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攻势及其演变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攻势论文,逻辑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8284（2000）04－0010－06
自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那一天起，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就从未停止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也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企图彻底扼杀社会主义一样，在意识形态上精心策划，不断变换策略，以实现他们的总体目的。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应对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误。回顾这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史，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战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攻势，概括起来，主要经过了七个基本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表现为特殊的理论形态，包含着他们在意识形态战略和策略上的良苦用心。
对立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从理论上系统论证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对立。现实的社会主义又是通过对旧的社会制度的实际否定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相互仇视的根源。
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后，社会主义作为历史上的新生制度处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大包围之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首先挑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扼杀和理论否定。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5年，美国一直拒绝承认苏联政府，直到1933年11月才正式承认苏联，而且是在向苏联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苏联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让步的条件下才承认的。早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当天（1945年5月8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说：“照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取代纳粹的地位。”1946年3月5日，他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墩又发表了那个世人皆知的“铁幕”演说，呼吁西方国家共同抵御共产党势力的扩张，挑起了“冷战”。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要“承担无限制的责任， 领导自由世界与极权主义政权进行一场全球性的圣战”。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批判攻击社会主义的文章可谓铺天盖地。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攻势，使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警觉起来，于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后的第八天，斯大林对苏共机关报《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丘吉尔的演说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杜勒斯在其口述的著作《战争或和平》中把这时意识形态的对立称之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的“思想战争”。
这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是两种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斗争双方的基本思路是寻求两种制度的差异，尤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别及其对立上做文章。本质概念作为认识范式，是认识主体对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的把握。从认识论意义上看，本质不同于属性，属性可以复合式地存在于一个事物之中，而本质是单一的，或者说它是人们对事物特质的把握和认定，将这样一个认识论概念本体论化，我们说本质与事物具有同一性，本质变了，一事物也就变成了他事物。当然，对一个事物来说，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而在不同意义上来把握它的本质，一当我们的认识范围（方面或层次）确定以后，它的本质也就确定了。在确定的意义上，它不存在一级本质、二级本质或更多级本质。因而，本质也就是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质。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论”阶段，双方都只看特质，于是把两种社会制度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看不到除了本质差别与对立之外，还有共性、共同的方面。因此，双方都陷入极端。 1946年2月22日，当时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曾认为，“苏联丝毫不放弃原来的意识形态，它意味着莫斯科方面根本不会真诚地设想，在苏联和所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还有共同的目标”，因此，“共产主义是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政治家、思想家并没有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承认一致性。这种只看本质差别而无视共性的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为思想家们一味地凡事总在理论上分辨姓“资”姓“社”，实践工作者凡事总要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批评资本主义，也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了问题，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描述和勾画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本质是内在的，它总要通过一定的外在特征来表现，或者说在认识论上人们总是通过外在特征来认识内在本质，在实践中，人们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本质的纯洁性，就把他们认为的能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作为建设目标，于是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不断提高和强化公有制；经济计划上越来越细，对企业和社会的控制越来越死；按劳分配几乎搞成平均主义，社会失去应有的活力。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要“遏制”、“封锁”、“演变”社会主义，甚至不愿意真实地了解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在歪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造谣中伤。
趋同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政治上的遏制，但是，结果不但没能扼杀共产主义的新生婴儿于“摇篮”之中，反而两种制度出现了平分秋色之势。这种制度在经济贸易上的隔离使资本主义的商品失去相当的世界市场，严重影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情境下，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开始从意识形态上寻求弥合“铁幕裂缝”的策略，“趋同论”便应运而生。趋同论萌芽于1949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的《俄国和美国》一书，1959年，雷蒙·阿隆在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也提出，“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任何人已经无法梦想透过生产工具公有化或计划经济的途径可以根本改造人类的命运。”[1]完整系统的阐述则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当时的荷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廷伯尔根于1961 年发表《共产主义与自由经济是否会“趋同”？》一文，第一次使用“趋同”（Convergence）这一概念，并系统阐述了趋同理论的内容。1967 年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在其《新工业国》中系统阐发了他的趋同论。这一理论提出后，立即遭到前苏联和东欧学者的强烈反对。到了1971年廷伯尔根的博士生冯·多尔做博士论文时对其导师的理论作了补充和修正。“趋同论”在西方被一些著名学者（如加尔布雷斯、贝尔、托夫勒、汤因比、亨廷顿等）和政界要人（康·阿登纳、布热津斯基等）所接受。
趋同论认为，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将离开自己的“极点位置”而趋向于相同的特征，最终通过相互渗透，形成工业社会这种最佳的社会形态。具体说，（1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普遍存在的公司，其性质发生了变化。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说法，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现代公司企业已经失去了传统资本主义的许多历史特征”，因为作为公司的所有者的股东都是“进进出出”的人，“对企业没有什么连续性的利益”，股东不是企业主，而是“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今天的所有制纯属法律上的虚构”，因此，公司不是真正的“私有财产机构”[2]。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也否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单一化状况。（2）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在加强，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因素在增加，使这两种经济运行的模式逐渐趋同。（3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按照劳动量多少领取工资的，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按劳分配、按股分息是一致的。（4 ）在社会政治领域，社会权力已经由“建立在资本和财富基础上”的有产阶级手里转到以科学和技术为立身之本的“专业阶级”手里，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知识分子集团接近了权力的中心，成为新社会的最高阶级，他们具有客观的、反意识形态的和非政治化的倾向[3]。（5）在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终结”了。里普斯特提出，在经济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不再想搞更多的工业国有化，而右派保守主义者则更多地接受原属左派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思想。丹尼尔·贝尔认为，意识形态是西方19世纪社会政治问题的产物，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途的不同主张。到了20世纪，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民主增强，旧意识形态已失去真理、影响和说服力，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政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同，他们普遍接受福利国家制度，期望非集中化的权力，赞同混合经济和政治多元化制度。毫无疑义，“趋同论”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战略，罗伯特·A ·哈贝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把自己的论文冠以《作为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 as Ideology）[4]，“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抗，而是正如H·V·帕尔梅提出的是为了寻求“超意识形态合作”，发展贸易，开展技术合作和科学交流，为资本主义开拓市场。
由于一些“趋同论”者提出，趋同的基础和方向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同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和幻灭，是苏联的政治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承担者失去信任，于是激怒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家。他们有的反对趋同论，有的提出不同的趋同论，认为是社会主义同化了资本主义，趋同的基础和方向是社会主义。但不管怎么说，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是一次“意识形态攀亲”的机缘，社会主义国家若能抓住这次机遇，因势利导，淡化对抗，开展对话，求同存异，改革开放，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长时间的对抗使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一时难以转过弯来，个别应声者也被当做异端受到拒斥或批判。
趋异论。进入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东欧的一些国家改革声日渐高涨，从现象上表明，社会主义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西方思想家认为否定社会主义的时机已到，于是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攀亲”再次转变为“划线”与疏远。又是荷兰学者，迈克尔·埃尔曼提出了“反趋同论”（divergence）或曰“趋异论”，对廷伯尔根的“原趋同论”和多尔的“修正的趋同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发展到今天更加离异，各自越来越发展着自己的个性，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繁荣和社会主义遇到的无力自拔的困难，再一次突现了两种制度的差异。他特别指出，“趋同论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解释制度变革的科学理论，它仅仅是对自身要求作出解释的一种物理学和社会学现象，而且应该被看成一般的社会民主党和特殊的荷兰工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反‘冷战’的学说”[5]。
社会主义失败论。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眼里，“趋异论”是以资本主义繁荣和社会主义衰败为结果的。所以，紧接着“趋异论”的就是无遮无盖的“社会主义失败论”。1988年，尼克松出版了《1999年：不战而胜》，1989年布热津斯基抛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93年又推出《大失控与大混乱》。尼克松提出，美国必须成为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灯塔”，布热津斯基则高呼：“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世界正进入历史上共产主义之后的阶段”。他把列宁主义和希特勒主义说成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衍生物”是“20世纪出现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最具破坏性的超凡神话”，“二者统治了20世纪的大部分的政治生活，同时造成了在该世纪内所遭受的历史上空前大死亡中的大部分死亡。”他甚至不顾二战中的敌我阵线的基本事实，把斯大林说成是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6]。在西方思想家眼里，中国贫穷落后， 苏联东欧危机四伏，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值一提，社会主义的末日到了，丧钟敲响了。弗兰西斯·福山把这种论调推向极端，他认为共产主义垮台了，只有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保留了下来，今后不再会有任何思想体系可以向民主思想挑战了，而自由民主制的理想已经不能再作完善了，人类探索真理的历程在20世纪达到了终点，他称为“历史的终结”[7]。
中国威胁论。90年代初，苏联、东欧纷纷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就凸现在世界资本主义面前，说它失败，似不服人，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思想家们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把“火”引到中国身上，翻云覆雨般地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之后提出了“中国超级大国论”，以此来论证“中国威胁论”。“中国超级大国论”的始作俑者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它于1992年11月28日出了一期中国特辑，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夸大了两倍，将中国说成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可与德国并列的“经济大国”。提出，“这个曾被人蔑视的东亚病夫的国家，差不多在下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力。”世界银行4月18 日发表的《一九九三年全球经济展望和发展中国家》用购买力平价（PPP）法对中国经济进行重新估算，结果认为1990 年由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组成的中华经济圈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了日本。到2000年，这三地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中国超级大国论”鼓吹者的险恶用心是为他们炮制“中国威胁论”制造根据，以挑起世界尤其是我国周边国家对我国的戒心。前面提到的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说：“它（中国——引者注）的亚洲邻国都已开始为这个中央帝国的重新崛起而担心害怕，这一次重新崛起的是一个拥有远程喷气式战斗机群和激光制导导弹的中国。”亨廷顿更是以美国人的霸权思维度人，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主地位。”[8 ]还有一些中国威胁论者甚至说：“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9]这些理论家们为什么热衷于如此突现中国呢？ 中国威胁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查理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一语破的：“中国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共产党大国”[10]。
文明冲突论。几乎与“中国威胁论”同时，亨廷顿又提出“文明冲突论”。他在1995年《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国际范围内的争论。为了回应批评，他当年在美国《外交事务》第11—12期（从本期开始该刊改为双月刊）发表《不是文明是什么？——后冷战世界范式》。他提出，在世界的新的发展阶段，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的，文明的冲突比政治冲突更深刻，政治冲突的实质和关键是“你站在哪一边？”而文明冲突的实质和关键是“你是什么人？”前者是可以选择的，后者则是既定的、不能改变的。文化聚合和疏离着人类，人们将为了忠诚和家庭、血缘和宗教信仰去战斗。他把当代世界文明模式划分为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当同一文明内的集团或国家同其他文明中的人们开战时，会形成亲缘国家群（Kin-country Syndrome），最值得世人注意、也最能体现亨廷顿良苦用心的是，他提出最基本的群落是西方和非西方（他刻意将西方和东方范式变为西方和非西方范式），未来世界政治的轴心可能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或者说是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权力和价值观的反应。
理解亨廷顿的真实思想是需要我们“除蔽”和“祛魅”的。至少有两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其一，他用“政治制图学”取代了“意识形态话语”。他口口声声要淡化意识形态，其实，他的政治制图学无非是新的意识形态策略。亨氏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以及其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一再强调，“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11]世界的冲突也不再是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文明冲突。在学术目的上，亨氏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分析后冷战世界的最佳“范式”，他借用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语言，将这种范式视为“政治制图学”，一种“范式”也是一种“地图”，而范式或地图的好与坏是相对于能否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的而言的[12]。而“文明冲突”范式的目的难道不是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根本内容吗？不可否认。亨廷顿认为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的话对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达”，尽管它是“不幸的真理”。这就是：“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13]亨廷顿的策略就是要以他的范式为美国和西方寻找真正的敌人，从而深交朋友。其二，“多文明并存化”旗号下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亨氏也讲，“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他也提醒“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但他同时提出，西方世界要“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言下之意，西方文化不是普世主义的文化但却是优于非西方社会的文化，西方文化也要更新，但它的更新不是对多种文化的吸收，而是避免非西方文化的影响的自我发展[14]。
人权高于主权论。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趋异论”开始，西方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步步紧逼，但一直到苏联解体前，意识形态家并未为资本主义的武装干涉赤裸裸地制造理论根据，到了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按捺不住灭亡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帝国主义的本性更加军事化，于是以人权高于主权论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武装干涉制造理论借口。“人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议题本是由法西斯主义的惨无人道引起的，所以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不幸的是，这面人道主义旗帜后来竟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幌子。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书中称赞人权外交是对“共产党国家”进行“不战而胜战略”的“一手好牌”，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选择”。1998年4月， 欧洲人权法院成立，新任院长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从作为人的权利意义上讲，那些非民主国家或对尊重人权不那么关心的国家将不再被人们视为主权国家的这一时刻，可能离我们不是很远了。”在他们看来，人权是目的，主权是手段，作为手段，主权在目前世界不再是建立“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工具”，反而成为国际社会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行动的“一种政治上的限制”。在这种理论背景下，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先后抛出“新干涉主义”。布莱尔在1999年4 月底的华盛顿北约首脑会议上鼓吹，一个国家由于“内部压迫”造成“人道主义问题”，别国或国家集团有权以武力进行干涉。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大国看来，英国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加拿大在魁北克省问题上，从不存在“人权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内政问题，只要他们想干涉，就以人权为借口，横加干涉。这种“人权高于主权”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西方国家干涉别国的实践理性，他们解释为“内乱非内政”。在对伊拉克、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中，北约领导人都遵循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解释规范。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把北约空袭南联盟视为“新道德运动”，得意洋洋地写道：“我们现在得到一次在价值观和政治基础上建构新国际主义的机会。”英国国防大臣罗伯逊甚至认为，北约要为否定旨在保护国家主权的《联合国宪章》铺平道路。
在这近一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攻势中，手法不断变换，常常给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设下了隐密陷阱。反思社会主义国家的应对历史，应该说既有成功，也有失误，尤其是存在未能及时识破西方的意识形态伎俩而坠入“意识形态陷阱”的重大失误。概而言之，面对“对立论”，社会主义成功地进行了斗争，但强调了两种制度的差异而完全忽视了二者的统一性一面；当“趋同论”出现时，我们未能顺水推舟，借助西方的“意识形态攀亲”采取积极的开放政策，而是仍然继续划线，不与类同；从“反趋同论”开始，西方的意识形态锋芒开始转拉为打，由求同到张异，直到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家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但当“中国超级大国论”承接“社会主义失败论”出现时，我国一些理论工作者在80年代末那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非但没有识破他们欲擒故纵的意识形态陷阱，连日本的《诸君》杂志都能立即看出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在“玩弄把戏”，而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却用“中国超级大国论”的虚夸证据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误入“中国威胁论”的圈套；“文明冲突论”虽被有识之士揭穿其意识形态图谋，但对其分化、孤立社会主义意图的认识并不十分明确，且未形成共识，不少学者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理论来宣扬；“人权高于主权论”90年代初就赤裸裸地在国际舞台上登场，一直未受到应有的批判，直到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如此粗暴地践踏人权和国际法，善良的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从理论上认真剖析其错误的必要。
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国际交往特别是不同制度间的交往，意识形态总是以临高视远的谋略，反映、引导、规约着各种交往关系，西方学者将其称之为“政治制图学”而不断强化其功能，如果说“趋同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算是淡化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层面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话，那么，从“趋异论”开始，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越来越强化，以至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美英等国对伊拉克动武是为石油而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动武则是“为意识形态而战”，因为他们看来，南联盟是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可见，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控制中的思想策略，它的内容在变化，其作用在强化。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内容也越来越强，而我们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却高呼“淡化意识形态”，“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历史告诉我们，在当代世界，意识形态内容可以也应该不断变化，但意识形态功能不能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理应承担起当代的意识形态使命，及时辨识西方的意识形态策略，从理论上、观念上塑造正当的国家关系模式。尤其必须清醒认识到，一切脱离实践的所谓学术，在任何社会都是无用之学，它的创造者愈是热衷于此，就只能愈是增加社会的文化冗余。
[收稿日期]200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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