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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31；G350；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1-0001-06
一、历史回顾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现代科学技术新成果不断涌现，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为了了解科研动态、掌握科研进程、获取新知识，科研工作者个人、机构、地区和国家的领导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伴随学术交流的需要，学术期刊自17世纪问世以来，历经三百余年，各个学科专业和领域都产生了一批学术含量不等、质量高低不同、水平参差不齐、受众各有侧重的专业和普及刊物。在文献激增、期刊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文献的查找和利用成为科学研究工作的一大重要问题。为了方便利用、快速查找文献，文摘、索引等二次文献出现了。图书馆为了以有限的经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图书采访特别是期刊订购的选择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研究学科专业文献在期刊中分布特性的核心期刊概念——“布拉德福定律”在20世纪30年代问世；为了适应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需求，加菲尔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先后推出《科学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人文学科与艺术引文索引》等系列引文索引。随着文献研究分析工作的向前推进，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人A.普里查德提出文献计量学，苏联科学家多勃罗夫和纳利莫夫分别提出科学计量学等术语。文献计量学指标应用于期刊选择决策亦逐渐普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期刊评价问题的讨论在中国越来越热，关心期刊评价问题的不仅有期刊编辑和负责期刊订购收藏的图书馆界，期刊论文作者、科研管理部门的关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某些期刊主办单位的领导也亲自出马过问。个中原因，最重要的是科研成果评价量化的盛行。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报告（俗称“学术榜”）问世以后，人们对《科学引文索引》(SCI)来源期刊和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关注程度越来越强。其原因是在这一报告中按照上述来源期刊收录论文的多少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了排名，各高校在职称评审和年终奖励中也多以此为据，甚至研究生有没有《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也成为能不能拿到学位证书的必要条件。因而，人们投稿首先要看是不是SCI来源期刊，是不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对“来源刊”的关注度一再升温，以至于中国科学院院士不止一次地在《光明日报》等媒体上发表文章。①图书馆学和文献计量学工作人员也应声而起，中文核心期刊和引文索引陆续出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年问世，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陆续面世。尤其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成果评审中影响更大、更广泛。
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期刊评价问题讨论和责难的主要诱因来自《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而其更深层的原因是科研管理部门，特别是高校的职称评审和绩效评价奖励采用了它们的入选期刊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指标，更有甚者以期刊影响因子大小对其刊载的论文给予不同的赋值，并以此作为业绩考核和奖励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在自然科学界，用作评价和奖励根据的主要是《科学引文索引》(SCI)来源期刊和工程索引(Ei)收录的部分论文。它们的编辑出版单位都在国外，再多的意见和责难也找不到编辑出版单位。因此大家便把意见集中到管理部门，国家科技部为此也曾不止一次地召开过专门会议，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数据主要用于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主要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内部使用而编制的，它们在社会上并未得到像《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那样的广泛应用，因此对它们的讨论和责难也相对平静得多。
目前，我国对期刊评价的关心，更确切点说是对科研成果评价采用什么标准的关心。严格地讲，期刊评价和科研成果评价是不同的两件事，把两者混为一谈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以期刊或期刊影响因子评价取代对科研成果——论文的评价更是不可取的。
二、引文索引研创者如是说
引文索引是美国文献信息学家Eugene Garfield在20世纪60年代研制开发的文献信息检索工具。Garfield先生在1994年曾著文说明：引文索引原本的目的主要是信息检索，这个数据库通过引文联系主要但并非排他地使你能够以独特的方法驾驭文献；其结果是不管语言、题名词或其他关键词而能找到相关论文；它具有各种以引文为基础的检索策略：包括文献耦合、通过共有参考文献的论文联结（相关记录）、附加关键词及其他。②
期刊影响因子原是为《科学引文索引》选择来源期刊（统计源）而研制的。Eugene Garfield 2005年在芝加哥同行评审和生物医学出版国际大会上谈到影响因子的起因时说：“在1960年代早期，Irving H.Sher和我创建了期刊影响因子来帮助进行新的《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的选择……我们需要一种不受刊物大小和引用频次影响的简单的刊物比较方法，这样我们便创建了期刊‘影响因子’。”③
为选择文献信息检索工具统计源而研制的期刊影响因子的专指性决定了它的应用范围和局限性。Scientific Business of Thomson Reuters公司2008年特别强调指出：“本公司在整个历史中始终坚持：期刊影响因子有有限的用途，并且不能断章取义地使用。”“期刊影响因子公式远比理解和应用的复杂性要简单得多。在不同的、复杂的研究领域之中应用一个内在简单、通用的公式，语境就成为决定性因素。公式的简单要求它必须以非常专门的参数用于非常专门的目的，超出其原意的应用可能带来误导”。④
Garfield先生早在1994年就强调“明智地使用影响因子”，“影响因子可用于对人们发表论文的刊物的声誉进行粗略的估价(gross approximation)。这种做法最好结合诸如同行评审、生产量、学科专业引文率等使用”。“本公司在评估期刊的用处时并不只依赖影响因子；其他任何人也不应仅仅依赖影响因子。影响因子的应用必须小心注意那些影响引文率的诸多现象”。“影响因子的使用应该与了解情况的同行评审相结合。在终身任职资格的学术评审中有时用来源期刊的影响来评估近期发表的论文的预期被引次数(expected frequency)是不够的。”⑤
在1998年Garfield致德国Unfallchirurg期刊编辑的信中，评论这种非预期的用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价个人的工具时说：“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大量担心来自它们被误用来评审个人……我发现，在欧洲许多国家为简化查找研究人员实际引文数的工作，期刊影响因子被用作替代去估算被引次数。我一直警告不要这样使用。”⑥
Thomson Scientific产品开发副总裁Jim Pringle2008年在回答“使用影响因子做评价时应该注意什么”时说：“最根本的是：在《期刊引用报告》(JCR)中的所有计量数据只能用于评价期刊，这听起来简单，但却如此的重要。所有比较应该是对期刊，而不是对个人或部门(departments)。另一个重要的警告是：期刊的比较只能与类似的期刊比较，特别是要在同一学科内进行比较。这不仅是因为学科间影响因子差别很大，而且在不同业界间引用形态和倾向也是大为不同的。”⑦
Thomson Reuters公司2008年特别著文强调“维护期刊影响因子的完整性”，“在评价期刊时考虑的不仅仅只是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引用报告》的目的是通过客观统计数据提供一个‘完全图景’，使用户可做出完美评价性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期刊影响因子之外《期刊引用报告》还提供了其他计量指标，诸如：瞬时指数、总引文数、总论文数、引文半衰期，这些在期刊的多维评估中都是有用的”。⑧
通过上述引文可以清楚看出：引文索引和期刊影响因子的研创者和公司高管们对期刊影响因子生成的目的、语境关系及其适用对象、应用条件和注意事项都做了明确的说明、诚恳的忠告。这可能比笔者的论述更具说服力和更高的可信度。⑨在此笔者还要加以补充的是，在上述所有引文中“期刊”的英文原文均为“journal”，ISI（现在的Thomson Reuters）公司的释义为：“通常致力于专门学科专业学术知识的连续出版物或期刊。”也就是说，这里的“期刊”是指“学术期刊”，并非一般意义的期刊。其次，上述论述主要是《科学引文索引》的有关情况，也即针对的是通常说的自然科学的情况。
三、期刊评价工作中的三“位”现象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期刊评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文献计量学越位，科研管理不到位，期刊界缺位。以期刊评价替代论文评价，更加剧了期刊评价的难度和对期刊编辑不应有的压力。
1.文献计量学越位
文献计量学原本是利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图书馆系统内部和相互之间书刊等知识载体利用情况的科学。⑩随着图书情报学和科学计量学的发展，文献计量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有人把它解释为：文献计量学是借助文献的各种特征的数量，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图书情报学分支学科。(11)文献计量学是通过直接研究文献及其使用情况来间接研究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的，它的最大特点是把科学研究工作中复杂的问题简化以定量的数据表达出来，把非线性的客观事物线性化。在根据评价目的选择指标恰当、数据可靠的情况下，它反映的是某类客观事物的共性、普遍性，而事物的个性、特殊性的问题则不易得到客观、公正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取样规模越大、时间越长，量化指标的可靠性、准确性越好，反之则越差的原因。然而科学研究的创造、发明和创新通常都是个别人、少数人所为，不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识到的普遍性、共性的问题。量化指标的这一致命缺陷恰巧常常被人们忽视或掩盖。
文献计量学工作人员在宣传、推广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应用时，往往强调其科学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掩盖其局限性的一面，甚至沾沾自喜于“不少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位管理和职称评定部门也以……作为依据，评价有关人员所发表的论文的质量。”(12)各种“学术影响力报告”陆续问世，个别人甚至说“再不靠谱的定量指标也比定性指标靠谱”，甚至有专门传授如何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培训讲座。
《科学引文索引》“原本的目的主要是信息检索”，期刊影响因子是为“帮助进行《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选择”而研创的。它收录的文献中有1/4左右并不是原创性论文，其中会议摘报就占收录总数的16%以上。如果论文发表时有错误，以后发表的订正也收录为一篇，1982-1991年收录的订正文章占收录总数0.8%。(13)《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之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中，分子和分母数据的统计源也是不同的，分子的被引次数包括对所有收录文章的引用次数，分母的发文数只计原创性论文、综述和技术快报的合计数，也就是说只计收录文章数的3/4左右。这些问题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应用中，极少有人明确的说明，至于“公式的简单要求它必须以非常专门的参数用于非常专门的目的，超出其原意的应用可能带来误导”，“影响因子的使用应该与了解情况的同行评审相结合”，“在评价期刊时考虑的不仅仅只是期刊影响因子”，“诸如：瞬时指数、总引文数、总论文数、引文半衰期，这些在期刊的多维评估中都是有用的”，这些忠告多成为耳边风了。
在国际上通常用做科学评价指标的是期刊和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很少有用发表论文数作评价指标的。统计表明，相当多的文章发表以后就石沉大海，1981-1990年ISI标引的全世界872万多篇论文中，在1981-1993年期间从未被引用过的就达48.8%。(1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8-2007年收录的论文在同期被引用过的不到25%。用《工程索引》收录论文作为科学评价指标，中国恐怕也是少数仅有的。
2.科研管理不到位
近年来各种评价结果层出不穷，许多期刊编辑觉得无所适从，有的老编辑感叹“当了数十年的编辑，现在不知怎么办刊啦”。国家有关部委对期刊评价管理也发布过标准规定，如1994年国家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公布了“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1996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期刊管理司公布了《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这项标准包括“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社会科学期刊评分原则和方法”、“政治质量标准评估办法”三大部分），但十多年的现实表明，人们对这些标准规定的关注远不如对各种“来源期刊”和“核心期刊”重视。每次核心期刊目录或来源期刊目录的变动都是期刊界关注的焦点，每次核心期刊目录或来源期刊目录的公布都会在期刊界和学术界引起波澜。科技部为《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论文和影响因子用做评价指标也先后召开过数次研讨会，但学术界和期刊界关注的问题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科研管理部门和领导管理不到位的最明显表现是只画线，不作具体分析，拿来主义盛行，缺乏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最典型的例子是以《科学引文索引》和《工程索引》收录文章篇数作为奖励和申报××资格的依据。因原论文有误而发的订正和原创论文同样均计为一篇论文，同一篇论文同时被《科学引文索引》和《工程索引》收录就计为2篇。管理学有一条重要的法则“例外管理”，管理者除按政策法规进行管理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政策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进行研究、采取措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断地补充完善管理政策法规。只是按线一刀切的管理，显然是不尽职的管理。
3.期刊界缺位
俗话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期刊编辑是期刊专家，期刊如何，编辑最清楚。但是在现实中，有关期刊评价标准指标，很少听到期刊编辑的声音。在一次座谈会上有编辑当面质问：“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期刊评头论足？”笔者回答道：“您说得非常好，我们文献计量学工作者的确没有资格对期刊评头论足。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论文作者们对期刊论文和书籍等文献的利用情况收集综合统计出来，提供给你们专家学者去研究分析。至于研究分析结论那是你们专家学者的工作，不是我们文献计量学工作者能力所及的。”遗憾的是，期刊专家学者们自己没有拿出得到业界和社会公认的评价标准指标，结果就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局面。
在期刊评价和期刊规范化方面，在遏止期刊编辑工作某些异常“策划”方面，期刊学会组织是否可以发挥其行业组织的职能作用，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四、加强规范化建设是搞好文献计量学工作的前提，也是期刊评价的需要
在中文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除了前述的三个问题外，作为期刊评价重要量化指标的文献计量学工作有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解决：期刊分类、期刊规范化、统计标准规范化、数据准确性、图书目录规范记录等。
1.期刊规范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报批分类有些名不副实，有些文史类期刊报批的却是综合性的。期刊本身就是多作者、多专业、综合性的出版物，典型的是高校学报和社科院、社科联主办的刊物。近年来，随着高校的升格发展，多学科综合性刊物有增无减，有些单科性院校变为多学科，学报亦由单一型变为综合型，比较典型的某外语学院学报有相当多旅游学论文，在被引次数中旅游学论文占半数以上。应该说，不同学科专业论文的被引率和篇均被引次数差距悬殊，图书情报学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是宗教学论文的10倍。因此，期刊刊载论文的学科专业及其数量对期刊影响因子有直接重大作用，期刊的学科专业归类对期刊按影响因子排序有重大影响。
由于论文的学科专业属性对期刊影响因子的重大影响，有些期刊便采取相应对策，加大被引几率高的学科专业论文比，减少甚至停发那些被引几率低的学科专业论文。有的期刊为了提高影响因子进行多种“策划”，有的在参考文献上做手脚，有的期刊动员有关人员多引其刊载论文，有的期刊的自引率高达60%以上；有的期刊花钱买引用；有些期刊之间的引用大大超出常规，某个多学科综合性期刊被另一个多学科综合性期刊的引用次数竟占到其被引总次数的50%-60%以上。这些不规范做法，不仅给文献计量学统计数字带来虚假，直接影响文献计量学定量指标的准确可靠性，而且更严重的是违背期刊的宗旨，败坏了学风，干扰了正常的科研管理和学术研究。
2.引文规范化
由于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缺乏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引文著录随意性很大，借用不核对、转引不注明、缩略不规范，同音字、异体字混用等现象比较突出。笔者曾查对过2002-2007年引用美国著名学者萨丕尔同一句话的5篇论文，均注明：转引自《语言导报》1986年第7期。经多方查核查明该条引文早在1989年出现为“转引自《语文导报》1986年第7期”，直到1994年在《外国语》上有人引为《语言导报》1986年第7期，此后就一直错为《语言导报》了。
由于引文著录的错误或不规范而产生的统计数据的差误，对个体作者和论著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差误使个别期刊影响因子的误差很大，甚至达到减半。2003年就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版）等近70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受到较大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笔者此前已做过一些讨论，(15)此不赘述。
3.文献计量学工作规范化
文献计量学工作规范化包括指标设置和数据统计工作。任何一项评价的指标设置和数据的采集都应该符合科学、合理的原则，其结果应该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如果出现异常现象，尤其是重大异常，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那就要认真检讨，加以讨论，探究原因，做出修正和改正。文献计量学的工作绝对不是想出几个指标、公布一批数据就了事的。在2004-2006年高校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报学术规范量化指标综合值（前100名）中，北京大学学报居然未进入前100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名列第81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排在第65名。(16)这种评价结果不仅期刊界不能接受，就是常人也是不可理解的。这种结果不是数据有问题，就是指标有问题，但文中未见任何讨论与说明。
文献计量学的指标设置必须以评价目的为根据，不仅要科学合理，而且必须经过大样例的反复验证、修正。数据统计源、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加权系数等直接影响统计结果，必须交代清楚。但在相当多的定量评价论文中，不但不做交代说明，而且常常混淆概念。在“——基于CSSCI的分析”的部分有关论文中，带有小数的发文篇数实际是在对多作者论文按作者顺序加权后的数值；有些机构发文篇数实际是该机构发文人篇次数，如2005-2006年发表管理学论文100篇以上的机构排序第一的西安交通大学发文数量（篇）1074，(17)实际是西安交通大学2005-2006年发表管理学论文的1074人篇次。在篇均被引次数的统计上被引次数和发文篇数的统计口径也是不统一的，如2005-2006年考古学发文6篇以上机构的论文篇均被引前55名序号第一的南京博物院被引篇次42、发文篇数6、篇均被引7.0000（次），(18)实际是南京博物院1998-2006年被CSSCI收录的论文在2005-2006年的被引次数与南京博物院2005-2006年被CSSCI收录的论文篇数之比。
在2010-2011年CSSCI来源期刊遴选原则中明确写明：“入选的来源期刊必须……所刊载的学术论文应列有参考文献或文献注释”，“规范性审查主要内容是：出版时效和文献引用量和期刊版本”，“文献引用量的审查重点是篇均引文量”。(19)但2010-2011年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历史学三种期刊为：中国史研究动态、贵州文史丛刊和文史知识，(20)其中《中国史研究动态》和《文史知识》基本无参考文献或文献注释，2008年《中国史研究动态》83篇文章，其中54篇无任何引文，有引文的29篇文章每篇也仅有引文一条。
文献计量学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应用它的评价结果。“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数据的准确性是应用于评价的文献计量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影响数据准确性的因素除前述的诸多不规范行为外，数据整理核校的标准化和统一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是既耗时又严谨细致的工作，这项工作离开多种数据库的积累和规范化、标准化也是难以完成的。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Thomson Reuters（原ISI）引文数据库里，仅期刊刊名字典中，一种期刊刊名平均有20种变异型，多的达100多种，(22)在统计数据中必须要将它们统一到一起，否则就会影响有关期刊在排序中的位次。该公司用1961-1976年之间的引文数据库资料对300名科学家做引文分析，前后用大型计算机、数万美元、750个工作小时的代价完成了这项工作。(23)Thomson Reuters公司1992年就有员工500多名。(24)从身处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美国且具有近60年历史的Thomson Reuters公司的工作和员工人数，可窥见引文数据库建设和引文分析的巨大工作量和严谨、缜密的工作要求。
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规范性近年有很大的改进，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我国期刊的标准化、规范化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科技期刊的情况好于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由于学科的历史和习惯，人文学科期刊的情况比社会科学期刊的情况更为复杂。我国期刊管理是审批制，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批的期刊外，各省市区又有一批准字的内部期刊；近几年随着科研工作的加强，一大批以书代刊的“集刊”涌现出来；一名多刊、一号多版、不同单位的相同刊名同时或交替出现。高校的扩建和升格，刊名亦随之变动，加之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国性的书目规范记录，这给期刊的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大大加剧了文献计量学统计工作的难度，增大了工作量。影响期刊统计数据准确性的因素除上述外，作者的随意性也带来统计的难度和工作量增大，在刊名变化前后仍沿用老刊名或完全以新刊名替代老刊名的现象屡见不鲜，刊名字词颠倒，以栏目名取代刊名，刊名字词随意省略或添加等等。
为了期刊的健康发展，对期刊的评价必须规范化、正常化。规范化、正常化的首要条件是要有科学的评价系统。科学的评价系统应该由管理机构、期刊界和评价部门共同合作制订，评价指标必须要经过科学验证和鉴定，评价结果应该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产物。目前的政出多门、片面强调定量指标、简单化画线管理的局面必须得到遏制、改正。另外，造成目前期刊评价复杂化的以期刊评价、特别是以期刊影响因子替代论文评价的过分简单化管理必须得到纠正。为了更好地发挥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规范各有关方面的工作。在图书情报学界，亟待解决的是建立和完善书目、作者等一批全国范围的规范记录。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大潮中，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字库是必不可少的，目前书目系统由于字库而出现的开天窗现象与我们的国力、国情是不相称的。
收稿日期：2010-09-10
注释：
①王业宁、王绶琯、甘子钊等：《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光明日报》，1996年1月13日；邹承鲁：《衡量学术刊物水平的客观标准——影响因子》，《光明日报》，1997年12月19日；邹承鲁：《发表科学论文要遵循国际惯例》，《光明日报》，1998年4月21日。
②Eugene Garfield,"The Concept of Citation Indexing:a Unique and Innovative Tool for Navigat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Current Contents:Clinical Medicine,January 3,1994.
③Eugene Garfield,"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Presented at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eer Review And Biomedical Publication,Chicago,September 16,2005.
④"Preserv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Guidelines from the Scientific Business of Thomson Reuters 08-12-2008",http://forums.thomsonscientific.com/t5/Citation-Impact-Center，2010年8月20日。
⑤Eugene Garfield,"Impact Factor",Current Contents,June 20,1994.
⑥"Preserv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Guidelines from the Scientific business of Thomson Reuters 08-12-2008",http://forums.thomsonscientific.com/t5/Citation-Impact-Center，2010年8月20日。
⑦"Thomson Scientific speaks with Jim Pringle,about Impact Factor 06 26-2008",http://community.thomsonreuters.com/t5/Citation-Impact-Center/Thomson-Reuters-speaks-with-Jim-Pringle-about-fmpact-Factor/ba-p/715，2010年8月20日。
⑧"Preserv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Guidelines from the Scientific Business of Thomson Reuters 08-12-2008",http://forums.thomsonscientific.com/t5/Citation-Impact-Center，2010年8月20日。
⑨袁培国：《论引文索引数据用作评价工具的科学性和局限性》，《学术界》，2009年第4期。
⑩L.M.Harrod and R.J.Prytherch,Harrod's Librarians' Glossary and Reference Book,Gower Publishing Company,1984.
(11)http://oldweb.cqvip.com/serveCenter/wxjx.htm，2010年8月20日。
(12)林被甸，张其苏：《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前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13)P.Bourke,Linda Butler."Standards Issues in a National Bibliometric Database:The Australian Case",Scientometrics,35(2),1996.
(14)J.Leta and L.DeMeis."A Profile of Science in Brazil".Scientometrics,35(1),1996.
(15)袁培国：《论引文统计分析的重要性和引文规范化方面的问题》，《学术界》，2005年第6期。
(16)鞠秀芳：《高校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报学术规范评价指标前100名统计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
(17)陈传明：《管理学研究领域学者和机构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2005-2006年）数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
(18)张学锋：《中国考古学研究领域作者、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9)《CSSCI(2010-2011)来源期刊遴选原则与方法》，http://cssci.nju.edu.cn/news，2010年8月30日。
(20)《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0-2011年）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http://cssci.nju.edu.cn/news，2010年8月30日。
(2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2008》，http://cssci.nju.edu.cn，2010年8月30日。
(22)Janet Robertson,"Cited Title Unification".http://thomson-reuters.com/products_services/science/free/essays/，2010年8月25日。
(23)杨世明：《论引文索引及评估功能》，《情报科学》，2003年第4期。
(24)Rodney Yancey,"Fifty years of citation indexing and analysis",http://thomsonreuters.com/products_services/science/free/essays/50_years_citation_indexing/，201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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