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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元遗山先生全集》
《元遗山先生全集》，金末文学家元好问撰。元好问（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 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 兴定五年（1221年）进士，权国史院编修官，历镇平、内乡、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他是鲜卑族的后裔，系出北魏拓跋氏，唐代诗人元结为其远祖；生父元德明号东岩，累举不第，寄情山水，亦有诗名。好问生七月，出继叔父元格；元格宦游在外，以之随侍身侧。好问七岁能诗，有神童之目；年十一从叔父官冀州，学士路铎赏其俊爽，教之为文。年十四叔父官陵川，好问从郝天挺学，肆意经传，贯通百家。六年而业成，乃下太行，渡黄河，以《箕山》、《元鲁县琴台》等诗见赏于主盟文坛的赵秉文，秉文以书召之，于是名震京师。所著《元遗山先生全集》，包括诗、词、文、笔记小说等各类作品，其中成就最大的是诗歌创作。元好问本人对于自己的诗作亦自视颇高，曾在生前告诫门人：“某身死之日，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魏初《青崖集》卷五）元好问的诗歌创作，最引人注目的是表现金、元易代之际深刻社会矛盾的“丧乱诗”。这类作品笔力苍劲，声情激越，充满黍离行迈之感，就真切动人的程度而言，除了唐代诗人杜甫表现安史之乱的某些作品以外，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正因为如此，清人赵翼认为元诗“沉挚悲凉，自成格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卷八）如其“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二）、“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岐阳三首》其二）等等，确乎“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同上）。元好问的词作，亦颇受重视，论者以为足以上继苏轼、辛弃疾。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不用燃犀下照，未必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便以磅礴的气势描写了惊心动魄的黄河三门之险，词尾则充满一往无前、人定胜天的积极进取精神。通篇既有写实手法，又富浪漫色彩。元好的散文和碑志之作，往往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学术和史料价值。像《希颜墓铭》即十分生动地记述了金代文学家雷渊的生平事迹，不仅堪称记叙性散文的佳作，对于金代文学的研究亦多裨益；其杂记、论说、书牍、箴铭和赠序体文字，笔势纵放，挥洒自如，抒情言志，跌宕生姿。此外结集在《续夷坚志》中的笔记小说也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四库全书总目》称“所纪皆金泰和、贞祐间神怪之事”（卷一四四），但是其中的一些篇什曲折地反映了金代后期的社会矛盾，并非随意点染的遣兴之作，元人宋无就曾认为它们“恶善惩劝，纤细必录，可以知风俗而见人心”（《〈续夷坚志〉跋》）。总之，元好问的诗、词和散文等都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其诗规模李、杜，力复唐音，“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其词清雄顿挫，闲婉浏亮，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就豪、婉兼备这一点而言，可谓集两宋大成；其文法具体备，格老气苍，从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来看，足堪接欧、苏正轨。
元好问集流传颇广，版本繁富。《元遗山先生全集》有清光绪间读书山房重刊本，包括诗文四十卷，年谱三种，词与笔记小说各四卷；《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有影印明弘治间刻本，包括诗、赋十四卷，文二十六卷，附录一卷，为元初张德辉编次。今人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重新编校，比较完备，除原诗文四十卷以外，较读书山房刻本增补诗二十首，词一百三十四首，文十二篇，《续夷坚志》三篇。
七、《二妙集》
《二妙集》，金末文学家段克己、段成己撰。段克己（1196～1254年）字复之，号遯庵，别号菊庄，绛州稷山（今山西稷山）人；段成己（1199～1279年）字诚之，号菊轩，为克己仲弟。兄弟二人幼时俱以才名，当时主盟文坛、仕为礼部尚书的赵秉文识之，目之曰“二妙”，大书“双飞”二字名其里。克己金末以进士贡，终身不仕；成己正大间第进士，授宜阳主簿。北渡金亡以后，二人避地龙门山中，逾二十年克己卒；成己则徙居晋宁北廓，闭门读书，优游以终。元世祖曾降诏起成己为平阳教授，亦不再起。《二妙集》为克己、成己作品合集。元泰定四年（1327年）段克己之孙段辅以家藏《二妙集》示文学家吴澄，澄序之以传。吴澄序称：“中州遗老，值元兴金亡之会，或身没而名存，或身隐而名显，其诗文传于今者，窃闻一二矣。有如河东二段先生者，则未之见也。心广而识超，气盛而才雄，其蕴诸中者，参众德之妙；其发诸外者，综群言之美，夫岂徒从事于枝叶以为诗为文者所能及哉！”集凡八卷，诗六卷，词二卷。由于二人生活在“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段克己《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和“人间蛮触日干戈”（段成己《送冯资深归西山》）的金季乱亡之世，面对“生民冤血流未尽，白骨堆积如山丘”（段克己《癸丑仲秋之夕与诸君会饮山中，感时怀旧，情见乎辞》）的严酷现实，不能不从心底发出“四海疲攻战”（段成己《和答木庵英粹中》）、“何当洗甲兵”（段成己《蒲城董公……因所见以叙之云耳》）的强烈呼声。集中这些大胆表现尖锐社会矛盾的作品，骨力坚劲，意致苍凉，与元好问的“丧乱诗”可谓一脉相承。由于二人入元以后以金源遗逸，抗节林泉，“凛然清风，视古无愧”（段辅《二妙集》跋语），其乐山乐水、玩心泉石之作自亦超常拔俗，非同凡响。因而吴澄在《〈二妙集〉序》中认为二人所作“陶（潜）之达、杜（甫）之忧盖兼有之，其达也，天固无如人何；其忧也，人亦无如天何。是以达之辞著，而忧之意微，后之善观诗者，犹可于此而察其衷焉”。至于段克己、段成己的相异之点，吴澄引耆彦旧评，以为“复之（克己）磊落不凡，诚之（成己）谨厚化服，摹写盖得其真”。集中除八卷诗词以外，集前尚载虞集《河东段氏世德碑铭》，集后尚载段辅跋语和《稷山段氏世表》。
段克己、段成己的作品《中州集》未收，盖《中州集》成书之时二人尚且在世。元人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载段克己诗九首，其中《楸花》诗一首《二妙集》失载；该集尚载段成己诗二十首，其中《苏氏承颜堂》等七诗《二妙集》亦缺。《二妙集》除元泰定四年刊本以外，明成化辛丑（1481年）亦曾再刊。清光绪丙午（1906年）缪荃孙又据明成化本补载克己、成己逸诗、逸文。今有吴昌绶双照楼影元刊本、吴重熹《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增补遗一卷）。克己、成己词亦见《缰村丛书》和《全金元词》。
八、《刘知远诸宫调》
《刘知远诸宫调》，一作《刘知远传》，系大约产生于12世纪中叶以前的金代诸宫调作品，作者失考。诸宫调是宋、金时期流行于民间的一种说唱体文学样式，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说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由于用多种宫调的曲子组成长篇联套曲文以咏一事，所以称作诸宫调，又称诸般宫调。从文学的角度看，诸宫调作品往往不仅以篇幅的浩瀚称，而且以结构的宏伟著，在当时的各种讲唱文学中是最重要的一种文体。《刘知远诸宫调》是现存诸宫调作品中出现最早的一种。刘知远（859～948年），即后汉高祖，为五代汉王朝的建立者，沙陀部人，后晋时为河东节度使，累封至北平王；开运四年（947 年）契丹灭后晋，他在太原称帝，建都于汴（今河南开封），国号汉，史称后汉。《刘知远诸宫调》即是根据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刘知远的一段经历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作品写的是贫苦人出身的刘知远为生活所迫离家出走，在沙陀小李村与李三娘相识而结为夫妇，然而不堪李三娘兄嫂的欺凌和虐待，于是到太原投军，进而显贵发迹，终得夫妻团圆的故事。作品风格浑朴遒劲，语言自然，不尚雕琢，具有民间文学的本色。《刘知远诸宫调》是我国讲唱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力作，它与《西厢记诸宫调》的相继出现，是北曲孕育过程的重要标志，为金、元时期北曲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准备了条件。由于这部讲唱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刘知远与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广为流传；直到明代，戏曲《白兔记》还在表现这一主题。
《刘知远诸宫调》原本十二则，今存不足五则，即“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知远充军三娘剪发生少主第三”（残存二页）、“知远探三娘与洪义撕打第十一”、“君臣弟兄子母夫妇团圆第十二”。该书久佚，1907年至1909年俄国柯智洛夫探险队考察蒙古、青海，发掘张掖、黑水故城时，与西夏文著作等一起在黑水故城获得残本，约为金版流入西夏者。原本1958年4 月由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奉还中国，现藏北京图书馆。
九、《西厢记诸宫调》
《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唯一保存完整的诸宫调作品，因为北方讲唱诸宫调用弦乐器琵琶和筝等伴奏，因而又称《西厢掐弹词》、《弦索西厢》；作者为董解元，因而通称《董解元西厢记》。“解元”乃金元时期对读书人的一种敬称，元代的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把董解元列于“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之首， 称其为“大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时人”，其它情况则鲜为人知。明人张羽在明嘉靖刊本《〈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序》中称“董解元不知为何人，爵里事状不可得而详，要之固当世之文士也”。明人黄嘉惠在明万历刊本《〈董解元西厢〉引》中亦谓“董解元，金人，史失其名”。《董解元西厢记》是以唐代诗人元稹的小说《莺莺传》为基础，进行艺术再创作而成的宏篇巨制。元稹的《莺莺传》在描写崔、张爱情方面虽有值得称道之处，但是从根本上讲难免鼓吹封建道德之嫌。《董解元西厢记》则大胆突破了原作的框框，它把一个三千字的唐人传奇改造成为一部五万多字的讲唱文学作品，用崔莺莺和张生共同反对封建礼法、追求真挚爱情而终于缔结美满姻缘的动人故事，取代了原作始乱终弃的悲剧主题。整个作品通过对崔、张恋爱故事全过程的生动描写，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法和顽固势力，热情歌颂了主人公的反抗精神和纯真爱情，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从艺术上看，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语言优美生动，富有浓烈的抒情气氛，曾经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明人胡应麟称该作“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少室山房笔丛》）虽然“金人一代文献”云云说法未必允当，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部作品的巨大影响。清人焦循在比较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优劣时指出：“王实甫《西厢记》，全蓝本于董解元。谈者未见董书，遂极口称道实甫耳。如‘长亭送别’一折，董解元云：‘莫道男儿心似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实甫则云：‘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泪与霜林，不及血字之贯矣。又董云：‘且休上马，苦无多泪与君垂。此际情绪你争知！’王云：‘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两相参玩，王之逊董远矣。若董之写景语，有云：‘听塞鸿，哑哑的飞过暮云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约青山拥。’……前人比实甫为词曲中思王、太白，实甫何可当，当用以拟董解元。”（《易余和录》）在王实甫《西厢记》风靡于世之际实事求是地肯定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成就是必要的，当然在二者之间倒未必强分轩轾。实际上《董西厢》与《王西厢》各有其独特的成就和难以相互代替的价值，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
《董解元西厢记》的早期版本可知者有明嘉靖丁巳（1557年）张羽校刻八卷本。今存明嘉靖、隆庆间海阳适适子校张羽八卷本，明万历间苏嘉惠校刻二卷本，万历间屠隆刻二卷本，万历间汤显祖评朱墨四卷本，明天启、崇祯间闵齐伋四卷本，崇祯间闵遇五刻六幻二卷本，暖红室据闵本翻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凌景埏校注本以闵遇五刻六幻本为底本，参校诸本排印。
十、《中州集》
《中州集》，一名《中州鼓吹翰苑英华》、《翰苑英华中州集》，金代诗歌总集，金末文学家元好问编。书凡十卷，另附《中州乐府》一卷，书序写于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北渡被蒙古当局编管山东聊城之时，其中述及《中州集》成书的缘起，序称：“商右司平叔衡，尝手抄国朝百家诗略，云是魏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为附益之者。然独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岁壬辰（1232年），予掾东曹，冯内翰子骏延登、刘邓州光甫祖谦约予为此集，时京师方受围，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明年留滞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冯、刘之言，日往来于心。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中州集》编次顺序是，将显宗、章宗之诗置之卷首，其余除“诸相”、“状元”、“异人”、“隐德”、“三知己”、“南冠”等以类相从，并附见金遗民赵滋和元好问之父元德明、元好问之兄元好古之诗以外，按作者时代先后为序，以十干纪之；“辛集第八”目录旁注“别起”二字，其人亦复始于金初，则“庚集第七”以前与“辛集第八”以后显然非为同一时间所编，似与书序所说“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不无关系。全书收录二百五十一人的二千零六十二首诗作，其体例乃为每人各系小传，或叙生平事迹，或述出处大节，或评所著诗文。收录之诗则多少不等，多则上百首，少则一二首。由于作者旨在以诗存人，借诗传史，因而后人有诗史之目。小传部分，不仅保存了有关金代文学和金代作家的重要资料，对于史学研究亦有拾遗补阙之功。比如壬集第九“诸相”之一的贾益谦小传，所记贾益谦之言：“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皇帝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狠鸷，遗臭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海陵王完颜亮不仅是金代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女真族的杰出诗人，小传所言，对于我们重新评价这一历史人物颇有启发；如此之类，足以存一代之公论。又如庚集第七王万钟小传记元好问的家乡忻州在贞祐二年（1214年）陷于蒙古军队之手，“死者十余万人”的情况，如此之类，亦可补正史之疏漏。所录诗作就大较而言，前期作品有接受北宋诗歌影响的痕迹，中期以后、特别是贞祐南渡以后则远承风雅、近师唐人，显现出与宋诗分流并立、各擅其胜的独特风貌。因而《四库全书总目》以为《中州集》录存之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故卷末自题有‘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及‘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句”。盖元好问题金人诗集为“中州集”者，即暗寓金人雄据中原、南宋偏安江左之意，对于南宋文学自亦难免讥弹之词。不过集中“南冠”一门，则尽录南人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等人之诗，因而由南宋入元的家铉翁《题中州集后》称：“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片言一善，残编佚诗，搜访惟恐其不能尽。余于是知元子胸怀卓荦，过人远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篱，一家尔汝，视元子之宏度伟识，溟涬下风矣。”至于所附《中州乐府》，则录存三十六家一百一十四首词作。其中高宪〔贫也乐〕一首，虽然未彝尊《词综》、陈廷焯《词则》等均从《中州乐府》误作金人高宪所作，实乃宋人贺铸〔将进酒〕词，恐系原为附录而误作正文。
《中州集》在蒙古海迷失二年（1249年）元好问六十岁时由龙山赵国宝出赀锓木以传，元好问《挽赵参谋二首》有“篇什中州选，兵间仅补完。风人定谁采，墨本赖君刊”（《元遗山诗集笺注》卷七）之语。其后明弘治、嘉靖间沁水李氏、上海陆氏又加重刻。明末则有毛晋汲古阁刊本，清光绪七年有秀容书院藏版、读书山房重刻本。通行本有《四部丛刊》缩印董康影元刻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排印本。
十一、《河汾诸老诗集》
《河汾诸老诗集》，元房祺大德五年（1301年）编。房祺为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自称横汾隐者，曾仕为河中、大同两路教授，著有《横汾集》，今佚。《河汾诸老诗集》收金末元初的八位诗人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的诗作，人各一卷。原书录诗二百零一首，今仅存一百九十八首。麻革等八人，大抵皆为与元好问游从往还的金朝遗老，除陈庾入元以后一度出仕，因而在《新元史》中有传，其他人入元皆不仕。因为元好问编纂的金诗总集《中州集》不收在世之人，因而诸老之诗均未甄录。统观八人的作品，由于他们生活在金、元易代之际的乱亡之世，感时触事，形之声诗，类多悲歌慷慨、沉郁雄浑之音，有着北方文学的显著特色。其诗深受元好问的影响，标举风雅，师事唐人，为金朝南渡以后诗风之绪余，因而房祺在《〈河汾诸老诗集〉后序》中引用元人杨仲德所论指出：“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不观遗山、河汾之作，不知唐人诸作者之妙；不观唐人之作，不知三百篇六义之深意。”《河汾诸老诗集》原本前有皞皞郝先生所作序，今本付阙，且诗亦不足原数，当非足本。集中段克己《冬夜自适》、《中秋》（二首）、《云中暮雨》四诗，其一《二妙集》题作《冬夜无寐书以自适》、其二题作《中秋之夕封生仲坚、卫生行之携酒与诗见过，各依韵以答》，且均属之段成己作；《二妙集》为段克己之孙段辅所编，当不至有误，恐此本倒置错乱。《河汾诸老诗集》的重要价值在于，虽然所录诗作尚非入选诗人作品之完帙，但是对于《中州集》未收的金末诗人及其诗作而言，却起到了拾遗补阙的作用，从一个颇有特点的侧面丰富了金代文学的内容。
《河汾诸老诗集》于元大德五年编就以后，皇庆二年（1313年）方刻木以传。其后有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谢景星刊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刊本、清咸丰二年伍崇曜刊本。今有汲古阁本、粤雅堂本、《四部丛刊》影印乌程刘氏藏影写元尊贤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据汲古阁本断句排印。
十二、《全金诗》
《全金诗》，金代诗歌总集，又名《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郭元釪编，书成由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制序刊行。郭元釪字于宫，江都（今属江苏）人，好学能诗，以诸生与修《佩文韵时》等书，授中书，著有《一鹤庵诗抄》。所辑《全金诗》是在《中州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元好问编选《中州集》的目的，固然在于保存一代文献，但是有以诗存史的用意，故录诗不甚求全；而且由于当时在世者皆不入选，因而遗漏颇多，远未赅备。《全金诗》则力求广采旁搜，巨细不遗。编者有感于“唐、宋、元、明诗皆有备本，独金无之，使不荟萃表彰，则河岳菁英久愈散失”（卷首进《全金诗》奏章），于是留意收拾，积之数年，渐成卷轴。较之《中州集》（南宋诗人作品不计），卷数从十卷增加到七十四卷，作者从二百四十六人增加到三百五十八人，收诗从一千九百八十四首增加到五千五百四十四首。它保留《中州集》的作者小传，而取刘祁《归潜志》、《金史》以及金、元铭表题跋并说部诸书而补其不足，相为参证，同异互存，洪纤不失，使一代文献，历历可考。《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併入于金。”（卷一九零）然而弥足珍贵的金代文献献却大量散佚。《全金诗》的出现，基本上反映了现存金代诗歌的全貌，使有金一代篇什声歌规模初具，为金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编者对于金诗的评价亦颇有见解独到之处，如认为金诗“清真淡宕，有宋诗之新而无其鄙俚，有元诗之丽而无其纤巧，文质得宜，正变有体”云云，便与以金诗“直于宋而伤浅，质于元而少情”（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的看法针锋相对，可谓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足以助人思考，予人启迪。但是由于该书卷帙浩繁，疏漏之处自当难免，对于金诗的收录亦不无遗阙。《全金诗》有清内府刊本，扬州诗局本，台湾缩印本，薛瑞兆、郭明志重编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十三、《金文雅》
《金文雅》，金代诗文选集。因为元好问编纂的《中州集》已经收录金诗，故以文为主，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庄仲方编。庄仲方（1780～1857年），字兴寄，号芝阶，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为嘉庆十五年（1810年）举人，官中书舍人，其性淡于荣利，晚岁居冉里街，筑映雪楼，藏书几五万卷，辑《南宋文范》、《碧雪录》、《古文练要》等。《金文雅》的编选，意在“聊存一代文献”（《〈金文雅〉序》），因而收罗甚富。全书十六卷，共选入八十人的作品，包括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诏令、册文、奏疏、表、书、箴、铭、颂、赞、庙碑、上梁文、记、序、引、议、论、原、祭文、哀辞、墓碑等二十七类。因为经过“广搜严遴，汰其粗率，取其雅驯”（《〈金文雅〉序》），故名之曰《金文雅》，书前并冠以作者考略。统观全书，可以看出选入了不少足以代表金代文学风格的好文章。但去取之间，亦有不尽妥善之处。
金人之文散佚颇多，流传殊少，清道光二年张金吾编定《金文最》，而未能及时付梓印行；张金吾原拟其后再辑《金文选》三十卷续当嗣出，惜世无传本。因而《金文雅》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可补一代遗文之阙。书前的作者考简明扼要，为了解金代作家提供了线索。
《金文雅》有光绪十六年（1891年）江苏书局刻本。
十四、《金文最》
《金文最》，金文总集，清道光二年（1822年）张金吾编。张金吾（1787～1829年），字慎旃，别字月霄，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年二十二补博士弟子员，即弃去，一生潜心于文献的收藏、整理和著述工作，著有《爱日精庐藏韦志》、《两汉五经博士考》、《十七史引经考》、《白虎通注》等。以列朝文献中金源文献多有散佚，乃积十二年（1810～1822年）之勤，三易其稿，裒集有金一代之文成《金文最》；原书一百二十卷，后删并为六十卷。凡已见于《金文雅》者，仅存其目，不录原文，仍注原卷数于题下。全书包括赋、骚、册文、制诰、策问、奏疏、铭、赞、记、序、论、说、行状、哀辞等散、骈文四十二体。上而诏令教令之文，下而金石碑版之作，凡见之于专集和史传、地志、佛藏、道藏乃至域外著作如高丽史者，无不广收博采。书名为“最”，取公羊传“会，犹最也”，即会聚之义。金人著述，入元以后流传已少。元代文学家称金朝遗民冯清甫（渭）曾辑金文若干百卷，惜竟不传。张金吾于数百年散佚之余，精心搜集，成此宏构，清人黄廷鉴评赞此书“创所未有”，以为较之郭元釪《全金诗》，“事虽同功，其勤倍于郭氏远矣”（《金文最》序）。当然要想以个人的心力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疏失遗漏自难避免。因而金代佚文尚有一些见之于方志等著述中者，为此书所未载。尽管如此，《金文最》毕竟已经粗具“全”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足以补一代金文之阙。它的问世，不仅为研究金代文学提供了方便，也为了解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汇集了宝贵的历史文献。
《金文最》有光绪八年（1882 年）粤雅堂刊本、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校点本等。
十五、《金诗纪事》
《金诗纪事》，诗评汇编，近人陈衍辑。陈衍（1856～1937年），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为近代同光体诗人，对近代旧体诗坛曾有着广泛的影响，所著有《石遗室丛书》十八种，《丛书》外又有《石遗室诗话》、《石遗室诗话续编》、《石遗室论文》、《史汉文学研究法》、《近代诗钞》、《宋诗精华录》、《辽诗纪事》、《金诗纪事》、《无诗纪事》等。所辑《金诗纪事》十六卷，涉及金代一百九十余人的“有事之诗”（《金诗纪事》凡例），以及无名氏的作品、杂歌、谣谚等。在一百八十余人当中，除了大批文人以外，还包括帝王、宫闱、宗室、道流、释子、闺阁多人。陈衍认为元好问编选《中州集》的目的在于“表彰百年来文人，惜所举似，率近体断句，写景咏物之作居多，无大关系者；又限于生存人不得入选，用是金未作者遗漏尚伙”（《〈金诗纪事〉叙》）。有鉴于此，该书不收“寻常无事之诗”，并注意录入《中州集》遗漏之人。由于陈衍编纂《金诗纪事》晚于《元诗纪事》，故金人下接元代而已入《元诗纪事》者一般不再重出，但重要诗人如元好问，则二书皆录。陈衍在“五四”以后属于具有复古倾向的旧派文人，因而《金诗纪事》问世以后并未引起重视。今天看来此书虽然采取了传统的诗纪事形式，但是由于旁征博引，汇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因而对了解和研究金代诗歌有所裨益。由于《金诗纪事》辑成于陈衍年事已高之时，书中亦有疏误之处，如卷六把曾经仕为西京转运使的赵鼎误作“赵运鼎”，卷八把金末文学家雷渊登弟时间“崇庆二年”误作“崇庆三年”等。
《金诗纪事》有商务印书馆1936年排印本。
十六、《元遗山诗集笺注》
《元遗山诗集笺注》，清施国祁为元好问诗集所作笺注本，十四卷。施国祁，清代学者，字非熊，号北研，浙江归安人，平生好学不倦，工诗能文，尤熟悉金源史事，所著有《礼耕馆诗文集》、《金史详校》，《金源札记》等。元好问虽然以诗称雄，杰出金季，为一代诗宗，但是其诗单独刊行则比较稀见。其集如元刻严中杰中统壬戌（1262年）本（张德辉类次）、明刻李瀚弘治戊午（1498年）本、清刻华希阂康熙庚寅（1710年）本均合刊诗文为四十卷，唯眠琴山馆藏元刻曹益甫至元庚午（1270年）本录诗二十卷而无文，除录存张德辉类次的元诗一千二百八十首以外，续采八十一首为张德辉所遗者。因而施国祁在《元遗山诗集笺注》例言中称“元诗凡一千二百八十首，续采八十一首，今补一首，总一千三百六十二首”。至于元好问诗的注释，据元代文学家虞集《道园学古录》所载元人曾巽初墓铭，谓曾氏补注元好问诗一十卷藏于家，则所作注本似未刊行，亦未传世。施国祁的笺注本，专详本事。由于金源史事僻左，非证他书不得而详，因而施国祁除采用宋、辽、金、元四史外，又广征博引《中州集》、《续夷坚志》、《归潜志》、《拙轩集》、《滏水集》、《滹南集》、《庄靖集》、《二妙集》、《河汾诸老诗集》、《敬斋古今
》以及宋、元、明人各类著作二百余种，注文虽然时而曼衍旁及、失之繁冗，毕竟为理解和研究元好问的诗作提供了颇为详尽的资料。书前所撰元好问年谱，将历史事件、仕历行止、撰著篇目分系各年，脉络清晰，考核精审。卷末则为附录一卷，备载时人投赠诗文及后人评论等。今天看来，《元遗山诗集笺注》尚非元诗足本，元好问的佚诗尚见清人叶廷琯编《元遗山诗选补遗》、近人孙德谦辑《金源七家文集补遗》等，近年来在诗人家乡今山西忻州市一带亦时有发现，则为施国祁所漏收者。
《元遗山诗集笺注》有清道光初蒋氏瑞松堂刻本、 人民文学出版1958年麦朝枢校本。
十七、《全金元词》
《全金元词》，金、元词总集，今人唐圭璋编，收录金、元两代二百八十三位词人的七千二百九十三首词作，其中金代七十家、词三千五百七十二首。编者认为，“全元先后占据北方”（前言），作者习染两宋词风，词作亦多可观；然而金诗、元诗皆有辑本，词则无人为之纂集，实乃憾事。前人刻词，自唐、宋之外，仅兼及金、元，所录词作殊少，因而编者在朱祖谋《疆村丛书》本金、元词和赵万里、周泳先补辑本的基础上，综合诸家，益以新辑，并据南京图书馆所藏丁氏八千卷楼善本词集和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词集加以校补。该书体例与《全宋词》相同，以时代先后为序编录诸家词作。每位词人名下，各系以小传；至于原作，则尽可能据善本、足本详加校勘考订；书后附有作者索引，便于翻检查阅。继《全宋词》而问世的《全金元词》，是唐圭璋先生以毕生精力从事词籍辑集整理的又一重要成果，它的出现，使金、元两代之词粲然大备，为治金、元文学史者提供了较大的便利。但是由于金代文学和元代诗词长期以来缺乏研究，该书又辑成于编者年事已高之时，因而在作家介绍和词作辑校等方面均有疏误之处。比如书中对于金人李纯甫的生卒年即沿袭《金史》、《归潜志》以及今人谭正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之说，称其生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卒于正大八年（1231年）。考赵秉文《和刘云卿》诗有“屏山殁后使人悲，此外交亲我与雷”之句，可见屏山（纯甫）卒后刘云卿尚且在世。刘云卿之子刘祁称其父“正大初卒”（《归潜志》卷九），则李纯甫必卒于正大初以前无疑。金代国医张从正《儒门事亲》一书在列举病例时称李纯甫卒于“元光（1222—1223年）春”，与赵秉文、刘祁所说恰好相符，则本书小传系年显然有误。（详见周惠泉《金代文学家李纯甫生卒年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 期）又如蔡松年《水龙吟·赠杨德茂》词序“余始年二十余，岁在丁未，与故人东山吴季高父论求田间舍事”云云，“吴季高”当为“吴彦高”之误，本书失校。盖金初作家吴激字彦高，“东山其自号也”（《中州集》卷一《吴激小传》），魏道明注文可证。
《全金元词》有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
金代文学的总集、别集等除了上面介绍者以外，尚有孙德谦《全金词》（南京图书馆藏稿本）、顾奎光《金诗选》（乾隆十六年本）、沈德潜《宋金三家（苏轼、陆游、元好问）诗选》（乾隆己丑本，今有齐鲁书社1983年影印本）；今人选注本尚有章荑荪《辽金元诗选》、郝树侯《元好问诗选》、周惠泉等《辽金文学作品选》等。它们对于金代文学的辑集整理都做出了一定贡献，具体内容不再赘述。
收稿日期：199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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