；通过外交途径，扩大互免签证(尤其是持因私护照)的国家(或地区)范畴；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在华定居、就业提供更加便利的制度与政策环境。 (三)大力培育我国的跨境贸易投资竞争新优势 加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转型升级的方向是：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外贸政策和管理体制是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大力改革进出口贸易管理体制，减少政府对企业出口活动的直接干预，主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在逐渐完善国内市场定价机制的基础上，逐步降低消费品进口关税，减少指定经营的进口商品种类，为扩大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创造制度条件；应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外贸管理部门、贸易促进服务组织和同业协会等机构的协调配合，形成外贸服务和促进体系。高效利用外贸促进资源，改善外贸市场环境；应健全贸易预警机制和网络体系建设，扩大预警网络对商品品种、国别区域、贸易救济措施等的覆盖范围，加强各级、各地、各行业预警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提高贸易预警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应加快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减少外商投资审批和核准项目，简化企业注册登记程序，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经验基础上，逐步实行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应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低碳绿色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行业；鼓励外资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将高附加价值生产制造环节引入中国；鼓励外资以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方式促进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与我国自主创新政策和结构升级形成良性互动；鼓励外商投资向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地区倾斜。完善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由于长期保护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所限，我国服务业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国经济全球影响中的一块短板。服务业实现持续较快发展对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具有重要影响，事关改善民生的发展大局，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服务业对外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就是基本实现国外服务业投资者的国民待遇体制，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序良俗道德底线的少数领域之外，全面放开服务领域的投资准入限制，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国际化水平。应扩大物流运输、教育卫生、金融、电信、旅游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减少资质和地域等方面的限制，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引进先进的服务业经营模式、经营方式和经营渠道。出台服务业吸收外资的行业导向政策，将研发、信息、金融、物流及供应链、市场营销与专业服务等我国亟须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列入优先鼓励的范围，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提升对外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水平。我国应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应在市场化经营和企业自主决策的基础上，引导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巩固和发展海外工程承包、技术经济合作、对外援助等传统对外经济合作，拓展新的投资领域和方式。鼓励企业通过投资加快技术进步，树立具有世界声誉的产品品牌或者企业品牌，建立和扩展国际生产经营网络，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应当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法律和政策体系，尽快制定对外投资法，对海外投资的目标、主体、形式、审批、支持服务政策、企业条件等进行原则规定，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如海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海外投资融资办法等，使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法可依，政府管理海外投资和提供服务有章可循。应逐步简化甚至取消对外投资和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的审批或核准程序，探索逐步向备案制过渡的方法和可能性。应加强企业“走出去”的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对国际投资环境的研究和信息发布，做好对“走出去”企业的宏观指导和服务，引导对外投资企业积极履行当地社会责任。防范对外投资风险。应积极商签多双边国际投资协定，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有利环境，维护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权益。 (四)努力构建我国的互利共赢国际合作体系 打造“升级版”自由贸易区网络。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签署双边或区域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在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相互开放和深化合作的主要方式。我国已经在推进自贸区战略领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目前仍远远落后于周边各国和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标准尚处于较低水平。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伙伴协定谈判相继启动，为我国自贸区战略全面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我国应按照高质量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坚持循序渐进、质量优先、突出重点、全面参与的战略方针，加快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促进与主要大国的双边经济紧密化合作、积极参与更大范围的跨区域多边合作进程。通过2～3年的努力，完成中韩、中澳、中日韩、RCEP等自贸协定谈判，将我国面向自贸区伙伴的对外贸易覆盖率提升到40％以上；同时为启动“两岸三地”、金砖国家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磋商创造条件、做好准备；5年内择机启动并基本完成中国—加拿大、中国—欧盟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成功构建“两岸三地”和金砖国家经济伙伴关系体系；2020年之前实现加入TPP、完成亚太自贸区正式谈判的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基本形成以“两岸三地”为核心、中日韩自贸区为先导、双边自贸区和金砖国家自贸区为基础、东亚RCEP和亚太自贸区为依托的高水平自贸区网络，对外贸易覆盖率达到80％以上，开放型经济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在实现进一步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时，通过经济合作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发挥成员方比较优势和经济合作潜力的必备条件，也会对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作为加强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和良好切入点，也是自贸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以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商业利益，对于确保自由化措施的有效实施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构筑全方位对外经济合作关系。根据“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指导方针，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着力建立全方位、多途径、深层次和广覆盖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实现我国与伙伴国家(地区)的互利共赢和机遇共享。应当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黄金水道”和泛亚铁路为代表的国际大通道建设，继续深化贸易、投资、金融、能源、交通、人文等领域的区域合作，努力实现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共同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应当高度重视中美、中欧、中日、中俄等重要双边关系，积极推进高层对话、政策协调的机制建设，积极探索和拓展双边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新途径，加大商签高水平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的工作力度。加快与金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合作进程，加强基础设施、能源环境、金融、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力度，实现利益与机遇共享；尤其是对于一些小国和贫穷国家，可通过援助和单方面开放市场等措施，给予必要的帮助，并在双边谈判中采取包容和灵活态度，体现“多予少取”的大国风范，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国际合作基础。 (五)有效发挥我国在改革全球治理结构领域的新兴大国主导作用 在全球治理中更加有所作为。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缺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实力对比的新变化也对全球治理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快速推进，全球治理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话语权有所提升；20国集团(G20)取代8国集团(G8)成为大国经济政策交流对话与协调的新平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明显提高；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取代多边机制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规则制定成为全球争夺的重要内容，各方围绕制定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挑战，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极力推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多边或区域贸易安排中(如 TPP)，试图引入竞争中性、劳动标准、国有企业等新的规则，不同国家集团围绕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国际竞争将加剧。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继续明显上升，但新兴经济体利益诉求分化、协调能力较弱，在重大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声音，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规则制定的局面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负有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并发挥新兴大国主导作用的重要责任。我国应采取有所作为的积极姿态，主动参与国际多边治理机制改革和规则制定，更多关注全球性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旗帜鲜明地表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倡导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合作理念，主张各国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推动参与各方权责平衡的决策机制建设。 提升参与国际和区域规则制定的能力。为了适应全球治理议题不断增加的形势需要，我国应加大对国际经济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做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和政策准备；大力培养国际公共事务专业人才，主动向国际组织输送高素质管理人员；积极发挥学会、协会、企业等社会组织的公共外交作用，提升民间力量的参与度，增强我方政策主张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健全涉外谈判的组织协调机制，加强涉外协商、谈判的事前协调、事中应变调整、事后评估反馈和进一步完善的良性互动机制建设。紧密结合我国外交战略的实际需要，完善对外援助的管理体系和决策机制，逐步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为落实中央“两个大局”目标提供有效手段。 构筑发展机遇共享的制度与道德体系。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在于自身制度完善和道德魅力。我国应深化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推动国内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社会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透明度，创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励和尊重劳动者的创造性，关注民生，保护劳动者权益。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健康发展。建设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道德体系，营造发展机遇共享的国际合作环境，引领世界经济社会制度和秩序变革，为世界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做出贡献。 注释： ①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统计计算。 ②根据世界银行的2005年美元不变价GDP统计计算。 ③如果不对中国的贸易进行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区分，将大大低估中国专业程度，此时中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只有20％。 ④麦肯锡的消费群体划分标准：“价值”消费群指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6000到1.6万美元(折合3.7万元到10.6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主流”消费群指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1.6万元到3.4万美元(折合10.6万元到22.9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4万美元的属于“富裕”消费者。 ⑤目前，中国在国际铜价上已经有一定的定价权。 ⑥我国金融服务贸易2011年顺差1亿美元，2012年收支平衡，差额为零。 ⑦陈四清，《努力提升中国金融业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新战略研究》，九州出版社，2013年5月。 ⑧物质消费是建筑用矿物、金属矿石和工业矿物、化石燃料和生物质四类物质。见《中国资源效率：经济学与展望》，联合国环境署(UNEP)2013年7月。 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经济趋势与格局”课题组(执笔人：胡江云)，《国际贸易格局对中国贸易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7月26日。 ⑩从理论上讲，“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包括共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政策以及银行业联盟。 (11)“开放条款”意为：在组织构成上具有开放性，规定APEC成员都可视自身情况和意愿申请加入。 (12)该机构研究的“经济开放度指数”包括10项指标，分别是经济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货币自由度、政府规模、财政自由度、产权、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腐败影响力和劳工自由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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