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对传统发展观与市场经济自发性的伦理矫正_科学发展观论文

科学发展观对传统发展观与市场经济自发性的伦理矫正_科学发展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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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科学发展观充满了丰富的伦理意蕴,是对传统发展观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业已出现的自发性的伦理矫正。

一、“以人为本”对“以物为本”的矫正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其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以物为本”是相对于“以人为本”而言的。“物”是指由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积累。“以物为本”传统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就是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偏重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忽视对人精神文化生活状态和人本身的发展。“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的主导发展观。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取向,也是市场经济自发性的表现。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发展须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等发展阶段。根据这一“社会三形态”思想,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方式相关联,属于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

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肯定人的主体性意义,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容易形成“物”对人的主宰和奴役,使人陷入物化的泥潭不能自拔。后者,就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对人的影响。在这种自发性的影响下,人在金钱、财富等物的支配下变成了“经济人”,甚至沦为“经济动物”。“经济人”或“经济动物”是把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把物质满足、物质占有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这样,物欲的刺激膨胀了个人主义,结果是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而精神生活日益贫乏,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

“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曾是在我国相当一段时间内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财富”为中心论,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运行体制。市场经济是实现生产力大发展,大规模增进物质财富,从而提高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发展的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都存在一定的共性,无论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都会使社会经济生活自发地趋于畸形发展,产生“经济一条腿长”、“社会一条腿短”的状态,都会对人产生双重影响。

可见,传统发展观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在伦理价值取向上有明显的缺陷,就是它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这就必然影响让最大多数人过上和谐、富裕、文明的生活这一社会主义美好道德理想的实现。传统发展观必然要由更为科学、合理的新发展观所替代和超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社会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位,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物”本身,而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完整、充分、和谐的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自愿和自主的发展,是人格的完善;人的完整发展是人的各种需要、能力、素质的整体发展;人的充分发展是摆脱各种限制,使自己的各种正当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的和谐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发展。在这样的发展基础上,人的尊严和自由才会得到充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会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蕴含的伦理精神。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人为本”的“人”就是人民群众,“本”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显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的价值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道德理想。这就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从而在道德价值取向上矫正了“以物为本”传统发展观的片面性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

二、关注公平对效率至上的矫正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两大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体现,它不仅包括了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处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认识和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与人的关系,关键是把握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注重的是效率,而忽视地域性、资源性、政策性、基础性等原因所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进入经济快速增长初期,社会收入分配可能出现差距扩大趋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将逐步减弱,进一步出现均等化趋势。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做了这样一种预设,即市场经济的高效率提供了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途径。但是,追求效率而排斥收益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这种天然属性使市场经济的运作对社会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是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价格等市场机制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为社会高效率地创造了财富,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经济价值强势扩张,会自发地排斥收益平等,如果不对它产生的结果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那就会导致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加深反过来会制约和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

不少国家的经验也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的增长,人们的收入增加后不但没有出现收入差距缩小的迹象,反而呈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就我国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张明显地带有“追求生产性效率”的倾向,在实践中甚至演变为“效率至上”。于是产生了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

贫富差距的实质就是财富分配的结果不公平,而结果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源分配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可能会导致一系列不良结果,主要是:第一,这种现象与人们所向往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很大差距,可能造成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对改革失去信心;第二,这种现象会使广大劳动者产生消极情绪,尤其是看到某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时,现实的贫富差距会在心理上放大,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诱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仇富情绪,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第三,分配不公、权钱交易还会对社会产生“示恶效应”,导致部分民众认为不择手段可以致富,诚实劳动却只能贫穷,这就会严重破坏社会的道德信念和行为规范,损害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落后的地区和其他人富起来,但要防止两极分化。他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

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入手,从今日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效率至上原则进行反思和矫正,在毫不放松效率价值追求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问题,更加强调效率与公平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强调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构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注重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具体来说,科学发展观对公平与效率关系作了如下确认:

第一,效率与公平之间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公平必然促进效率,“以人为本”最根本的就是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赋予他们同等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实践证明,只有实现公平,效率才有可能实现。因为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如果不能给各主体以各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就会严重挫伤各主体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损害效率。因此,必须给广大劳动者以各种平等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调动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最佳配置,促进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效率有助于推动经济公平,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只有各经济主体效率的不断提高,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财富,为实现较高水平的相对结果公平提供物质前提,共同富裕才成为可能。这就消除了效率与公平的对立,达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

第二,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科学发展观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支持、保护农业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区域发展,要求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努力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意社会发展,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就为实现共同富裕找到了一条现实途径。

第二,着力于强化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原则的实现机制。科学发展观不仅彰显了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而且着力强化了这一基本原则的实现机制。这些机制主要有: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提高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调整分配政策;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可见,科学发展观坚持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在不放弃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和维护社会公平,体现了能使最大多数人共享改革的成果和生活幸福的伦理精神,这是对传统发展观和市场经济自发性的“效率至上”原则的矫正,也是对我们长期贯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超越。

三、和谐共处对紧张对立的矫正

如何认识和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任何一种发展观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传统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是以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自然观为出发点来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是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把自然界看作人类所支配的对象,人类不仅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而且可以改造甚至征服自然。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模式就是以工业化为核心,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无限度地索取自然资源以及对生态环境进行破坏的基础上,而忽视自觉地调整人口、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这样的结果就是人在显示自己的力量和科技水平,庆幸物质繁荣的同时,遭到了来自自然界对人的报复和惩罚,人类社会进入“增长的极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这种不协调关系容易趋向紧张。因为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回最大的收益,同时,但它所关注的只是当代人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而不关心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的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市场经济具有只顾私人成本而不顾社会成果和自然成本,只顾当代人利益而不顾子孙后代的利益的自发的价值倾向,这就是其天然的伦理缺陷。

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资源总量不小,但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科学技术水平低,人们的生态意识薄弱,资源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人口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十分尖锐。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因此,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数量控制和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建立在资源节约的基础上,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建立在生态改善的基础上,这就必然要对造成人与自然紧张对立传统发展观进行根本性变革。

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准则。

第一,和谐共处。人们要重新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将两者看作是单纯的利用和被利用、改造和被改造、征服和被征服的对立关系,而是看作是一个共生共荣的整体。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人类应在索取、利用自然的同时,承担起补偿、养护、建设自然的责任,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

第二,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人类唯一可选择的、正确的社会发展方式,它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互相协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其实质是,人类在坚持经济、社会发展,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维护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潜力,确保自然界能够长期提供良好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保障经济、社会和人类福利的增长有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基础。首先,强调发展和人类需要的满足。只有发展和人类需要的满足,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奠定物质基础。其次,人类应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再次,强调人类之间的和谐和公正。自然资源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不仅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自然资源,决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就消耗殆尽,应该给后代人留下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代人之间也应该和谐、公正,一部分人不应占用另一部分人的自然资源。要正确处理好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机会、利益均等。

这种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肯定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同时,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以求得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四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建立起“人——社会——自然”这一伦理道德新秩序,从而改变人与自然相对立、人支配自然的传统观念。

总之,科学发展观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三层关系上的伦理意蕴,集中体现了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论的精神特质,也是其超越以往各种发展观的重要标志。科学发展观从伦理上矫正了传统发展观和市场经济的片面性,弥补了它们的缺陷,从而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要求,为建设幸福美好的和谐社会注入了新的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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