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能否真正坚持做到实事求是，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科学。它不同于以往学说最显著、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就是实践性。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P61）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又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活动。因此，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P742—743）列宁十分赞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的纲领》中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就不同于法国，在法国就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 （P203）毛泽东则更加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4] （P373）他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5] （P331—332）所谓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离开中国特点，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以静止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说白了就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始终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具体实践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在当代中国，党和人民正在从事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起，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都始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即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如果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照抄照搬，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一原理要求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要从物质世界及其运动规律出发，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实事求是就是从这一原理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了科学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6] （P801）此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实事求是被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条主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不断地发展，实事求是也就没有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它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
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的探索，开始于毛泽东
他在建国初期就在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开始了探索我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当时摆在我党和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应当如何建设和发展。由于马恩的著作中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答案，我们自己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党号召“学习苏联”，所以我们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但是苏联经验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面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本国的经验，在探索的实践中来解决。1956年4月，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是这一探索的开始。他指出，对马列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性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果每一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7] （P741—742）。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该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8] （P23—24）可见，毛泽东在探索的开始，就着重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正是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集中体现。此后，在探索我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
1.建国初期，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的现状，对当时的国情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用“一穷二白”形象地说明我国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基本国情，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问题进行思考，1959年底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设想。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指出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2.实事求是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独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并且这一成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是我们党确定自己正确路线的政治基础。
3.实事求是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道路。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存在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用专政的办法解决；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制定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样，就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多方面思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4.实事求是地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在1954年就强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1956年，又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他多次谈到了科学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总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和探索包含着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观点、理论，对今天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探索之路，是成功与失败相伴而行，十分艰难。实践一再证明，毛泽东在探索中顺利前行时，首先在于他把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而出现曲折和失误时，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首先在于他偏离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致使自己在探索中提出的一些正确的思想理论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对社会主义某些制度和体制没有进行有效改革。因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毛泽东没有解决。他的探索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毕竟给探索开了个好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和理论起点。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来讲，毛泽东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着特殊的价值，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9] （P234）
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真正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这一飞跃的理论成果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形成过程，其中也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9] （P143）并且，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作出了新的概括，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党的思想路线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以邓小平领导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索，不仅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形成和完善，而且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像我国这样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革命成功后经过“过渡时期”而进入社会主义，应当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历史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我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认识逐步得到了深化。在邓小平主持下，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出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十三大前夕，邓小平确定把“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什么阶段”作为大会的主题之一。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10] （P252）十三大肯定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主要特征和历史任务，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失误，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在于克服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
2.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先进，最根本的是看它能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之所以优越，就是因为它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绝不能长期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贫穷的基础上，只有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证明，贫穷和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生产力的发展比资本主义要更快一些，更高一些。邓小平经过多年的思考和不断的探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 （P373）他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而社会主义有个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3.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看法，指出必须不断地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把改革同革命联系在一起，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这是因为改革同革命一样，其性质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正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从而得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结论。邓小平还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因为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和某些具体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和弊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这些具体的体制。
要改革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经常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阐述它们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要赶上时代，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对外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利用国外和海外的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要搞改革开放，要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发展、稳定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而稳定又是关键，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所以，必须正确处理好三者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在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离开它，改革开放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也不可能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两个基本点”都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领导全国人民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它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一，必须不断改善和加强各方面的领导，加强自身建设，确保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其二，必须依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必须依靠各民族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有把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在一起，才能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析，认为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仍然存在，南北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最核心的问题，从而，明确地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一判断也为我们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一个基本依据。正是基于这一科学判断，我们党才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6.“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后来扩展到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成为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国策，并依据这个基本原则先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问题。这标志着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两大步。它将对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产生重大的影响。
上述成果的取得主要是由于邓小平始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
三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历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随着时代的步伐和实践的发展，也必然要继续不断地发展，它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科学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代化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时代特征和我国新的实际相结合，继续进行了新的探索。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在不断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和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内容，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正如胡锦涛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显示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执政党的角度强调发展的重要性，提出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它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靠发展来不断巩固和前进的，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特别是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际局势发生的新变化和全面建设惠及十三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任务十分艰巨，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着事业的兴衰。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的现实，不断探索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新途径，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根本的课题，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把发展作为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把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者统一起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切实的利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把他们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
2.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江泽民在2003年7月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建设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进程。社会主义的三大文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奠定基础、创造条件，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必须全面把握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达到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3.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而改革则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要发展就得改革。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要使其顺利进行，必须有稳定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这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4.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建树，在全党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的观念。在深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同时，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和深刻的系统的论述。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党的建设的第二个伟大工程的目标，江泽民对此作了高度概括，即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得住各种风险、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总目标的提出，给党的建设赋予了新的内容，指明了前进方向，把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在改革和建设几十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思想结晶，它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自始至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回答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所面对的新课题，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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