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诗赋”内涵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赋论文,内涵论文,汉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1)02-0159-06
《汉书·艺文志》设《诗赋略》，以与《六艺略》、《诸子略》等相区别。因为《汉志》对“诗赋”内涵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又没有标明略内诸种的分类依据，造成后人理解的歧义。
对于《汉书·艺文志》之“诗赋”一略，其分类依据与得失，前人已多所探讨，尤以清人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论列为详。章氏的很多观点，至今仍被治汉代文体学者视为定论。如章氏指出：
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歌诗一种，则诗之与赋，故当分体者也。就其例而论之，则第一种之《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及第三种之《秦时杂赋》九篇，当隶杂赋条下，而独厕专门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丽之故，则以《淮南王赋》列第一种，而以群臣之作附于其下，所谓以人次也。夫著录之例，先明家学，同列一家之中，或从人次，或从时次可也，岂有类例不通，源流迥异，概以意为出入者哉？[1]1065
这是目前所见《汉志·诗赋略》的现实情况。章氏既肯定《汉志》分歌诗、赋两大类的合理之处，又指出《汉志》在著录体例上略显混乱，并提出己见。对《汉志》的细部疏失，章氏亦有所摘掘，多有见之言。然《汉志》的上述疏略，并不等同于其以为著录根本的“诗赋”观念的混乱。以此为前提，本文重在探讨《汉志》“诗赋”的内涵，而对于作者细部分类与收录的得失，则不予评价。
首先需要指出，“诗赋”作为特定称谓，在汉代文献中较为常见：
文学曰：“《书》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贤之臣，导主志，承君惠，摅盛德而化洪，天下安澜，比屋可封。何必歌咏诗赋可以扬君哉？”
(《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2]2250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礼乐志》)[3]1045
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类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汉书·扬雄传》)[3]3575
薛方尝为郡掾祭酒，尝征不至，及莽以安车迎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使者以闻，莽说其言，不强致。方居家以经教授，喜属文，著诗赋数十篇。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3]3095-3096
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成帝)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
(《汉书·王莽传》)[3]4018-4019
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
(王符《潜夫论·务本》)[4]19
虽然我们今天无从将上述文献中“诗赋”的具体所指一一落实，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诗赋”在汉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个成词，频频出现。《汉志》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设“诗赋”一略。
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汉志·诗赋略》具体包含哪些文类？从字面及《诗赋略》总序来看，似乎只有两类：歌诗与赋①。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歌诗，即乐府诗，是和乐的歌词，历来没有异议，而“赋”却颇费后人笔墨。翻开《汉志》，我们看到，赋类中赫然有“《孝景皇帝颂》十五篇”。章学诚对此即表示不满：
《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次于第三种赋内，其旨不可强为之解矣。按六艺流别，赋为最广，比兴之义，皆冒赋名。风诗无徵，存于谣谚，则雅颂之体，实与赋类同源异流者也。纵使篇第传流，多寡不敌，有如汉代而后，济水入河，不复别出；亦当叙入诗歌总部之后，别而次之，或与铭箴赞诔通为部录，抑亦可矣。何至杂入赋篇，漫无区别邪？[1]1066-1067
章氏此言，与其对“赋”的理解有关：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徵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1]1064
章氏的观点，基本上承刘勰而来②，虽然将赋的文体渊源溯至《诗经》，但尤其重视战国文化给予赋的温床般的实际影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勰、章学诚等人将赋、颂予以区别，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文体：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文心雕龙·诠赋》)[5]80
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风雅序人，事兼正变；颂主告神，义必纯美。
(《文心雕龙·颂赞》)[5]95
刘勰认为，赋这一文体，主要采用铺叙的手法，体察事物，表现情志；颂作为另一类文体，来源于《诗经》之“颂”，在内容上与风雅相区别，以正面颂扬为主。这种赋、颂两分的看法，在魏晋以后成为主流，如晋人挚虞讨论两汉之“颂”，即与刘、章等人观点相成：
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全晋文》卷七十七)[6]1905
虞氏以语言风格为区分“赋”、“颂”的标准，肯定《安丰戴侯颂》、《出师颂》、《赵充国颂》等与《诗》颂风格接近者为“颂”，而对于《广成》等名“颂”则以为失。上述诸家都强调“颂”的文体渊源于《诗经》，将《汉志》之“颂”等同于雅颂之“颂”。没有考虑到“颂”的体制变迁。
上述看法在汉代也间或存在，然更多时候，汉人并不区分作为文体的赋、颂，而是赋颂连言，视为一类：
(刘安)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3]2145
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汉书·贾邹枚路传》)[3]2366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王充《论衡·定贤》)[7]1117
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王符《潜夫论·务本》)[4]19-20
班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赋颂。
(《东观汉记》)[8]675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是以“赋”名篇之作，然其序文却以对“颂”的探讨为缘由，表明自己为文乃是有所传统：
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2]509
受句法的限制，作者将赋、颂分言，并非以为两种不同的文体。
汉人视赋颂为一类，赋予其相同的语言风格。我们先看《汉志》对于“赋”的讨论：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列为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事，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3]1755-1756
班氏将“赋”分为两种：抒写情志类与铺写物事类，前者由屈原、荀子启其端绪，后者由宋玉、枚马等人定其标格。又根据扬雄的意见，以儒学经义(所谓“则”)为参照，分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前者的立意与古诗(《诗经》)相接，后者多侈丽闳衍之词，超越经义限度。然无论何种分法，都肯定“赋”之“丽”。“丽”是汉“赋”最重要的文本特征。
丽，指辞采华美、铺张。汉人往往辞赋连言，所言之“辞”，非后世文体之谓，而是与“丽”同义，或以“丽”为其内在构成。《汉书·扬雄传》言扬雄著述之语可用为说明：“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此处之“辞”，正是就辞采而言。“辞”与“赋”在同一语境中出现，前者往往构成对后者的界定。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正是在此意义上，扬雄区分“诗人”与“辞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史记·屈原列传》之“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亦当如是理解。好辞，即喜欢丽靡之辞，“以赋见称”是“好辞”的必然结果。
就创作而言，汉“颂”虽然立意与风格多样，但莫不以“丽”为归。两汉以“颂”名篇的作品，留存颇多，现将可以考见篇名者排列如下③：《孝景皇帝颂》十五篇、董仲舒《山川颂》，淮南王刘安《琴颂》④、《长安都国颂》⑤，东方朔《旱颂》，王褒《洞箫颂》、《甘泉宫颂》、《圣主得贤臣颂》、《碧鸡颂》，刘向《高祖颂》、《琴颂》，扬雄《甘泉颂》⑥、《赵充国颂》，东平王刘苍《光武受命中兴颂》⑦，黄香《天子冠颂》，崔琦《四皓颂》，傅毅《显宗颂》、《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神雀颂》，崔骃《四巡颂》、《北征颂》、《杖颂》，崔瑗《南阳文学颂》，班固《安丰戴侯颂》、《神雀颂》、《窦车骑北征颂》、《东巡颂》、《南巡颂》，贾逵《神雀颂》，杨终《神雀颂》，侯讽《神雀颂》，史岑《出师颂》、《和熹邓后颂》，马融《东巡颂》、《广成颂》、《梁大将军西第颂》、《上林颂》，蔡邕《陈留太守行县颂》、《湖广黄琼颂》、《京兆樊惠渠颂》、《祖德颂》、《五灵颂》⑧，曹朔《汉颂》四篇⑨。我们抽取其中数例来看：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军将。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娄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岁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扬雄《赵充国颂》)[9]224
车骑将军，应昭明之上德，该文武之妙姿，蹈佐历，握辅。翼肱圣上，作主光辉。资天心，谟神明，规卓远，图幽冥。亲率戎士，巡抚疆城。勒边御之永设，奋轒橹之远径，闵遐黎之骚狄，念荒服之不庭……师横骛而庶御，士怫以争先。回万里而风腾，刘残寇于沂垠。
(班固《窦车骑北征颂》)[10]90-91
若夫鸷兽虫，倨牙黔口，大匈哨后，緼巡欧纡，负隅依阻，莫敢婴御。乃使郑叔、晋妇之徒，睽孤刲刺，裸裎袒裼。冒柘，穷浚谷，底幽，暴斥虎，搏狂兕，狱熊，抾封狶。或轻訬趬悍，廋疏岭，犯历嵩峦，陵乔松，履修樠，踔攳枝，杪标端，尾苍蜼，掎玄猨，木产尽，寓属单。罕罔合部，罾弋同曲，类行并驱，星布丽属，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飞流，纤罗络縸，游雉群惊，晨凫辈作，翚然云起，霅尔雹落。
(马融《广成颂》)[11]1962
辞采莫不铺张华丽。就文体而论，第一例颇近于马积高先生所论列之“诗体赋”，后二例造语风格乃至审美取向则与马氏所论列的“文赋”没有不同⑩。而王褒《洞箫颂》、扬雄《甘泉颂》更以赋名见称于当时及后世(11)。傅毅《雅琴赋》，马融亦称为“颂”：“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长笛赋序》)以前人之“颂”作为自己造作《长笛赋》的楷模。这是作家实践方面显示出赋颂风格的一致性。
汉人不分赋颂的更为切实的依据是，其论汉“颂”，亦以“丽”为言：
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论衡·须颂》)[7]854
谲奇，指语言与取物用事的奇谲瑰丽，亦即扬雄所谓的“丽以淫”。面对大量的汉代颂作，即便是主张区分“赋”、“颂”的刘勰也不能回避两者表现手法的相同：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细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文心雕龙·颂赞》)[5]96
“敷写似赋”，亦即后文的“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都是对“颂”之“丽”的展开之语。李善注《文选》陆机《文赋》“颂优游以彬蔚”句也说：颂以褒述功美，以辞为主，故优游彬蔚。[2]766
“以辞为主”，即以追求文辞之丽为主。这都是基于以汉“颂”为主的实际创作得出的结论。
以“颂”为“赋”的归类方式，肇端于屈原，至汉代成为普遍认识。屈原《九章·橘颂》其实就是一篇咏物赋。虽然屈原并未以“赋”为称，汉人则以之为“赋”类。《汉志·诗赋略》列“屈原赋二十五篇”，顾实《讲疏》：“今《楚辞》，《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三篇，凡二十五篇。”[12]166其他诸说虽略有出入，但以《九章》此篇入此二十五篇之数则没有异议。王逸《楚辞章句》正是以此为基础，探讨屈作与后人仿作之旨：
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九辩序》)[13]182
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指屈原)义，作赋骋辞，曰赞其志……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九思序》)[13]314
直称《九歌》、《九章》、《九思》等为“颂”。又说刘向、王褒等人嘉屈原之义，“作赋骋辞”，复言自己仿刘王等人之作为“颂”，在概念的使用上，看不到赋、颂之间的任何界限。
综上，可以说，就汉代作家的实际应用而论，“赋”、“颂”实无差别。班固的《两都赋序》以赋家身份总结西汉“赋”作的立意与功效：“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已将一般经学家所言的“美盛德”的“颂”包括在“赋”内。然需要指出，赋、颂浑言虽无别，析言则有异：“颂”以其古老的渊源，获得“美盛德之形容”的经学立意，而赋在经学视阈下，被视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淫靡不急”(《汉书·王褒传》)之事。这样的结果便是在经学极盛的东汉时期，出现大量的以“颂”为题之作。这或可看作是经学于文学构成影响之一迹。重视“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章学诚等人对于“赋”、“颂”的不同理解，从某种角度看，正是汉代以来经学态度的折射。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就汉人(尤其是汉代作家)的识见，“赋”、“颂”并无明显区别。既然如此，那么将以“颂”为题的作品置于“赋”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继踵而生的问题是：《后汉书·文苑传》、《文心雕龙》所论列的“箴”、“铭”、“赞”、“论”等文体是否也应涵容于“诗赋”范畴之内呢？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三》的一段文字即由此而发：
道家《黄帝铭》六篇，与杂家《荆轲论》五篇，其书今既不可见矣……《荆轲论》下注“司马相如等论之”，而《文心雕龙》则云：“相如属词，始赞荆轲”。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赞之类也。铭箴颂赞，有韵之文，例当互见于诗赋。[1]1049
章氏注意到《汉志》“诗赋”范畴的内涵大于“歌诗”与“赋”两种文类的简单叠加，这自是章氏的卓识之处。然其认为应该于《诗赋略》的“歌诗”、“赋”两种之外，别列一种，以纳“铭”、“箴”、“颂”、“赞”等，则颇可商榷。近人章太炎先生的意见稍有不同：“其他有韵之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14]71章先生将“赋”视为有韵之文，故将“赞”、“铭”、“箴”等文类都归于其中，主要依据是《诗赋略》总序“不歌而诵谓之赋”之语。但《汉志》此语并不必然得出“凡不歌而诵者俱为赋”，换句话说，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有韵之文都应附于“赋”类。
二章的认识非《汉志》之意，这在《汉志》中可以找到内证。扬雄的箴类作品，《汉志》明确将之列为儒家。《汉书志》“诸子·儒家”有：“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箴》，即《后汉书·胡广传》所云之十二《州箴》与二十五《官箴》(12)。是《汉志》不以“箴”为“诗赋”(13)。
“铭”与“箴”略同。《文心雕龙·铭箴》总结前人之作说：“夫箴颂于官，铭题于器，明目虽异，而警戒实同。”这主要是基于汉代及汉代以前的铭、箴得出的结论(14)，则铭、箴异名而同用的认识为汉人所固有。既然“箴”被斥在“诗赋”之外，“铭”亦应被如是看待。将蔡邕的《铭论》与《汉志》结合起来考察，尤能助成我们的结论：
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昔肃慎纳贡，铭之楛矢，所谓“天子令德”者也。若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盘盂之诫，殷汤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显之铭……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
(《全后汉文》卷七十四)[6]875-876
据此，蔡邕将《孔甲盘盂》视为铭。《孔甲盤盂》，《汉志》则入“诸子·杂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诸子》“道家”类又有“黄帝铭六篇”。是《汉志》亦不以“铭”为“诗赋”。
再有“赞”、“论”。《汉志》“诸子·杂家”有“荆轲论五篇”，班固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文心雕龙·颂赞》则曰：“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15)，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刘勰此言，当是承前而来，则《荆轲论》即《荆轲赞》。这种等同下面有一潜在的认识，即“论”、“赞”无别，同属史论，列“杂家”，不当在“诗赋”之列。
《诗赋略》不录“箴”、“铭”、“赞”、“论”，这说明上述文类在《汉志》成书的时代，相较于“诗赋”而言，属于应用性论说性文体，以警戒教化等伦理政治功用为主，尚未流入“降及品物，炫辞作玩”(《文心雕龙·颂赞》)的逞才之域，而与丽辞之赋颂构成根本区别。与“箴”、“铭”、“赞”、“论”相类者，诸如“诔”、“碑”等亦应如是看待。
尚需讨论的是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见《汉书·韦贤传》)等不入乐的汉代文人诗，从其题名为“诗”来看，当入《诗赋略》，然《汉志》未收。仅凭《汉志》线索，我们无法得知《汉志》作者的态度。然从相关的资料入手，则可以为上述作品作一定位与归类。
在明确我们的观点之前，需要指出，先秦荀子在其《赋篇》中收入《佹诗》，说明先秦时，“赋(颂)”就有较广的指称区域。西汉或承此，将诗归于赋类。被《汉志》归入“赋”的楚辞体作品，汉人或以“诗”为称：
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13]259
舒情陈诗，冀以自免兮。(刘向《九叹·远逝》)[13]295
既然不歌而诵的“赋(颂)”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涵盖了“诗”，上列韦氏作品自然可以归于“诗赋”之下。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在《汉志》乃至《汉志》前后的时代，“诗赋”并非仅指两种狭义的文体，而是数种文类(歌诗、文人诗、赋颂等)的合称，有较为明确的内涵：在内容上以体物态写情志为主，文辞上有美丽夸饰之观，以游意娱情为目的，而具有较强现实伦理政治功用的作品如箴、铭、赞、论等则不在此列。
注释：
①此处之“赋”，取其狭义，即六朝以后人们所通常认为的某种特定文体，如刘勰所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赐名号，与诗画境，六艺附庸，蔚成大国。述主客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文心雕龙·诠赋》)。现代学者马积高先生所论近之，而角度不同：“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它既不包括具有某种特定社会作用的不歌的诗体如箴、铭、颂等，也不包括具有某种特殊社会作用的韵文如诔，祭文(有韵者)等(但吊文多是赋)，更不包括后起的五七言诗。”(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②《文心雕龙·诠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班固称古诗之流也……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
③按，未标明出处者，俱见万光治《汉赋通论·附录：汉赋今存篇目叙录》，巴蜀书社1989年版。
④《汉志·六艺略》“乐”类小序“凡《乐》家，百六十五篇”下，班固自注：“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⑤《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初，(淮南王刘)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祕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
⑥王充《论衡·谴告》：“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
⑦范晔《后汉书·光武十三王列传》：“(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东平王)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
⑧《全后汉文》卷七十四辑蔡邕五颂(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874-875页)。
⑨范晔《后汉书·苏顺传》：“又有曹朔，不知何许人，作《汉颂》四篇。”
⑩马积高先生根据赋形成的三种不同途径，将赋分为基本的三类：骚体赋、文赋、诗体赋(《赋史》，第4-6页)。
(11)王褒《洞箫颂》，《文选》作《洞箫赋》；扬雄《甘泉颂》，《汉书》本传称为《甘泉赋》：“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辞曰。”
(12)《后汉书·胡广传》：“初，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
(13)今本《汉书·陈遵传》：“先是黄门侍郎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为文云云。”传文所云《酒箴》，后世多题为“赋”。严可均《全汉文》卷五十二：“案：《汉书》题作《酒箴》，《御览》引《汉书》作《酒赋》，各书作《酒赋》。《北堂书钞》作《都酒赋》。”(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08-409页)扬雄此文从形式上来看，为赋属，且与其它州、官诸《箴》全然不同。今本《汉书》名其为“箴”，或是传写之误。
(14)《文心雕龙·铭箴》所论列的铭箴作品，从上自黄帝刻舆几，下迄晋张载《剑阁铭》，共二十余篇，只有魏文帝《九宝》、张载《剑阁铭》二篇为汉代以后作品，其余均为汉代以前及汉代作品。
(15)所谓“纪传后评”，即《史记》、《汉书》纪传末尾的评语，其领起文字为“太史公曰”、“赞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