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新社会主义观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列宁论文,晚年论文,主义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5)01-0035-07
列宁晚年是否形成了新社会主义观，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热点。主张列宁形成新社会 主义观的人认为，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列宁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提出了许多 新观点，这些新观点远远越出了过渡时期的理论，成为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相区别的具有新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此相反，有的学者认为：“列宁自始至终并未改 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列宁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就建设社会主义理论 看，主要表现在对‘过渡时期’理论的发展方面，这与列宁在世时俄国尚处于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最初阶段是一致的。”[1](P419)。
要弄清楚列宁晚年是否形成新的社会主义观，不能拘泥于列宁的言论，而应当从整体 上来分析，否则，就难免出现两个列宁相互冲突的问题。列宁在1921年指出：“要真正 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 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 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 化中来考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 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 ，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 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2](P419)列宁的这段论述为我们研究他的思想提供 了基本思路。研究列宁的思想，也要力求做到：一要遵循全面性的原则；二应从列宁思 想的变化发展中考察；三要与当时人的全部实践结合起来；四应把列宁的思想看成是具 体的。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历程
列宁的思想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发展的。因此，研究 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应当从他自己的思想变化发展中来考察。我认为列宁对社会主 义的认识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1)十月革命前，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还未提上议 事日程，因此，列宁还不可能深入思考应当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总的来看，此 时的列宁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未来社会构想。这一点，我 们可以从他的《国家与革命》中找到依据。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在共产主义社会的 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后加上括号注明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形 态。(2)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夏，列宁对当时流行的直接过渡思想经历了由肯定到 有所怀疑的变化，其怀疑体现在1918年5月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一 文，在该文中列宁根据俄国存在五种经济的国情提出了通过先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间接过 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3)从1918年夏到1920年底，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列宁放弃了 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中介的间接过渡思想，制定和实施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 共产主义政策。(4)从1921年春到1922年春，为了摆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危机， 在列宁的倡导下，1921年3月俄共(布)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 ，“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经营方法”[3 ](P227)的间接过渡思想。(5)从1922年春到1923年冬，列宁逐步改变了把实施新经济政 策视为社会主义前进中的妥协和退让，是向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迂回”曲 折的过渡思想，在思想上实现了新的飞跃，认识到改行新经济政策绝不是用粮食税取代 余粮收集制等个别政策的调整，而是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之中，从此走上了一条 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马、恩的理论到实践、在实践中又从知之甚少到知之 较多的过程。列宁晚年提出的新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恩未来社会思想的重大发展。 马、恩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至于他们对未来社会的 设想，则更多的是依据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得出的逻辑推论。由于那时还没有 社会主义的实践，因而他们的设想是否正确还不可能得到实践的检验。列宁之所以能不 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能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关键在于他始终强调实践的重要 性，强调不要从书本中、而应从群众的实践中来探索和研究社会主义。1917年11月，列 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 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 自己创立的。”[4](P53)同年12月，他再次强调“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 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 检验”[4](P208)。1918年，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建议在党纲中 评述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当时社会主义的实践还不充分，“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 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5](P6 0)，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对这一问题我们“应当尽量谨慎和 精确”[5](P61)。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之后，列宁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渐明确了我们应建 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1922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我们把 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楚这一点。”[6](P302)现在“我们踏上了实 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 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 ，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6](P301)。列 宁坚信只要大家沿着这条道路共同努力，“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6](P302)。
二、列宁晚年的新社会主义思想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一)从指望西方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转到要求采取“自救”的策略
列宁一生始终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总是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思考俄国社会的发展 问题。列宁在其口授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谈到，俄国未来社 会的发展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有没有保障?二是俄国能否坚 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从第一方面的因素看，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已 经过去，各资本主义国家已摆脱了危机，“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 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 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 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 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6](P389)。这种背景下，列宁提出“斗争 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 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 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6](P390—391)。列宁认为虽然第一方 面的因素很重要，但对俄国来说，“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 。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 所应采取的策略”[6](P391)。为了使俄国能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来并达到社会 主义所必需的文明程度，即为了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俄国必须采取“自救” [6](P391)的策略。从指望西方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转到要求采取“自救”的策略，是 列宁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俞良早教授认为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列宁的战略思想发生了两 次重大转变：一次发生在1920年底，从把俄国革命当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和 “阶梯”的思想转到肯定了俄国具有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思 想；第二次发生在1922年底、1923年初，“这一转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过去的 西方社会主义战略转向了东方社会主义战略，二是由世界革命战略转向了国内发展战略 ”[7](P295—296)。俞教授的概括与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二)要求把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到经济文化建设，尽快实现电气化
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俄国进入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与此相适应，党的 工作重心也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 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 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6](P367)。列宁不仅明确提出了要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文化 建设上，而且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经济文化提出了基本思路。列宁认为 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不能跟着西方走，而应直接瞄准最新的科技成果，把最新的科 技成果作为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龙头。列宁认为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就是电，为了发 展电力和迅速把电用于工农业生产，列宁早在1920年就集中了200多名科技专家研制了 《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电气化计划》，并把这一计划称作俄共的第二个党纲， 即党的经济纲领。列宁认为如果实现不了电气化，就既不可能从根本上挖掉贫穷落后的 老根，也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在列宁看来，“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8](P30)。
(三)要求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经济转变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与马、恩基本一致。新经济政策实 施之后，列宁提出了许多新思想。主要有：(1)对所有制结构有了新的看法。新经济政 策实施之初，列宁经常提到自己在1918年对俄国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的分析，认为这五 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既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依据，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 发点。多种经济并存的国情要求必须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多种经济形式。为此，列宁改变 了原定的消灭旧经济结构的计划，主张在很长的时期内“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 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3](P245)，而是活跃它们，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 节，然后，审慎地逐渐地把它们引导到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中。(2)对合作社经济有了新 的认识。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把合作社与租让制一同看成是俄国当时应大力发展 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随着合作社经济的快速发展。列宁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有了 新的认识，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3)对商品经济有了新的看法。列宁在192 1年3—4月间给布哈林写的便条中提道：由无产阶级国家掌握政权的，有私商参加的商 品生产是“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9](P566)。1月间起草的《按商业化原则办事》写 道：“这作为口号是否恰当?‘商业’? = 资本主义。”[10](P288)
而这一等式正是当时苏联理论界流行的观点，列宁在这一等式前打的问号表明已对这 种流行观点提出了怀疑。随着实践的发展，他对商品经济的作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肯定 ，不仅明确指出小农离不开流转自由，国有经济必须实行“经济核算制”，“按商业化 原则办事”，而且明确提出“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3](P248)。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 出，尽管列宁生前未对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但毫无疑问， 这一思想内涵在列宁的思想之中。(4)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新认识。关于国家资本 主义的问题，马、恩没有做过明确阐述，可以说这是列宁结合俄国实际提出的一种新理 论。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十一大的报告中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明确指出 俄国要大力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他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 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 而我国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 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愿了解，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 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 、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 ，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6](P84)。不仅如此，列宁还进一步 谈到我们现在要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与1918年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很大差别，在19 18年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贸易自由的重要性，当时强调的重点是“统计和监督”，而“关 于国家资本主义有根本意义的”恰恰是“贸易自由”。由此可见，列宁晚年不再把国家 资本主义看作是异己的力量，而是看作在新的环境下与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并存的充满活 力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四)要求通过竞争而不是阶级斗争来解决新政权下的阶级矛盾
工农联盟，不仅是新政权建立的基础；而且是新政权巩固和发展的前提。列宁认为新 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俄国社会存在着三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如何 引导农民、怎样才能与农民建立密切的联盟，是新政权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 列宁看来，战时共产主义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而“新经济政策的 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起来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 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6](P74)。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关于工农联盟必然分裂 的理论时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 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 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制 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察委员会以及我 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预防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共 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 呢，还是让‘耐普曼’即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 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会使苏维埃共 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性就愈大”[6](P377)。可见，列宁当时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托洛 茨基的工农联盟必然分裂的理论，而是结合俄国实际指出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 由“耐普曼”即资产阶级经济的特点决定的，而且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并不占优势， “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8](P156)。因此， 我们必须预防分裂情况的发生，否则就可能危及社会主义事业。
(五)要求改革国家管理体制，加强民主政权建设
列宁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11](P168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俄国的落后性与新政权想实现的民主性之间的矛盾就成为政 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明了俄国的落后和它越 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这难道奇怪吗?假使历史让我们不通过许 多矛盾而实现新式民主，那倒是奇怪了。”[9](P292)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解决这一 矛盾的任务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苏维埃政权不仅沿袭了沙皇 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而且还雇佣了大量的旧政府官员。新经济政策实施之 后，相对自由的经济与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经济的发展迫切要 求改变旧的国家管理体制，根据本国国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列宁认为实行高度集 中的体制，是一种痛苦和可悲的但又是必要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体制，那我们 早就灭亡了，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构及其管理体制，那我们 就可能在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以前就灭亡了。正因为如此，列宁明确要求必须对现存的 国家管理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加强民主政权建设。
(六)要求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六年的时间内，列宁始终把加强俄共(布)的建设放在头等 地位。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后，不加强执政党建设就会使党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 。列宁提出的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很多，主要有：(1)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 特别是唯物辩证思想的宣传教育，提高党员辨别是非的能力；(2)强调全党应崇尚实际 主义和求实精神，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求把提高普通党员的马 克思主义教育和文化水平当作头等的重要任务来抓；(3)党的工作重心应转到如何提高 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文化发展；(4)要求对党的组织制度进行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充 分发扬党内民主；(5)分开党政职能，更好地实现党对政府的领导；(6)将“能真正致力 于革新和改善机关”[6](P342)的人选入中央领导层，形成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7)从 执政党建设的高度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为什么和怎样加强党内监督。从上述思想可以看 出，列宁在执政党建设方面提出了一些和早期建党思想有明显差别的思想，其差别主要 体现在：(1)从党的工作重心看，执政前党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群众自觉地开展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体现党的先进性；执政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如 何组织人民群众开展经济文化建设，通过尽快发展经济文化来体现党的先进性；(2)从 党的组织制度看，虽然执政前后都提民主集中制，但侧重点不同，执政前重在集中，执 政后重在民主；(3)从领导班子看，执政前重点强调职业革命家的作用，执政后越来越 强调集体领导的作用；(4)从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看，执政前党内分权并不明显，执政后 不仅提出党政分开的思想，而且要求党内也要进行科学的分工，主张党的代表大会享有 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党委会享有执行权，党的监察委员会享有监督权，形成相互制约的 权力运行机制。这些差别表明，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后为实现其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 转变，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了基本思路。
(七)要求补文化建设之课，通过文化革命实现新的文明
列宁晚年在批驳苏汉诺夫关于经济文化水平低下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违背社会发 展客观规律的观点时，客观地指出俄国走上了一条与人们的一般理论所不同的社会发展 道路，即没有等到经济文化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经济文化 较为落后的国家抓住了历史形成的最好机遇先夺取政权，取得为达到一定经济文化水平 的政治前提，然后在新政权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的道路。这种特殊的道路决定了俄国 要比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任务更艰巨、更复杂、更困难，特别在 文化建设方面更是如此。在其口授的《日记摘录》中尖锐地指出：“我们直到今天还没 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 可能摆脱，因为没有哪一国的人民群众像我国人民群众这样关心真正的文化；没有哪一 国像我国这样把文化问题提得这样深刻，这样彻底；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像我 国的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大多数工人深知自己——且不说在文化方面，而是在 识字方面——的缺点；没有哪一国的工人阶级像我国工人阶级这样，为了改进自己在这 方面的状况，决心忍受并且正在忍受如此重大的牺牲。”[6](P357)除此之外，列宁在1 923年病危时口授的其他文章中都谈到了文化问题，如在《论合作社》中谈到，为了使 全体居民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参加合作社，就必须使他们掌握“做文明商人的本领”，这 就“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6](P364)，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为了切实推进文化工作，列宁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如调整国家预算，首先满足初 级国民教育的需要；把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 高地位；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劳动者之间建立文化联系，在农村传播新的文化等。
(八)要求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马克思认为随着人对人、民族对民族的剥削的消灭，民族问题也会消灭。列宁认为民 族问题是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内实现以后，也 还要保持很久，很久”[12](P71)。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应非常重视民族 问题，特别要重视民族的利益问题。在列宁看来，正是由于沙皇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民族 剥削和民族压迫，沙俄是“各民族的监狱”，才使庞大的沙俄帝国在短时间内迅速瓦解 ；也正是由于十月革命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切实保护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才 使苏联得以建立。列宁在1922年10月27日接见英国记者M·法尔布曼时谈道：“五年来 我们在一个举世罕见的多民族国家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使我们完全相信，在这类场合 ，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创造条件来排除由此引起 冲突的一切可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 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 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 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6](P239—240)
(九)要求加强法制建设的新国家
列宁在大学期间是学习法律的，深知法制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十月革命胜 利后，列宁亲自领导制定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和平法令》、《土地法令》 等一系列重要的法令、法律，1918年1月列宁亲自草拟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通过这些法律文件初步确立了劳动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种 权利，巩固了新生的工农政权。1918年7月10日，列宁主持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 表大会，通过了苏俄第一部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新的国家政权。新经济政策 实施之后，为了保障新经济的正常发展，列宁要求必须依法规范经济主体、特别是私营 业主的活动。1922年2月，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的信中指出，司法部门在新 经济政策实施中应当对所有的私营业主宣告：“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 ，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报表，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 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 [3](P428)可以说，列宁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初步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思路。
虽然从上述九个方面还难以充分说明列宁已经形成了新社会主义观，但至少可以说明 列宁正在形成新的思想。布哈林认为列宁晚年“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对 我国革命作了总的估计；对我国发展总路线作了虽很短但很深刻的分析；谈到了我们的 战略和策略的基础，我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关于基本的阶级关系问题， 关于国家机关问题，关于组织群众的问题，最后，关于组织我们党及其领导的问题”[1 3](P339)。从与列宁同时代的布哈林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列宁晚年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 严密的新的思想体系。列宁晚年的新思想，并不是对马、恩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完全否定 ，但在最主要的方面却与马、恩的思想有了质的差别，其中在经济上最显著的差别就是 把商品经济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要求俄国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这一关键环节。
三、应当从总体上把握列宁晚年的新思想
列宁晚年的许多新思想，虽然是在论述某个具体问题时形成的，但是，他在谈论具体 问题时并不是孤立地来看待这一问题，而总是把每个具体问题、局部问题同整体问题联 系起来进行思考。如他在论述合作社时，把它与文化革命、政治改革，甚至与对整个社 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来谈论；在论述“文化革命”时，也把它与合作化、 工业化、民主化以及整个国家的建设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他在论述工农检察院的改组 时，曾明确说过：“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策 略、我们的战略等等的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察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6](P392) 正如布哈林在1929年作的《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中所说：“如果仔细地阅读一下， 就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文章不是一些孤立的零碎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大的整体，构成 列宁战略和策略的一个大的计划的各个有机部分，这个计划是根据世界革命力量的统帅 的英明而敏锐的眼光所预见到的十分明确的前景制订的。”[13](P338)布哈林认为列宁 晚年所阐述的那些“最主要的政策问题，不是从一时的、瞬息即逝的形势着眼，他提出 这些问题是从我国发展的‘重大政策’、最广阔的前景、总的路线和主要道路着眼的。 他的分析不是对一个小小的局部进行舍本逐末的分析，而是一幅宽阔的画面，他以非凡 的力量、以最令人信服的朴实笔调和最大的表现力在这幅画面上描绘了历史过程的一个 稳重的步伐”[13](P339—340)。
布哈林对列宁晚年思想的分析是深刻的，把握住了列宁思想的基本内涵。正由于在实 施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列宁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才逐步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才有了《论合作社》一文中的石破天惊之语，才能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宣布“我们不得 不承认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 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 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6](P367)。李福麟教授对列宁的这段名言曾作了深刻 分析，他认为这是“列宁经过深入思考，仔细斟酌后所作的意义重大的论断。从语言上 讲，列宁使用了不容置疑的措辞，‘整个看法’是全部看法，而不是某个方面的看法； ‘根本改变’是最重要方面的改变、彻底的改变，而非次要的、一般的改变”[14]。从 理论上讲，这是列宁在纠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认识 到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俄国不能简单地按照马、恩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想来建设社 会主义，而应从俄国国情出发，独立地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寻找新的社 会发展模式。从变化的内容看，转到了“文化”建设上，列宁对文化加了引号，其用意 非常明确，就在于强调文化建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非常特殊的意 义。从转变的方式看，列宁在文化之前加了“和平的”三字，其用意也是非常明确的， 就在于强调不能把“政治军事斗争时期取得的经验用来解决经济任务”，即不能用阶级 斗争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而应通过和平的方式开展经济文化建设来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晚年提出的否定之否定的命题本身就表明，列宁已经放弃了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 初提出的暂时退却的思想，放弃了原定的重新返回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 想，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基本建设思路。虽然列宁未对根本改变了的社会主义社 会作出明确的阐述，但这一思想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提出的，因此，我们可以 推定：根本改变了的社会，只能是与列宁一直坚信的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相 区别的社会。列宁的新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以新经 济政策的发展思路为前提并沿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思路而应形成的，是一种区别于马、 恩的社会主义观的新的社会观。
列宁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他在重新认识俄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列宁认为俄国革命 不是在资本主义矛盾达到非常尖锐的条件下爆发的，革命后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是 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而是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在生产上 与小资产者的矛盾，在政治上与封建专制残余的矛盾，在文化上与文盲愚昧的矛盾。这 些矛盾在西方无产者“共同胜利”后所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存在的，这是在俄 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矛盾，在解决这些特殊矛盾中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 只能是一种新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新的社会，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又有别 于马、恩设想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共同胜利之后所要建立的那种理想的社会，而 是落后国家自主选择的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通向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这种社会 主义，虽然在指导思想、领导力量、政权性质、阶级基础、生产目的、分配制度等方面 与马、恩设想的理想社会有相同之处，但它又不是马、恩设想的理想社会，不论在量的 方面，还是在质的方面都与马、恩设想的理想社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可以说这是一种 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取代资本主义之后的那种社会主义，而是基本 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之上建立起来的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或时刻处在资本主义包 围之中的一种社会主义，是要充分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当 然，从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看，这种新社会主义并不是偏离理想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 而是趋向于马、恩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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