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形态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11-0032-09
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问题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该问题之所以提出，首先，基于时代的挑战。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出版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使人们再一次看到当代资本主义无可挽回的内在矛盾和根本危机，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本质批判的正确性，也同时需要深思资本创新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时代形态、特征和功能。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日趋紧密的当代融合，正在架构和布展一个新全球化时代，这一全球新结构具有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史的新架构和新功能，不仅成为布控全球的新网络，更成为西方向全球转嫁危机的路线图。对这一新的网络和结构做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思考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是理解和解析当代资本主义本性与特点的重要理论任务，更是从历史的长焦中“革命地批判地”辩证观察资本逻辑，从而为准确把握超越资本的历史任务提供最为必要的理论支点的基础条件。其次，对全球资本主义当代变化各种特征的理论表征和反映，已经成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再到“后马克思主义”各种林林总总“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资本批判”新理论的标志，进而成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种种批评甚至“改造”纲领的理据。“如今，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立场。”①对这一立场的评价，出现了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或判定“仍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不一而足。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恰当的评价坐标，提出一种恰当的理论尺度，来合理规度和科学分析时代变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时分析后马克思主义何以失足的认识论根源。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出场也在实践上提出了种种与时俱进地创新理论的尝试，需要人们在新的形态视域中重新解读。资本创新造就了新的历史场景、新的理论场域，既催生了东方中国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又造就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景观。我们因此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在一个时空坐标中，将当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资本创新形态后的新历史场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后马克思主义的新资本批判纲领等要素全部嵌入并在这一坐标尺度中加以恰当定位和科学评价？作为理论原初坐标点的当年马克思，面对变动中的资本创新造就的新历史场景，与各种在时代氛围中呈现创新变化的多元理论散兵线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后马克思主义)等等要素之间，我们是否有可能从中找出一条合理的评价线索，建立一种合理的评价坐标，来厘清上述所有因素？
一、新全球化时代历史场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语境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重新“热捧马克思”、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声名远播这一事件充分表明：时至今日，当年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对资本全球化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把握是正确的；同时也表明：当代全球的历史场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概括地说，就是出现了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转变。它具体表现在：一是在产业经济基础和主导生产方式上从工业资本(工业文明)主导向后工业资本主导转变，文化因素、知识生产、符号生产成为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引导性因素。二是全球主导结构从“工业资本—劳动”、“工业资本—农业”转变为“后工业资本—工业制造”，呈现出与第一个特征相互支撑和对应的结构。西方凭借知识资本和文化优势，将工业制造扩散到东方，使东方完全变成西方知识资本支配下的生产车间和装配生产流水线，从而对东方物质躯体工业实现新的“幽灵式”的统治。三是资本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物质力量等硬实力控制向文化、知识、科技等软实力控制转变，信息鸿沟、科技鸿沟、人才鸿沟、文化鸿沟成为西方建立全球霸权体系“安全岛”的主要手段之一。四是全球结构化的张力从一体化向文化多元化和一体化并存转变。五是全球化的思想文化方式从现代性向后现代转变。差异、多元、流动在思想意识形态中伴随着全球互联网而日益凸显，新全球化时代正在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历史场景。
所谓历史场景，就是映现在人们视域中的历史的若干因素之间关系所结成的相互作用的表层结构，是由历史的深层本质结构产生并表现深层结构的历史面貌和场域表象。与当年马克思时代相比，当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历史场景发生了七方面的深刻变化：
第一，消费社会结构的普遍化，使消费对于物质生产来说取得了举足轻重的直接决定意义。消费从当年早期资本主义生产不足到生产日益过剩，从而能否被消费、如何引导消费成为生产特别是资本化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一个颠倒的作用结构悄然颠覆着“生产决定消费”、历史的本质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原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消费化中的文化知识因素从被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演变为直接推动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贪婪吝啬的“清教徒”式的“新教伦理”，被刺激消费、消费决定的纵欲伦理所取代。消费还成为阶级身份的标志：夸耀性消费旨在刻意保持阶级身份差异的行动，被造就出一种脱离“物质性”内容的纯粹社会交换符号。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是在这一普遍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中发生的。因此，颠覆所谓“生产主义”理论模式而走向“消费社会”理论模式，就成为从福柯、列斐伏尔到鲍德里亚、阿德勒等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绪。
第二，文化因素成为渗透一切的主导因素。消费的主导杠杆就是认同某种品牌、符号和生活样式，造就消费某种符号的文化成为文化阶级的身份象征。因此，消费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符号帝国主义的来临。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和结构，成为打开当代经济和社会秘密的钥匙。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一种对当下社会普遍的存在结构的深描。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就是抓住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现象而成就的社会历史理论。
第三，文化不再成为线性决定论的末端现象或者“副现象”，文化产业成为时代的主导地位的产业，从而使以往历史观的线性决定论图式变成了当代的相互作用的扁平化图式。历史理论似乎不再是一个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层楼”构成、由下而上逐层决定的线性决定论图景，而是变成一个相互作用的扁平化、压缩版的历史结构。文化不但不是被最终决定的终端因素，而就是历史中的影响力巨大和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第四，历史不再成为一个由单一因素根本决定、最终决定和整体决定的传统决定论或经典决定论模式，而是变成一个离散化、多元化、散兵线、撒播的相互作用的模式。任何一个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是没有哪一种因素先天地就取得了最终的决定地位。弥漫性、扩散化、浸润性改变成为历史变化的主要方式。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思想也是对这一历史场景的深刻描述。
第五，微观自主决定论。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被推翻之后，历史场景的重写主要由小写化的、多元化的个人微观自主地选择和决定、呈现微观历史场景。与宏观历史相比，微观历史观更注重个人和微观主体的历史关系分析，从中寻找更加具体、细致和多样的关系作用的图景。微观历史观的任务，就在于探索这一具象的历史场景。一些新的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全部问题都在于：是否放弃对于宏观历史场景的研究和分析而仅仅着眼于微观？答案是否定的。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给予我们以更深刻的启迪：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开始时对立，现在正在相互成为补充的两极理论——宏观经济学需要探索自己的微观基础，而微观经济学需要捕捉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
第六，更注重个人的主体创造和选择。微观历史观给予个人在具体历史场景的创造上以更大程度的影响作用。阶级、政党在消亡，新的社会群体在崛起。“人民”成为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命名绿色组织、同性恋群体、族群政治、网络组织等等的新词。研究的视域从宏观条件决定转向个人微观选择和创造，凸显个人的具体历史作用，研究具体的个人的行动方式和交往关系，研究这一切关系的合成体系和力的平行四边形，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第七，空间的转向。历史的纵向规律性被所谓空间差异性所消解，离散多元的空间成为资本企图逃脱危机规律强制的避难所。对空间的资本化的批判，成为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尔等关注的焦点。从强调物质生产的“生产主义”向“消费社会”图景、从经济生产向文化生产、从实体生产向符号生产和虚拟生产、从线性决定向多元分散作用图景、从宏观决定的历史模式到微观决定模式、从外部的客体论转向各个个体主体论，从历史视域转向空间理论，这就是历史场景的深刻变化催生着当代理论的发生。
二、教条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解历史场景深刻变化的两种偏向
面对全球历史场景的深刻变化，在讨论马克思主义能否接受、怎样接受这一历史变化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偏向：
第一种是教条主义——拒不承认历史场景发生变化。它全盘接受马克思原初语境的出场限定，为了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不能接受历史场景变化的任何命题；用低于历史水平的所谓原理来批判和抵御任何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场景变化及其理论形态需要当代化的任何企图。这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
其一，他们不懂得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理论，都是被历史语境、出场路径等历史条件所限定的出场形态。因此，当出场语境、出场路径改变时就必然产生相应的理论改变。
其二，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针对资本全球化批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类整个历史做实践批判地解释的历史理论，因而都具有一般原理和具体观点、结论甚至形态两个方面。前者是总的观点、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因而具有根本性和深层结构，后者具有表象性和具体性的表层结构。当历史场景发生变化时，马克思主义应当与时俱进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场景的变化，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出场新的形态。
其三，当他们仍然沿用马克思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决定历史的本质的基本原理时，仍然缺乏分析说明当代消费对生产起决定性引导的巨大作用，更不能创造性地说明消费与生产关系的当代转换。
其四，当他们去从物质的东西出发、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去说明文化现象时，仍然对文化对历史的直接决定和引导作用机制持根本否定态度。当他们仍然用简单的“三层楼”去说明文化时，难以科学地和具有说服力地解释文化产业对于历史新图景的推动作用。
其五，当他们用一元历史观去图解分散、多元、差异化的历史因素的相互关系时，始终是分裂的思维；当他们力图说明统一的历史场景时，缺乏对多元、差异、分散的历史现象的具体分析力、解释力和有效穿透力。这些现象，难以与他们的一元的历史观内在有机地联系起来。
其六，他们也不可能去肯定和认同微观历史观，不可能解释个体自主的选择和创造与宏观决定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们最多重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从无数的偶然个人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去把握内在的必然性和拟自然的规律性，但是，如何从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去微观地说明个体的和微观的历史场景，把握微观历史结构的“这一个”场域，则没有任何的说明。由于缺乏宏观理论的微观分析，因而也就相应地缺乏对微观场域的宏观把握。总之，教条主义用贴标签方式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变成了无出场语境、无出场路径的“无人身理性”，变成了一种没有具体历史基础的思维抽象物和普遍图式，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
第二种是“后马克思主义”——借口历史场景发生根本变化而要求彻底改变和抛弃/超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资本全球化所造就的问题和矛盾，从它出场之初就一直背负着对立的批判思想。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对于资本全球化进行批判的思想家，当然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前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体系，从圣西门到傅立叶，从欧文到蒲鲁东等，马克思正是批判地汲取了他们的合理思想才创造了新历史观和世界观。而当代历史场景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的许多历史观点和结论与当代历史场景之间出现某种程度的“脱节”，会诱导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就是仍坚持资本批判的问题甚至立场，但借口历史场景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资本全球化的基本结构已经超越了马克思当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图式所能科学解释的范围，因此另起炉灶地提出超越马克思历史观的新的资本批判理论家。所以，“后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仍然站在、或者更激烈地站在资本全球化批判的左派立场上，汲取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或策略，对资本采取更加激进的批判态度；如福柯、德里达、阿德勒、鲍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甚至哈贝马斯、齐泽克等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使他们与其他反马克思主义者、右翼、“马克思学”的思想流派保持着思想和立场的界限。将他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并不很恰当。二是又认为由于历史场景的变化，马克思的历史观已经难以胜任当代资本批判的任务，所以需要借鉴后现代思想资源和策略超越马克思，重新寻觅和创造新的资本批判理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曾经借鉴马克思的思想资源，甚至寻觅马克思的某种精神，从马克思出发，又与马克思渐行渐远，最终与马克思的历史观脱钩和划清界限。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仍然坚守和阐释马克思某种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原则区别。他们的话语行动已经将他们自己定格在资本全球化批判史的当代坐标和理论星丛之中。尽管人们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有相当的差异，关于他们的理论图谱的描绘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超越和改变的逻辑主要在于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消费社会主导论。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借口消费对于物质生产的直接支配作用，从而宣布马克思的“生产主义”历史观模式的破产。在颠覆了生产决定论之后，倡言“消费社会”理论。
其二，虚拟符号决定论。借口“消费引导生产”，“符号引导消费”的逻辑，否认物质生产对于历史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否定实体经济对社会的历史基础作用。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现和批评了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认为“需要”和消费本身也是由阶级化的社会交换体系所决定的，因此也充满“拜物教”，主张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替代马克思所谓实体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其三，文化决定论。沿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进行“文化批判”的思路和援引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关于符号具有“无限衍义”的见解，借口“消费引导生产”逻辑延伸至符号文化对于物质生产的优先地位和主导地位，“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加分析地直接从感性直观出发，鼓吹作为符号体系的文化对社会总体的决定论。
其四，多元、差异的结构观。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借口传统的工业化大一统的社会宏观结构决定论的破产，“阶级同一性”身份政治已经不复存在，总体的社会历史场景被无数分散、多元、转瞬即逝的微观因素复杂地、非线性地、多元地相互作用所取代，因而提出扁平化的、多元化的、微观的决定论，认为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一元论历史观已经被多元差异的历史观所取代。②
其五，微观(日常生活)转向和空间转向。借助于福柯的“微观政治学”、列斐伏尔指认的“日常生活”和“空间生产”理论，历史视域转向了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等人所提出的对日常生活的“空间批判”，认为“空间批判”是对当代资本批判的微观的、扁平化的、起重要决定作用的理论。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将扁平化空间批判理论、微观历史观用以取代马克思的宏观历史决定论。
无疑，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使历史场景发生了深刻变化。教条主义因为不理解历史场景的变化而简单拒斥，不仅坚持马克思历史观的一般原理，而且固守马克思历史观关于当年历史场景变化的若干具体结论，拒绝任何创新解释，因而成为低于或沉沦到历史水平线之下的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因为借口历史场景的变化而企图抛弃马克思、远离马克思或超越马克思，重新创造资本批判的理论话语。“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感性的直观性，直观资本形态造就的历史场景的表象性，因而尽管创新但却是对马克思本真性视域的背叛。教条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都源于历史场景的变化。因此，如何科学分析历史构境的深层结构与历史场景之间的关系，成为深度透视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之间根本差异的关键视角。
三、问题的本质：资本创新与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
马克思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③两者的分离是上述两种倾向存在问题的关键。教条主义完全拘泥于本质的原初抽象而不知道如何上升为理性的具体，传统的文本至上性解释拒绝历史的间距性、差异性解释，对于变化的历史场景失去了批判力和反思力。“后马克思主义”则是感性直观地把历史场景的变化现象直接当作历史本质，没有在穿透历史场景背后的同时而更加深刻地分析和把握问题的本质。他们都没有达到甚至没有提出：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本质和当代历史场景之间一致性何以可能的问题。
为此，我们需要引入出场学原则：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一定的出场路径、选择一定的出场方式而出场的理论形态。因此，马克思思想的出场必定有它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分析两者之间的“脱节性”，首先应当研究思想出场的历史场域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关节点在于：随着资本的创新，产生了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
资本的本质是追求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当资本内在的根本矛盾使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从而宣布某种资本主导的经济形态无法持续在场、剥夺者被剥夺、外壳被炸毁的时候，资本要么就此灭亡，要么就努力实现创新而创造新的资本主导形态，从而开辟了新的逐利空间和新的拓展领域，完成资本的新生命和新拓展。当新的因素被资本推崇为主导因素的同时，也就相应使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发生改变，因而就使历史场景发生相应改变。从马克思当年面对的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世界图景，经过了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结合而产生的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被帝国主义时代所改变，进而全球历史场景也发生改变。列宁分析的五大主要特征就深刻地表现了那一阶段世界历史场景的主要特征。进而，当资本创新又产生了虚拟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消费资本等等。总之，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正在将一切因素资本化，从而使社会生活、消费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越来越大程度上成为带动资本创新的新空间和新领域的时候，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历史场景就到来了。
今日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应当穿透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发生改变背后去深度把握资本一般本质和深层结构，更要分析资本的一般本质如何转化为今日的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为此，我们在思维方式上不能仅从感性直观出发，将深描述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作为自己理论的根据，从而误入后马克思主义的窠臼；更不能坚守一般抽象本质，而不辩证地上升为理性具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倡导的辩证方法，重新将新全球化时代历史场景的“完整的表象”升华为“抽象的规定”，重新达到造就新历史场景的当代资本的本质规定性，重新研究当代资本。进而思维的行程再逆转过来，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理性的具体，进而重新研究当代资本的深层本质采取何种主导形态，呈现何种样式的历史坐标和历史场景。问题的挑战性不在于坚持马克思对资本本质批判的历史观，也不在于深度描述新全球化历史场景，而在于如何将马克思对资本本质批判的历史观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对接，成为一个达到新的关于资本本质还原的现象学(形态学)。
资本创新造成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是资本存在方式的必然产物。资本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本质性存在与现象界之间的颠倒、异化和变形。在物质资本时代，本质上“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现象界的“物与物的关系”，因而人们对物的统治的顶礼膜拜就“物化”成为“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而资本的意识形态就是“物化意识”。资本创新主导形态之后，这一本质和现象之间关系的异化和颠倒不仅没有消失，相反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全面。从单纯的对物质资本的“拜物教”泛化为对一切可以引导资本赚钱的因素的“拜物教”：无论它是金融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知识资本、空间生产资本或其他因素，只要它成为资本或被资本化，进而成为主导资本，那么，就必然被神化，被顶礼膜拜，成为“拜物教”的对象。但是，无论资本造就的历史场景如何变化，无论“拜物教”对象扩展到何种领域，资本的逐利本性不会变化，资本造就的假象外观与本质之间的颠倒或异化关系不会变化。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对资本本性和异化特征批判的一般原理，又要从本质性抽象上升为时代的理性具体，看逐利的资本本性何以可能造就新的历史场景，这一历史场景对马克思原初理论框架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第一，全球产业经济基础从工业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向知识资本为主导的产业形态的大转换后，文化、知识等要素的资本化和主导化，使资本获得了新的控制历史、社会变化的钥匙。因此，就产业形态来说，文化因素主导、知识经济主导完全是由于资本创新的必然产物。主导业态和产能的变化，表现为历史场景的相应变化，文化—知识经济的主导作用在这一限度内成为合法的。
第二，全球结构的转换，使“工业资本—劳动力”和“工业—农业”、“城市—乡村”等结构被新的“后工业—工业”、“知识资本—工业资本”、“知识资本—知识劳动”等新多重结构的统治所取代。知识、符号、文化、科技、人才等因素正在全球结构内支配实体经济，从而造就新的全球结构的历史场景。
第三，全球的中心—边缘的两极化整体体系被多元的、分散的、差异化的因素所取代。因为资本需要人力成为创新要素(人力资本)，因此衡量资本质量的好坏不再看对人的劳动管理，而是变成了资本对人力创新、创造能力等方面的发现能力、使用能力和盈利能力。管理的扁平化和动态化、网络化，不完全线性地取决于物质资本拥有者对人力的简单雇佣和占有，而是取决于对一切创新要素能否迅速资本化。资本的触角不再坚硬地固守在物质资本这一方，它的表现形态已经是开放的、创新的和全面的，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日常生活、消费领域、人、文化、符号、服务业和创意智业迅速成为当代资本追逐的对象。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文化决定论才具有历史场景的根据。
第四，全球控制方式的大转换。文化、科技、人才、信息鸿沟和文化霸权成为这一社会显著的控制方式。“后殖民主义”方式就是文化—政治全球控制方式。这一方式在重新造就两者关系的同时，也在造就这一新的两极化图景。
第五，全球思维方式的变化。从现代性的单一控制和中心论，走向差异化、多元化和流动性。新现代性思潮呈现出精神的历史场景。
具体来说，新全球化在深刻地改变历史场景的同时，也对马克思原初历史观形成五大挑战：一是推动历史的主导产业理论。传统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现在主要是文化生产、知识生产的主控制。需要重新评价两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于历史的动力作用。二是多因素差异的集群取代阶级斗争理论。大工业造就经典的对立的两大阶级：大工业无产阶级和大工业资本家阶级。然而，随着今天大工业不再占主导地位，不再是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知识阶层内部分化为主导的两大或多种阶层，社会关系重新复杂化。这无疑挑战马克思的关于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拉克劳和墨菲所指认的新社会群体(人民)究竟在反对和颠覆当代资本主义过程中起何种作用，需要重新予以研究和评价。三是社会形态理论也发生相应改变。大工业社会主义和大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传统的对立的社会形态已经在传统产业主导地位丧失的同时也将一起退场。苏联东欧的剧变固然有政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是在根本上是产业基础的相对落后。这使得后工业资本主义和后工业社会主义的探索重新成为历史的新课题。四是随着阶级理论地位的退却，作为阶级和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传统政党地位也在遭遇挑战，各种新政治群体的功能在不断崛起和加强。绿色组织(包括绿党)、族性政治组织、新宗教组织、网络群体组织甚至同性恋组织都纷纷登场，影响日益凸显。五是随着全球化和空间问题的凸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向度和出场形态需要发生变化，需要与时俱进地深度阐释全球化条件下的空间生产问题。
四、历史场景的变化与历史本质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
虽然历史场景发生了深刻的重大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感性直观地反映和表现这一变化本身，那么，我们就应当重新站在马克思关于资本全球化历史批判和辩证批判的立场上，由本质重新上升为时代的理性具体，重写当代《资本论》，重写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而不应当像后马克思主义那样抛弃马克思。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发现市民社会，从而发动哲学革命，进而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历史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等一般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进一步，如张一兵教授所说，对资本批判创立了一种“狭义的唯物主义”④，那么，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至少就是一种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坚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一般理论，就是坚持了马克思的特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原则以及关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们就找到了从本质上说明历史场景变化的根本原因的路径。
用马克思历史观关于资本深层的历史本质去构建一种关于资本的历史场景变化的阐释理论需要三个基本方法论要素：历史轴心、历史坐标和历史场景。历史轴心就是在历史场景中占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在当年马克思时代，历史轴心就是工业资本。作为历史轴心的资本(轴心资本)对应地产生历史坐标。工业资本作为当年马克思面对的轴心资本主导下的历史坐标就是在全球布展的“工业资本(西方、城市、资本)—农业文明(东方，乡村，劳动)”。而在这二分的坐标延展下的历史场景，就是工业资本主导下的旧全球化时代。今天，文化资本成为轴心资本，其主导性地位的变化不过是资本创新的产物。相应地，也形成了“知识资本(后工业文明，文化资本，西方)—制造工业(工业文明，物质劳动，东方)”的新二元结构坐标和相应的新全球化时代。
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全球化历史批判的二重性表明：资本不过是一种现代生产方式，因而是历史的存在。它取代传统生产方式，是人类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一切低于资本发展水平的地方都需要实现“伟大的文明作用”，开辟“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事业，推动全球化的实现，并日益迅速刷新世界的面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支点，就是现代资本特别是资本创新依然有推动历史进步、生产发展、经济社会前进的“世界历史”作用。因此，如何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效利用和驾驭资本，成为理论创新解释的一个基本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始终存在着双重性。周期性地推动经济繁荣和爆发危机，不过是资本历史作用双重性的凸显方式之一。资本的根本矛盾使它必然是一种历史现象，总有退场的一天。特别是随着各个阶段上发生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矛盾一再频繁爆发，证明了资本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资本的阶段性危机不等于总危机。资本超越阶段性危机的企图逼迫资本不断创新，从工业资本主导经过金融资本走向文化资本和知识资本，又进一步走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但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却没有变化。当资本选择文化、知识、人力、社会作为在产业链进而在历史场景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时，就先天地已经把自己当作一切变化现象不变的基础和本质因素。无论资本的形态如何变化，功能如何创新，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的一般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问题只在于：我们应当科学解释这一本质如何在资本形态和功能创新中、进而在历史场景变化中如何转身和如何对接——从当年马克思的历史观到当代历史观的转换。
这一转换和对接首先需要理顺马克思历史观的深层结构理论和表层结构理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本性和基本特征的批判理论是深层结构的历史理论。无论资本形态如何创新，资本逐利的一般本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果我们借口历史场景的变化而要抛弃本质性理论，则必然走向后马克思主义道路。因此，要着力理解五个理论关系。
一是知识经济、文化因素与资本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的关系。主导产业的更新换代，在经济史上是不断发生的。正像采掘业、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智业分别成为世界主导产业一样。产业形态的不断更迭，不是生产方式是否具有决定论的区别，而是生产方式何种形态起主导作用的问题。因此，文化因素不可能独立地起主导作用，而是转化为产业经济、成为生产方式并借助于整个生产特别是物质生产体系的支撑才能起作用。正如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释虚拟资本何以可能成为主导因素、列宁分析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而成的金融资本何以成为历史的主导因素一样，今天，文化因素与金融资本、工业生产方式的高度融合，正是资本化生产方式本身的高度化、扩展化的结果。因此，我们既需要坚持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基础、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是推动历史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原理，同时又需要将这一原理扩展到所有的产业形态，及时发现和捕捉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因素。
二是消费社会与生产社会的关系。资本化生产所导致的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不断推动着社会克服和缓解危机的冲动，扩大消费、以消费带动生产的模式是其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产能过剩使生产不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能否及时被大众购买和消费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根本环节。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消费就天然地成为社会的最终决定力量，因为消费的主导作用、支配作用从根本上说仍然来源于生产。什么产品生产能力相对不足，需求大于供给，什么产品就必然成为生产支配消费的最有力证据。什么产品相对饱和甚至过剩，消费能力就成为支配生产的主要因素。但是，消费引导从本质上依然是生产和资本剩余价值实现的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说，生产永远是决定消费的基础。没有生产，就不可能有消费。消费支配生产的现象不过是在生产相对过剩情况下生产利益实现的直接方式。低级的生产社会是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的社会，是卖方市场的社会；而高级阶段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社会，因而是买方市场社会。然而无论如何，消费社会不过是生产社会在高级阶段的转型产物。表象与本质的颠倒恰好是其实现方式。因此，我们既不能像教条主义那样，抽象地坚持生产决定论这一宏观理论框架而否认任何消费对于过剩生产所起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也不能像“后马克思主义”那样，直观地将“消费决定生产”当作是今天的唯一本真性存在。生产作为消费的普遍的前提和一般历史基础的决定作用，与在产能过剩时代消费对于生产的引导和主导作用是并行不悖的。
三是宏观整体社会结构与分散、多元、差异的微观社会的关系。消费社会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存在领域。人们的在场方式、历史的场域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常生活的零散化、碎片化和差异化使整体的历史变成了多样、多元、差异的历史场景。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微观存在方式，关注历史事件的微观和多样的实现方式和在场方式，把宏观的历史决定论对于长尺度的规律把握转化为细致的微观结构的深度分析。的确，微观结构分析比宏观把握的历史观更贴近生活和微观个体自我状况，因而更有理论的亲和力和满足感。微观历史观研究的对象是个人、某些群体或微观历史事件，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那样；而宏观历史观主要是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和本质过程，两者是不能相互割裂的，需要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和相互支持。没有微观的宏观是空洞的，没有宏观的微观是盲目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坚守宏观历史观的理论框架就拒斥任何来自当代微观历史观发展成果的介入；更不能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宏观历史观对于微观分析的缺失而造成的空洞性和抽象性就彻底否弃宏观研究框架，其实福柯的微观政治学对于“个体身体的自视”研究也是在一种宏大叙事中实现的。历史观永远是微观分析所需要的宏大叙事。
四是符号化、虚拟化与实体化的生活世界的关系。消费社会必然呼唤符号创造和意义创造的引领，进而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进入虚拟社会。虚拟社会、符号社会以实体社会、指称对象为基础，但是罗兰·巴尔特所指认的“无限衍义”的功能使符号(能指)反过来支配指称对象(所指)、虚拟社会支配实体社会。将来的社会历史不完全是实体历史，也包括受虚拟世界创造、控制和演化的历史，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社会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但是，可能性世界的虚拟形式和虚拟法则永远不可能完全取代真实历史的规律。
五是空间转向与历史规律的关系。资本在西方空间中产生的经济危机可以通过扩大空间地理的方式来得以“修复”。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殖民主义逻辑、帝国主义逻辑首先表现为空间扩张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借助于空间的(领域的)逻辑而不断转移危机，使剩余价值得到外空间的市场兑现，这就是所谓“空间修复”。资产价值的无限增殖梦想一旦成为资本逐利的主要路径，那么，空间生产也就由原先的仅仅成为工业生产的附属条件(工业城市原初就是铁三角：工人住宅区、劳动生产区和市场售货区的结合)而转变为(所谓“退三进二”成为房地产市场、专业市场的领域)资本扩张赚钱的主要产业。随着资本逻辑的空间转向，资本的历史规律也转变为空间生产的规律。由此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也需要有空间的转向，资本逻辑的历史规律也需要在空间转向中得以修正。在空间和历史的交叉点上，空间就是时间，就是历史。反之亦然。历史规律在转化为空间规律过程中得以改变。哈维所指认的马克思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在这一意义上是有一定根据的。
注释：
①[英]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第1页，吕增奎、陈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②[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68页，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④张一兵：《〈资本论〉：一种历史现象学的成熟表述》，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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