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降还是递升：利率水平变动规律求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率论文,变动论文,规律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利率递降：理论基石已经彻底动摇了的学说
通观利息学说史，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一种理论，能像“利率递降说”那样，使中西方的经济学者们摒弃前嫌，达成共识，并在西方长达两百多年、中国长达数十年里被其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们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和实践，这实属金融学乃至经济学中的一大奇观。
西方“利率递降说”以马西、亚当·斯密、洛克、约翰·劳等人为代表，他们从社会平均利润率和借贷资金供求这两个因素入手进行分析，把利率水平呈下降变动规律的理由归结为：（1 ）生产和交易的物品增多，使利欲熏心的商人们不是死心塌地遵循贱买贵卖的经商法则，而是经常地贱卖贵买，导致市场物品价格的下跌和商业利润减少。（2 ）生息资产和一国资本的日益增加，势必会使投资利润减少。（3 ）对生产性劳动需求增加，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增加和生产性利润减少。我国的“利率递降说”几乎全盘肯定和继承了西方“利率递降说”的研究成果，也是从社会平均利润和资金供求这两个基本线索入手，把利率水平变动呈下降趋势的原因归结为：（1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平均利润率具有下降的客观必然性。由于利息是利润的分割，从利息率由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这一原理出发，利率也有下降的必然趋势。（2）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 不劳而获的食利者阶层不断扩大，会引起借贷资本供过于求，从而引起利息率下降。（3）由于银行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加强， 不断将社会各阶层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使借贷资本供应的增长速度超过需求的增长速度，起着限制利率上涨的作用。
不可否认，“利率递降说”的上述结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有以下几个重要条件可以保证“利率递降说”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一是利率基本上受平均利润率约束。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社会平均利润率日趋下降的情况下，利息率自然也应亦步亦趋地跟着降低。二是借贷资本市场供应大于需求，具有内在抑制利率上升的功能。三是金融资产的种类十分单一，社会各阶层的闲散货币除存入银行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选择，银行可以单方面地将利率水平变动玩弄于股掌之上。然而，如果把“利率递降说”的上述结论，套用于当代，特别是套用到发展中国家，则不难发现，其谬误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现实与“利率递降说”所处的时代相比，至少存在着以下几点突破性变化：
一是利息率并非绝对地受社会平均利润率所约束。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充分就业或再就业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更有甚者，甚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明文规定。为了实现政府规定的就业目标，许多银行和企业，特别是中央银行和国有化的商业银行和企业，借贷资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追求盈利（能盈利当然更好），而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国家充分就业政策鼓励之下和在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利率水平是可以不受社会平均利润率限制的。其实，像这种利率可以超出社会平均利润率的现象，并非当代世界各国经济所独有，早在“利率递降说”所处的时代，甚至在“利率递降说”风行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没有受到世人的应有重视而已。最为典型的两种情形是：（1）固定资金已经投入， 但缺少流动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人是否借入资金并不取决于利率是否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而是取决于利息额与社会平均利润额绝对量的对比，只要社会平均利润额大于利息额，即使利息率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借贷资金仍有需求。如一定时期全社会平均利润率为10 %， 自有资金为100亿元，借入资金为50亿元。按“利率递降说”的理解， 利率总水平只能低于10%。然而，在上例中，只要利率不超过30%，如为20%（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两倍），仍有借贷资金需求。原因何在？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利率为20%的条件下，资金借入者所负担的利息额仅为10亿元，而实现的利润额为15亿元，二者相抵仍有5亿元的盈利。当然，如果此时利息率高于或等于30%， 则资金借入者宁可让已投入的固定资金全部闲置也不会借入资金。（2 ）借款人借款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追加资本以追求剩余价值，而是为了获得购买手段与支付手段以换取必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清偿前期债务，此时借款人根本就无法顾及利息率是否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如果说此时利息率也有最高数量界限的话，那也只是资金需求者的最大承受能力，而不是社会平均利润率。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利率递降说”至少可以提出两点质疑：第一，社会平均利润率是约束利息率的绝对最高数量界限的判断值得商榷。第二，当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时，利息率也必然跟着下降的结论不足以令人信服。
二是资金供求矛盾十分突出。时下，资金短缺已发展成了一个世界性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第一，资金需求膨胀。这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1 ）就发达国家而言，目前普遍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以及基础设施长期失修、生产结构急需调整和经济衰退等问题，为此，需要巨额的投资以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2）从发展中国家来看，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转轨任重而道远，急需要利用大量外资；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内外债务危机依然十分严重，需要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资金需求呈递增趋势；不少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为保持来之不易的经济快速增长局面，也面临着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课题。可以说，在资金需求膨胀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膨胀，而在于膨胀程度的大小、持续时间的长短、受压制程度的高低等。第二，资金供应减少。90年代以前，国际金融市场上提供资金来源的主要是日本、德国和中东产油国家。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因国际贸易顺差减少和国内市场调整，纯资本输出明显下降。德国因东西德统一耗资巨大，其中央银行已在许多场合再三表示，要在数十年内集中其自身财力用于东部的经济建设，今后将不再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资金供应者。中东各主要产油国因医治战争创伤，不仅不能像海湾战争以前那样向国际金融市场提供大量的“石油美元”贷款，而且有些国家已沦落为举债国。据国际金融咨询机构的权威人士统计，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资金缺口总额约为4000亿美元，按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贝格的估算，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每短缺1000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将上扬一个百分点。尽管这种推测是否切合实际尚有待国际金融专家的进一步考证和市场检验，但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感到了资金短缺的压力已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
三是金融竞争日趋激烈。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潮流之一是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为典型代表和轴心，而是明显地表现出分散化、普及化的趋势，纵然是一些被人们视作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也纷纷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金融市场。在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面前，即便是颇具实力、知名度甚高的国际、国内金融机构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不择手段地单方面压制利率，而且还会千方百计地绕开政府法令的限制，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抬高市场利率水平：首先，把提高存款利率作为招揽客户、扩大经营规模、击败竞争对手的重要法宝，或暗渡陈仓，通过贴息存款、有奖储蓄等方式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或明目张胆，置政府的有关利率上限的法令于不顾，赤裸裸地实行高息揽存。其次，为适应竞争的需要，各类金融机构不得不扩大宣传、广设机构网点、更新融资手段和技术、培训金融人才、增加融资费用成本等。凡此种种支出，最终均要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予以弥补。
二、利率递升：一条可以认同的规律
应该肯定，“利率递降说”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反对高利贷的重要理论武器，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不仅彻底动摇了“利率递降说”的理论基石，而且有些变化甚至是“利率递降说”的祖师们所始料不及的。这些未曾料想的变化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
1.币值日趋不稳。早期“利率递降说”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那就是：物价变动不是影响利率水平变动的直接因素。因为早期“利率递降说”所处的时代是贵金属货币流通时代，在贵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由于贵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因而它可以对流通中货币量起自发的调节作用，使物价水平保持在稳定状态，物价和币值变动对利率总水平的影响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而当代世界各国广为流行的是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这一制度给世界货币领域所带来的两项重要变化是：（1）货币数量的伸缩完全摆脱了货币材料自然力的束缚，从纯技术的角度分析，银行体系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已达到了无穷无尽的程度。（2 ）货币本身失去了自发调节机制，货币注入过多，迟早要通过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表现出来，通货膨胀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挥之不去的恶魔。在币值不稳定的情形下，为了保证借贷资金本金和利息不致遭受贬值的损失，出资人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要求提高资金价格——利率以求补偿。
2.融资风险剧增。在早期“利率递降说”所处的时代，融资风险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不像今天那么引人注目。原因是：（1 ）在粗放式经营的条件下，科技投入的多寡虽对银行和企业的经营成果有所影响，但并非是银行和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2 ）企业融资是以风险相对较小的间接融资，即银行信用为主，而风险相对较大的直接融资，如利用证券市场融资并未得到普及性发展。（3 ）金融市场上交易方式主要限于以长期投资为目的的现货交易，期货交易、信用交易、期货指数交易及期权交易等投机性交易方式并未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4 ）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所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资金在国际间的流动可以免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外汇风险。相比之下，当今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融资风险，无论是在普遍性上，还是在幅度上，均是早期“利率递降说”所处的时代所无法比拟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风险投资增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革命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但要进行科技开发，不仅资金需求量大、占用时间长，而且风险高，对这类企业投资的预期风险损失，只有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才能予以补偿。第二，金融市场风险增加。由于当代国际国内债务危机频频发生，使人们认识到间接融资具有债权债务难以转让的缺陷，加之不少国家放松了证券市场融资的管制，使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融资大有由间接融资形式为主向直接融资形式为主转移之势，即政府和企业越来越多地依靠发行债券和股票来筹集资金，而不是依靠向中央银行透支和向商业银行借款来筹集资金。相对于间接融资而言，直接融资虽有助于债权的流动，但融资风险无疑是扩大了。第三，投机因素增加。近1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易方式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革，不仅信用交易、期货交易等投机性交易方式得到了广泛采用，而且涌现出了股票期权交易、股票指数期货交易以及期货合约的期权交易等新的投机性交易方式，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开放了黄金期货交易市场、外汇期货交易市场以及外汇货币期货交易市场，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融资风险。震憾全球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巴林银行破产案，震惊全国的国债“327事件”、“319事件”等均是这一问题的最好例证。第四，外汇风险增加。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间经济联系的加强，融资范围日趋国际化，这既给各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按经济学最基本的法则，风险是与收益成正比的，为弥补上述诸方面的风险损失，金融市场所应作出的直观选择就是：提高利率。
3.财政赤字日益普遍。在早期“利率递降说”盛行时期，支配人们思想的是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左右经济运行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很少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在财政收支上能够比较顺畅地恪守“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传统理财原则，使利率水平变动与国家财政收支不发生直接联系。而在当代，不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政府是极其罕见的，即使是崇尚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国家，亦无例外，并且，各国政府为显示其对经济调节的巨大能量，已把干预的触角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最终的结果无外乎是将全社会的资金短缺高度集中地表现在财政资金短缺，即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上。据美国权威人士对财政赤字、国债发行与利率之间相关因素的分析表明，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每增加100亿美元，美国金融市场利率将至少相应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目前虽无与此相关的统计和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连年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已构成了对我国金融市场利率攀升的巨大压力。
也许有人会问，上述许多变化，在80年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为什么利率并没有呈现明显的递升态势呢？的确，在80年代之前促使利率攀升的许多因素就已经存在，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利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1）西方国家严格管制利率。 在早“利率递降说”时期，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尚未形成，中央银行体系亦没有建立，利率受国家干预的影响远不如今天耀眼，即便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亦没有把国家干预作为影响利率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但在国家干预之风大行其道的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利率不是由客观经济因素所决定，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主观政策取向。大多数西方国家一直实行着限制性融资价格，不仅有“硬性限制”（或称“直接限制”），而且还有“软性限制”（或称“间接限制”、“指导性限制”）。前者主要是规定利率上限，后者则是对不同利率分别提出指导性标准。由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即使是软性限制也能起到硬性限制的效力，因此，那时西方金融市场的利率升降并不完全反映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往往是降得多，升得少。（2）发展中国家人为压制利率。80年代以前， 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决策者们奉行的是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低利率（即“利率压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使利率既没有成为测度金融市场资金松紧程度的“指示器”，也没有成为引导资金流向的“风向标”。但上述两种情况目前已经得到了根本性改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西方国家普遍放松了对利率的管制。英国和法国率先在70年代完成了存贷款利率的自由化。美国紧随其后，自80年代开始，分阶段地取消了对存贷款利率的上限限制。日本在这方面虽然动作显得有些迟缓，但近年来由于日美金融摩擦的不断升级，其金融市场利率自由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据称，至本世纪末日本中央银行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将完全取消。第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决策当局接受了艾德华·肖和麦金农·罗纳德的“金融深化”理论，抛弃和抨击了脱离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只有放松利率压制才是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办法。目前大约有近2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台湾、韩国等）基本上解除了对利率的压制，大约有近60个发展中国家对利率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管理方式。中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虽然迄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毕竟拆借利率市场化和国债标购利率、国债回购利率市场化已迈开了坚实的步伐。由于世界范围的放松利率管制，今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矛盾，将会更多地在利率身上有所反映，涨多跌少也就在所难免。
总之，当代世界各国利率水平的变动，并不是按照“利率递降说”所认定的那种趋势来机械运行的，虽然某些促使利率下降的因素，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但更多的因素，如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金融竞争、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则是有助于利率趋升的，因此，笔者认为：（1 ）在一个金融不断深化或已经深化了的国度里，稳中有升是利率水平变动的一条长期规律，尽管利率上升的过程并不是平坦的直线上升，甚至并不排除在上升过程中因政府人为压抑和经济周期波动会导致利率短期下降，但这并不能改变其长期向上的总体趋向。（2 ）迎合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调高利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视影响利率变动的客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一味地奉行本该摒弃的低利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