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探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同志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中，曾存在一些不科学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无端怀疑甚至贬低郭沫若的文化成就、地位和影响，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民族精英郭沫若在现当代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这种错误倾向已基本得到克服。而另外一种倾向则是出于爱护郭老、崇敬郭老的深挚感情，提出了一些虽善良美好却存有疑问、值得斟酌的观点，从学术的角度，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与研究，也长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关于郭沫若同志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似乎就是这样一个课题。
郭沫若同志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又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新文化运动中又一面光辉的旗帜。在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的今天，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位伟大作家，认真地、庄严地理清他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找出最切合史实的结论，无论对历史、对郭老、还是对于学术界，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反之，才是不尊重历史、不尊重郭老、背离学术研究求实负责的精神的。笔者正是怀着这种对郭老的崇敬之情和学术研究的求实精神，不揣浅陋和愚妄，写下自己的思考，就教于学术界。
一
郭沫若同志1927年去了日本，1937年回国，这期间他与党究竟是什么关系？郭老1958年底入党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曾长期困扰着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八十年代初由吴奚如、周而复等同志出面解释之后，学术界已基本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经过长期的研究，我觉得吴、周二同志的解释是有疑问的。为研究方便将二人观点择要引述如下：
吴奚如同志在《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一文中说：“郭沫若同志逝世后，许多有关他和党的关系的记述不甚明确，弄得读者不免对郭老的党龄发生了错误的看法，有人以为郭老真的长期是党外民主人士，只是在全国解放后才重新入党，这是不合史实的。郭老是在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后，在行军作战中经周恩来同志和李一氓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的党龄应从1927年一直算到1978年逝世为止，一共五十一年。或者有人觉得郭老在大革命失败后去了日本，是自由行动，那十年是自动脱党，所以在全国解放后才重新入党的吧？不是。郭老去日本隐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那是经过当年党中央决定，保留党籍，完成党给予他的一项重大任务的。……直到1937年祖国抗战爆发，才逃出日本，归国效劳了。因此，郭老一从日本平安回到上海，他的党籍就恢复了，叫做特别党员，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展开了公开的抗日民主的革命活动，去带动当时的广大的民主人士向中共靠拢，起了比一个党员更大的作用。……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才结束非党人士的身份，对社会宣告重新入党，成为公开的共产党员了。”
周而复同志在《缅怀郭老——关于郭沫若同志的党籍问题》（注：《报刊文摘》1983年12月20日摘自《怀念集》。）一文中说：“1978年6月12日，郭老逝世了，乌兰夫、方毅同志来看于立群， 乌兰夫问她对郭老后事有什么意见，方毅鼓励于立群提出来，于立群考虑了一阵，才慢慢地说：只有一件事，郭老生前从没有提过，现在郭老过世了，应该向党报告，请党考虑。‘什么事？’乌兰夫亲切地问，于立群说：“就是郭老的党龄问题，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在行军途中由周恩来同志和李一氓同志介绍郭老入党，这件事许多人都知道，大革命失败后，郭老去了日本，不少人以为郭老自动脱党，一九五八年报上发表郭老重新入党的消息，举国皆知，误以为郭老这时才是共产党员，事实不是这样的，郭老去日本之前，周恩来同志代表党曾经和郭老谈话，告诉他这是中央决定，派他去日本，保留党籍。……抗战爆发，郭老党籍就恢复了，但是特别党员，只有少数有关负责同志知道，郭老解放后希望以公开身份活动，于是报上公布了他重新入党的消息，但是郭老所在的党组织不知道过去的情况，郭老又不愿提这件事，便真的以为一九五八年他重新入党了。党中央有关负责同志是知道的。”
综合上述两篇文章的观点，不难得出他们的三点结论：
（1）郭沫若1927年去日本是党决定的，党籍保留。
（2）1937年回国后党籍自然恢复，即从1927 年至逝世是一贯党员。
（3）党中央负责同志知道这些情况。
要弄清郭老1927年东渡日本至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公布他入党之前与党的关系，关键是先搞清1927年去日本是否党决定的。而这些年来，一直用来证明“党安排”的证据则是郭老1933年底发表的日记《离沪之前》，最早这样认定的可能是《郭沫若的日本之行》（注：《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第一期，作者柳尚彭，卢正言。）这篇文章，以后仍有不少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中颇有名气的学者重复了这一“证据”，兹引述如下：
其一 正月十九，星期四，晴。……中午将近时，民治来，交来豪兄答函，……午后蔡大姐来，打扮的象一位女工。……
其二 二月九日，星期四。……定十一号走……豪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走成。
其三 二月十日，星期五，晴。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决延期乘十八号“坎拿大皇后”。
日记中的“豪兄”即周恩来同志。认定者据此认为，是周恩来同志代表党和郭老谈话并决定郭沫若去日本“完成党给予他的一项重大任务的”。
我们认为，郭沫若同志1927年去日本，不是党组织安排和决定的。重要的证据恰恰也是《离沪之前》。
《离沪之前》是郭老1928年一月十五号至二月二十三号的日记，六年之后才公开发表，况且郭老因在1927年《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已遭蒋悬赏通辑，不必再担心因日记中记载与共产党人的关系而过多顾忌，因而不可能有意删除与党的关系的记载，这也是持“党安排”观点的同志应该认同的，否则他们也就无法找到证据。
首先假定二月十日的日记是周恩来同志代表党决定并通过郭老去日本的，而两天后的日记却是这样记的：
二月十二，星期日，晴。今日一日苦闷的难耐，神经性的发作。究竟往东京呢？还是往长崎？这样一个无聊的问题苦了我一天，为什么一定要走？儿子们一定要受日本式教育才行吗？到日本去靠着什么生活？根本是钱作怪，钱把一切都破坏了。头痛。（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这段日记清楚地表明，沫若去日本，是因为安娜夫人竭力主张“儿女们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因孩子们都已到了入学的年龄），而沫若不肯去，气恼地发问“为什么一定要走？”并把原因归结于“根本是钱作怪”。如果两天前的日记是“豪兄”代表党组织通知沫若去日本的话，则不可能仅两天后，作为共产党员的沫若还带着这种情绪、这种口吻发出这样的疑问，郭老能把中央决定他去日本“完成一项重大任务”称为“无聊的问题”吗？若结合郭老的《跨着东海》（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3》第305页。）第二部分的记载“苏联是去不成了， 祖国是不能呆的，往哪儿跑呢？……大的一个儿子已经九岁了，超过了入小学的年龄已经三年。第二个儿子也七岁了，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这些尤其是使他们的母亲焦急的一件事。……这怎么办呢？这在他们母亲的份上，自然是很想带着他们回日本去了。……日本我是不甘心去的，但为儿女们着想，我又不能不去。……假使有钱，跑欧美自然也可以，……作了那样的决定（去日本），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二月下旬了。”来年，就更清楚了。这段记载不仅与日记吻合，而且说明去日本的决定是“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而非“二月十日”，并说“但为儿女们着想，不能不去，假使有钱，跑欧美自然也可以”，这像党组织决定的他去日本吗？另一篇日记则说得更明白无误了：
二月十六，星期四。……晚七时顷归。赴心南家，谈至夜半，……他劝我一人往日本，把家眷留在上海。这个谈何容易，一人去与一家去生活费相差不远，分成两处生活便会需要两倍费用。并且没有家眷，我何必往日本乎？……（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这则日记说明之所以去日本，是由于家眷，否则沫若“何必往日本乎”？何来“党安排”之说呢？如果联系到该日记曾记载了沫若与安娜的关系，安娜夫人既为自己的婚姻又为孩子的上学考虑而坚决要去日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另外，我们觉得将二月十日的日记确定为“党安排”的依据本身就不妥。
二月十日的日记的完整内容如下：
二月十日，星期五，晴。
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
仿吾亦来，约了初梨等来谈话。
晚伯奇来，留仿吾与伯奇在家吃晚酒，颇有醉意。决延期乘十八号“坎拿大皇后”。
持“党安排”之说的同志在引用该段日记时，常常把中间几句删除，变成这样一种形式：“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决延期乘十八号的‘坎拿大皇后’。”其实分析郭老这则日记不难看出，“豪和民治来”与“决延期乘十八号‘坎拿大皇后’”并无必然联系。郭老只是记述了这天发生的意义无大差别的几次朋友来访而已。其一，“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用的是句号，标明此事已完。第二句，“仿吾亦来，约了……”主语已是“仿吾”而非“豪”。第三句，“晚伯奇来，留仿吾与伯奇在家吃晚酒”主语是省掉的主人沫若自己，并且言明晚上留下的是仿吾与伯奇二人，而“豪和民治”在中午与沫若“同吃中饭”后已不在此列。所以最后的“决延期乘十八号‘坎拿大皇后’”是晚上之事而与上午无关，换句话说，若走的决定真是“豪和民治”上午来做出的，那么“决延期乘……”一句当在“同吃中饭”后面紧跟着，并且不能用句号。而事实是郭老在“同吃中饭”后用一个句号把“豪和民治来”这件事与下面几件事隔开来了，而且是以分行、分段的形式隔开的。郭老的这则日记（其实不止这篇），既简练又清楚，每件事情叙述得既独立又完整，本不应有歧义的。再说若真是党做出了改变他后来生活、流亡十年的决定，以郭老的气质和性格，既然记载，也是不会如此简单的。
郭老去日本不是党安排，还可以从吴奚如等同志的文章本身发现破绽。既然郭老赴日本是党安排去完成一项重大任务的，却未说明去多长时间？何时回来？与何人联系？一家六口人的活动经费从何而来？当然事后也证明这些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试问完成了什么“重大任务”呢？无非是说郭老在日本的学术研究的成就，可根据郭老的记载“到了七月底，离开祖国已经快半年，我的写作的欲望动了，……想把小时候背得烂熟的《易经》来作一番研究。……但中国的古书我一本也没有”（见《跨着东海》）可见郭老的研究是没有任何预计的临时的创作欲望的冲动，根本不可能是1927年党中央预先交给的“重大任务”。
郭老去日本既不是党安排的，在日期间又与党组织无联系亦未参加组织生活，更重要的是回国时也不是我党召回来的，所以可以肯定，这十年郭老与党组织是没有关系的。
关于郭老1937年的归国，殷尘著的《郭沫若归国秘记》（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作者郭若愚。）说得很清楚， 郭沫若的回国是由国民党一手安排、秘密进行的。文中引用的郁达夫信函当是证据之一，现摘引如下：
其一
沫若：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下略）
弟 达夫 上 五月十八日
其二
沫若兄：南京蒋氏有意招兄回国，……望兄接到南京函后，即整装返国，去南京一行，……（下略）
弟 达夫 上 五月十八日
在日本为郭老秘密回国活动的，是国民党人士金祖同（殷尘）、钱瘦铁（叔崖）和国民党驻日大使馆。其中钱与国民党行政院的王梵生直接联系，王梵生后来代表南京国民党政府汇款五百元来作安家费和旅费。而到上海码头迎接沫若等人的当然也是国民党人，即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
可以说，郭老的这个行动因其秘密性，全过程没有也不可能有其它组织或个人介入，与我党组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为什么我党对郭沫若这样一位著名人士，作为自己的党员，对他去日本这样重要的活动既无安排、又无联系，在他回国时也一无所知呢？答案只有两个：要么他根本未入党，要么他确实与党没有关系了。
二
郭老1937年回国之后党籍就自然恢复了吗？恐怕未必。
其一，他是秘密归国，党组织不知道他回来。
其二，上海成了孤岛之后，文化工作者撤离，“有的北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继续工作。后者有采取了集体行动的，如象戏剧界的朋友们便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分别向后方出发；也有采取个别的行动。我就是后一种人之一。”（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4》第7页。）首先，郭老没有“北赴革命圣地——延安”， 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没有相约的旅伴（不知周扬同志是否以组织身份约他），但他没去。到了香港后说自己“我很后悔”（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4》第9页。）。其次，在“转移到大后方继续工作”的一群中， 郭老也是采取的个别行动，而非组织决定的行动。
其三，担任第三厅厅长这样重要的活动也是国民党要人陈诚打电报来直接安排的，“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却接到了一通由武汉打来的电报。内容倒很简单：‘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陈诚。’……但他有什么‘要事’要和我商量呢？这倒是一个闷葫芦了”。同时也说与周恩来等已“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4》第18页。）。（此时等于明说这次安排与我党组织无关）
其四，从毛泽东与郭沫若的交往来看。如果郭老1927年入党，日本十年党籍保留，回国后是秘密党员一直到建国，一般人不知道是可能的，但作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同志，以他与郭沫若的友谊，应该知道这位文化巨人早已是并一贯是我党党员了，换句话说，毛泽东同志不知道某个普通同志是否党员是正常的，但对于郭老这样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竟是中共党员而不知，则这个秘密本身是否史实，就值得怀疑了。
首先研究1979年元旦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给郭沫若同志的信》。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倘能经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 上
1944年，11月21日于延安
孤立地看这封信，也许得不出科学的结论，但比较研究毛泽东其它书信，则会发现以下现象：（一）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通信时，一般称同志或直呼其名，而与民主人士通信时，则称“兄”或“先生”。（二）与党内同志通信时，署名后不用“上”字，而与民主人士通信时常用“上”字。（注：详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王树山，王健夫编《毛泽东书信赏析》山东人民出版社。）我们认为，这一贯例非常符合毛泽东同志中共领袖的地位和身份的，也是毛泽东同志主张的内外有别的统战工作艺术的体现。而这封信就明显属于给民主人士的，所以信中才有一些过谦之辞。另外，毛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其中“你怎样怎样，我们怎样怎样”这种口吻，壁垒何其分明（试比较另一种口气：沫若同志，你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央把它当作整风文件……）。此时中共正在整风，若郭老此时是党员身份，当然应毫无例外地学习整风文件、参加整风活动（尽管可能是秘密的），而不是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给中共领袖提供什么作为借鉴之用的文章。以党内无任何职务之身份。与党的最高领袖称兄道弟，对整风工作进行指导，也不太合乎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而作为民主人士则非常符合身份。历史竟然这样巧，毛泽东这同一天也给已脱党但未恢复党籍的茅盾写了信，也是称“兄”，署名后用“上”（注：详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王树山，王健夫编《毛泽东书信赏析》山东人民出版社。），而给党内的著名文艺家丁玲等人的信则称同志，著名后不用“上”字。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此信只表明党的领袖和普通同志的友谊的话，那么到了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仍不知郭沫若的一贯党员身份，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在《毛泽东与民主人士》（注：卢之超主编 华文出版社1983年初版。）一书中，记载了建国前夕毛泽东与郭沫若的交往（该书在九三年出版，却仍把郭沫若列入“民主人士”之列，本身就对本文内容有所启发），摘引如下：
那天，郭沫若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后，毛泽东象是遇到了知己似的迎接他。相互寒暄一番后，毛泽东便赞道：“你写的李自成进北京为什么失败的两本小册子，很好，我很感兴趣，读了好几遍，并且还印发给我们党员干部学习，对我们的党员干部很有教育意义。……郭沫若先生在蒋管区大后方，和我们配合的很好，……在建国后，我们要发展文化科学技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郭沫若先生要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发挥作用，……”
这里，毛泽东谈话中又说到“你”如何如何，“我们”如何如何，再由毛此时对郭的称呼，不难看出，郭沫若的民主人士地位和作用再清楚不过。而到了1958年底郭老入党后，毛泽东才改称“郭沫若先生”为“沫若同志”（详见两人在1959年、1961年的诗歌唱和）。
其五，建国之后，郭老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当选为政务院副总理。
其六，遍寻百万言的沫若自传，1958年以前的党员身份，没有哪怕是一丝一缕的记载。也许因为秘密党员的身份，不便记载。但几十年的活动，如此多的文字，特别是建国后至五八年之间，已无不安全之虞，况且郭老建国后多次删改从前的著作，仍无一丝一缕表露，说明什么呢？
其七，周恩来同志与郭老的友谊是深厚的，对郭老的关心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总理关心郭老，当然会更关心他的政治生命、他的组织问题。如果郭老1927年入党（总理是介绍人）后一贯是党员的话，到1958年总理何必再介绍他入党？说明一下、宣布一下身份不就可以了吗？建国后为何还要等十年再入党呢？如果一贯是党员，建国后至五八年自然会在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过组织生活的，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何必在1958年再发展他入党？我党会把自己1927年发展并一直是党员的著名文化人士解放后再考验十年并发展他入党吗？郭老1958年12月入党的消息经《人民日报》头版的宣布而举世皆知，而且他是和李四光、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一起入党的，若此前一直是党员，为什么当事人无一说明呢？既然党早就知道郭老的党员身份，于立群同志还有什么必要在郭老逝世后向党报告这一“问题”呢？
三
在八十年代初，在郭老与党的关系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吴奚如同志这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恐怕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在十年动乱之中，“四人帮”曾围攻郭老、侮辱郭老，江青、张春桥等甚至跑到家里，逼迫郭老写文章承认自己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并让郭老写批“周公”的文章，妄图从郭老身上开刀，达到他们攻击总理的目的（详见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等文章）。“四人帮”被粉碎后，极“左”思潮尚未全面纠正，可能出于崇敬郭老、保持郭老形象的深挚感情，吴奚如等同志才写出《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那样的文章，以堵住那些试图寻找借口贬低和诽谤郭老的人的嘴，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时过境迁，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企图贬低郭老的那股邪恶势力早已土崩瓦解，人们对郭老毕生的政治、文化活动愈加景仰，对于真实、坦诚的大诗人郭沫若愈加热爱，在这样好的时代氛围之下，澄清在郭老与党的关系问题上的讹误，是适逢其时的，也不应再拖延到下个世纪了。
其实正如吴奚如同志文章中所说的：“（郭老）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展开了公开的抗日民主的革命活动，去带动当时广大的民主人士向中共靠拢，起了比一个党员更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也早就指出：“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注：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郭沫若先生在蒋管区大后方，和我们配合的很好，对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支持，在宣传教育文化方面做得也很出色，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与我们党配合共同反蒋，起了很好的作用。”（注：卢之超主编华文出版社1983年初版。第254页。）这都是一个普通党员很难做到的。 这已经充分肯定了郭老在那个时期作为一个民主人士起到的巨大作用。人们丝毫不会因为郭老那时可能不是共产党员而轻视他，反而会更加佩服和崇敬他。在郭老逝世后，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致的悼词高度评价了郭老光辉的一生。悼词是在郭老逝世后三天写就的，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对郭老一生有争议的问题全部一一核定，没有涉及1958年再次入党这一举国皆知的事实。中央的做法是合情合理、完全正确的，并且也从未在沫若的生平事迹研究中划定一个范围。
郭沫若同志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历史课题，笔者本着学术研究的求实精神，探讨在这个问题上的疑问，许多思考可能都是幼稚和片面、甚至是错误的，诚恳地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