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投资体制核心是纠正政府“越位”——访张曙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张曙光论文,核心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国务院刚刚批准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张曙光：《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国家发改委起草到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历时5年，从通过到出台又过了半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不多见，这一方面说明投资体制改革问题的重大和国家对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效率不高。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对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是一个靠投资拉动的经济，不仅是由于中国的投资率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且在波动中呈提高之势，还在于投资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很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投资率平均为36％，90年代平均为38.4％，近三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为42.2％，超过了1993的37.7％，去年达到了47.3％。然而，由于投融资体制的限制，中国投资的效率却比较低，且呈不断降低之势，进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
此次《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要做到既增加政府投资项目要引入市场机制的内容，纠正政府越位，明确规定民间投资今后不再报批，又矫正民营企业在一些投资领域的缺位现象。再加上，金融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改制上市已经拉开序幕，新桥、汇丰国外投资者纷纷进入，参股股份商业银行，银行业新一轮对内开放随着东北振兴银行的建立悄然而起，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也有了一些新的举措，中小企业板的开市，保险资金通过购买可转债直接入市等。这一切预示着，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会取得一些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从长远看，只要这些投融资改革的措施能够真正实施，政府职能转换将会加快，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会逐步形成，投融资的效率将会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将得到增强。从近期看，这次改革也会缓解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隐患，比如能源紧张，开发区泛滥等——表面上看，这是投资增长太快所致，实际上，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批租、盲目招商和滥搞开发区是重要原因。通过改革减少了政府的上述行为，挤出经济增长中的泡沫，有利于保证今明两年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金融改革的顺利推进也有重要作用。
记者：在中国投资体制中，政府越位有何后果？
张曙光：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的投融资体制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相对滞后的环节，其基本问题仍然是政府主导和国家垄断，市场化程度很低。如果说在三大需求中，出口取决于国外需求，随着加入WTO，其经营完全放开，由企业决策；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增长，其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效率也相对较高，只有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最低，是政府干预最大的地方。前几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作用是稳定了经济增长，消极作用是增强了政府在投资领域的干预。特别是由于将GDP增长和招商引资作为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地方政府主要拿投资做文章。
从理论上讲，高质量、有效益的投资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但政府投资和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必然是领导人利益导向的，有时可能只符合人事运作规律，投入产出率较低。于是，出现了许多奇怪的投资现象。很多地方几乎是一任领导，有一种发展思路，就有一批工程；班子一换，工程也就无人接续。投入了资源，有了投资完成额，增加了GDP，却没有任何收益。还有一些地方引入外资不计成本，把工业用地差不多批完了，使得未来的发展没有了余地。地方政府的投资竞争一方面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扭曲了要素价格和企业的投资成本，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是造成投资过热的体制性根源。去年上半年，中央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却增长了41.5％，今年上半年的情况与去年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主导的投资与国家垄断的金融体系形成了风险连带体系，银行贷款越来越集中于垄断部门和政府投资的大项目、大工程，期限越放越长，由10年到15、20年，甚至25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比例在45％以上，如果考虑短期贷款中有20-25％的不良贷款，这样，长期贷款比例接近60％。这次宏观调控，紧缩信贷，但短期贷款减少较多，而长期贷款下降很少。按任何银行业经营的理论看，这都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也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基本原因。
记者：怎样才能实现政府与企业在投资中各归其位？
张曙光：《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纠正了一些政府越位，尽量减少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参与，不仅取消了政府对民间投资项目的审批权，而且增加了政府投资项目也要引入市场机制的内容，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同时还矫正了民营企业在一些投资领域的缺位现象。投资和融资本来就是企业的事情和权限，政府审批只能延误投资时机，增加投资成本和寻租可能。在过去几乎由政府垄断的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不仅允许民营企业投资那些有收益的项目，对那些回报没有保障的项目，也鼓励各级政府要创造条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与此同时，在银行改革中也加入了吸引社会资本和外国资本参股国内商业银行的内容。
记者：在执行《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过程中，还应注意什么问题？
张曙光：这次改革显然是投融资领域的一个进步。然而，受各种因素制约，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新的扭曲，留下一些缺憾。第一，此次改革虽然压缩了政府干预市场的空间，但是政府依然停留在一些本该大规模退出的投融资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些具有良好盈利前景的基础建设和金融机构，政府投资和干预还会占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政府还是一个控制型政府，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相去较远。第二，目前宏观调控过程中，需经中央核准的大型投资项目由三个行业扩至九大行业。除原定的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外，还新增机械、石化、轻工、纺织、医药和印刷等六大行业。将“切三刀”扩充为“切九刀”，这次改革也没有做出调整。虽然政府主要是从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和行业准入三方面进行审核，但仍然存在随意性。第三，政策虽有进步，但实际操作性成问题，更何况政府部门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在其他政府改革配套措施不能跟上，如官员政绩仍以GDP增长和引进外资为准，又缺乏将政策落到实处的具体手段的情况下，改革的成效可能会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