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效率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经济的动态效率（Dynamic Efficiency），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从长期增长的动态角度看，其储蓄是否与经济最优增长所要求的储蓄水平相一致，而这里的判断最优增长的标准是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黄金定律（Golden Rule）给出的，即要求一个国家各期消费给家庭所带来的效用总和最大。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判断从宏观层面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实际经济运行处于由黄金定律所要求的路径上可以给行为人带来最大的效用。因此，如果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最优增长路径，政府应该通过适当的干预措施，使经济运行重新走上最优轨道。问题是，当前我国的实体经济运行状态怎样呢？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中国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如果实体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无效状态，那么，造成中国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又如何来摆脱这一动态无效的困境？所有这些问题，目前的理论界还未能进行清楚的探讨，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一、考察经济动态效率的基本理论模型
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最早是由费尔普斯（Phelps，1961）根据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提出的。我们知道，在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当经济实现长期均衡后，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二者之和，而与储蓄的多寡无关。也就是说，储蓄只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备增长效应，只会影响均衡时的人均消费水平。既然如此，一个社会的储蓄显然不是越多越好。那么，一个社会的最优储蓄应该为多少才是最佳呢？以人均消费量最大作为长期经济效率的最优的标准，费尔普斯根据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出著名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人口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就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用公式可表示为：（注：这里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在有微观基础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Ramsey-Cass-Koopmans model）中，因为有行为人是“长生不老的”这一假设，因而可以证明，无论是在分散经济中还是在统制经济中，经济均会自动收敛到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上去，也即，该模型所实现的均衡是一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而在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缺乏微观基础，也即由于储蓄率是外生任意给定的，因而经济的均衡并不会自动收敛到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上去。在我们所介绍的代际交叠模型中，由于行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在分散经济的状态下，均衡也不会自动收敛到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上去。但不管经济是否会自动收敛到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上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三个模型在均衡时所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相同的，因为储蓄在均衡时只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有增长效应。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经济实现均衡时的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大小来判断经济是否处于最佳状态。）
公式（1）就是经济实现黄金律增长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显然，在均衡时，资本的边际产出就是利率，我们也把这一利率称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而人口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则正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率。黄金定律为我们判断实际经济运行的效率提供了一个依据：我们只要观察实际经济的利率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经济增长率，就可以对现实的经济运行状态作出一个客观的判断。（注：这里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在有微观基础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Ramsey-Cass-Koopmans model）中，因为有行为人是“长生不老的”这一假设，因而可以证明，无论是在分散经济中还是在统制经济中，经济均会自动收敛到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上去，也即，该模型所实现的均衡是一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而在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缺乏微观基础，也即由于储蓄率是外生任意给定的，因而经济的均衡并不会自动收敛到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上去。在我们所介绍的代际交叠模型中，由于行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在分散经济的状态下，均衡也不会自动收敛到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上去。但不管经济是否会自动收敛到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上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三个模型在均衡时所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相同的，因为储蓄在均衡时只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有增长效应。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经济实现均衡时的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大小来判断经济是否处于最佳状态。）一般地，把实际利率大于等于经济增长率时的经济运行状态称为动态有效状态，把实际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时的经济运行状态称为动态无效状态，特别地，当实际利率恰好等于经济增长率时，称经济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缺陷是缺乏微观基础，因而由此模型推导出的黄金定律只能保证实现人均消费最大化，而不能保证实现行为人的效用最大化。为了克服索洛模型的这一缺陷，卡斯（Cass，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65）在拉姆齐（Ramsey，1928）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把经济总量的动态学构筑于微观决策主体之上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根据这一模型我们可以得到被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修正黄金定律。用公式可表示为：（注：详细推导可参阅布兰查德和费希尔著《宏观经济学》第44—51页。）
（2）式是在考虑了微观行为主体的决策之后，要实现行为人的效用最大所内在要求的经济增长必须满足的条件（其中，θ表示主观贴现率）。这一条件也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修正黄金律条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与没有微观基础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相比，在有微观基础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中，无论是在分散经济中还是在统制经济中，经济均会自动收敛到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上去，也即该模型所实现的均衡是一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如果这样，经济似乎不会出现动态无效。当然，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与该模型对行为人作出了“长生不老”这样一个强假设有关。因此，我们要从理论上探讨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可能性，必须放弃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而求助于更现实的，把行为人的生命期引入模型的代际交叠模型。
代际交叠模型最先由萨缪尔森（Samuelon，1958）提出并经戴蒙德（Diamond，1965）扩展而日趋成熟。在代际交叠模型中，假设市场经济由个人和企业组成，个人生存两期：青年期和老年期，第t期的青年人将在t+1期变为老年人。每期存在一代青年人和一代老年人。个人在青年时期从事生产并获得收入而在老年期只消费不生产。在时期t的年青人的储蓄产生资本存量，此资本存量与t+1期的年青人提供的劳动相结合，生产t+1期的产出。在时刻t出生，并在时期t工作的人数为
足稻田条件。
根据这些假设，通过一系列数学处理，（注：详细的数学推导请参阅巴罗和萨拉伊马丁著《经济增长》第113—118页。）我们不仅可以求出分散经济中行为人在各期的消费和储蓄的最优解，而且当我们对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以及模型的参数进行某些设定，就可以得到稳定的资本存量解k*。一旦求得k*，利用生产函数，就可以确定均衡时的真实利率r*。例如，如果我们假设社会的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s型生产函数，即
0＜a＜1，就可以最终求得均衡时的真实利率，为：
根据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规则，我们可以发现自由竞争并不必然会使经济收敛到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上来（具体原因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详细论述）。因为根据公式（3），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参数的不同取值，r*既可能大于或小于θ+n，也可能恰好等于θ+n（这里我们没有考虑技术进步）。至此，我们已经从理论上阐明了自由竞争经济存在出现动态无效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否在现实的经济中已存在，则必需依赖于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实际考察，这就是我们在下一部分所要做的工作。
二、中国经济动态效率的实证考察
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为我们考察一个经济的动态效率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方法：只要简单比较一下增长率和利率就知道了。问题是，我们应当选择怎样的利率。从企业的利润率到股票收益率，再到国债利率，资产存在着广泛的收益率范围。尽管在理论模型中，我们可以抽象掉它们的区别，但在现实中，它们在数据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利率一直没有市场化，它很难反映资金的真实供求关系；另一方面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其主要功能定位于帮助国有企业解困，股市发展整个来说也非常不完善，股票收益率也很难代表投资收益率。为此，我们选择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作为衡量经济动态效率的指标，借助它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来反映现实中经济动态效率的变动情况。
表11978—2001年中国企业资金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数据单位：％
注：资金利润率=[报告期累计实现利税总额/（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流动资产平均余额）]×100％，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100％。该表中1978—1983年的数据系各年份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1984—1997年的数据系各年份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1998—2001年的数据系各年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1978—1983年的数据来源于《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1984—2001年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从图1可以看出，以1992年为分界点，在这之前资金利润率一直大于经济增长率，说明实际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有效状态；在这之后到1998年经济增长率大于资金利润率，说明实际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无效状态；1999年到2001年资金利润率又略微超过经济增长率，说明实际经济运行状态有所好转，但不明显。为了进一步考察1998年以后的情况，我们需要克服因利率的选取问题所带来的缺陷。下面我们再用埃布尔（Abel，1989）等人提出的一种更为一般化的方法对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考察，以便与上面的结果相对照。
根据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我们知道，在不考虑技术进步时，经济运行动态有效的条件是资本的边际产出r超过人口增长率n。而在稳态条件下，人口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此时，rK为资本存量K的总收益，nK为新增加的投资，公司现金流的净流出为rK-nK。在这里黄金定律可以概括为“劳动者吃掉其劳动所得，资本所有者投资其资本所得”。埃布尔等人正是抓住这一原理，认为可以通过比较一个国家经济中生产部门的现金流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来判断实际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如果我们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那么一个动态有效的经济rK更应该大于nK。
图1 资金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对比
埃布尔等人把不确定性引入模型后，经过推导得到了一个较易操作的判断经济运行动态效率的方法，即如果对于所有时期t，R[，t]/V[，t]＞0成立，则均衡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如果对于所有时期t，R[，t]V[，t]＜0成立，则均衡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其中，V[，t0]是经济在t期有形资产的总价值（由于V[，t]的值难以得到，在下面的实际计算中，我们用GDP值作为替代，因为两者都是正的，对我们的分析结果不会产生影响），R[，t]是t期总资本的净收益，即总资本收益减去总投资。
下面我们就用埃布尔等人所提供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仅考察1996—2001年的情况，在这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总资本收益、总投资和净收益等如表2所示。其中，总资本收益和净收益按如下方式计算：总资本收益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间接税减去企业补贴再减去劳动者报酬；总投资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存货投资；总资本收益与总投资的差即为净收益R。
表2中国经济（1996—2001年）总收益和总投资单位：亿元、％
（注：①2001年的数值显得有点异常，主要原因是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发生大幅度增加（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加9.3％，2001年则增加12.1％）。并且，西部地区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全年东部地区投资15883亿元，比上年增长13.3％；中部地区投资6316亿元，增长16.3％；西部地区投资4704亿元，增长19.3％，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投资增长。而在西部的投资大都是以基础设施等形式出现的长期投资，因为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些投资并不能马上见到效益，因而会引起该数值的突然放大。）
注：总收益=GDP-间接税-企业补贴-劳动者报酬；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净收益=总收益-总投资。
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动，各年份公布的数据可能会不一致，这里，GDP和总投资都是以200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为准。其他则以当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为准。另外，在计算间接税时，我们以流转税和关税作为代表，可能会有一点偏差，但只会放大净收益而不会缩小净收益。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2可以看出，1996—2001年，中国资本的总收益小于总投资，净收益为负，其绝对值在最大年份均超过了GDP的6％，在最小年份占GDP的比重不足1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不仅在1992—1998年间处于动态无效状态，1998年以来也基本上处于动态无效状态，而且在有些年份还较为严重。
上面我们以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为依据对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进行了考察。事实上，从更现实的角度看，当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无效区域时，资本的边际报酬会很低，这必然会抑制追求利润最大的民营企业对投资的需求。因此，如果一国经济处于投资小于储蓄的状态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实经济正处于动态无效状态。为此，我们在表3中给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机构历年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和存贷差额。从表3可以看出，1994年以前，中国的贷款余额大于存款余额。但从1995年开始，随着存款余额的迅速上升，存贷差额变成了正数。截止2001年，中国的存贷差额已经高达30000多亿元。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有力地证明中国当前经济正处于动态无效区域。
表3中国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少在大多数年份中，中国的实际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无效区域。
三、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的原因探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的实际经济运行居然处于动态无效区域，这多少是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异常丰富的国家，怎么会出现资本的过度积累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来进行阐述。
1.自由竞争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纯理论解释
从理论上看，自由竞争经济产生动态无效并不难理解。在（3）式中我们已经求得了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稳态均衡利率r*，显然，该值随参数的不同取值，既可以大于n，也可以小于n。一旦小于n，经济的动态无效就出现。
从数学推导中我们已经得出自由竞争经济存在出现动态无效的可能性这一结论。现在，我们再透过数学模型，从隐含在数学公式背后的行为含义角度来更直观地解释一下为什么自自竞争经济会出现动态无效。代际交叠模型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行为人仅生活两期，且在第二期，只消费，不生产。这样，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行为人为了确保在第二期有消费，在第一期，不管利率高低，都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储蓄，因而就有可能出现f'（k*）＜n的情况。相反，在有中央计划的情况下，计划者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来调整行为人在年轻时的储蓄。当f'（k*）＞n时，计划者可以有意识地减少行为人在第一期的消费，从而增加储蓄，最终使均衡时的资本存量增加，直到使f'（k*）=n时为止；当f'（k*）＜n时，计划者可以有意识地增加行为人在第一期的消费，从而减少储蓄，最终使均衡时的资本存量减少，直到使f'（k*）=n时为止。总之，计划者总能通过调整行为人的储蓄而使得经济收敛到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上去。而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只有通过市场进行消费转移这一种途径，当实际经济出现f'（k*）＜n时，竞争市场就会出现动态无效。
从上面由纯理论模型给出的自由竞争经济可能出现动态无效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自由竞争出现动态无效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不管利率高低，行为人都必须为自己在第二期的消费作储蓄。由此推知，在一个行为人对未来的预期越不稳定的社会中，越有可能增加第一期的储蓄，因而也就越有可能造成经济运行的动态无效。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经济运行的动态无效状态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时期各项制度改革（住房、医疗与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的推行有关。
2.中国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现实解释
从纯理论的角度解释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原因，虽然具有一般性，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舍弃了许多经济的实际特征。运用理论模型来具体解释一国的实际经济运行，首先就得问这些在做理论模型时被假设具有一般性的东西在现实中是否成立。上述的代际交叠模型在具体解释中国实际经济运行时，有两方面会与现实有出入。第一，上述分析是一般均衡分析，着眼点是观察经济实现长期均衡以后的行为，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经济，中国经济显然还没有达到长期均衡点，是一个正向均衡点迈进的经济实体；第二，上述模型是在一个一元经济背景下提炼出的模型，反映的是相对成熟的经济实体的运行规律，在我国这样一个仍处于二元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实体，其运行规律会有所不同。为此，我们在解释中国经济运行出现动态无效的原因时，应具体考虑本国的特殊情况。
但是，在考虑了上述两方面的实际情况以后，按常理，在劳动力如此丰裕的成长型经济中是不应该出现动态无效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图2来解释。图2是一幅在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会出现的反映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均衡时的产量、投资和消费的示意图。当实际投资（由sf（k）表示）等于持平投资（由（n+g）k表示）时，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时，随着f（k）的形状不同，f'（k*）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n+g），在图中，我们给出了f'（k*）小于（n+g）的示意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经济在最终均衡时会出现动态无效，但当经济正处于向均衡状态迈进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都会处于f'（k*）大于（n+g）的动态有效状态，而且这一状态维持的时间长短会与经济的整体容量有关，经济的容量越大，也即劳动力越丰富，这一状态会维持越长的时间。从这一点来判断，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成长型的经济显然是不应该如此快的步入动态无效状态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实际的中国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状态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须结合中国的二元经济状态来加以说明。在二元经济中，整个经济被划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现代部门的均衡情况可以由上图来示意。而传统部门我们假设存在剩余劳动力。当现代部门处于由k0表示的初始状态时，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展开：一种是把现代部门中实际投资大于持平投资的那一部分资本，即sf（k）-（n+g）k部分，用于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此时，现代部门的人均资本会保持不变，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出f'（k）也会保持不变，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完毕，经济再逐渐向均衡点迈进；另一种是把现代部门中实际投资大于持平投资的那一部分资本，即sf（k）-（n+g）k部分，用于装备现代部门已有的劳动力，此时，现代部门的人均资本会迅速上升，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出f'（k）也会迅速下降，经济会迅速趋于均衡状态。
图2 平衡增长路径中的产量、投资和消费
那么，现实中的中国经济运行究竟是按照哪一种方式展开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观察实际经济中的资本-劳动比例的变化情况。如果实际经济活动中的资本-劳动比例是不断上升的，显然实际的经济运行就是按照后一种方式展开的。张军博士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中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过快（张军，2002）。在表4，我们列出了根据张军估算的改革开放以来各年份中国实际资本-劳动比率。
表4中国工业部门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1980—1996）亿元/万人
注释：SOE为国有企业部门；COE为集体企业部门；LME为大中型企业部门。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军（2002）。
从表4所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越到后期上升的速度越快。根据张军的估算，从1981年到1996年实际资本-劳动比率的平均增长率，国有企业部门、集体企业部门和大中型企业部门分别为7.25％、9.06％和5.39％；而从1988年到1996年三部门的平均值各自提高到9.55％、10.47％和6.37％。本文在此不想详细探讨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如此迅速地上升，但作为一个结果，当实际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后，必然会引起资本的边际报酬迅速下降，而资本边际报酬的迅速下降正是造成我国这样一个成长型经济过快步入动态无效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
上面我们已经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详细探讨了造成中国实际经济运行出现动态无效的深层原因，在此还有一点疑惑是：在当前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无效区域时，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仍表现尚可。即如何来解释这种经济动态无效与经济稳步增长共存的局面。其实，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实际上也并不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资的注入。而外国资本进入的一个很大特征是带着技术进步进来的，这会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
按常理来说，当一国已经处于资本过剩时，外国资本是没有再进入的道理的，但时下“内资外逃与外资压境”这一有悖常理的景观却又确确实实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演着。这一现象的存在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中国的资本过剩实际上是一种相对的过剩，即相对于创新不足的过剩。因为国内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所以就找不到投资的热点，缺乏投资热点而手头又有资金，就只能进行重复投资，并且这种重复投资行为又通过地方政府单纯追求本地的GDP而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导致生产能力过剩，造成投资回报率的低下和“资本过剩”的假象。相反，国外投资者由于有技术创新，能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借助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能够获取比在他们自己国家投资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因而就有积极性到中国来投资。外资的不断涌入和内资的不断重复建设，其结果就必然是出现上述我们所说的有悖常理的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现象。
四、对中国经济摆脱动态无效的一些思考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借助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标准，通过对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的考察而得出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区域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造成中国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深层原因。下面我们想就中国经济如何摆脱动态无效从而纳入良性的增长轨道作进一步的经济学探讨。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经济的动态无效实际上是一种因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而导致的相对资本过剩，因而，从长远来看，解决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的根本出路是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是，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为之的，它是一种系统工程，受到一国的知识积累水平、文化传统、经济制度和法律体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看到结果。我们在此并不想针对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这一问题展开探讨，而是就针对如何摆脱中国经济动态无效这一状况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继续增大引进外资力度。虽然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单纯从资本的角度看，相对于国内目前的创新能力，国内资本已经处于一种相对过剩状态。但这并不妨碍国内市场对外资的需求。外国资本进入的一个很大特征是在这些资本背后都拥有一个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现代的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全球市场的开拓。因此外资和内资不是同一水平上的资本项目，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相反，如果制度安排恰当，这两者却可能是互补的。当外国资本进入以后，国内资本通过与外资的结合，可以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不仅可以提高国内资本的报酬率，而且对国内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提高也是极有帮助的。
第二，开放资本账户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经济运行的动态无效说到底是由于资本积累过多造成其边际产出迅速下降直到小于经济的增长率而产生的。但是，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当国内的资本边际产出较低时，如果资本账户是对外开放的，国内居民就可以通过把资本转移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去，提高其收益率，并降低投资风险。只要国际市场的利率高于本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过这种转移是可以克服本国经济运行的动态无效状态的。当然，在目前国内金融体制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有很大风险，当国际资本市场有风吹草动时，以国内目前的金融体制状况，要应付金融危机还是很有难度的。但资本账户的开放从长期来说，是势在必行的选择。
第三，发展本国的跨国公司。大力扶持跨国公司的发展，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让中国相对过剩的资本到国外市场去寻求出路，这是短期内为国内庞大储蓄寻求出路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发展跨国公司一方面可以避开因开放资本帐户而引起的金融风险，同时又可以把国内相对过剩的资本输出到国外市场中去，提高资本的投资回报率。目前，造成国内市场投资回报率低下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企业技术低下，不断在同一水平上进行重复投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企业所掌握的技术并不落后，但由于受市场容量的约束，重复投资的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企业不得不借助价格战来占领市场，最终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对于上述第一方面的原因，通过发展跨国公司到技术相对来说更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去发展，还是能提高投资回报率的；而对于上述第二方面的原因，通过发展跨国公司到别的国家去寻找市场，不仅可以提高投资回报率，也能进一步促进自身技术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并最终为国内相对过剩的资本找到较为合适的投资渠道。
第四，建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动态无效的出现虽然最终是以资本的过度积累为其表现形式；但资本的积累是要以储蓄为基础的，所以适当减少储蓄无疑是克服经济运行动态无效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现收现付制因是通过征收收入税的方式为养老金进行融资，并以当前在职工人的缴费支付当前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储蓄具有“挤出”效应（Feldstein，1974）。同时，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也增强了人们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这本身也会刺激人们增加消费。因此，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行会通过减少行为人的储蓄来摆脱经济运行的动态无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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