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限度——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实证论文,为例论文,限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6)05-0032-05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最经典的方法是将自然界的现象一个个孤立起来，择其典型特点，舍弃其他，创造一种充分纯粹的条件，以此通过实验的方法取得数据，再通过定量分析得到最后的结论。这就是典型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实证分析方法只是一种有限的研究方法。20世纪在美国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其方法论的限度就在于只看到实证方法的积极一面，而将其推而广之，成为普遍的、极端的、惟一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从而陷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之中。
一、实证方法不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科学化的惟一选择
对于政治学来说，实证方法并不如在自然科学领域那样所向披靡，它的局限性更加明显，这既是由实证方法本身的限度所致，更是由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界的差异所决定的。
一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不确定的，其中的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或然关系太多，以至于难以发现和揭示其中与自然科学相类同的规律。政治行为不仅与无生物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运动不同，而且与动物出于本能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使得政治生活中的偶然性非常突出，必然性很难寻觅。政治学的这种既被偶然性干扰，但同时又被必然性牢牢决定的特性，恰恰是它的特殊性的最大体现，更是政治学的魅力所在。政治学在研究人类政治生活的时候，通常只是发现了一些变量间的或然关系，却很难确定变量间的必然关系。比如，实证分析方法常用的观察和调查的方式，在实践中极易受到人为的干扰或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在调查研究时，如果人们知道有人正在对自己进行研究，那么他们的表现就有可能与平时不一样。如果观察对象知道或猜出政治学家的调查目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他们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按照政治学家的期望表现自己、进行活动，结果与常态下的行为完全不同，这就根本达不到对政治生活的真实表现。
二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不可计量的。不是任何人的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可计量或可经验观察的，也从来没有统一的、可靠有效的测量工具能够度量人类的政治行为。人不是如霍布斯所言的如钟表一样的机械制造物，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人们无法完全从外部和用物理方法描述人的活动”[1] 12，更难以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研究它。而且，政治问题也无法定量，在政治研究中缺乏精确的概念和严格的计量；至今为止，还没什么仪器或者度量单位能对人的政治行为进行度量。即使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也远没有达到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度量，他们测量的只是人的政治行为中琐细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一些方面和环节，对说明人的政治行为的规律和本质意义不大。
三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不可重复、不可预测的，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现象的重复性和可预测性”[2]，自然科学中的物质实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复，但人类的行为不会像物质实验那样完全重演。“实证研究的前提是相信可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事件的发生，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和技术。这就必须假定人类行为像自然现象一样，具有秩序、普遍性和可预测性。”[3] 而事实上，人类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秩序性、稳定性或者可预测性，但并不能如预期地那样行动，不存在那种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可重复性，政治学家们绝不可能把人们请进实验室中创造理想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在某个民族中反复地进行完全相同的政治试验。因此，用事先设计好的理论模型来套用现实的政治生活，会有主次颠倒的嫌疑。实证方法假定，宇宙是钟摆式的，每一个部分的运动都是可预测的。但事实上，“我们所要面对的政治世界却更像云一样，难以预测”[4]。由于政治现象中人的因素的影响，政治现象无法通过实验的方法重复，也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固定的政治生活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认为，政治学本质上不是科学，使其科学化的努力，不仅徒劳，而且有害。在精确地说明和描述政治现象时，实证方法非常起作用，但是这种精确描述并不能揭示政治现象内在的规律。追求研究手段的科学化，过多地注意那些可计量或者可测量的政治问题，不仅不能得到科学的政治学，而只能得到琐碎的政治学。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实证方法走向了唯实证主义
尽管实证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当20世纪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时，实证方法成为了它倡导科学的重要工具。它继承了历史上实证主义的一些主张，强调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的研究，主张对政治现象做实证的分析，结果将政治学研究的实证方法推到了极端，由科学主义走向了唯科学主义，或唯实证主义。
首先，行为主义政治学忽视政治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其研究对象过于物化。
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证方法的一个前提就是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当作像自然现象那样的物化对象，将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及其行为完全物化了。他们认为，一切政治现象都是可以物化的，也是必须物化的，在他们看来，那些伦理的、道德的或者政治哲学意味的东西都是形而上的，都是不可论证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那些可以通过经验论证的、可以通过一定的指数或者指标加以确定的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是否典型，或者说，并不论这些东西是否与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有关。因此，他们的研究前提就是将大量的活生生的政治现象加以分割，变成一个个互相孤立、毫无感情的政治生活片断。他们热衷的问题大都与诸如民权、贫困和越南战争等现实中的热门问题脱节，对政治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政治生活的不停的肢解，并以此为基础的对单个现象的孤立的统计和计算。他们分割政治现象的基本原则就是有利于定量分析，有利于数学模型的运用，有利于计算和重复实验。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可观察的和实验的政治事件，其研究结论也是由经验事实反复检验的建立在观察或者经验事实基础上的；政治生活就是那些通过诸如观察法、实验法、计量法、问卷法等现代调查方法所收集到的政治现象或数据资料，是一些可供严格测量和数据处理的不同于传统政治学定性分析和不精确描述的物化对象。
其次，行为主义政治学否定抽象思维的作用，使其研究手段过于技术化。
行为主义政治学一味强调政治学研究中的调查和统计手段，否定抽象思维的作用，在研究手段方面过于技术化，从而走向狭隘。如1966年的《美国政治学评论》就曾载文指出：“在贵刊9月份所刊载的各篇文章中，除了一篇文章外，多数文章读起来竟像电脑所写的……充满着稀奇古怪的希腊字母、数学符号以及各色各样的黑话。我是否可作一个或许已算太迟的建议？我建议，……未来的《美国政治学评论》可以分成两种杂志发行，其中一种，刊载那些探讨政治学的文章，继续称作《美国政治学评论》；另外一种，则专门登载贵刊9月份的一类文章，而称为《美国电脑玩家评论》(American Computer Foundler' s Review)”[5] 1-10。事实上，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盛行的时代，一位政治学家必须是一位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而那些传统的政治学课程则被弃之一旁，让位给这些新的学科和技术。
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局限于一些资料的分析和计算手段的运用，使得政治学研究逐渐由一些没有经过政治学训练而只是受过现代统计和调查研究方法训练的人来完成。如伯恩斯(Berns)就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研究是由没有或者很少受政治科学训练的人来完成的。比如，在由27位作者完成的《美国投票行为》论文集中，只有6人是政治学者，其他人主要是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甚至还有部分精神病学家。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人可以拥有少得可怜的政治学理论、政治史、外国政治制度、国际关系甚至美国政治和政府的知识，就可取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公共法律和公共行政、制度分析等都成为第二位的东西，政治学研究退化为简单的统计学技术和钻牛角尖的数量分析，实证分析方法变成了“计算人数，运用数字和量化”，只表示了政治现象中琐碎的一面，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行为主义政治学“通过建立一些有关的方法论标准，将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们都变成了政治宦官”[5] 8-9，从而损害了政治学的目的。
再次，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规范的概念和范畴，使其研究指标过于数量化。
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使用传统政治学的那些规范的概念和范畴，强调将各种政治现象设计成指标，并将这些指标数量化。因此，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中，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都是可以度量的，活生生的政治生活就是一幅由不同的数量关系组成的现象图表。“人们的任何判断都是基于某种抽样观察的结果，是某种形式的计算，任何结论也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抽样调查为前提。”[5] 10一切政治现象被量化，这种现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是司空见惯的。通过分析180位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在1968—1977年间的研究情况，有的学者指出，“大多数政治行为研究的非理论化特点，主要表现为其概念和变量只不过是粗俗的可经验操作的定义，而事实上没有任何概念内涵”[6] 231。
在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看来，测量或者量化是政治分析所必需的，他们常常使用各种指数和指数类型，主张为了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必须想像出比我们实际看到的多得多的人、行为、事件或事情。我们都是计数者，我们别无选择。统计学就是一种减少错误的理论，它的作用就在于减少描述事实时的风险”[7]。正是为了减少规范研究的风险，行为主义政治学大量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强调从大量的统计数字中得出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和结论。在索米特和塔勒豪斯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总结的8点信条中，其中之一就是“为了有助于预测，资料必须量化”；而且主张，“政治科学应该更加强调方法，更好地运用多元分析、抽样调查、数学模型和模拟”[6] 177-179。
这样一种方法，导致了以手段来界定内涵的弊端，并使行为主义政治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方法学”。正因如此，有些学者就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已经走到了喧宾夺主的地步，以致使‘方法大过了研究本身’”[8] 510。而以固定不变的数量关系模式来套用现实的发展变化中的变量的方法，无疑会陷入形而上学。因此，有的学者主张，“量化与实验一样，只不过是科学方法的特性之一，它充其量也仅是技术而已。对于适合使用它的学科而言，量化极有价值。但是，一种学科，并不因为使用量化的程度小，就一定不是科学。在政治学领域中，量化技术的运用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是，量化政治学不是政治科学惟一的成就，我们并不认为，政治科学的一切领域，皆须以量化为重”[9] 12。
最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研究政治价值和政治理论，使其研究结果过于琐碎化。
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探讨政治生活的终极价值和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只研究可以测量或者可以计量的方面和环节，而这样一些可以精确测量和计量的政治现象，往往是政治现象中最繁琐、最细微的一些方面，对说明政治生活的本质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对于无法收集到数据、资料和无法加以验证的课题，干脆放弃，使得其研究越搞越专，越搞越细，人类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被束之高阁，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对社会政治生活越来越无足轻重，逐渐脱离现实政治生活，钻入数字堆里不能自拔。同时，行为主义政治学否定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哲学和政治理想的关注，很少涉及政治价值、政治理想，忽视政治学研究的应用价值，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缺乏理论研究，从而最终失去了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指导和评价作用，成为一门真正的无用科学。
而且，出于测量和计量的需要，行为主义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现象往往具有某种稳定性和确定性，而这种稳定性与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往往相互脱节，从而使得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为主旨的政治学研究倾向于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活，而醉心于一些政治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现实意义。而且对资料和研究手段的依赖，使得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越来越精确。但是，这样一些漫无目的的统计学方法，充其量只是精确地描述了部分的政治现象，并不能说明政治生活的本质。由于割裂了政治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无助于揭示政治生活的内在规律，反而会陷入繁琐和以偏概全的境地。因此，有的学者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验政治分析往往变得眼光狭小”[1] 1，认为它是“以过度的定量分析和琐细得离题为特征的研究”[8] 501。对政治现象单纯的描述和计算，使得政治学研究越来越缺乏政治学色彩，越来越远离真正的政治生活。过分注重数学分析，轻视政治价值和真正的政治问题，“缺乏对本学科的热爱，是行为主义真正的危险所在”。
三、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实证方法是一种新形而上学
行为主义政治学强调将活生生的政治生活肢解成各个相互独立的可计量的指数和变量，然后通过计算这些指数和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只“关心自己是什么，而不关心自己应当是什么”[10] 156，试图发展某种统一的、可靠有效的测量工具来度量人类的政治行为，使政治学研究越来越局限于那些甚至与政治生活无关的琐碎的、细小的方面，与实际的、具体的政治生活距离越来越远，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
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证方法的形而上学化，首先在于它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只相信认识的感性成果，而忽视了理性认识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揭示的“经验论”的错误一样，其不足“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11]。
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证方法的形而上学化，还在于它无限制地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搬用于政治学研究。正如伊斯顿在反省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的时候所提出的，“有些人想把文明的当前状况尽皆诿过于科学方法及与这种科学方法相关的种种态度，并出于这一目的，把科学方法说成是实证主义的。……由于探讨理论的想法逐步减少，由于科学研究谋求新见识的本性日趋退化，科学方法已降格到只具有技术性效用了。……不可把科学方法全然等同于早先的实证主义者的不证自明的数学方法”[12]。因为，相对政治学来说，毕竟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非能动的自然界，自然科学的解释方法只能有限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正如有人所言，“尽管物理学—数学方法在某些特殊领域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但它从未成为获得关于自然现象的普遍知识的一种手段。尽管物理学完善地建立了起来，但就其哲学原则而论，它在对现象细节的解释上却会导致严重的错误”[10] 15。将物理学方法无限制地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是近代以来一切思维方式形而上学化的重要表现。
从背景上来看，行为主义政治学与近代形而上学产生时一样，也是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从表现方式看，行为主义政治学与近代形而上学一样，也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崇拜，从而强调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研究现象；从实质来看，行为主义政治学与近代形而上学一样，也是强调对个别的、表面的现象进行研究，在对现象的研究中易走入极端；从结果来看，行为主义政治学与近代形而上学一样，最后终被扬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倡的唯实证方法，其本质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