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读论文,普通话论文,词审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普通话审音工作始于1956年，从1957年到1962年五年间将阶段性的审音成果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的形式分三次发表，1963年辑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66至1976年审音工作停顿。1977年后，审音工作恢复，对《初稿》进行修订，1985年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作为部颁的标准，通令执行，审音工作至此划上了句号。
审音具有学术性，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词典里的又读、语音（即白读，指口语音）、读音（指书面音）、破读等都属于异读问题。普通话既然是通用的标准语，各方面异读问题自然应该在普通话审音范围内来一个总清理、总解决（一定的共时平面）。审音研究在审音工作进行的时候或审音工作告一段落后来做，都是必要的。做好审音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审音表》的制订或修订，而且对汉字和汉语的应用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问题是这项研究做得很不够。在20世纪六十年代初曾有少量审音问题的文章发表，而以后的几十年几乎没有研究文章发表，尽管在八十年代《审音表》正式公布，但未引发和推动审音问题研究的开展。这并不等于说没有可研究的问题，恰恰相反，可研究的问题很多，而且其中还包括审音原则这样的问题有待探讨。审音原则在审音工作开始的时候就被提出来了：“审音以词为对象，不以字为对象”；“拿现在的北京语音作标准”。这两个规定都是可商榷的。王力先生敏锐觉察到审音原则需要研讨，在1965年写了《论审音原则》。审音问题既有理论性，更有实践性。笔者深感个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今抛砖引玉，并借此求教。
二 审音对象
审音对象问题分两个层面：形式层面和内容层面。形式层面是指所审的音是词的音还是词素的音，或兼而有之；词、词素与汉字的关系。审音委员会规定“以词为对象”，遗漏了词素。《初稿》在“危”字下列了五个异读词：危害、危机、危急、危亡、危险。其实只有一个异读的词素“危”。审音要审的是词素“危”，而不是由“危”构成的复合词。所以不提出词素是审音的对象，就无法显示审音的概括性，无法准确列出审音的项目。由“危”构成的复合词还有许多；危难、危局、危重、病危、濒危、垂危等，《初稿》只列“危害”等五个词，就难免有挂漏之讥了。问题还不止于此。词素是异读的高发区，词素的异读多于词的异读。做一个小测查。《审音表》从“阿”到“臂”32字，属词素异读的21字，近70％。音的稳定性受应用制约，词能独立使用，在通常情况下字音比较稳定，出现异读多为特殊的原因，如“癌”按规律读yán，为了与“炎”有区别，普通话审音推荐读［ái］（李荣1990）；“拔”读bá，北京土话个别地方念bǎ（徐世荣1997），等等。词素因不单独用，在复合词里意义弱化，字音特别是字调容易流动，“事迹”、“成绩”、“友谊”中的迹、绩、谊皆属此例。“冠心病”的“冠”是词素，读平声、去声的都有，存在异读。“挂冠而去”、“勇冠三军”的“冠”是词，前一个“冠”读阴平，后一个读去声，读混了意义出不来（个别人不排除有读得不对的，社会读音不存在异读）。审音对象遗漏了词素，会妨碍我们对现代汉语异读特点的认识。说审音对象不是字，为似是而非之论。汉字与词、词素的关系是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撇开汉字，审音对象的表述就会遇到困难。1985年的《审音表》没有撇开字：“本表所审，主要是有异读的词、和有异读的作为语素的字。”修正是必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注意到同形字。“胜”作为语词义有阴平和去声二读，作为化学用字的“胜”读阴平，这就与语词读阴平的“胜”构成了同形字。审音定“胜”统读去声，是就语词义说的，而化学字也被拉了进来。徐世荣先生说：“胜字指一种有机化合物，必念阴平，统读失考。”（徐世荣1965）失考的原因是没有考虑同形字问题。
内容层面，即审音的具体对象问题。第一，我们先要在词汇范围内明确：异读词是指普通话的词而非北京话里的土语词。这个道理无须申说，只要看一下普通话的定义就明白了。但是审音的时候还是把许多北京的土语词拉进来当作了审音的对象。《审音表》对《初稿》纳入审理中的土语词，采取三种处理方式：1.定为“统读”，否定土语词读音。如“指”，《初稿》规定在“指头”中读zhí，在“指甲”中读zhī，《审音表》规定统读zhǐ；“过”，《初稿》规定在“过分”（享受太过）中读guō，《审音表》规定：“除姓氏读guō外，都读guò”，是一种间接的否定处理。2.作肯定的处理。如“雀”规定在“雀子”一词中读qiāo，在“家雀儿”“雀盲眼”中读qiǎo；“络”规定在“络子”中读lào。3.不予审理。如“方胜子”的“方”，《初稿》否定读fǎng；“子口”的“口”审定读轻声。《审音表》均置而不论。只有第三种处理是正确的：因为第一种规定，北京人做不到，他们怎么可以改变自己口语的读音呢？也没有这种必要。对非北京地区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读《审音表》所规定的音。第二种规定把土语音提升为规范音，增加了人们学习的负担，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如果要学习可以放到词汇中去个案解决，完全没有必要作一般性的规定。
第二，审音对象为轻声问题。轻声词有许多是北京土语词，可以不予审理，但是轻声是北京话的词汇、语法、语音上的特点之一，因此轻声的异读问题是要审理的。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审音标准，这个问题留在后面再谈。
第三，审音对象为单音字（词、词素）和多音字（词、词素）问题。单音词、词素，只有一个音读，现在又出现了其他的音读，构成异读，异读音之间没有区别意义的问题，如“癌”以前有两读：yán／ái；词素“谊”yī／yì等，审订时不涉及其他词、词素的音、义问题，操作上没有太多的困难。多音词中的异读情况相当复杂。先谈一般的多音字。其读音在某些复词中有异读。又分两种情况：1.两个音义都具有常用性，一般不相混，只是在某些复词中作为词素的音相混，有异读。如“处”读chǔ，具动词性；读chù，具名词性，在“处女”一词中，存在上声和去声两读。又如“转”有zhuǎn／zhuàn两读，审音中审理了“运转”的“转”之异读。在复合词中当词素的意义弱化时它的音会变得不稳定，如果是多音字，就出现上述异读。《现代汉语词典》（79年版）“运转”的“转”注去声，“旋转”的“转”注上声，其原因盖出于此。随着汉语词汇复音化趋势的增强，这种现象会增多。2.两个音义中有一个是常用的，另一个是不常用的，后者通常是表示特殊意义的词语，如“尺”chǐ／chě，chě只用于传统乐谱中一个记音符号；“氓”máng／méng，后者只用于古籍里指老百姓；“汗”hàn／hán，后者只用于“可汗”；“作”zuò／zuō，后者用于“作坊”等；“艾”ài／yì，后者只用于成语“自怨自艾”，等等。特殊的多音字包括文白异读、破读等，下面分别论述。
第四，审音对象为文白异读问题。北京话里的文白异读绝大多数来自古入声字，主要是德、陌（麦）、铎、药、觉、屋诸韵字，韵母为单元音的是文读，韵母为复合元音的是白读（不算介音）。周祖谟先生说：“旧入声字有文白两读。如剥（bō，bāo），色（sè，shǎi），熟（shú，shóu），脉（mò，mài）等都是。”文白读在韵母上的分别是很整齐的。在北京话里有的采用了白读，如“轴”（zhóu，不取zhú），“宅”（zhái，不取zhè），“勺”（sháo，不取shuò）；有的采用了文读，如“学”（xué，不取xiáo），“跃”（yuè，不取yào），“克”（kè，不取kēi），“鹤”（hè，不取háo）。但是有些是文白音并存的。作为异读，从早期的《国语常用字汇》到后来的《新华字典》，在注音的时候，或有所取舍，或二音并取，一为正读，一为又读。从字出发只能是这样处理。从词出发，文白的问题有的不能仅限于音的取舍。例如“色”读shǎi，用于口语，构词能力极弱；读sè，构词能力很强，如景色、姿色、成色、色盲、色素、色彩、色调、色厉内荏等，都不能读shǎi。“脉”白读mài，可用来构词，如脉冲、脉搏、脉络、山脉、叶脉、矿脉等，然而脉脉含情、温情脉脉要读mò。此类文白异读有互补性，不是一个取此音舍彼音的问题。
第五，审音对象为破读音问题。现代词汇中留下的破读音呈减少的趋势，如成语“文过饰非”，“文”不再变读去声。这是语言在应用中自发性的调整，是参差不齐的。有一部分破读异读沉淀到现代词汇中，需要整理，如“骑”qí，做名词时读jì，为破读音，现统读qí，取消了破读音。也有破读音占了优势，取破读音的，如“胜”，按《说文》在力部，字的本义为“能担当”，段玉裁说“凡能举之、能克之皆曰胜，本无二音二义”，反切识蒸切，读平声；后指“胜利”为引申义，读去声，占了优势，现统读去声。
第六，连读变调问题。这是语音的问题，如两个上声字连读，第一个字读阳平，词典里对由两个上声字组成的复词，第一个字仍标本调。如“北纬”、“理解”、“卤莽”，《现代汉语词典》对“北、理、卤”均标上声，不标阳平。问题是有许多连读变调，音变不具有划一性，变调存在于具体的词中，如儿化词有的变阴平（画片儿、法儿）；轻声前的字有的变读阳平（骨·头、指·头、法·子）；阳平字前的上声字有的变去声（笔直、鄙人、法国）。于是一个“法”字有四个声调。不管是什么连读变调，都不是词汇范围的异读问题，不应成为审音的对象，但是，对后一类连读变调审音中审理了一些。如“法”统读本调上声，否定其他三个变读，这三个音都是连读变调音，是不必审的，《审音表》中定“谷雨”的谷为上声，“谷”本来读上声，原来审音是为了否定连读变调阳平的。毫无章法可言。《审音表》也有把《初稿》中的某些连读变调音按不予审理来对待的（见徐世荣《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这才是正确的。
三 审音标准
既然是异读，审订时便要有所取舍，如何取舍，这就是审音标准问题。审音委员会提出“拿现在的北京音做标准”，是指北京话音系，还是指北京话的具体读音？《初稿》对审音标准有较大的补充：“审音的标准，根据北京音系，可也并不是每一个字都照北京话的读法审订。”普通话是以北京音系为语音标准的，这是对方言而说的，例如北京音系中没有入声、没有全浊声母、不分尖团，异读词里不存在这些问题，因此“北京音系”这个标准对审音来说是缺乏针对性的。
我们认为审音标准有以下三项。第一，原则上以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为准。这句话是《初稿》处理“开、齐、合、撮”的读法提出来的，应该将其扩大为一个总原则；第二，音义结合的原则，异读取舍要与语义挂钩；第三，语音规范与词汇规范相结合。下面分别来讨论。
第一，符合语音发展规律问题。异读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例如“侵”有qīn／qǐn两读，《广韵》“侵，七林切”，为平声；“帆”有fān／fán两读，“帆”古为浊声母，按语音发展规律当读阳平。语音在发展中出现不合规律的变化是正常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合乎规律的音价值更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普通话中的异读音，在取舍时要考虑到广大方言地区，这样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读音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照顾这样的读音就照顾了方言；也没有忽视北京人的权益，因为北京话中有这样的读音，取这样的音，不违背北京人的说话习惯。王力先生说：“能依照语音发展规律，就能照顾全国方言，有助于普通话的推广”，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例如“侵”取阴平不取上声、“帆”取阳平，广东人学习普通话时，声调上便于对应。审音中很多是取了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音，如“侵”、“谊”等，也有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如“帆”取了阴平调。新加坡卢绍昌教授跟我说，“帆”订为阴平不好，不利于学习普通话，而且南方渔民忌讳说“翻”，“帆”、“翻”本不同音，审订后同音了，渔民在应用上不便。他的意见触及审音的标准问题。北京话里有些字的读音，不符合语音发展规律，已经为社会接受，自然无须去改动。例如有位教授说“竣”字应当读cūn，读jùn与反切不合。是的，其反切“七伦切”，按规律当读cūn（同此反切的“皴”，也读cūn）。“竣”读jùn早已为社会认同，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改变人们的说话习惯。
古代的入声在北京话里已消失，浊入一般读阳平，清入则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都有，规律性不明显，异读中清入字比较难处理。《初稿》规定：“古代清音入声字，凡是有异读的，假若其中有一个是阴平调，原则上采用阴平，例如‘息’xī，‘击’jī。否则逐字考虑，采用比较通用的读法。”《审音表》审订的清入字45个，其中阴平27字（搭咄裰击芨疖昔惜鞠掬扑戚黢叔淑菽晰析皙悉熄晰螅锡押噎吃），阳平5字（幅辐戢汲棘），上声6字（谷脊甲獭蹼雪），去声7 字（发霍豁迹绩速刻）。1998年版《新华字典》以上45个清入字注音，全部遵从《审音表》，我们拿来与1953年版《新华字典》对照，有二字（裰黢）未收除外，其余43字，声调有改动的18字，其中11字为阳平改阴平。日本平山久雄先生说：清入字在北京话里，读阴平、上声的多为口语字，读阳平、去声的多为读书音。在文章末尾，平山久雄先生还指出，丁声树先生1975年已提及“一般的清声母中，用作动词的常归入阴平”（平山久雄1995）。这些见解对我们解释清入字的异调分配有相当的适用度。将许多阳平字改为阴平，反映了《审音表》注重口语音的倾向。有三个字了（迹绩刻）是从阴平中改出来而订为去声的，“迹、绩”二字不单用，是词素字；“刻”很少单用，主要是词素字，是非口语的。将它们订为去声，正符合读书音特点。
第二，音义结合的原则，异读的取舍要与语义挂钩。离开了语义，语音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异读有两类：异读不辨义和异读辨义。前者为单音字的异读，后者为多音字的异读。如“橇”以前有qiāo／cuì二音，异读不辨义。此类在异读音取舍时可以就音论音，橇，古有“起嚣切”、“此芮切”，折合今音为qiāo／cuì，考虑今有“撬”读qiào，橇取qiāo音，便于认读，亦于古有征。又如“癌”有yán／ái二音，读yán 则与“炎”同音，不便应用，当取ái。对多音字的异读，情况则不同。《审音表》所审订的音共839条，其中①统读的586条，②审订一个读音的132条，③审订几个读音的121条。②③为多音字的异读。这里有一个音义分配问题。多音字异读的产生是因为音义间配搭出现混乱，审音是为了纠正此种混乱，明确正确的音义关系。如②类“氓”，《审音表》：“氓，máng流氓”。在《审音表》里凡不标统读的意味着是多音字。《初稿》：“‘氓’在别的地方念méng”。古籍中“氓”指“民”，属《初稿》所说的“别的地方”，当念méng，如《孟子》“愿受一廛而为氓”。《审音表》的审订旨在明确“氓”字不同的音义间的分别。音随义走，义由音显，在一般情况下，字的音义分工是不相混的，但是有些多音字，音义的分工出现了混乱，产生了一异读，需要审订。对于②类，只考虑一音一义是不够的，还要顾及他音他义，“裨”《审音表》：“裨bì裨益 裨补”，相关的音义是：pí指次要的。③类的性质跟②类相同——也属多音字，不同的是《审音表》把相关的音义均开列出来。如“簸”（一）bǒ颠簸（二）bò簸箕。有的不是意义的不同，而是意义的色彩和语素的用途不同。如“色”（一）sè（文）（二）shǎi（语），前者为书面语的音义，构词能力强，后者为口语音义，构词能力弱。
根据什么来确定音义匹配关系呢？主要根据两条：理据和习惯。理据和习惯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一致的，如“都”反切为“当孤切”，口语读dū，与反切音一致，北京话里做副词用读dōu，于反切无征，是后起的音，两音两义，各得其所，然而用于副词的“大都”，按理据当读dū，社会上念dōu的不少。《审音表》按理据性订为dū。也有依据习惯性的，如“迫”，在“迫击炮”一词中读pǎi，徐世荣说：“特定读音pǎi，（属）习惯难改”（按，迫陌韵字，实为白读音）。
单音字与多音字是相对的，二者可以转换。1953年《新华字典》“傍”注二音：bāng；bàng，“迫”注为单音：pò，1965年版“傍”注为单音bàng，“迫”二音：pò；pǎi，这是根据当年发表的《审音表初稿》改的。上文谈到《审音表》中的“统读”是单音字，是就审订后的读音说的，对审订前的异读来说大多数属于不别义异读，如“癌”等，也有一小部分是别义异读，如“傍”、“射”、“期”等，这一类音在推行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比较多。徐世荣对“期”废jī音不持异议，对“射”废yè音有不同意见：“惟称古官名仆射，仍读yè音”，《现代汉语词典》“期”字保留了jī音。
音义相结合的原则当体现在各个方面。如文白异读的处理许多令其并存，就是考虑了这一点，但也有违背这一原则的。例如“凿”统读záo，废了文读音zuó。《现代汉语词典》在文读zuó音下收了三个词一个成语：凿空、凿枘、凿凿、方枘凿圆，三个词都标了〈书〉，表示是书面语词汇。读záo口语音，用来表示书面语词汇，极难行得通。
第三，语音规范与词汇规范相结合。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的词汇要排斥土语，包括北京土话。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是语音规范问题，但与词汇规范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注意这点，就可能把北京话中的许多土语成分带进普通话，我们在上面讲到审音时要排斥土语词就是这个道理。下面谈谈轻声。《审音表》审订读轻声的27个：臂（·bei）、伯（·bo）、膊（·bo）、卜（·bo）、场（·chang 排～）、绰（·chuo 宽～）、点（·dian 打～）、掇（·duo 撺～ 掂～）、和（·huo 搀～ 搅～）、荒（·huang 饥～）、箕（·ji 簸～）、辑（·ji 逻～）、斤（·jin 千～）、矩（·ju 规～）、蓝（·lan 苤～）、量（·liang 掂～）、
（·lou 眍～）、喷（·pen 嚏～）、欠（·qian 打哈～）、趄（·qie 趔～）、散（·san 零～）、丧（·sang 哭～着脸）、匙（·shi 钥～）、沓（·ta 疲～）、蓿（·xu 苜～）、殖（·shi 骨～）、碡（·zhou 碌～）。轻声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法方面的，如助词“了、着、的、地、得”；语气词“啊、吗、呢、吧”；词缀“子、头、们”。它们读轻声，没有问题，不存在异读。另一部分为一般词语，其特点是口语词或带有口语色彩的词读轻声的可能性多，而科学术语、文言词、外来词、新词等很少读轻声。上面27例，大都为口语词，像“逻辑”一词，也当口语词来看待则不妥，“逻辑学”、“数理逻辑”等完全不能读轻声。
应该制订一个普通话最低限度轻声词词表。轻声词不能太多，否则不利于普通话的学习和推广。如果以《审音表》所订27个轻声字为参照，轻声词将会收得相当宽，不利于词汇规范。轻声异读的审订，还应当考虑语音的标准。有两种轻声：一为变轻式，一为变音式。前者字的声、韵都不变，只是声调弱化，读成了轻音，上面提到的27个轻声大都属于此类。变音式轻声，是指字读轻声后，或字的声母或字的韵母有变化。如“裳”、“匙”、“殖”，声母本为ch、ch、zh，轻读后则为sh，由塞擦音变为擦音；它们古代皆为禅母字，是很有规律的变化。韵母变化的，如“萝卜”、“苤蓝”，“卜”的韵母由ǔ变为ò；“蓝”的韵母由an变为a。《审音表》既订“蓝”为轻声，却又在标音时作·lan，保留了韵尾－n，欠周当。
四 余论
上面指出审音中的不足，旨在从学术上进行回顾和探讨。现代汉字标准化需要四定，即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定音问题与异读词问题有直接关系。应该说由于审音工作开始得早，成效大，使历史上积累的异读减少了，这对汉字的定音工作很有帮助。进行定音工作，需要把异读词的审音完善化；从定音工作本身看，重点当是多音字的整理和研究。从多音字的语用功能说，多音字的音项可分两类：自由音项和黏着音项。前者如“重”chóng／zhòng；“处”chǔ／chù。其功能是：自由应用，有造句的功能；自由构词，有造词的功能。黏着音项，既不能自由应用，也不能自由构词，只依附于一定的词语中，如“尺”（工尺chě）、“迫”（迫pǎi击炮）。“薄”，《现代汉语词典》列三个音项：báo、bó、bò，前两个为自由音项，后一个为黏着音项，只用于“薄荷”一词中。定音当指有功能的音项说的，黏着音项可附于自由音项下，视需要可压缩或扩充，在定量的范围里，信息用字的字音实现定量化。这是迫切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