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函数与制度之关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函数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产函数的重新定义
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生产视为一种仅由技术水平所决定的投入产出过程，由此他们定义生产函数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函数是企业生产边界线所确定的函数。由此可见，新古典框架中的生产函数面临的约束条件是技术约束，即任何生产函数都是以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技术水平作为前提条件，一旦生产技术水平发生变化，原有的生产函数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函数。显然，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撇开了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生产关系与制度约束，所以这种“生产函数较适合于处理化学和工程步骤，但是不适合解决诸如代理成本这类的人际相互作用问题。”（埃格特森，1996）
诚然，技术关系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约束条件，但是“生产不单纯是技术过程，它也涉及社会关系，特别是关于财产要求权的法律规定和公认惯例。……控制生产资料所固有的社会关系不只影响满足生产技术要求的方式，而且影响到生产多少产品以及生产果实如何分配的问题。”（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1982）这说明，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即生产函数不仅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关系，而且更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经济制度。因为一方面企业生产是以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基础，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了要素投入者之间的“契约结构”，由此决定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而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既要影响到企业利用物质生产力与技术水平的能力与规模，又要决定企业所有权——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结构与特征，从而要决定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与理性代理人的行为特征；另一方面，企业外部的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以及由之所决定的政治、法律、市场制度以及风俗习惯也要影响、制约企业内部制度的特征与履行结果。总之，就像技术约束一样，企业生产事实上要受到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一套制度规则的制约。这套制度规则规定了企业的报酬和成本安排，影响到企业参与者的行为和企业整体的行为，从而必然要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绩效。
由此可见，正如詹森、梅克林所讲，“企业的生产函数决定于权利的规定和统制契约的法律或博弈规则。在现有的技术和知识条件下，企业可达到的最大产出就不再仅仅取决于‘物质上’的可能，企业生产函数取决于企业赖以经营的契约缔结和产权体系。”（詹森、 梅克林，1998）据此，我们可以把新古典的生产函数重新表示为：
Q＝F[,R][L(i),K,M,i:T]
式中，Q代表产出，L、K、M代表劳动、资本、原材料要素投入。新古典认为Q只是关于L、K、M等有形生产要素的函数，这里除了撇开制度因素之外，还有两个明显的假设：（1 ）假设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没有质量维度，劳动的供给行为是规范的，不会产生偷懒行为；（2 ）假设技术是既定的外生变量。若我们放松这两个假设，并把制度、技术变量内生化，则企业选用的内部制度规则i（i是一个广义化指数，用来描述企业内部一系列的制度规则的选择，它包括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企业内部的所有权结构、治理结构与财务结构等制度规则）要影响、制约到与企业生产有关的技术知识T的性质与水平（根据诺斯的观点， 是制度变迁决定了技术变迁），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劳动的有效供给也是关于企业内部制度规则i的函数，我们用L（i）来表示。 根据系统论观点，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企业内部的制度规则必须受到企业外部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风俗习惯等制度规则R的影响。 企业外部的社会经济制度也要影响、制约到企业的生产函数，F[,R] 表示对应于社会制度结构R或在社会制度结构R条件下的一个生产函数。F 代表生产函数族，它的成员能够依据制度体系R的参数值的变化而分割， 所以F[,R]代表了这个生产函数族的某一特定成员。
概之而论，生产函数Q＝F[,R][L(i),K,M,i:T]代表了企业在技术、制度双重约束条件下的实际产出可能线的边界，该企业在R 描述的社会经济体制中，采用了T表示的适用技术知识， 选择一种内部组织结构或内部制度规则i，并投入劳动L、资本K、原材料M等生产要素。
二、社会经济体制变迁与生产函数的变化
通过生产函数的重新定义分析，我们知道：当企业外部的社会制度结构或我们通常所讲的社会经济体制R取不同的特征值时， 企业将会有不同的生产函数。这说明企业的生产函数要随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而变化。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农村实行以公社和生产队为基础的土地集体经营，农民不准许承包土地经营，也不准他们签订长期租赁合同。这种经济体制（1）限制、削弱了农民生产的排他性产权， 致使农民生产的权利和责任不明确、不对称；（2）限制、 缩小了农民依据具体情况灵活安排农业生产的理性选择空间；（3 ）不允许农民按市场均衡价格出售农产品，只能被迫以政府规定的计划价格出售产品；（4 ）限制、扼杀了农产品市场的发育，致使农民生产缺乏市场竞争环境与市场引导。由此体制，结果扩大了农民“偷懒空间”，降低了闲暇成本，从而降低了农民工作努力程度与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土地集体经营制度，必然致使农业生产函数的特征表现为一种高投入低产出。1978年以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体制实行了由土地集体经营向家庭土地承包的大变革，这种变革的基本特征是增强农民在土地经营上的排他性产权，构建一种有效责权利相对称的利益激励机制，由此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结果，在新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产生了一个低投入高产出的新的农业生产函数，即在劳动、资本、原材料等有形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扩大了生产集，外移了生产的边界线。这种社会经济体制变迁所导致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我们还可以从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找出大量的例证。
社会经济体制变迁之所以要影响生产函数的变化，其一是因为社会生产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理性计算过程，而是由人的经济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的能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或生产函数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劳动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程度或劳动供给状况。而作为经济过程的主体性力量的生产劳动者，其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选择、动机与目的等因素，都是与社会经济体制紧密相连，因为人的经济活动要沉浸在社会经济体制的汪洋大海之中，必须遵守社会经济体制规定的一套约束规则及其由之所决定的行为模式和习惯。所以，经济主体成员的努力程度及其效率大小状况和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情况，依赖于社会经济体制是否能为这种努力的成果提供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保护。正因如此，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从宏观的角度指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及其应用、人均资本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因素是社会的观念和制度，即社会经济体制或社会环境。（1995）其二是因为社会经济体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具有激励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调整、影响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约束条件；转移经济活动风险，促进经济活动主体对未来经济活动形成稳定的预期；抑止社会机会主义行为与搭便车行为，促使“分配性努力”向“生产性努力”转化等功能。其三是因为有效社会经济体制可以提高技术知识的收益率，从而有利于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交易费用，由此可以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对此，诺斯从两次经济革命的史实，论证了知识的积累与技术的进步，必须依赖于一个有效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刺激与保护。显然，这些社会经济体制功能的发挥，将会影响到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
社会经济体制对一个企业生产函数影响的结果，表现为是扩大还是缩小生产集（假设投入要素不变）。这种结果的形成是与制度效率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说一种社会经济体制有效率的时候，是指在这一体制下，“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产出的增加”，反之，当我们说一种社会经济体制无效率或缺乏效率时，是指在这一体制下，人们的最大化行为“不能导致产出的增长”。（道格拉斯·C·诺斯，1991 ）一个有效率的制度（1 ）能够为社会生产成员提供一组既明确又对称的责权利规则，刺激人们最大限度地从事生产性活动，同时约束与管制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2）能够为人们提供宽阔的自由选择空间， 使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生产技术条件、资源条件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条件，选择和创造有效的内部具体制度安排，以提高经济效率和既定资源条件下的产出水平。（3）能够承认和适应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从而可以在利益机制上充分调动社会生产成员的劳动积极性。由此可见，有效率的社会经济体制，可以扩大企业的生产集，推动生产边界线向外移动；反之，无效率或缺乏效率的社会经济体制则致使企业生产集缩小，推动生产边界线向内移动。
三、企业内部制度与生产函数的变化
对生产函数影响更为直接的制度是企业内部的制度规则。首先，不同的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具有不同的技术利用水平和不同的激励机制，由此必然要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结果或生产函数。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虽然便于管理，不存在复杂的代理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代理问题，但是，这类企业受资金来源的影响，常常会出现“投资不足”问题，由此限制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企业吸收、利用、改造技术的能力，这样，就决定了它们一般只存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采用公司制的企业尤其是采用公开招股的现代公司制的企业，尽管会产生复杂的代理关系与经理在职消费、偷懒和非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等代理问题，但是这类企业较少产生裙带关系，由此便于健全企业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和激励机制，从而提高管理水平与效益，更重要的是这类企业是一种最为有效的融资组织形式，所以在扩大投资规模与公司规模，拓展经营范围、利用现代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生产、管理的专门化。
其次，企业的激励机制与生产经营人员的努力程度主要是依赖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而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生产经营人员的努力程度要影响、制约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例或生产函数，因此，可以说，在不同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下将会产生不同的生产函数。企业所有权不同于企业财产所有权，它主要包括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所谓企业所有权结构，主要是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企业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以及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不同匹配。在西方早期的企业理论中，主要是以剩余索取权来定义企业所有权，他们探讨的企业所有权结构也主要是剩余索取权的配置问题。这里，比较典型的理论是阿尔钦和登姆塞茨所提出的“团队生产”模型。他们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协议和内部成员之间的默契构成的一系列关系的总和，因此，企业生产是一种团队生产。虽然团队生产比单个要素所有者的分生产的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要高，但由于信息不完备、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计量企业成员生产率和报酬能力的有限，将会产生团队生产中的偷懒等道德风险问题。怎样才能减少企业的偷懒道德风险？他们认为必须在团队生产中形成一种监控结构，某些人专门从事监控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工作。那么又怎样保证监控者不偷懒？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赋予监控者以剩余索取权。因为如果监控者有了剩余索取权，就对他产生了不偷懒的激励，而且，监控者越是努力工作，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就越难偷懒，从而团队的生产率越高，要素报酬和监控者剩余也越大。由此可以说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将要影响、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
80年代中期以后，以格鲁斯曼、哈特、莫尔为主要代表的现代产权经济学家，运用不完全合同的方法来研究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他们侧重的是研究企业剩余控制权的有效配置以及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合理搭配对人的激励影响及其效率后果。他们认为，由于世界和未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交易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将致使交易者所订立的合同总是一个留有“漏洞”的不完备合同。他们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不完备的合同，由于进入企业的合同是不完备的，则一方面会致使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套牢问题”，由此会造成事前投资不足的低效率，在此情况下，他们侧重强调企业所有权的变化与合理配置对于解决“套牢问题”、提高投资效率之重要；另一方面，企业合同的不完备也决定了在实际状态出现时，必须有人决定如何填补合同中存在的“漏洞”。这就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由来。在他们看来，企业所有权就是在合同对决策权没有规定的时间和地方实施剩余控制权的权利，和在合同履行之后取得剩余收益的权利，因此，他们的现代产权理论是不同于早期的产权理论，他们是把剩余控制权视为所有权的本质，剩余索取权要依赖于剩余控制权，企业的激励与运营效率主要是依靠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作为企业，可以规定所有企业成员都有剩余控制权（例如实行利润分享制的企业、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但不可能规定没有人享有控制权，否则，企业经营将会产生“空地悲剧”——人人有权而人人无权，由此必然造成企业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或无效运行。要有效地解决企业所有权的激励和企业运营效率问题，他们还强调必须把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合理地搭配起来，实现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因为，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搭配不当，如前强后弱（或无），或前弱（或无）后强都是一种产权残缺，都会影响、制约企业的生产函数与经营效率。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实行的承包制就是一种剩余控制权大于剩余索取权的体制，在此体制下，企业承包人——经理只有通过滥用国有资产或通过“寻租”行为来弥补剩余索取权不足，由此导致企业短期行为、长期经营效率难以提高等问题。
最后，与企业所有权配置紧密相关的企业治理结构也明显地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函数。30年代初，贝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提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股权的分散，将会出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公司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筹集资本，降低投资者风险，提高管理与技术水平等优势，但另一方面，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实质上是一个内部人控制企业，由此，将会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或代理问题。因为，（1 ）公司代理人或经营者有着不同于委托人或所有者的利益和目标。所有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或资产市场价值最大，而代理人追求的利润却是在职消费、职位稳定、报酬丰厚等。（2）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所有者如果不费成本是难以了解代理人的知识、才能和努力水平，由此经营者可以利用私人信息的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谋求个人利益。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产生，将会致使公司付出很大的代理成本，由此也将影响到公司的生产函数和经营效率。为此，公司必须构建一套制度安排即公司治理结构，来控制、减少内部人控制问题。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功能是通过企业所有权（主要是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和监督、评价公司契约人员激励机制的健全，来协调在公司中投资者（所有者）、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公司制衡机制，以促使公司内部人尽心尽职，提高经济活动努力水平，实现公司内部人利益目标和所有者利益目标一致，由此减少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经营效率。由此可见，企业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内部人努力函数或劳动供给函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由此进而也是影响生产函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
四、简要结论
1.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分析，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西方经济学是采用生产函数来刻画、分析企业经营效率的。而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只从物质技术关系角度来刻画企业的投入产出与效率关系，忽视了社会生产关系对效率的影响与制约。显然，用此生产函数来分析企业效率是不够全面的，其视野是狭窄的。
2.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企业是物质技术关系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统一。可见，企业的运营效率与制度因素不可分离。因此，我们必须在制度变量内生化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与修正传统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才能全面而现实地解释企业运营效率。
3.完整地说，企业生产函数所依赖的制度因素是多层次的系统。大致说来，有企业外部的社会经济体制和企业内部的制度规则两大层次。生产函数客观上会随着这两大层次的制度变化而变化。
4.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企业效率固然离不开技术进步与创新，但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大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企业的制度效率。这对于企业如何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和整个社会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其意义特别重大。
收稿日期：2000-03-07
标签：生产函数论文; 剩余索取权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所有权的转移论文; 企业控制权论文; 经济学论文; 生产效率论文; 企业经营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企业内部环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