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泉整训对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
魏延秋
[摘 要] 新泉整训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政治军事整训。这次民主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红四军广大官兵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新泉整训；红四军；军队建设
1929年12月，毛泽东等率领红四军第三次进驻福建新泉，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政治军事训练，史称新泉整训。这是人民军队史上第一次正规的军政整训，也是我军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民主整军运动。这次整训将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注重提高政治觉悟，并进行了集中的军事训练。整训极大地提高了红四军广大官兵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推动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发展进程，在人民军队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通过思想教育进行政治整训，用无产阶级思想统一认识
南昌起义后，我党开始了独立领导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创建于1928年4月的红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武装。之后，在朱德、毛泽东的率领下，红四军主动出击，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红军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活动范围也从江西扩展到广东、福建，最终形成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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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重要标志。但红四军入闽之后，由于频繁的军事行动，部队无暇开展正常的思想教育，强调“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权威等现象愈发严重起来，直接导致红四军的政治素质下降，政工干部地位低下。当时，一些人把部队的政工人员讥讽为“卖狗皮膏药的”“吃闲饭的”，并将其视为部队的累赘。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减员和新兵员的大量补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大量补充进来，部队的结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毛泽东对红四军的党员现状作了一番调查后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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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成立后，党内和军内对于党的领导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原则性的争论。尤其是从1929年占领汀州后，党内就工作重心问题展开争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委成员和以朱德为代表的一些军事干部，围绕是否设立军委等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先后在湖雷会议、白砂会议和新泉会议上进行公开争论。但这三次会议，并没有解决问题，反倒使争论更加扩大开来，助长了红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并在之后的红四军七大上达到了顶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未被与会多数同志所接受，他落选前委书记一职，最终怀着郁闷的心情离开红四军，到闽西做调查研究和地方工作。而红四军八大仍是一次争论不休的大会，无果而终。这些争论，虽然表面上是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个人同党争夺军队的领导权，以及军队应当按照哪些根本原则进行建设的问题。
为了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的表现、危害及其根源，在新泉整训中，毛泽东一边部署整训工作，一边深入连队和农村，在士兵和群众中，围绕红四军党员状况、红四军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克服和纠正这些问题、加强党的建设等展开调查研究，重点通过举行红四军支队长、支队党代表以上人员参加的干部调查会、士兵调查会以及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这种在调查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既掌握了第一手的真实情况，又在调查中宣传和落实了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有针对性地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因此不仅成效显著，而且还丰富了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开创了运用民主方法解决党内思想路线问题的先河。
毛泽东认为，这些思想认识分歧是“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3]。“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4]“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5]在毛泽东看来，要化解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实现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的问题，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6]因此，当1929年12月红四军挥师新泉后，立即开始了以思想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整训，根本目的就是克服部队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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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泉整训中，政治整训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重视充分挖掘红四军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源，又通过分别召开党员干部、普通士兵和驻地百姓座谈会，发动部队内部展开大讨论，就涉及官兵关心的肉刑、党组织约束、军民关系以及官兵的切身利益等问题深入调研，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因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他还采取有的放矢的教育方法。在整训中，毛泽东十分擅长根据官兵的不同层次和关注的不同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引导。对党员干部，以批评教育为主，重点引发他们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流寇思想等较深层次的思考，引导他们区别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界限，认清红军的性质和肩负的重任。对普通士兵，则注重分析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根源及危害，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鼓舞他们勇于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使他们更加自觉地接受管理训练和严格遵守纪律。此外，他还组织红四军各个大队、中队、班，对红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根源以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讨论，从而使政治整顿成为一场全军将士参与的思想政治运动。通过进行大讨论，让他们认清非无产阶级的危害性和纠正错误思想的必要性。正是这些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初步纠正了红四军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
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仅只存在于思想作风中，自然也体现在军事训练和军事实践中。尤其是在红四军边打边扩的过程中，一些纵队是在农军基础上组建的，有着较强的小农意识。比如，红四纵队刚成立时，是由福建多处的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组建之初“尚没有建立红军基础”，素质也参差不齐。由长汀赤卫队改编的士兵，平常受过一定训练，较为习惯红四军的军事训练；而由湖雷游击队改编的士兵，平素过惯松散的农村生活，不习惯于严格的军事训练。于是，红四军给红四纵队派来大批的军事干部，他们对训练的要求比较严格，农军出身的干部则要求得相对宽松，从而导致“这两个极端主张日益冲突”，因训练的尺度问题而产生矛盾和内部纷争。“‘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朱云卿同志形容四军军事技术太差的激愤话。凡在四军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四军军事技术到了很差的程度的，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对于训练军官的本职不愿去管，却天天做些政治上的鼓动，发生什么‘土豪不能打还有什么事做’的怪话。这种现象不改变，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是没有法子解决的。”[7]正如《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所指出的，红军建设中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且有一半以上在非无产阶级领导之手，这是有被敌人夺取的危险的。所以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成为革命的能斗争的武力”。而此时，中央九月来信中在提到红军的组织与训练问题时，指出：“红军的军事技术要特别注意，决不应附和不爱严格训练与组织的农民意识，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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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集中的军事整训进行练兵整军，使人民军队向正规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新泉整训，将井冈山根据地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发展到将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创造性地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方式，推动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的萌芽。党的领导在红四军里稳固建立起来，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建军的步伐。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大特色和历史经验。
为落实中央精神，红四军前委在新泉整训中，在着重对部队进行政治整训外，还重点进行了集中的军事整训。军事整训由具有深厚军事素养的朱德负责，旨在加强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提高战斗力。他主持举办了军事干部训练班，把全军编成若干个训练队，训练队队长由各纵队司令员担任，把红四军的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都编入其中，黄埔军校出身的支队长当教官，进行严格的步操和射击训练。经过训练的大队长、小队长，再回去对连排班和单兵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军事训练期间，人人意气风发、苦练杀敌本领，大大提高了红军官兵的军事技术和作战能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也学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对地方武装干部进行培训，军事素质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为发展地方武装和巩固地方政权打下基础。在整训中，朱德还亲自组织编写并讲授《新游击战术》等科目，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知识和战术意识。他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有关条例、法令，以便使红军的行动进一步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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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军事整训，是红四军首次大规模、规范化的全军集训，取得了良好效果，部队官兵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战斗力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标志着部队的训练管理走上规范化轨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素质，成为我军军政整训制度化、规范化的首创。
三、新泉整训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集中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为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由于我们党和军队都处于初创时期，党在军队中的领导权尚未确立。对于如何建设一支军队、如何保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都处探索阶段，存在着不同认识。尤其是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军队的壮大，军队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显现出来，影响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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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使得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滋长。毛泽东把红四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等14个重大问题。[2]这里，毛泽东把“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列于当时红军内部14个不同意见之首。由此可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我军建军根本原则正经受严峻考验。这些错误思想，最终引发了红四军内部关于建军原则的大争论。争论的问题主要涉及：红四军党内关于如何实行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何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等等。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要不要在前委下再设军委，其实质就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问题。
纪律是新军队同旧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一支军队决策、意志得以贯彻执行的可靠保证，更是维护军队团结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在新泉整训中，毛泽东强调，“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认为红军必须十分重视各项纪律建设，树立纪律严明的新型人民军队形象。部队到达新泉后，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提议下，政治部宣布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变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制定并执行严明的纪律，不仅树立了红军的新形象，而且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新泉整训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使零散、简单的纪律规定开始发展为初步的法规制度，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1929年6月14日，当红四军第二次进驻新泉时，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对一年多来红四军党内矛盾发展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主要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了构建，列举了红四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党对军队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等十多个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这封信为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构建了理论框架。由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休，陈毅把这封信带到上海向中央作了汇报，也成为中央讨论、解决红四军问题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之后，党中央的“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表明了态度，对解决党内争论给予了指导性意见。“九月来信”中，采用了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不少好的思想观点。而这些思想观点又被之后的古田会议决议所吸收。之后的12月，红四军三进新泉，进行了新泉整训。新泉整训承接了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的思想与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是在中央“九月来信”指导下的思想统一与对红四军九大的思想准备。如果说，古田会议的召开是古田会议决议的“一朝分娩”，那么，从新泉休整到新泉整训，就是古田会议决议的孕育起草和形成的“十月怀胎”。可以说，没有新泉整训，就不可能仅仅在时隔三个月后，就成功解决了困扰部队建设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等对全体官兵进行了半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对红四军党内的思想状况有了更新更全面的了解，并从调查中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累积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成果，为《古田会议决议》的撰写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素材。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对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如数家珍，提出的纠正方法切中要害。如，在党内教育问题上，他罗列了要提供的10种材料、采取18种方法。[9]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在整训期间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毛泽东不可能收集到如此详实的资料，也就难以写出如此意义深远的文献了。
新泉整训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次整训，揭露出党内、军内许多错误思想，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方法，这是整训的收获和胜利。萧克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新泉争论，实质上是对红四军建军两年来各种经验、教训的分析和总结，是各种错误思想的反映和斗争的总回顾。新泉争论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完成党中央交给红四军发动群众斗争、扩大红军、打倒军阀、推翻蒋家王朝建立全国政权的任务。”之后，由于斗争形势需要，部队开始向古田转移，并在这里胜利召开了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1930年5月，时任红四军委员、代理书记、代理政委的熊寿琪在《红军第四军的状况》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因为军事上、政治上、党务上都需要一个时期的整理，红军当前的问题，是一个整顿问题，因此开入新泉整顿。起初本想迅速打下龙岩，但龙岩、坎市成为犄角相依之势，不好硬打，遂在新泉有计划的整理起来，党内即开九次大会预备会。新泉整理了十日，环境无变化，汀州时两团又增加一团，亦未出汀州一步。上杭、龙岩、坎市永定如故，打龙岩仍旧不好打，遂开到古田作准备打龙岩之势，仍在古田训练，党内开九次大会。”[10]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张鼎丞1974年曾回忆说：到连城的新泉开展整训，主要是因为当时长汀被攻克，而连城新泉的工作基础好，群众发动得好，粮食等方面也较充裕。后来转移到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是临时决定的……古田会议决议案草稿，毛主席是在新泉调查研究时起草的，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的。[11]上述材料也可以印证，新泉整训在新泉进行了十天后，又到古田继续整理。在新泉期间，红四军党内召开了“九次大会预备会”，布署了九大的准备工作，包括在新泉召开了各种扩大会、调查会和座谈会，也包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这一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纲领性文件，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政党和人民军队，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纲领性文件。它根据“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2]的科学判断有的放矢，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了军队政治素质，完成了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正如罗荣桓元帅后来回忆时就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古田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离不开新泉整训。短暂的新泉整训，通过集中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严明了官兵的组织纪律，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作战能力。整训期间起草的“古田会议草案”，是对新泉整训前及整训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提升。这些举措，不论从政治上、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规范化的军政整训，是我军进行集中统一的大规模政治军事整训的开先河之举。之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起全党练兵和军队大整训，在全军推广了八路军358旅的群众性练兵运动经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及时发现和推广了诉苦“三查”运动，指导全军开展了大规模新式整军运动。新泉整训作为红四军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我党我军的建设史上，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2][3][4][5][6][7][9][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4.65.64.78.74.94.70.94—96.94.
[8]周恩来.周恩来军事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99 .
[10]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J].党的文献，1999（2）.
[11]新泉整训铸军魂[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342.
[中图分类号] E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11-0026-05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基层政治工作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 捷
标签：新泉整训论文; 红四军论文; 军队建设论文;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基层政治工作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