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和”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理想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哲学的“和”理想，由几个基本的命题构成。包括“协和万邦”，“保合太和”，“和与同异”，“君子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流”，“大同”等。
一、“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
“协和万邦”之言，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后来《史记·五帝本纪》有“合和万国”之言，程伊川有“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矣”[1] 之言，意思大致相近。《尚书·尧典》开篇即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根据孔颖达等人的解释，此处所谓“协和”主要是指“风俗大和”。而“风俗大和”就是“合会调和天下之万国，其万国之众人于是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是安天下之当安者也”。“风俗大和”在这里，不是要强行将万国的风俗整齐划一，而是让万国的风俗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以此孔颖达等人又有“风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之言，告诉我们没有“大和”，就没有“太平”；没有万国风俗、万国人俗的各得其所，就不可能有万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协和万邦”的根本义，实际就是万邦之间的求同存异。
“保合太和”语出《易传》。《易·彖传》解释“乾”卦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此处宜将“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两句话结合起来去看，就是“和”必以“各”为前提，联合必以保存联合者各自的独立性为前提。 保持“各”自之独立性的“和”，才是“太和”；有“太和”才能“利贞”，才能最终达于“万国咸宁”。此处“太和”之义，同于上文之“协和”，亦同于上文之“大和”。后来北宋哲人张载撰《正蒙》一书，专设“太和”篇，亦将“太和”解释为包含差别的“和”，谓“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南宋朱熹将“太和”释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2] 明清之际王夫之将“太和”释为“阴与阳和，气与神和”以及“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3] 等，也都是把“太和”解释成包含对立面的“和”，而不是消灭对立面的“和”。可知“和”必以“各”为基础，为前提，乃是中国哲人早已达成的共识。
“和与同异”之说载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又见于《晏子春秋》外篇。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梁丘据造访。景公问：“丘据与我‘和’吗？”晏子回答说：“丘据与您是‘同’的关系，哪里称得上‘和’！”景公又问：“和与同异乎？”晏子答：“异。‘和’就象羹，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晏子以为“和”犹如“羹”，是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和佐料烹调而成的。晏子又以此种“和”比喻君臣关系，对景公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4] 晏子向景公进言，要以“和”之方式，而不要以“同”之方式处理君臣关系。“和”之方式是君曰“可”，臣则以“否”成其“可”；君曰“否”，臣则以“可”去其“否”；“同”之方式则是君“可”臣亦曰“可”，君“否”臣亦曰“否”，提不出不同意见。“和”作为处理君臣关系的根本方式，关键是说“不”，而不说“是”。
“君子和而不同”一语载于《论语》。《论语·子路》记孔子之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处虽无上下文可资解说，但基本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孔子以“君子”为追求的目标，而“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君子”主“和”，而“小人”主“同”； “君子”以不同意见者为友，而“小人”以相同意见者为友。孔子主张“因材施教”或“各因其材”，就是以充分尊重受教育者各自独特的个性为前提的。孔子所开创的教育，是充分“个性主义”的教育，孔子的工作就是将这无限多样的个性“烹调”成一个整体。而这正是所谓“和”。孔子有“君子”与“小人”之区分，亦曾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不学”之区分，有“中人以上”与“中人以下”之区分，亦有“知者”与“仁者”、动与静、“狂者”与“狷者”之区分，等等。孔子对自己学生的个性，有极为清楚的了解，他的“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之言，就是对弟子个性的精炼概括。在他的心目中，子张（师）有些过，而子夏（商）有些不及，子路（由）太好勇，而曾子（参）太过谨慎。对于这种种的个性，教师可以有两个处理的办法：一是压制，统一到一个标准之下；二是引导，求同存异。前一种办法是“同”，后一种办法是“和”。孔子是主张后一种办法的。他力图利用其弟子之个性分科施教，充分发挥他们各自之所长。他令颜子等习德行科，令子贡等习言语科，令子路等习政事科，令子游、子夏等习文学科等等，就是一个明证。孔子既以“君子”为追求目标，对于“和”当然就要身体力行。在人际关系上，孔子是以“和”为贵，以“和”为上的。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说，载于《国语》。《国语·郑语》记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回答桓公之言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调合在一起；“以同裨同”就是把相同的事物调合在一起。前者谓之“和”，后者谓之“同”。史伯的主张是取“和”而舍“同”，故他接下来又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一”就是调合相同的东西，如此则“声一”便不成其为“声”，“味一”便不成其为“味”，“物一”便不成其为“物”。这都是从万物之间的关系方面，谈“和”的无比重要性。对此张岱年先生解释说：“不同事物聚合而得其平衡，故能产生新事物，故云‘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故云‘同则不继’。史伯关于和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辉。”[5]
“君子和而不流”一语，载于《中庸》。《中庸》开篇即将“和”抬到很高的地位，不仅视“和”为“天下之达道”，而且认为能“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对“和”的解释，同样亦含有“不同事物聚合而得其平衡”之义。它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视“和”为喜怒哀乐等不同情感的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天地万物的存在与发展，同于此理，故有“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言。以此为背景去解读“君子和而不流”之说，则知其就是“君子和而不同”的意思。《礼记正义》释为“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随物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6] 是从坚持自我的“独特性”的角度释“和”。“和而不流”就是在合和万物的同时不失去各自的“独特性”。有释“流”为“同流合污”或“随波逐流”者，恐有不妥。《中庸》有言曰：“子路问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句中“中立而不倚”、“不变塞”、“至死不变”等语，都宜从“不流”即保持各自之“独特性”的角度去理解。总之“和而不流”与“和而不同”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中国哲学重“和”而轻“同”，取“和”而舍“同”，是不是根本就不要“同”呢？是又不然。中国哲学中还有一个“大同”的说法，就是跟“同”有关的。“同异之辨”始于战国，惠施曾有“大同”之说法，谓“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7]“大同异”就是“大同”与“大异”：属于同一大类者，谓之“大同”，如人类、动物与植物同属生物；属于同一小类者，谓之“小同”，如牛、马等同属动物。惠施是着眼于“大同”的，就是力图以最大之类别去看待天地万物。从最大类别去看，万物均属一类，谓之“毕同”；从最大类别去看，万物又各自保持其独特性，谓之“毕异”。“毕同”是真正的“大同”，“毕同”是真正的“大异”，故惠施谓“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也是特别强调这个包含了无限多样性的最大的“大同”，而有“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8] 之言。庄子从这个“毕同”的视野去看待天地万物，发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9] 因为在这个“毕同”的视野之下，“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10] “肝胆楚越”指无限丰富的多样性，“万物皆一”指无限丰富的多样性的统一。《易传》把这叫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哲学从来不会因强调“同归”而否定“殊途”，因强调“一致”而否定“百虑”，这是中国哲学固有的宇宙观决定了的。
综观中国哲学的“和”理想，可知中国哲学在处理天地万物的“关系”方面，有一个一贯的追求，就是力图保持天地万物原有的无限多样性：在国际关系方面，力图保持万国风俗与人俗的无限多样性；在一物内部各要素的关系方面，力图保持要素的无限多样性；在君臣关系方面， 力图保持君、臣各自的独立性；在人际关系方面，力图保持每个人独特的个性；在万物的关系方面，力图保持万物的丰富多样性；在天地万物的关系方面，力图保持天地万物的无限多样性；在社会、政治各阶层的关系方面，力图保持各阶层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总之中国哲学的“和”理想，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包括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政治多样性、个性多样性、情感多样性、阶级多样性等等；“和”就是处理这种种“多样性”之关系的一种方式。“和”是保持“多样性”的一种联合。中国哲学明显地是以“和”为上，以“和”为贵，以“和”为高，以“和”为追求。
二、“全球化”正在消灭“多样性”
以“和”而观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不能不承认，它是以消灭“多样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化正在消灭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人类中心论”正在消灭生物的多样性，民主化正在消灭政治形态的多样性，“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正在消灭文化的多样性，西化或欧美化正在消灭社会形态的多样性，等等。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实质上就是欧化，尤其是美化。它如一股狂潮，所过之处，种种的“多样性”丧失殆尽，只剩下一个“单一的”世界或“单向度”的世界。用不了太长时间，人类之政治也许就会变成“单一政治”，人类之经济也许就会变成“单一经济”，人类之文化也许就会变成“单一文化”，人类之心灵也许就会变成“单一心灵”，人类居住的地球也许就会变成“单一地球”，——除了“西式的”人类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西方文化中也有一个“关系学”方面的理想，不过其理想是“同”而不是“和”，是消灭“多样性”而不是保持“多样性”。西方最早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观念，出现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约当孟子与庄子的时代。此时期的斯多噶派，为了破除当时盛行的“希腊优越论”（以为希腊人在人种和语言等方面自然或“天然”地优越于野蛮人），提出“世界主义”的观点，认为“他们的城邦就是整个宇宙或整个世界”，认为真正的斯多噶哲人“并非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而是全世界的公民”。[11] 宣称自己的城邦就是“整个宇宙或整个世界”，宣称自己就是“世界公民”，这样的思维依然是“自我中心论”的思维，虽然它突破了希腊民族的“民族中心论”，但却没有突破斯多噶派本身的“自我中心论”。用中国哲学的“和”理想去衡量，它依然是强调“同”，而不是强调“和”。直到20世纪，西方人还在认为西方文明就是“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12] 其他不同的文明都在“扫荡”之列，“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亨廷顿语）。[13]
此处谓西方文化强调“同”，是什么意思呢？用前联邦德国总理、西方著名政治家施密特的话说就是：“……我们几乎不了解儒家思想及其影响力。……我们对印度教和佛教同样知之甚少，对伊斯兰教也几乎不甚了解。尽管如此，我们——德国人、欧洲人、 美洲人——当中的一些人却傲慢狂妄，以为可以强迫自许多世纪、乃至数千年来就信奉各自的宗教的几十亿人接受我们关于宪法、民主、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有些人甚至有目的地利用电信全球化来协助自己的这种敌对行为，还有些人以经济制裁相要挟，或者以他国的宪法或政府为由把这些国家宣布为无赖国家——当然，他们这样做时总是有选择的，并且总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来取舍。此类做法让我回想起用暴力方式实行的基督教使命——无论是欧洲中世纪时期还是南美殖民化时期——以及十字军东征。由于中世纪的教会把伊斯兰教错误地视为异端邪教，因此，它们不仅在当地烧死大批所谓的‘女巫’和‘异教徒’，而且派遣十字军征讨其他国家。在今天看来，用现在的话来说，所有这一切不外乎残暴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13] 可知西方文化强调“同”，就是指有一种“强迫”全球接受西方“宪法、民主、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的趋势，有一种“强迫别人接受西方目前的价值标准”[15] 的趋势，有一种“用暴力方式”推行“西化”的趋势。
“西方文明是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可以强迫别人接受西方目前的价值标准”，这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的两个基本设定。至于具体的“价值标准”，可以简括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以及文化上的个人主义。以西方“同”的视野观之，这些“价值标准”可以，应该而且必须是全人类的“共识”，可以、应该而且必须是全人类的“共同标准”。1997年9月1日，近30位卸任的政府首脑、国家元首，经过10年工作，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交了一份《世界人类义务宣言》草案，意在趁联合国制定的《人权宣言》诞生50周年之际，在“庆贺场合”提交讨论。目标是“构成一种全球共识，一种最基本的全球伦理共识”，[16] 是“达成一种世界公认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基本准则”，[17] 是实现“任何个人和社会机构能够始终铭念”的，“作为所有人民和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18] 是“教诲和推动全世界人承认并遵行”这些“共同标准”。[19] 这份文件的签字人既有西方领袖如前联邦德国总理赫·施密特、英国前首相卡拉汉勋爵、美国前总统吉·卡特、加拿大前总理皮·埃·特鲁多等，也有东方领袖如泰国前总理阿·班雅拉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韩国前总理申铉镐、 以色列前总理希·佩雷斯等。[20] 寻求“共识”、寻求“共同标准”，可以找到“共识”、可以找到“共同标准”，似乎早已成为东、西方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们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是有问题的；由此种“共识”主导的全球化，是一种消灭多样性的全球化。
“和”只是一种理想，“和式思维”只是一种理想，要把它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样的理想，这样的追求，对人类的前景是有影响的。没有这样的理想与追求，人类的前景是一个样子；有了这样的理想和追求，人类的前景又会是另一个样子。虽然不能马上变成现实， 但基于理想的将来会完全不同于无理想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