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观察——我们需要诗歌“潜力股”——诗歌刊物——诗歌作为心灵的语言——综合性文学刊物——闪电的和恒常的——民间诗刊——“诗歌在网上”——网络诗歌——词的“昏暗过渡”与互译——翻译诗歌——“诗歌标准”的焦虑及其他——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文学刊物论文,诗刊论文,刊物论文,昏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八年一月－六月）
主持人的话
何言宏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歌一直走在文学变革的前列，取得了相当非凡的成就，出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汉语诗人，为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赢得了一定的声誉。新世纪的这几年来，诗歌创作和批评依然活跃，出现了很多值得期待的重要诗人和相当重要的诗歌现象，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诗歌作品；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对当下中国的诗歌现实却又总是处于相当隔膜的状态，诗歌版图暧昧莫明，诗歌现场生动活泼却又混乱无序、异常复杂，亟待我们及时地进行把握和清理，也需要我们及时进行有效的介入和引导。为此，我们以“诗歌观察”这一特殊的批评方式动态追踪诗歌现场，及时把握最新的诗歌现象和诗歌问题，同时推举优秀诗人，遴选优秀作品。
我们的“诗歌观察”将主要以六个部分分别对诗歌刊物、综合性文学刊物中的诗歌创作、民间诗刊、网络诗歌、翻译诗歌及关于当代诗歌的研究与批评动态考察，同时在每一部分的篇末向大家推举优秀作品。本期“观察”主要观察了二○○八年上半年的诗歌现状，以后的每期“观察”将主要观察上两个月的中国诗歌，陆续推出。应该承认，这样的方式完全是一种初步的尝试，一定存在着很多需要我们去努力改进的问题，所以在刊出后，希望大家能向我们提出意见，以便将它做得更好；另一方面，也很诚恳地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与支持。特别是其中对“民间诗刊”、“翻译诗歌”和“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的“观察”，都涉及到甚至依赖于各地的民间诗刊，所以希望能够得到有关朋友的热情帮助和慷慨惠赠。
我们需要诗歌“潜力股”
——诗歌刊物
罗振亚 刘波
二○○八年上半年的诗歌刊物整体呈现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格局，《诗歌月刊》（下半月）面临停刊的困境，而《诗选刊》（下半月）又开始了它新的征程。随着一些诗歌刊物的改版和扩大，她们都在为当下诗歌的繁荣作着自己的努力，所以刊物总体上还是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诗歌月刊》、《诗潮》、《星星》、《诗选刊》、《诗林》这几本刊物，相对来说有一些出色的表现，或挖掘优秀诗歌作品，或巩固知名诗人的地位，或探索先锋与前卫的诗歌精神。而《诗刊》和《扬子江诗刊》上发表的部分诗歌，抒情上稍嫌平淡与陈腐，从整体上来看缺少新意。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诸多限制，今年上半年的诗歌刊物普遍疏于对具有潜力的诗人的挖掘。
今年二月份南方暴雪造成了极大的自然灾害，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则带来了举国悲恸。一些诗歌刊物都对其以专题形式进行了大面积的回应与反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细微的变化，即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重，那些曾经漠视时代而只崇尚纯粹艺术的诗人，面对旷世灾难，也开始转向对现实与心灵的追问，这也是今年上半年大部分刊物发表的诗歌在审美上倾向于现实书写的一个总体原因。
老牌刊物《诗刊》（上半月刊）关注的依然是宏大叙事，每期所登诗歌基本都属于一个专题，比如第三期是“抗雪救灾诗专辑”，对发生于年初的大雪灾迅疾作出反应；第四期是“女诗人作品专辑”，让新生代女诗人作了一次集体亮相；第五期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诗歌特大号：一九七八－二○○八年《诗刊》优秀作品回顾展”，对近三十年来《诗刊》上发表的优秀诗歌进行了全面展示。这种中规中矩的专题形式，虽然具有主流意识和全局观念，但还是因缺少诗意的趣味，而在整体上流于平庸。当然，从六期刊物中也可以发现一些优秀之作。于坚的《海上》（组诗，二○○八年第一期）呈现的仍是诗人极富原创精神的先锋气质，自然大气而又不失细节的支撑，拙朴但又不失敏锐的力量，值得一读。黄礼孩的组诗《划破记忆的皮肤》（二○○八年第一期）以抒情的方式温和地呈现了人心世界的宽广，像《佛得角的乡愁》和《永别》都以情感的细腻与饱满，凸显心灵的力量，就像黄礼孩本人所说的一样，“我们把心安放在哪里，诗歌就在哪里。”他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与实践着。相对于上半月刊，《诗刊》（下半月刊）在推介新人新作方面，作出了更多的努力。第一期推出了雷平阳的新作《用心》、《哀牢山的雨季》、《回乡偶书》、《荒村小景》等诗歌，在对乡土记忆的书写中，以回忆的形式捕捉历史的细节与此在的心境。第五期则推出了第六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诗人邰筐、李寒与熊焱的诗歌与创作谈，并发表了部分入围诗人的诗作，这一举措为鼓励青年诗人的创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今年各大诗歌刊物中让人耳目一新的当推《诗潮》。它从第一期开始由双月刊改为月刊，还对各个栏目进行了重新设置，增添了一个重要的栏目，即“人间好诗”，并以“千元一首”的高额稿费诚征天下好诗，这一“动作”虽然在这样一个诗歌不景气的时代有炒作之嫌，但刊物主办方“求好诗心切”的愿望还是可以理解的。上半年的六期《诗潮》也的确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作品。尤其是“人间好诗”栏目里所刊发的大解、李琦、田禾、宋晓贤、卢卫平等人的诗歌，都有一种大气的风格，不管是感恩还是悲悯，不管是轻松还是沉重，都有诗人们对生活的深度体验与审视。陈先发的组诗《前世》（二○○八年第五期），抒写了神话人物前世的生活和遭遇，并通过对佛教转世轮回的思索与探寻，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同时还赋予了各色人物空灵的诗意和美感。组诗的最后一首《街边的训诫》，表现出的是佛家平淡和与世无争的人生境界，万事可做与不可做的选择，在进入了佛的规约下有了一种深层次的改变。与陈先发的《前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人间好诗”栏目里宋晓杰的三首新作《惊蛰》、《绝尘》与《晚祷》（二○○八年第五期），它们有着时间、爱恋与生命归宿的多重寓意。诗人以她极富想象力的知性感觉，营造了惊蛰日的神秘氛围、尘世的生命幻觉与春天晚祷的自然场景，在激情中浮现诗意，在技艺中展现智慧，在大爱中恢复自由的心性，这正是诗人在收拾心灵碎片中所达到的一份平易、淡然的境界。“我喜欢这样的迷失，像着了魔／被看不见的什么，牵着／跌跌撞撞地，如一个没长大的小人儿／爱上子虚乌有的过去和神话传说／钟声越来越淡，越来越清凉／在密林和群星中，睁开露珠的眼睛／一一复活。”这种表达的心性或许是松弛的，而在优雅的语言背后，恰恰是诗人明心见性的一份神韵，只有我们认真地去阅读、体悟，才能领会其中所隐藏的深邃。
一直以来，《诗歌月刊》秉持着先锋的诗歌理念，无论从栏目的设置风格，还是选稿的艺术标准，都堪称新锐。每一期的“本期头条”、“先锋时刻”和“颠覆”栏目都会推出一些重量级诗人，在以大篇幅刊登诗人的作品同时，配以评论，以期全面地反映诗人的创作特色。而持续了几年的“诗版图”栏目，虽然从诗歌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有着开拓性的意义，但综观其上半年推出的诗人诗作，发现其出于地域性平衡因素的考虑，而导致了所选诗歌的水准不高。“现代诗经”栏目推出的《阿斐的诗》（二○○八年第一期），一如既往地昭示了年轻诗人的语言活力，但从这组关于亲情与友情的诗作中，可以看出阿斐作为“八○后”诗人，竭力从技艺性的小格调的书写中走出，进而向灵魂的抒写靠拢、转型。尤其是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他有了更多理性的思考，以及大气、开阔的信念。与阿斐相仿的是，另一位“八○后”女诗人莫小邪的《阴天》与《幸存者手记》（二○○八年第二期）都极富想象力，表达上幽默、风趣，批判上自由、尖锐，而又具备语言俏皮的质感。和《诗选刊》一样，《诗歌月刊》也会不定期地作诗歌民刊的专题，二○○八年第四期就是一期“民刊特大号”，几乎网尽了当下正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诗歌民刊，如《诗歌现场》、《诗歌与人》、《诗参考》等。刊发这些民刊上的优秀诗作，同样是对当下诗歌现场景观的一种亲近，一种呼应。
现在，一些诗歌刊物面临的最大困境，或许就是所刊诗歌没有太差的，但也没有太好的，缺乏那种让人眼前突然一亮的作品。总之，就是没有特点和趋于平淡，阅读《星星》诗刊二○○八年上半年的诗歌，得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印象。突破平庸诗作的困境，不仅是《星星》主编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当下诗歌研究界的一种普遍吁求。对知名先锋诗人的关注，体现了《星星》一贯遵循的纯艺术主义思路，而且发表活跃的先锋诗人的作品，还有利于诗歌经典化的形成。三色堇的《红岩石》、《秋风抵达的前夜》（二○○八年第一期）等诗歌，极力张扬语言节奏，挖掘“生活的背面”的真相，抒情而尖锐，在跳跃性的想象中，呈现出了词与词之间独特的张力。阿翔的《失神》（二○○八年第一期）是诗人在想象力作用下对语言与现实的重组，诗人从一处喝酒的小场景切入，很快直抵“命运”的深处，“浮光中的微尘，无何以喜／天风中的苍茫，无何以悲”。这种对世事的感叹，是诗人具体的个人经验在诗歌中的自然投射。宇向的《如果我，今天死去》和朵渔的《父亲和母亲》等，都极富力量感，其直指人心是建立在诗人对常识理解的基础上的。梁平的《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二○○八年第六期）是一首缅怀大地震中受难同胞之作，有着悲悯、痛感的气息，同时这也是一首大胆且富有预见性的诗歌。
作为季刊的《诗林》，虽然周期较长，容量也不大，但所刊诗歌均值得阅读和期待。它或从形式上提倡先锋精神，如在每期的“诗坛新生代诗人诗歌展”中推出有潜力的年轻诗人，如马力、弥赛亚、四分卫、陈让等；或从内容上讲究体验的丰富，以多元化的诗歌标准来重建诗歌秩序，如在“二十一世纪新人档案”栏目里推出老中青三代先锋诗人的最新力作，在诗歌艺术上形成一种鲜明的层次感。近两期《诗林》上所刊诗歌，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诗歌历史感的厚重与理性意识的渗透。两期的《诗林》都刊发了张曙光的作品，《放鹰人》、《春天的双重视镜》、《中央大街》、《雪中散步》、《傍晚》等诗，保持着诗人那种独特叙事的风格，但在对集体记忆式的书写中，诗人有了一份真切的个人感怀，即对生命的敬畏，对世事的平和，这一切似乎都是渐变的中年心态使然。与张曙光的风格形成反差的是，女诗人路也的《林学院》（二○○八年第一期），以一种极富想象力的表述，重构了诗歌的难度：她以各种植物作为道具，上演了一出幽默的高校喜剧，其中包含诸多的意蕴，如反讽的笔调，悠然的韵味，以及理性的认知。如果说路也作为女诗人中的语言魔术师，她的探索得益于小说与诗歌创作的同步进行所带来的叙事经验，那么桑克的诗歌所独有的，是一份理性和历史感，是岁月和人生经历给诗人所带来的心灵解放。他的《历史》（二○○八年第二期）一诗，从字里行间透出的世事沧桑与人文气息，似乎是经历多年思考之后的智者才有的旷达。理性的罗列中带着倾诉的意味，表面的知识构成下涌动着的，是诗人敏感的历史洞察与深邃的力量。另一首《浩劫》是一首带着愤怒气息的回顾历史之作，历史真相不能像烟尘一样被我们所漠视，“当你自己也流了血，你才获得这个常识。”所以，在诗人看来，回首与反省历史是我们无法抹去的记忆，也是无法推卸的责任。
《诗选刊》杂志以选载网络或其他刊物上的优秀诗作为主，今年的选稿方针没有太大的改变。唯有一个栏目“最新力作展示”，以刊发原创诗歌而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这个栏目中经常出现一些闪光的珠贝，比如柳法、王顺彬、唐小米等人的诗歌。第二期推出的“二○○八中国女诗人作品专号”，可以说是《诗选刊》定期的“保留节目”，本期燕窝、杜绿绿、杜涯等人的作品都值得一读。第四期推出的“九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是诗歌刊物第一次大规模地刊登“九○后”诗人的诗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推介新锐诗人方面，《诗歌月刊》与《诗选刊》可谓是不遗余力，二○○八年上半年推举的力度有增无减。但是有一个现象需要指出，就是这些被推举的诗人大多数早已在网络上成名，这些刊物只是分享了网络的成果而已。今年的诗歌刊物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对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的推介上，这固然可以进一步夯实知名诗人的地位，以便于他们尽快进入诗歌史；但另一方面，由于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选稿标准的限制，也造成了有潜质的新锐诗人无法脱颖而出，他们发表作品只能局限于网络与民间诗刊。我们以为，如果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不重视对新诗人的推介，那么年轻诗人在代际上的断层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只有建立一种动态的诗歌艺术标准和尺度，这一可能的出现才会得以避免。
推荐篇目：
1.于坚：《海上》（组诗），《诗刊》（上半月刊）二○○八年第一期；
2.侯马：《梦手记》，《诗歌月刊》二○○八年第五期；
3.张曙光：《春天的双重视镜》，《诗林》二○○八年第二期；
4.桑克：《浩劫》，《诗林》二○○八年第二期；
5.朵渔：《父亲和母亲》，《星星》二○○八年第五期。
诗歌作为心灵的语言
——综合性文学刊物
张学昕
由于诗歌写作的精神性质，诗的语言的本质，其实就在于它作为心灵语言与作为日常性现实感受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诗的语言形态，无论质地朴素还是充满了书卷气息，它的美妙和力量都在于词语对现实、存在的某种洞察力或穿透力，在于词语在诗人经验的自我整合过程里对现实生活中不确定因素的有效表达，在于对生活、存在的一种创造。诗歌的语言能否越过形而下的边界，冲破现实、事实干扰所造成的种种幻觉，也就是丢弃写作中大量的戏剧性成分，消除写作的“仪式化”特征，实现心灵在词与物之间的某种契合，这无疑已经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现在似乎还难以判断，我们时代的诗歌整体的走势、审美趋向和诗学语境，以及诗歌在当代生活中的精神影响力。但我相信，一个时代诗歌的真实、尊严和崇高感的建立，最终一定是源于诗歌的心灵品质。我在近期的诗歌阅读中深深地感到，诗人写作的匆忙、低质量和粗疏正逐渐地远离诗歌现场，许多诗歌文本所蕴含的虔诚而幽邃、朴素而清新的诗意像春风一样，正扑面而来，重新来到我们心中。
这里，我想先郑重推荐李浩和宋晓杰两位诗人的作品。这不仅因为他们诗歌直达心灵的精神震撼力，尤其是他们对于词语的有质量、有节制、有深意的挖掘和运用，让我们发现了诗歌写作新的路径。
近期刚刚开始刊发诗歌的大型文学杂志《钟山》，不断有精彩的诗章呈现给我们。李浩的《诗三首》（《钟山》二○○八年第二期）中，《被书写的记忆》显然是一首发之于心灵的极富激情和反省意识的深沉之作。诗中，本性好沉默的打铁的父亲，在敲打厚重和浑浊的铁的时候是用“火焰在说话”。而“有四条舌头”的母亲的抱怨、对父亲的催赶，就“像一万只蚂蚁，密密麻麻”地要挤干父亲和我们时间的水分。接着，这种强烈的意绪似乎在另一首《被记录和展示的正午》得到进一步的延续：“她需要虚伪的安慰和同情，她需要一个角色，可是，没有人过来询问她的病”，于是，母亲继续“用假牙以外的口腔抱怨、抱怨”。以往的“恋母”、“审父”情结在这里被彻底地“倒置”，诗人竭力想把父亲从母亲的阴影中解救出来。“日子的整体，那么干燥，昏昏欲睡”，显然，“厌倦”的氤氲在词语中渐渐地挥发、弥漫、聚集着，继而迸发出一种分裂、拆解甚至撕碎的力量，母亲的神话被颠覆。而父母的生活就像一个另类寓言，呈示出存在的某种秘密或尴尬处境。在这里，词语明显是率真地干预了既有的一种伦理、道德秩序，直逼心灵，努力地建立起有强大精神支撑的灵魂框架。
以前曾读过宋晓杰气势恢宏、“野心勃勃”的《宋：诗一百首》。其中，像《用剑者死于剑》、《我以过客的身份》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看得出，宋晓杰始终在她的诗歌中宣扬着善良、智慧、自由和有诗渗透的生活。在我对近半年来综合性文学期刊所发诗歌的广泛阅读中，我发现诗人宋晓杰的诗竟有二十几首之多散见于多种名刊。更主要的是，我在她的诗里分明感受到一种诗歌写作的新鲜气息及其所体现出的新的精神命意，尤其那种经由感性、朴素经验、激情上升到心灵意义的层面，词语以一种坚韧的方式和力量越出世俗向外扩张着。《玫瑰在香魂中穿行》（《西南军事文学》二○○八年第三期）依然保持着宋晓杰多年来形成的孤注一掷的坚韧品质和话语气势。诗描述的玫瑰所倾斜出的沉醉，啜饮着星光，缭绕的香气，“幽魂”，流荡于时间之谷。宋晓杰将其命名为“堕落之美”。词语对于现实的精神性虚构似乎已成幻象，在经过心灵的深透视和过滤之后，这个类似“尘埃滑行的过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修辞策略，而是诗人努力想通过词语联络经验和想象完成的高尚意绪，丝丝缕缕，不绝于耳。而组诗《辽阔》（《中国作家》二○○八年第八期）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宋晓杰诗性的放达和辽阔，心灵的历练。《今日惊蛰》、《暮霭》、《不欣喜，也不悲伤》这几首诗更是佳句迭出、意境丰沛之作，我们在其中仿佛能够听得到词语的声音，其中情感被自然的力量所裹挟，诗对于美的感受令我们无比欣悦。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词的意义是由如何使用这个词决定的。一个富有个性的诗人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能够在对一个词的种种不确定意义的选择中显示出独特的诗学。其实，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在寻找自己写作的“关键词”，他对生活或存在的命意也许就在一个词的选择和运用上面，这决定着一句诗乃至一首诗的语境和意境。当然，也正是词语的选择困扰着当代诗歌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诗就是通过词语完成的对生活或存在的一次“改写”。缪克构的组诗《带动》（《上海文学》二○○八年第五期）就明显是以生活磨砺词语或者说以词语过滤生活的代表：“日记本带动陈腐的气息／繁杂的大事记如今一样／三月二十七日写道／翻动的书页带动一扇门”，“阅读带动写作／写作带动虚构／虚构带动真实／真实带动谎言”。这些诗句，精确地描述了诗歌的“元写作”状态。而朵渔的《各自的命》（《山花》二○○八年第三期）中“生活／像溃散的绷带，找不到／结实的伤口”，则是从生活的真实细节上升到对存在世界整体轮廓的概括；另一首《在一场春天的大雪中看到我父亲》中，诗人从父亲的视域里，追溯“祖先们吐出绿舌头／悠闲地在坟间吃草”的老境，父亲“这片土地上最后的农夫”，带着他那“吸黑的肺”挤进历代的幽灵，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诗歌只是想创造一个词的奇境，无意用修辞手法上的故意夸张凸现某种极端的意念，而是执著于一种陌生的兴致，我们分明在其中感受到人类的繁衍、生长和离去的过程。卢卫平的《卢卫平的诗歌》（《作家》杂志二○○八年五月号）共十六首，大多表现出“语言异常”的品性，像“他在梦中和上帝划拳／再喝一杯，上帝就会醉”、“我不止一次看见／一辆汽车向天边奔跑／撞伤太阳的红灯／它才会停下”这样的句子，一下子就将人的目光从世俗性的场景中拽向极端的抒情语境，造成强烈的冲击力量和感染性，从虚构语言的飘忽状态再次回返至有限制的诗歌梦想当中。实际上，多年以来，我们早就期待能更多地与这样的句子或者诗意相遇了。
可以想象，在一个缺乏诗意的精神贫困的年代，灵魂的骚动不安和幸福感的丧失是必然的。在这样的岁月里，诗歌的灵魂意义和近乎宗教的品质就显得宝贵而神圣。虽然，我们并不祈望诗歌能彻底改变或拯救时代的某种糟糕的精神状况，但诗歌会以清纯、真实、神性尺度，对心灵进行耐心、细致的擦拭。说到底，我们面对世界的每一刻，都试图对其作出种种价值判断，赋予历史性涵义，进行命名或追问，诗歌的方式则更为别具一格，它可能裹挟着激情，对灵魂的隐秘作深刻的洞悉，或是坚硬和刚毅，或是弯曲和柔软，或是一种展望和可能，无论是歌谣还是神话，它都无法被替代。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定然会看到词语站在那里所发出的夺目的光芒。
推荐篇目：
1.张清华主持：“当代诗人肖像”栏目，《上海文学》二○○八年第一至第六期；
2.李浩：《被书写的记忆》，《钟山》二○○八年第二期；
3.宋晓杰：《辽阔》，《中国作家》二○○八年第八期；
4.卢卫平：《卢卫平的诗歌》，《作家》杂志二○○八年第五期。
闪电的和恒常的
——民间诗刊
张清华
每年的上半年民刊数量相对较少。原因很简单，一般民刊都属年刊，多在下半年或年末出刊，所以这里的“观察”有点勉强。加之近年由于网刊崛起，纸刊大有衰落之势，从二○○五年前后的近百种，到二○○七年末大约减到了五十种左右——这当然是据我个人的不完全统计。另外有少量的民刊出刊时也使用了“书号”，尽管同仁性质保留了，但是否还属于“民刊”则令人犹疑。
我在二○○八年上半年大约只收到了十五六种民刊（包括报纸），另外加上去年底收到的几种，大约有二十余种可供考察。这里限于篇幅，只列举以下几种：
《剃须刀》，二○○八年春夏季合刊，黑龙江。高档书写纸印刷。
《诗歌与人：五·一二汶川地震诗歌专号》，总第十九期，二○○八年五月，黄礼孩主编。轻型纸印刷，设计考究。
《存在诗刊：作品集》，总第七期，二○○八年，存在诗刊编委会，执行编辑谢银恩。轻型纸印刷，设计讲究。
《大象诗志》二○○八年，卷一、卷二、卷三，阿翔主编。轻型纸印刷，设计精致。
《二○○八·大西南蛮部落诗人群体作品展》（《彝风》创办十周年纪念专号一九九七—二○○七），《彝风》诗丛第十卷，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星工作室编。书写纸印刷，设计一般。
《芙蓉锦江诗刊（纪念“五·一二”大地震诗歌专号》，总第四期，杨然、凸凹主编。轻型纸印刷，设计讲究。
《第三极（第三极神性写作理论专号）》二○○八，总第二卷，刘诚主编。轻型纸印刷，设计精致。
“民刊”这种特殊的诗歌载体，当然是中国特殊的文化制度决定的。这里关于它诞生的种种原因不作讨论，只想说一点，就中国的文化地理而言，它的出现具有强烈的“空间”色彩。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某种时间范畴中的“流行趣味”的对抗者，原因同样很简单，由文化集权支配的主流刊物，所引导的是一种具有主导性的流行趣味，它制造出关于诗歌的种种时尚政治，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的诗歌生产一直维持着这样一个基本模式。民刊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样一种流行化诗歌生产的反抗，是对恒常性的诗歌价值与美感因素的凸显和守护，因为它的问世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地域诗人”为基本主体，所突出的诗歌美学是地方性的或带有地域观念的；二是诗歌刊物的出刊频率非常慢，基本的方式是“年刊”，这样其流行性因素就被抑制了。但情况也不尽然，七十年代末的《今天》等最初的民刊也创造了某种另类的时尚，只是在九十年代之后，渐渐增多的民刊开始在体制外成为一种有机的运行，各种风格与特色构成了互补关系。如今的情形可以简单地说，民刊所展示的常态是诗歌的地域性风格、同仁性特征、恒常性原则，其“不变”的东西要多于“变”的东西。因此，地理意义上的诗歌美学的出现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诗歌变革的关键，它终结了流行趣味统治下的美学赛跑和风格泡沫，使诗歌生产开始孕育出真正的深度与多元。
但这一次又有所不同，对于五月份发生的特殊的重大事件，民刊也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我至少读到了三种民刊的“五·一二”地震诗歌专号：《诗歌与人》、《芙蓉锦江》、《打工诗人》，共发表了三百四十余位诗人或网友的近千首诗歌作品。它们有如闪电的反应速度让人惊异，让人震撼于其生产的迅速和功能的强大。民间诗歌刊物在这样的重大事件中扮演角色，同救灾过程中民间力量的自觉参与是相称和同步的，它无愧于我们正在进步的民族精神和正在蜕变的社会文化结构。尽管从另一个精神伦理的角度看，这个时候写诗是苍白、“轻浮”甚至残酷的，但语言在这里的无力和它的强大、诗歌在这里的不合时宜与它的正当其时，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应该为诗人的良知的奋起和爱心的爆发而感到欣慰，为这些词语的泪水和生命的歌哭而感到骄傲，而百感交集。
广州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也许是最值得一提的一本，它精心设计考究印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一本上好的正式出版物，它的编辑者为之付出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从书的前言中得知，主办者身体力行，不仅是以诗歌的方式、而且是以巡回朗诵的方式为赈灾募集了善款，这可以说见证了这些诗歌的伦理合法性。黄礼孩在题为《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序言中说：“多年前，世宾、东荡子和我提出了‘完整性写作’的概念，‘完整性写作’的诗歌精神就是敢于去担当，去照亮，去恢复人性的高尚。这一刻，诗歌是一个行动者，一个爱者。”我以为这是对其民刊的诗歌理念的一种合适的、好的践行方式。我这里也感到无力评价这些诗歌，但由于上述原因，它们让我感动，由于这样的诗句，它们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
……今夜，我必定也是轻浮的，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这是朵渔的一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中的诗句，我赞美它和它的作者，不但写出了爱，也写出了爱的资格和理由，写出了灵魂的惶惑，这比那些试图为死者代言“幸福”的人要高尚和合格得多。我注意到，这次中国人民收获的不仅是感人的文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写作和表达，展示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守护，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伦理因为眼泪和悲伤的洗礼而升华，而进步。这些诗当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们保留着仓促而出的些许粗粝，但正是这仓促而出使我看到希望，看到爱的原始与本能，看到人性的光辉和喷薄。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诗歌事件，在以往民间诗歌刊物的行为中从未出现过类似的“集体创作”和“公共主题”现象，可以说它们的使命之一，就是反对这样一种方式的，但这一次不同，它们也使用了类似体制内的组织方式，显现了迅捷而巨大的动员能力，这和历史上任何一次诗歌事件都不一样。
另一个问题是“常态”，我想以《剃须刀》为例来说明地域性风格或“诗歌地理”意义上的民刊特点也许是合适的。时间和流行因素在这里被隔绝和屏蔽了，这样的诗歌刊物所表明的是一种稳定和恒常的力量。顾名思义，“剃须刀”隐喻的是删除、洗练、简约、沉静，是减法或者“少数的趣味”。它还使用了书籍的开本，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限制：杂志形状的开本和书籍大小的开本给作者和读者的暗示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流行性质和后者的稳定诉求，即使是对同样一个文本所产生的“修辞效果”也是有差异的。剃须刀在这方面非常合适和得体，设计简练，印行风格和作品风格完全融为一体。它的略近“知识分子趣味”的干净、叙事诉求，比较严格的同仁化组成，同许久以来在东北地区的“知识分子写作”群落的发育成长很有内在关系。它问世以来的三四年间，这种风格保持得非常稳定。它的有意味的名字，在我理解是一种“约定”，一种同仁之间互相的“美学默契”，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更接近于一个真正的同仁诗刊，一个风格化的存在。因此我以为它也更接近于一种典型的范式。
与《剃须刀》类似的是四川的《存在诗刊》，在这块诗歌的“热土”上出现了太多的诗人和群落，《存在》所聚拢的是一批具有形而上趣味和玄理诉求的诗人，他们的写作追求对日常生活的溯源式体验，追求自我灵魂与存在之间的某些对位和细小的感应。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特色。
相形之下另一类民刊追求的是比较混合化的风格和较大的出版规模，这类民刊在近年逐渐占据了多数。在一个文化或者美学主张下个人写作的风格差距非常大，类似于一个由民间出资人主办的公共诗歌媒介。阿翔主编的《大象诗志》属于这一类，它基本上是一个网刊的纸质选本，因此发现新人和披炼佳作是其主要目的，这构成了民刊的一种新模式，写作者之间的交汇有很大的机动性和偶然性，不同观念与风格诉求的写作者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一切都是源于办刊者的兼容和暧昧。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规则限制少，流水作者或者“过客”多，时常有热闹景观。但其“地理意义”却淡化或虚拟化了。
推荐篇目：
1.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诗歌与人：五·一二汶川地震诗歌专号》，总第十九期，二○○八年五月，黄礼孩主编；
2.王家新：《哀歌》，同上；
3.林雪：《请允许我唱一首破碎的苕西》，同上。
“诗歌在网上”
——网络诗歌
何平
关于诗歌和网络的关系，参与“橡皮”网建设的乌青说过一句最简单的话：“诗歌在网上”。“诗歌在网上”强调的是“以第一速度到达诗歌现场”（口猪）。这样看，我现在对网络诗歌的观察，几近凭吊旧战场的味道了。二○○四年初，小鱼儿的《二○○三年华语网络诗歌不完全梳理》认为：“想查看各路诗人作品，可去诗生活诗人专栏。想查诗歌资料，可去灵石岛。想看诗人骂战的硝烟弥漫，可去诗江湖论坛。想送书和领书或者看诗人吵架，可去扬子鳄论坛。想看大众化和学生作者的诗歌交流，可去中诗网论坛。想看知识分子写作，可去文学大讲堂。想看丰富多彩的诗歌活动和火热的诗歌交流，可去诗歌报。想看官刊对网络诗歌的参与与态度，可去星星诗刊论坛。想看伊沙一脉诗人，可去唐论坛。想看论坛结盟的规模：可去哭与空。想看市民文学视野里的诗歌：可去榕树下现代诗歌社区和网易现代诗歌版。想看互联网诗歌早期发展的历史，你可以去翻看一下橄榄树网站。”时间过去了三四年，我们再到这些诗歌网站和论坛，小鱼儿说的大格局、小趣味没有多大变化。“诗生活”还是那样包容和稳健；“诗江湖”还是那样“恶语”相向；“天涯诗会”、“新千家诗”还是那样人来人往。但即使热闹和繁华，那种旧日里呼朋唤友的好勇斗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从一九九九年的“界限”算起，明年中国网络诗歌满十年了，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回过头来检讨中国网络诗歌的经验或者教训。我在二○○八年七月三日上午打开《诗歌报》论坛，会员九万五千四百六十二人，最高日贴一千七百四十三。单数人头，不能不说是诗歌的泱泱大国。但仔细看呢？以“诗歌大厅”为例，累计一千八百六十二屏，点击过千的仅仅二十一屏。点击靠前，四个月就有五千三百五十六点击的官儿的《十二夜·第七夜》：“怀抱锦绣的女子多么忧伤／所有的路都打了结儿／偶尔的梯子也是纸的／风永远不敢从正面／察觉时已然变成双面刀／拿去我的瀑布、雪崩、和砍伐／拿去所有的能量和悬疑／时间本无答案／天空何止是空”，还有陈傻子《我们相互把对方压在身底下》这样“没有粗鲁就没有爱”的动辄就粗口俚语的诗歌，也有四千七百一十三不俗的点击。一个温婉得古典，一个粗俚得俗世。这两种类型的诗歌往往也是其他论坛和网站点击的大户。就是大户，过千的也就区区二十一屏而已。至于“或者”、“今天”、“翼”、“界限”、“北回归线”、“第三说诗坛”、“终点”、“扬子鳄”、“桶”等等，我留意了一下，点击能够过五百的也很少见。
但浏览各家网站和论坛，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书写刚刚过去的地震的诗歌和征稿启事都被置顶、加精，而且点击量都居前列。现在，地震过去两个月，“地震诗”在中国引发的全民诗歌运动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地震灾难之后，“诗歌在网上”是一个迅速的到场者和在场者。庙堂和江湖、知识分子和民间、诗人和非诗人，几乎到了凡能文者皆“地震诗”的田地。“一个纯粹的诗人应该完全听命于诗歌的引领”，伊沙在地震后写下《答自己问》等数十首和地震相关的诗歌，“就是哀叹诗的无力”，王家新依然写下了组诗《哀歌》，王家新在答《汉诗》的提问时引用犹太裔作家、“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凯尔泰斯所说的一句话：“即使现在：有谁谈论文学？记录下最后的一阵挛痛，这就是一切”。而这中间，网络对“地震诗”的推动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实不只地震，年初的暴雪就曾经在各网站和论坛引起“迎战暴风雪”的诗歌竟写潮。诗人篱笆说：“庸俗的时候描写描写鸡毛蒜皮，高尚的时候歌颂歌颂劳动人民”。“网络不是民主空间，它是无政府主义的世界”（颜峻），但“迎战暴风雪”诗歌和“地震诗”的潮流恰恰又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在国难面前团结在诗歌的旗帜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下诗歌在地震之后也体现了诗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可贵的反思精神。像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今夜，我必定也是／轻浮的，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今夜，人类的沉痛里／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轻浮如刽子手，／轻浮如刀笔吏。”吕约的《灾难中的生物》（七首）：“不要像鞋匠一样敲打，用疯狂的赞美敲打亡灵／保持沉默，像夜间行军／让他行军／保持透明，像流水／让他流淌。”宇向的《诗自五月》，徐慢的《地形霉素》。这些诗歌从宣泄诗、传单诗、口号诗到自省、反思的沉痛之诗，中国当下诗歌在此显示了从容的驾驭题材的能力，面对灾难，诗人可以做得比哭泣更多。
多年前，“界限”的掌门人李元胜说：“网络文学只不过是文学借助网络这一媒体来进行传播、交流。过于容易传播，也有副作用。写作会变得非常随意和无节制。泛滥的并未经过起码的过滤和评估的作品遍布网络，最终会使读者厌倦和反感。这就需要有影响和足够的鉴别能力的文学站点来对原创和读者进行双向引导，说实话，这样的站点尚未出现。”论坛作为最有“网络性”的书写方式，在点击就是硬道理的网络世界，发表容易，淹没得也容易。它活跃也健忘。因此，作为有效的过滤和评估，网刊和重要的诗歌专题是必要的。我也注意到论坛上的好诗人和优秀之作最后往往都会被网刊和专题收编。在网刊方面早期的“橡皮”和后来的“诗生活”、“或者”、“诗江湖”、“诗先锋”、“今天”，重要诗人专题方面“中国艺术批评”和“新诗代”对网络诗歌的过滤都作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二○○八年上半年，“中国艺术批评”之“诗歌先锋”弥赛亚的《禁室培欲系列》和“综合频道·八○后”李成恩的《汴河 汴河》，“新诗代”侯马的《进藏手记》，“诗江湖月刊”二○○七年第十二期（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张玉明《侏儒传一－十八》，“诗生活”二○○八年第四期《集中营孩子的诗》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组诗和长诗，和纸媒相比，网络对组诗和长诗有着更大的胃口和充分的接纳能力。一些诗人则在博客上进行系列作品的持续写作，比如前面提到的张玉明的《画梦录》。
说到博客，现在好像到了不看博客不知当今诗歌水有多深的时代。除了像“诗生活”博客、“纯写作”博客群等诗人大串联式的博客群，有谁知道在博客上写贴诗的人民诗歌写作的汪洋大海有多大。博客一定程度上使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成为可能，当然在自由书写的同时写作者独断专横的时代也来临了。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批评还缺少面对博客的有效阐释。当我顺着某一个诗人的博客，顺着他博客连接的“好友”和闯进的“访客”一路走下去，真的是“不知所终的旅行”。你不知道前面会遇到谁，你不知道你会读到怎样的作品。也许走到最后，从你的个人趣味只是两手空空。但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扯着一跟藤不知道能够带起多少瓜呢。而这次观察，我只能抱守着传统和偏离传统的“路条”，一路叩门而入。马莉的“诗画《金色十四行》”从二○○六年三月开始到现在已有五十一首。十四行诗简约、内敛，现代诗歌史上写的人多，比如冯至的《十四行集》，在追求自由、松散的诗歌写作的当下写十四行的诗人不是很多了。传统的东西在我们今天并没有被耗尽，十四行在马莉的诗歌中生长出新的东西。汉语诗歌肯定需要这样对传统致敬的写作。诗歌在前进，意味着在旧之上长出新的，也意味着把旧的放下，寻找新的。“下半身”和“口水诗”是近年对汉语诗歌传统冒犯比较多的写作倾向。对这两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健康和理性的争论也许可以给汉语诗学提供新的内容，但事实上，现在是我写我的，你批你的，流水落花两由之。有了“下半身”，有了“口水诗”，祁国的诗歌也“下半身”也“口水”，但祁国的诗到达的是我们生活习焉不察的“荒诞”，不动声色却风生水起。他似乎提醒我们诗歌是对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诗”负责，还是对真实的生活负责。诗当然必须和诗有关，但诗歌绝不能和生活无关。语言也好，诗意也罢，诗人总应该为我们时代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从这种意义，郑小琼的语言和诗意也着眼着诗人生活的“今天”。郑小琼《回乡记》离开她熟悉的对工厂、工地、机器、流水线和颓败的村庄的批判，转而去书写一个所谓的底层诗人在大时代中的担当。“像一个深夜的溺水者，抬头看见／命运似星辰布满天空，在现实的沼泽中／越陷越深，需要一种什么力量／光阴不断地迁徙着，我站着没有动／黄昏的光线如同生活的重轭压了过来／我伸长脖子承担着这巨大的沉重”。
因此，对于我们今天的批评家而言，面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现场，特别是面对离开我们传统诗意比较远的诗歌写作者。是削足适履，还是在诗歌写作的进行时中把握汉语诗歌的现在和未来，值得思考。
推荐篇目：
1.宇向：《诗自五月》，“翼·女性诗歌论坛：http://bbs.poemlife.com:1863/forum/add.jsp? forumID=60&msgID=2147478925&page=1”；
2.弥赛亚：《禁室培欲系列》，“中国艺术批评：http://www.zgyspp.com/ Article/ Show Article.asp? Article ID=10879”；
3.侯马：《进藏手记》，“新诗代：http://www.xshdai.com/fangzhen/20080321/7871－1.html”；
4.李成恩：《汴河 汴河》，“中国艺术批评：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 Article.asp? ArticleID=10957”；
《集中营孩子的诗》，“诗生活二○○八年第四期：http://www.poemlife.com/magazine/2008－04/main01.htm”；
5.张玉明：《侏儒传—－十八》，“诗江湖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http://my.clubhi.com/bbs/661502/”；
6.郑小琼：《回乡记》，“郑小琼：独自浅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a57d3001009hit.html”；
7.马莉：《金色十四行》，“诗画《金色十四行》：http://blog.sina.com.cn/lima”。
词的“昏暗过渡”与互译
——翻译诗歌
王家新
只有在此地我才能偶尔跳出
狼与狗之间的昏暗过渡
——格仁拜因《边防犬似的艺术家肖像》
对我来说，今年上半年读到的最好的译诗是《当代国际诗坛》第一期（作家出版社，二○○八）上由贺骥译的《格仁拜因诗选》及其诗论《蚂蚁般伟大》。
在德国近一二十年来的诗坛上，杜尔斯·格仁拜因（Durs Gruenbein）可谓一个响亮的名字。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位生长于德累斯顿（“假死之城，易北河边的巴洛克残骸”）的前东德年轻诗人崭露头角，在此后的五六年时间里，他几乎获得了德国所有的重要文学奖，有人甚至称近百年来“在德语诗界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富有魅力、兴趣广泛的上帝的宠儿”。
格仁拜因的诗，最早由芮虎译成中文。他那卓越不凡的诗才，很快受到中国诗人的关注。在熟悉了像里尔克、策兰那样的德语现代诗后，格仁拜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更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力和现实感的东西。贺骥的这一大组译作，正好满足了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德语诗坛怪杰的愿望。
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译介，而是令人惊异的揭示。读了这组《格仁拜因诗选》，我想如果有一天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德国诗人，那我一点都不会惊讶。
格仁拜因非常难译，搞不好，一个译者就会淹死在“德语的深海”。他那深度的自我意识，怪异的玄思、隐喻和想象力，犀利而充满睿智的嘲讽和社会批判锋芒，自由开放的形式以及语言上的张力，这一切，都成为翻译的难度。而贺骥的翻译值得信任，就在于它既是对难度的克服，又是对难度的保持。“从优秀的诗歌里人们可以听到，颅缝是怎样缝接的……”（格仁拜因《关于诗与躯体的信》）从优秀的译作里我们也听到了这一点！
在此，我们还要庆幸《当代国际诗坛》的出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诗人，大都拥有对《外国诗》、《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这几份“以书代刊”的翻译诗刊的难忘记忆。《当代国际诗坛》的创刊，使我们在一个平庸的年代再次有了一种阅读期待。当然，这份刊物的意义还不仅在于诗歌的译介，它也更重视当代中国诗歌与国际诗歌的互动和交流，正如唐晓渡在“卷首语”中所说“当代。国际。丰富。高端。一个开放的、全视野的多向互动平台，以服务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我想，这种办刊设想和努力方向，正好体现了日臻开阔、成熟的中国当代诗歌在全球语境下的某种内在要求。
这种“互动”的趋向，在云南诗人李森、美国诗人史蒂文·施罗德主编的《新诗品：昆明——芝加哥小组》第一卷（云南大学出版社，二○○八）中也体现出来。这是一次小型的诗歌“三通”，每次搭乘二十余人，世界也再次变小了。
由广东、澳门一批诗人姚风、卢卫平、黄礼孩等编辑出版的《中西诗歌》，也是一份和其他刊物很不相同的诗歌季刊，我们在上面经常读到黄灿然、姚风、树才、高兴、李以亮、汪剑钊等人的译作。今年第二期方若冰译的《洛厄尔诗选》、舒丹丹译的《当代美国五人诗选》也都值得一读。尤其是洛厄尔的那十首诗，应属第一次译成中文。译者对其“语感”的把握十分到位，因此那看似散漫、随意，甚至直白的诗句，有了一种奇特而又令人着迷的力量。
《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艺》、《当代外国文学》，以及《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潮》、《诗林》这类刊物，一如既往给翻译诗留下了一席之地，但是让人精神一振、印象深刻的并不多。这究竟是一些什么原因呢？
不过，在那里仍有着一些亮点：在《外国文艺》第三期中，有梅申友对米沃什生前最后一部诗集《此》的选译。虽然这些译文不尽如人意，但它毕竟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位大师的“晚期风格”，诗人对自己的那一声猛喝“老色鬼，你该入土了！别再贪图年少的追逐和欢娱”，听起来也有某种不同凡响的感受。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国文学》在汪剑钊的参与下也有了“新招”：它每期介绍一位外围诗人，并由一位中国诗人、诗论家撰写评论。近大半年来，我们已读到凌越、桑克、耿占春、张曙光等撰写的评论，只不过，这些诗人在“披上学术的外衣”时多少显得有些拘谨，他们似乎忙于应付诸如“内容提要”、“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之类，而忘了他们的长处并不在于此。
“一个伟大的诗的年代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翻译的年代”，写到这里，庞德的这句话就回荡于耳际。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天还能说出口吗？
由此，我想起了以色列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伊文－佐哈（Even－Zohar）对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中的地位的分析，他指出当翻译文学占据重要位置时，一般是在译入语文学处于发轫期，或是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或是处于危机或转型期。的确，我们都有过这几种时期，因此我们需要翻译诗。而目前中国诗歌的发展，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早已“突破乌江”了。有人甚至宣称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诗人是在中国。是这样吗？我倒是更欣赏西川的这句话“我随时准备读到好诗”。
中国诗歌仍有着它的需要，不仅需要深化、提升诗的翻译，而且仍需要借助翻译获得一种陌生化的力量。多多已是一头银发了，但他仍像多年前那样在“读”，一遍遍地读。早年的波德莱尔，现在的策兰，这就是他的不可冒犯的星座。他曾宣称他写一首就是少一首，那么，读呢？“读到什么程度，就会写到什么程度”，而这就是他多年的秘密。也许，他是在阅读从未译出之物。
对诗的译、读、写之力，仍需要从内部获得。在诗生活网站“翻译”论坛和其他网站上就活跃着一批年轻的诗人翻译家，如王傲、阿九、晴朗李寒、周旋久等人。王傲是一位优秀的年轻诗人，也是一位值得期待的译者。这样的翻译论坛值得经常去浏览，它不那么热闹，但却更接近于诗和语言的秘密。当然，深海采珠人也有着他们现实的关怀。汶川大地震后，周旋久就特意译了一首艾米丽·狄金森的诗作为他自己的“五月的献诗”：“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碎掉，／我就没有白活；／如果我能使一条生命痛苦减少，／或灼痛缓和，／或帮助一只晕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鸟窠，／我就没有白活。”
在对目前的诗歌翻译作了些考察后，我想谈谈“诗人作为翻译家”这一传统的进一步确立和延伸。中国新诗史上的诗人翻译家以及作为另一种重要参照的西方现代诗人翻译家，形成和奠定了这一“现代传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岛、旬红军、黄灿然、张枣、西川、张曙光、李笠、树才等人的翻译实践，体现了这一传统的重建。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像胡续冬、姜涛、周瓒、周伟驰、马永波、桑克、王敖、韦白、李以亮等等，也加入了进来。近年来，继李以亮自费印刷了《波兰现代诗选》后，韦白的《坐在雨的外面——二十世纪外国诗人十二家诗抄》，也由“滑动门”诗歌网站结集印行。这种诗的奉献，不仅让人惊喜，其意义甚至也不仅在于“为汉语诗歌的写作注入了一种东欧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指李以亮对波兰诗歌的翻译），让我们领略到在坚硬干燥的物质世界中镌刻真理的勇气和耐力”（第二届“宇龙诗歌奖”授奖辞），还在于这些诗人延续了“诗人作为翻译家”这一传统。这一传统的延续，在一个浮躁的年代至关重要，因为这就是一个诗人对其语言家园的坚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诗歌翻译本身的探讨，不仅成为一个热点，也被引入到一个新的诗学和文化层面。几年前诗人北岛在《收获》上发表的关于外国诗人及其翻译的系列文章，曾引起广泛注意和反响。今年以来，除了在刊物上散见的一些文章（如《当代国际诗坛》上意大利中国诗歌翻译家鲍夏兰的《翻译的三角》），在今年上半年的一些诗歌学术会议上（如叶维廉诗歌研讨会、“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第二届珠江国际诗会、“埃兹拉·庞德学术研讨会”，等等），一些诗人和学者也力图运用现代诗学理论和“译学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新的视角、方法和成果对诗歌翻译进行探讨，过去那种“就事论事”式的翻译研究被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和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内进行。
在这种探讨中，本雅明在其《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中所提出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也受到了中国诗人的注重。在本雅明看来，“纯语言”部分地隐含在原作中。在翻译这样两种语言的相遇、互映和相互发掘过程中，我们能窥见这种“纯语言”。的确，对那些优秀的诗歌翻译家，从事翻译并不仅仅是为了译出几首好诗，在根本上，乃是为了这种“纯语言”。
与“纯语言”相关，是对翻译的难度和可能性的探讨。翻译的难度，即是和“纯语言”相关的难度。这样的翻译，正如德里达所说，总是“在旅行中，在劳作中，在分娩中”；这样的翻译主体不得不“忍受着翻译，或把翻译展示为受难的记忆或痕迹”（雅克·德里达《什么是“确切的”翻译》，陈永国译）。
这样，翻译便成为“纯语言”的归宿，成为它的分娩和历练之地。的确，一种语言的质地和潜能不仅要通过创作，也要通过这样的翻译来呈现。借用本雅明的著名比喻，一般的翻译是“挡在原文语言前面的那堵墙”，而优秀的翻译，则将它们改造成了词的“拱廊”。拱廊在支撑的同时则让光线通过，于是“原文”——不如说是“诗本身”——显现出来。
在新的层面上与西方诗歌建立一种“互译”（intertranslation）和对话关系，这也成为人们愈来愈关注的问题。今年春季，美国有影响的诗歌杂志Atlanta Review编译和出版了一个中国当代诗歌专号。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和《亚特兰大评论》主办的“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与会的中美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就此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美国诗人、“中国诗歌专号”主要编者和译者George O'Connell认为“中国诗人也在挣扎着寻找这样一种语言：它既不属于革命后纪元的社会主义叙述，也不属于古典传统的遗赠，而是能够与更加接近当前的存在进行对话”，因而他感到“他们与西方写诗的同行并无太大差异”。而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使他强烈感到“好诗既定义界限，又超越界限，时刻提醒我们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共享的生命之朴素或神秘的质地，它充满了矛盾，无论我们来自何方，讲什么语言”（George O' Connell和其他中国诗人的发言见《中华读书报》二○○八年六月十一日）。
另一种诗歌语言的“可译性”以及彼此间的“互译”，西班牙语诗歌翻译家赵振江在会上也提到了一例，那就是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著名诗人帕斯用西班牙语把它解释为：“十年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在生和死之间。”
人大文学院李今教授的发言“逆向阅读——从译诗到原诗”，则通过这个“中国当代诗歌专号”反观我们自己的母语和诗，并以此探讨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英译者对汉字的这种感觉，启发我应将汉字陌生化，以获得对汉字的感觉力，不要‘得意’而‘忘言’”。她通过对一些具体译作的分析，认为它们在意义的层面都还忠实于原作，但比起原作，读来却缺少了中文原文的那种很丰富的味道，比如多多的《四合院》，在翻译时就“不能不考虑到文化上的不可译问题”。与会的有些诗人则认为这种“不可译性”反而是件好事。一个诗人应有他的某种“抗译性”。
George O' Connell在回应时则重申了他的翻译诗学：“假设将原诗作者的母语换成目标语言，他或许会以同样的诗意冲动在目标语言中写下相同的话。（翻译）不是脚注，也不是阐释，而是诗活在语言之中。然而，如果有人认为庞德翻译得不成功，只能说明他没有能力从英语中辨认出诗意的共鸣，也无法察觉庞德那股将李白本人的灵魂灌入英语的神秘力量”。
他这样说，就等于回到了博尔赫斯那句话：为什么原文就不能忠实于译文？
当然，问题还有许多。只要我们涉足于翻译，我们就会生活在问题中。而这正是诗的生命力之所在。
“诗歌标准”的焦虑及其他
——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
何言宏
在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领域中，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仍然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翻读二○○七年底及二○○八年上半年数家专业性的文学研究刊物，关于诗歌的论文屈指可数。在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中，这样的论文则更是难得一见，了了无几。如此情景，真可以说是“满目凄凉”了。但正是在这“凄凉”之中，我们还是获得了几许振奋，看到了一些可贵的坚持与热情。
二○○七年底以来的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中，有一个问题被很多批评家和研究者们屡屡提及，也形成了一个讨论的焦点，这就是“诗歌标准”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了，几年前的《诗刊》杂志便曾就此组织过很有规模的讨论。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对此问题感受得最为强烈的，还是在二○○七年初的“诗歌榜事件”中。当时我们被经常问及的问题，就是评选的基本标准。所以在事件刚刚结束后，我就在二○○七年第四期的《作家》杂志发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标准》一文，强调“重建我们的文学标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伺后我在《文汇读书周报》的一篇短文《诗歌正在悄然复兴？》中，又提出“正在悄然复兴的中国诗歌如果要想真正地修成正果，首要的任务，便是要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并且呼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应该“摆脱对于诗歌的一贯漠视，焕发热情，在正视我们诗歌现实的基础上，展开一场认真深入的讨论，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①。
实际上，程光炜和张清华在二○○七年第五期《渤海大学学报》发表的《关于当前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对话》中，对“诗歌的‘评价’标准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讨论。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诗歌评论家和研究者，对于诗歌标准问题的很多思考都相当精辟。在诗歌标准的问题上，他们都认为“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混乱”。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们对这种“混乱”的产生原因、后果和解决的基本策略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张清华认为标准混乱的原因“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有标准失效了，二是现在的写作者‘滥用’了诗歌写作的可能性”。而程光炜则认为：“评价‘标准’的丧失，根本原因不是诗人和批评家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也不在‘市场’经济的干扰和冲击。因为从中外文学史看，后者不可能真正瓦解‘纯文学’的根基。造成诗歌这种‘五代十国’的局面，关键还是‘文学权力’在那里起着负面作用。诗歌之外的‘权力’有如病毒进入了经典化程序及其评价系统，导致了这一系统的全面失效和失范，这才是根本原因。”在诗歌标准的重建问题上，张清华尤其强调“诗歌伦理”的意义，认为“它和‘标准’密切相关，也是标准的基础，是标准之一”，因为“正是写作界基本和普泛的社会伦理与精神良知的丧失，才造成了对写作权利的滥用，也造成了没有标准的混乱局面”②。当然，诗歌标准问题只是这一对话的重点之一，在当前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的问题上，他们也都提出了很多极富洞察力的深刻见解。
二○○七年十二月在海南召开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诗第四届研讨会”上，陈仲义发表了一篇题为《感动·撼动·挑动·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的论文，讨论的也是现代诗的标准问题。很有意思的是，在离开海南前的一次与陈仲义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毕光明的随意闲谈中，我们都很一致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从二○○八年第一期起，该刊开辟了“新诗标准讨论”的专栏。第一期除陈仲义的上述论文外，还发表了我和黄梵、何平、马永波等朋友的对话《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讨论了“我们是否要诗歌标准？”、“我们需要怎样的标准？”及“诗歌标准如何建立？”等相关问题。陈仲义的论文从接受美学出发，试图在传统好诗的主要标准——“感动”的基础上，加入“精神层面上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上的‘挑动’、语言层面上的‘惊动’”来建立好诗的“四动”标准③。这期专题中荣光肩的论文《“标准”与“尺度”：如何谈论现代汉诗？》则主张以“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作为现代汉诗的“标准”与“尺度”。在随后的第二、第三期，该刊又相继发表了张立群的《历史性的认知及其逻辑》、赖彧煌的《在现代经验和美学形式的张力场中》、王珂的《“一体”、“两象”、“三关”和“四要”》、魏天无的《新诗标准：在创作与阐释之间》和向卫国《关于现代诗歌标准的私语》等论文，对诗歌标准的逻辑起点、诗歌标准的相对性与历史建构性等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二○○八年的诗歌研究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标准年”。《诗神》二○○八年第一期的“诗家论坛”栏目也发表了两篇专题性的文章：一是李万庆的《重建诗歌标准》，二是张清华的《诗歌写作：标准、权利、难度》。前者在对我的前述短文表示“同感”和呼应的基础上，认为只有“回到经典，重读经典，才能达到对现代诗的真正把握，才能找到标准的诗歌范式”；而张清华则结合诗歌史和诗歌现实，特别是“网络写作伦理对诗歌标准的‘修改’”④ 等方面的情况，在诗歌伦理的多重关系中阐述诗歌标准的有关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从二○○七年底开始，一直到今年上半年，诗歌标准的问题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困扰多年的现代汉诗的“标准焦虑”又一次突显。可以说，这场讨论才刚刚开始。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很多讨论往往都是在一阵热闹之后便烟消云散，难以达到应有的彻底性。对于这场讨论的后果，我其实也充满担忧，担心它在最后难以形成最为基本的共识，草草收兵。当然，我并不是奢望这场讨论能在最终形成真理性的“标准铁律”，并且为研究者、批评家甚至诗歌编辑们所共同使用，更不奢望会有这样的铁律为诗人们的创作所遵循。我只是希望，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能够基本上穷尽有关方面的种种可能。我个人认为，诗歌标准绝对不只是诗歌场域的内部问题，它应该在诗歌场域与整个文学场域以至于文化场域、经济场域等其他场域的复杂关系中予以讨论。所以我一方面肯定《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一系列“专业性”很强的有关讨论，另一方面也认为，程光炜和张清华的视野则更加开阔。无论是程光炜对“文学权力”的重视，还是张清华对“诗歌伦理”的强调，都提醒我们对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应该超越“诗歌领域”的“专业性”局限，在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关系中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思考，这样才能基本上穷尽我们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可能。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希望诗歌界“内部”的批评家、学者、诗人与编辑介入讨论，也很希望诗歌界“外部”的有关人士关注与参与。
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外，二○○八年上半年的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所发表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论文。
程光炜教授在《当代文坛》第三期发表的《批评对立面的确立：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对当年的“朦胧诗论争”作了全新的研究与反思。他发明了“对立面”这样的“关键词”或“学术范式”，通过细致深入的知识考古，揭示出“崛起”派批评家们“与‘改革开放’结盟”“正是‘崛起’话语最终成为诗歌界统治性话语的最大秘密之所在”⑤。近几年来，程光炜教授致力于对一九八○年代的中国文学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重新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篇文字，正是其“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实际上，它的意义还不止于对“朦胧诗论争”的重新研究，它对我们重新研究当代中国的诗歌领域乃至于文学领域中的“文学论争”都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范式。《当代作家评论》在二○○八年第三期发表了张晓红的《女性诗歌中的女性身份、作者身份及互文联系》，该文“试图将女性诗歌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跨文化的批评框架之中，借助互文性理论来探讨诗歌话语和性别话语的相关性”，认为“当代中国女诗人与自身文化和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关系。女诗人针对多种文化可能性进行商榷，创造性地接受或抵抗社会和历史强加给女性的性别期待，凭借诗性手段对女性身份进行修正”⑥。二○○八年第六期的《文艺争鸣》近乎成了诗歌研究“专号”，除了不多的几篇其他方面的论文外，大多都是关于诗歌的论文。“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专栏推出了对郑小琼、姜涛、黄礼孩、杜涯、尹丽川、麦城和雷平阳等十三位诗人的评论文字，同时还发表了上述诗人的“创作谈”。当下中国的诗歌现实呈现出斑驳陆离的兴旺局面，如何厘清这样的诗歌版图并且将其中不同风格的诗歌写作准确把握，无疑是一件困难、重要而又非常迫切的事情。前述十三位诗人风格各异，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但对他们的诗歌写作，每一位论者均都力图进行准确把握。比如张学昕所揭示的麦城诗歌“总是出人意料地完成对事物和存在从可见到不可见的转换，使事物摆脱了技术的、意识形态的规约和盘剥，将事物从具象的、外在的思维度量中拯救出来，实现对现实的一次超越性转换”⑦ 的特点；还有谢有顺所指出的故乡、大地和亲人为雷平阳的诗歌所确立的清晰的方向感等，把握得都很准确。
今年四月间，著名的诗歌评论家陈超以《中国先锋诗歌论》荣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我以为这一荣誉并不仅属于陈超个人，还是诗歌批评界的光荣。在当下中国的文学领域中，诗歌批评无疑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已经颁发了六届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的“年度文学评论家”奖，第一次颁发给一个专门从事诗歌批评的文学评论家。陈超曾说自己的诗歌批评是“建立在‘细读’基础上的综合性的话语探究”，他所追求的，是“要同时保持对生存和话语的双重关注，使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诗人研究，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话语的历史生成和修辞技艺环节，生存和个体生命，社会与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⑧。我以为对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崇也是令人景仰的境界。他的发表于二○○八年第六期《文艺争鸣》中的《翟永明论》，便是这一境界的具体体现。
对于当代诗歌的研究与批评而言，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那就是诗人潘洗尘斥资主办了《星星》诗刊的“理论版”。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第一份严格意义上的专门性的诗歌批评期刊。自二○○七年八月份第一期起，共已出版了十一期。这份刊物有很多有意思的栏目，比如张清华主持的“圆桌对话”、程光炜主持的“回望八十年代”、马铃薯兄弟主持的“诗人访谈”、李少君主持的“诗人评传”和徐敬亚主持的“虚拟选本：中国当代诗一百首”等，都已获得诗歌界的广泛好评。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由洪子诚教授主编的“新诗研究丛书”上半年又出版了王家新的诗论集《为凤凰找寻栖所》、耿占春的《失去象征的世界》和敬文东的《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等书，值得注意。这几天集中重读了王家新书中《从古典的诗意到现代的诗性》、臧棣的《“诗意”的文学政治》（《新诗评论》二○○七年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三月版）和王小妮即将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二○○八年第五期的《今天的诗意》等文，强烈感受到一个也许更加重要和根本的新的诗学命题正在突显。
推荐篇目：
1.程光炜、张清华：《关于当前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二○○七年第五期。
2.陈仲义：《感动·撼动·挑动·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二○○八年第一期。
3.程光炜：《批评对立面的确立：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当代文坛》二○○八年第三期。
4.陈超：《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当代作家评论》二○○八年第三期。
5.王家新：《为凤凰找寻栖所》，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八年四月版。
注释：
① 何言宏：《诗歌正在悄然复兴？》，《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1月9日。
② 程光炜、张清华：《关于当前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③ 陈仲义：《感动·撼动·挑动·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 张清华：《诗歌写作：标准、权利、难度》，《诗神》2008年第1期。
⑤ 程光炜：《批评对立面的确立：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
⑥ 张晓红：《女性诗歌中的女性身份、作者身份及互文联系》，《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⑦ 张学昕：《麦城诗歌：形而上的“词悬浮”》，《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⑧ 陈超：《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