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不为例：也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下不为例论文,中国论文,也谈论文,现代小说论文,夏志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读得较早。二十年前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念书，修习都在新亚书院诚明馆，那间饶宗颐先生几乎不去的敦煌研究室，里面堆了好几包这书的中译本，是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所出，我的导师用作教材。前一阵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新的大陆版，约我谈一谈这本书，我比照了香港版和大陆版，还借来了此书英文版的第二版，扉页上题为许倬云先生赠给浙江大学图书馆的藏书。 这本书对我们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者的观念的改变非常重要，但是，我得说，它的影响已经完全被我们吸收了。三十年过去，我们回头再看它，既可以看到它的贡献，也应能发现它的缺陷。在我看来，这缺陷相当大。 这本小说史的功德，就在于在那么早的五十年代，就将八十年代两岸读者才看得到、才能进入两岸学者文学视野里的许多作家，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进行专章论述，并给出很高评价。这是夏志清最大的贡献。他也因为此书对“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而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但是，平情而论，其“优美作品之发现”的功绩，乃是受益于两岸三十年暌违的特殊历史环境。作者当时是在美国，能得到的资料最全，占了绝大便宜。他要是在北京，在台北，以当时的政治禁忌，都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夏志清五十年代初读完耶鲁的博士，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参与美国政府的一个项目，即编写一本《中国手册》，为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军官们提供有关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知识。夏氏承担了大部分工作。这本书编成后没有用上，因为它的反共立场过于强硬。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作者好像习惯性地滑向了与编写《中国手册》同样的功利目的。读着读着，有时你会觉得他不是在写小说史，而是承担了为不谙中国政情的美国读者提供咨询的义务，写一部中国左翼文艺思潮史。照我看，如果说王瑶、刘绶松等人五十年代所写的那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失之太左，那么夏氏的问题就是太右。这一点在英文原版和港版、台版中触目皆是，大陆出的版本已经删削很多了。 左右皆偏见。左派作家虽然皆在夏志清铨叙之列，但往往评价过低。连沾一点左翼的边的作者也很不受他待见。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第四章写到创造社的郭沫若跟郁达夫，讲到郁达夫遁迹于印尼的苏门答腊，日本投降后仍被日警杀害。作者说，“他身为作家，既非共产党，也不很爱国，遭到这个下场也可以说是万想不到的了。”说郁达夫“不很爱国”根本没道理，用“下场”形容郁达夫之死，也太不合适了吧?可蔡思果先生的译文已经做了淡化处理，我们看英文版，才大吃一惊，原来他用的是ironic end(讽刺性的结局)。如果一个汉奸文人被日本人杀掉，那可以说是一个讽刺性的结局。一个中国作家，尽管政治立场上曾经是左联创始人之一，生活作风上颓荡而沉沦，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幸灾乐祸的词吧? 依靠“优美作品之发现”而成为文学史的名著，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个特例，但绝非常数。文学史写作的常数是对“优美作品之评审”，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论断、排座次，给予剀切不移的定性、定位、定价。前一阵子我读德·斯·米尔斯基(Petrovich Svyatopolk-Mirsky)的两卷本《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那真是文学史的典范，几十年来在英美的大学里一直作为最标准的俄国文学史用书。纳博科夫说这是世界上写得最好的俄国文学史，包括用俄语写的在内。多纳德·戴维(Donald Davie)评价说：“这两部书是文学史写作之样板：它们犀利深刻，却又趣味宽容；首先是结构出色，清晰而又比例得当。” 犀利深刻却又趣味宽容，结构出色而又比例得当，拿这几点来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以说，其趣味不够宽容，结构并不出色，比例更不得当。且不说原来第十三章，围绕着一个不写小说的胡风写了五十页那么长。照英文本统计，鲁迅只占了二十八页篇幅，张爱玲却占了四十三页，钱锺书也有二十九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学的角度，从小说的角度，鲁迅的分量一定会比张爱玲和钱锺书要重，比例绝不可能是二十八比四十三或二十九。果然，在具体行文中，作者畸轻畸重。写张爱玲的时候，比如写到《金锁记》，他会把最美的四五段文字全部引录下来。写到钱锺书，光是引《围城》的结尾就占了整整六页篇幅。而鲁迅的《故事新编》连介绍加评判，只用了五行半。这样写文学史，很难说公平与公正。 夏氏非常骄傲于这本小说史有很多发现，比如他说，“我们几乎可以在张天翼身上发现到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创造者”，真高得离谱。直到今天，他还是坚持这么高的评价：“张天翼脑子里资料丰富，文采比鲁迅不知道高出多少倍，讽刺天才!”(《夏志清：讲中国文学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载2008年7月30日《南方都市报》)可张天翼那些讽刺性的短篇现在看起来非常粗糙，形容毕露且夸张过甚，包括夏著里那些引文，简直不堪卒读。而说到张爱玲文学地位的确立，谁都知道不是夏志清的首功。1944年傅雷化名迅雨写了万字长文，已论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他对张爱玲的艺术的分析要言不烦，却鞭辟入里： 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 这是《金锁记》中最精妙的一段，空际转身，非有大力者不办，夏志清居然不引。傅雷却独具只眼，说：“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 夏志清既失之于对新潮不够敏感，对施蛰存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着墨无多；又失之于对土气不能欣赏，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他给《围城》颁的奖太高，但我觉得，钱锺书是伟大的学者，《围城》却不是伟大的小说。他说《寒夜》是巴金最好的作品，超越而成熟，作者此时变成了一个细腻的匠人，探索人心的隐秘之处。对《寒夜》的文学价值的发掘于是被认为是夏志清小说史的闪光点之一，可是我要说，他对巴金文字的糟糕也太能容忍了吧。《寒夜》第四章有一段文字，如果从收音机里听到，谁都会抓狂： 她是一家商业银行的行员。大川银行就在附近一条大街的中段。他刚刚走到街角，就看见她从银行里出来。她不是一个人，她和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男子在一块儿。他们正朝着他走来。的确是她。还是那件薄薄的藏青呢大衣。不同的是，她的头发烫过了，而且前面梳得高高的。男人似乎是银行里的同事，有一张不算难看的面孔，没有戴帽子，头发梳得光光。他的身材比她高半个头。身上一件崭新的秋大衣，一看就知道是刚从加尔各答带来的。 夏志清于萧红只一语带过，说《生死场》极具真实性，但未加论述——当然他后来也表示这属于不可饶恕的疏忽。他一句都不提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要说缺失，这也应该算吧? 再一个问题就是，此书行文颇形冗赘。夏志清对沈从文的分析最饱满，相形之下，老舍、钱锺书等等复述多而评判少。张天翼整章都是给那些小说情节的复述与引文的节选牵着走。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故事大纲复述了十五页，冗长得令人气闷。现在人如果写小说史，用不着写出《骆驼祥子》和《围城》的故事大纲。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者写文学史的通病，即对文本的引述太多。龚鹏程在其所撰《中国文学史》的自序中说，文学的主角其实并不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是作家和作品，而是观念。每个时代的文学观不同，故其所谓之文学即不同，其所认定之作家、作品，乃至大作家、好作品也不一样。所以文学史应别裁伪体： 现在的文学史著，基本上是历代名家名篇的介绍，此乃应教学之需而设，本非史体；早期的文学史，如刘师培《中古文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也都不甄录作品。更早，如《史记》论作家，虽曾抄录不少代表作，但《史通》已批评其不妥。章学诚折衷之，谓当於史著之外另立“文征”，一为史乘，一为文选，相为辅翼。 文学史不是文选，不是名家名篇的介绍，这意见完全正确，也深中当今文学史撰作之弊。但龚鹏程说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不甄录作品，却是记忆有误。刘师培《中古文学史》本来是讲义，其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附录便“略录祢衡一下文章十二篇以明概略”；论嵇阮之文，亦分别摘录两人文章，可见是史乘而兼备文选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并非不引作品，而是间或引些片段，以证成其说。但是，两家史略都以文学观念与风气的流变为主，引录作品极为克制，哪里像夏志清的小说史，弄得引文尾大不掉，“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他写的可是小说史啊!小说引起来没完。 夏著确实不合史体，我们只能曲为回护说，这本书原是为西方读者而写，他们对中国现代小说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所以作者必须费许多笔墨复述某些关键情节，甚至把关键的段落引出来。但米尔斯基就用不着复述情节，因为他假设他的文学史的英美读者对俄国文学的伟大作家和作品都已经了如指掌。他也几乎不引。“用自己的语言对其进行归纳或许是一种冒犯，引用若干片段则有损于它。因为这是一个完美整体，其构成十分精准合理。每个细节、每个思想变化、每个雄辩声调均恰如其分，共同营造出最佳效果。”是的，借钱锺书的话说，米尔斯基不想让人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 话说回来，写文学史的好比乙方，跟米尔斯基相比，夏志清吃亏的是甲方很弱。因为新文学三十年，小说的整体成就不高，幼稚的作品比比皆是，夏志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读得很苦，写得也很烦。而米尔斯基不一样，他面对的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连绵高峰，所以能游目骋怀，为众人一番指点评说，既大气又小心。加上他英法德文都精通，整个欧洲文学传统尽在掌握之中，完全平视英国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而夏志清表现得常常自卑，面对西方的辉煌文化不免心虚。——夏氏一向在汉学界都很自信，不大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我反倒觉得与此有关。但我愿意说，这是吃了我们国家二十世纪事事不如人的亏，吃了我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整体上不济的亏。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原谅夏志清对中国文化的自轻自贱：“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夏志清《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见2007年1月11日《南方周末》)唐德刚当年批评夏志清用西方观点治中国小说的崇洋心态，不为无据。 夏志清自承古典修养不足，其实语言感觉也不算敏锐，以大师来衡量有诸多不足，我觉得远不及他的哥哥夏济安。夏济安的文学眼光极为犀利。弟弟说鲁迅不行，但哥哥专门写过极精辟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深契鲁迅的内在精神。夏济安五十年代在台湾大学教出很多优秀学生，堪称台湾现代文学的教父。我觉得夏志清是很用功的好学生，若论艺术天分，在他哥哥面前相形失色。标签：夏志清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小说论文; 中国现代小说史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张爱玲论文; 围城论文; 寒夜论文; 金锁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