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年来有关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公正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愿望。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都曾为了实现此目标做过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本文将对近年来西方国家有关社会公正的理论及较新的研究成果作一概括的综述。以供国内研究者参考。
还是在1990年，有8 个西方的发达工业国家联合进行了一次跨国研究，这8个国家是美国、荷兰、德国、瑞士、英国、澳大利亚、 奥地利和意大利，另外还有一个参予的成员便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应当说明——这次研究中涉猎的所有数据和论据都截止于1988年。上述9个国家虽然都是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其历史和文化差异各有不同， 制度和社会结构也不同（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参予这次跨国研究的各国学者们都把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以及社会影响作为研究对象和命题。为了探索理论和政治推论的社会影响，学者们对收入不平等的公众意见做了一番描述。本文所介绍的跨国研究是把以上这些国家的数据做宏观的分析，同时也将这些国家有关个人情况的数据做微观研究。这次调查强调文化因素，而不像过去那样十分强调国家因素。
有关社会不平等观念的理论和研究成果
社会公正理论的范式基础分别从各种角度强调公正的不同方面。就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的差异而言， 最先是由美国社会人类学家林顿（1893—1953）提出来的（1936年林顿发表了他的《人的研究》）。前者取决于性别、年龄、家庭关系及出生于某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后者往往与所受的教育、努力程度以及职业和婚姻状况有关。这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学界，对社会公正的研究重点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那就是他们把对现代社会中注重先赋性社会收益的研究，转移到了强调对自致性收益的研究。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所谓社会地位已经不仅仅是某人家庭背景的标志，而是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和他本人的社会成就的标志。根据功能主义学派现代化观点来看，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应该根据功能主义或者根据现存社会制度进行归纳分析。功能主义学者们研究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一个最经典的例证是邓肯和布劳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1967年出版）。在他们看来，现代工业社会需要尖端知识和高技能。这就意味着在分层体系中，地位已经不再是先赋性问题——即不是由家庭背景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公认的实际上通行的带有普遍性的客观标准所决定的——即要靠个人的不断努力所创造的成就来决定的。后来的研究者——美国的和荷兰的学者更明确指出，这个知识的技能的需要和成就的标准，在评价一个人的收入是否公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先赋性已经不是主要的了。他们的研究为有关收入分配的公正评价的一致性假设提供了依据。另一位社会学家梅尔也发现对决定社会成就的自致性因素的评价呈极高的一致性。正是对自致性因素的重要性的不断认识促使新韦伯学派的研究者们开始致力于对社会流动和分层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来导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对代际流动和高层次教育的研究。新韦伯主义的社会不平等理论，强调“生活机遇”这一概念，这一学派的基本主张就是认为人们都在为好的生活机遇和生存条件而不断努力。一个人所有的资源越多，就更有可能获得良好的人生机遇。这里要区别的是三种资源：经济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资源。这种理论与韦伯的关于阶级、地位和政党的概念正相吻合。这种新韦伯学派的观点引发了在分层和流动理论领域中的大量经验研究。
社会交换理论和均衡理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的实用主义的传统之上的。这些理论认为人们在社会交换环境中都遵循了比例原则，就是说一个人的投入或成本必须个人之间或者与他将要获得的收益与补偿相一致。正如霍曼斯所说：“只有在人们的投入比和他们的收入比相一致情况下才能实现分配公正。”
而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社会公正的研究，则是强调社会所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正如在生产方式领域所表现出的各种流行的社会公正原则。有一位社会学家，在他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变迁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在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活习惯、价值观、人生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持续久远的但又不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差异。对现代社会以不平等的态度方面的跨国研究也产生并带来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结论。这个学者通过他对美国，荷兰，德国三国政治行为资料的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就人们所感觉到的不公正而言，由于国家不同而有差异。
根据近年来史密斯教授对社会不平等的共众信仰的经验研究来看，工业化国家就社会实质和人的行为与动机的信仰方面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在对机遇、平等和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的评价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异。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一项1987年所进行的国际调查项目的数据的基础上的。德国的一位社会学家指出，对国家角色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是十分一致的。例如在这项跨国研究中大多数被调查国家，都认为政府在满足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要求社会群众自我维持和自己为自己提供基本的经济社会服务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学者们还发现，在各个不同的政治领域，就政府的积极作用而言其支持程度有很大的差异。在1991年所进行的一项9个国家的调查中（上述8国以及波兰），他们就人们对社会平等与不平的态度，运用隐性阶级分析方法划分出三个被调查群体：平均主义，英才主义，非平均主义的；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说这种划分模式不合适。但奥地利、意大利、绝大多数都赞成平均主义，非平均主义则适合于美国，英才主义适用于德国。在匈牙利、美国、德国进行了对不平等的态度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人们对政府造成的不平等的后果态度有极大差异。匈牙利和德国的被调查者比美国的被调查者更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再分配实现平等。
简言之，现存的有关不同国家对待不平等的态度的差异与共性的研究带来了很多成果。学者们即强调差异也强调共性。但是有关国家差异的重要性的解释也因方法不同而受到限制，因为没有明确的方法测定共性和差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基本概念，这里介绍两种跨国差异概念：以公众信仰的国家层次为中心的宏观概念——一般的不平等感受和国家的流行看法。以大众信仰的国家模式为中心的微观认识——不平等观念的内在关系和结构。1984年一个由多国研究者们组成的研究小进行了一次联合的跨国研究，他们的共同兴趣是研究社会态度方面的跨国的差异和共性。他们共同设计了调查方案和项目。其中有：政府的作用，家庭网络和家庭关系，社会不平等，妇女与家庭，职业倾向，宗教和宗教信仰。各国都有相应的部门负责这项工作。参加这项大规模的跨国调查的国家共有12个国家，他们是奥地利、澳大利亚、英国、匈牙利、德国、美国、菲律宾、以色列、挪威、荷兰、爱尔兰、意大利。调查中使用了一些标准的方法和规则以避免人为的差异。例如，在可能基础上的抽样技术。在一些国家问卷调查是常规调查（如邮递问卷、个人访谈）的一种补充，也就是说，它构成另外一种调查。背景变量大部分已经标准化了。但是，由于各年龄组跨度和类别的差异，所有国家的分析都局限在18—65岁以内。回收率各国都各不相同，拒绝回答的选择性上也有差异，这多半是因为各国实际调查中的偏差造成的，如抽样方法、邮递方式、直接访谈法的解释或邮寄过程中丢失等。
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
在这项调查中，对有关不平等的作用、评价、合理的政府政策等态度调查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就政府政策与不平等的关系设计了这样的两个问题：政府的作用与影响。他们要求被调查者就与社会中上收入差异有关的7个问题作出评价：即为了保持繁荣的势头， 是否应：1.激励个人努力工作；2.鼓励个人承担责任；3. 鼓励个人学习专业技术；4.为接受长期培训和教育者提供补偿；5.允许商业获利；6.收入差距的继续存在有利于强者；7.最后一个问题便是， 收入差距的继续存在是因为普通人没有团结起来消除这种差异。这些项目的因素分析表明在大多数国家，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强调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这种调查范围称作对收入不平等的评价，此外，调查中还设置了一个直接问题用于评估被调查人对自己所处社会收入差异的支持态度。所有国家除意大利外共调查了11种不同类型的职业，让被调查者回答这些工作实际上每年能挣多少钱（税前工资）和他们每年应该挣多少钱（仍指税前工资）。职业的分布是：瓦工、医生、银行出纳、小业主、大型国有企业经理、技工、农工、秘书、公共汽车司机、非熟练工、内阁总理。最后还测评了人们对福利国家好处的支持态度（诸如减少收入差异、保障就业、让失业者能过上像样的生活、人人都能有一份收入、不消减穷人的生活支出。在匈牙利进行的调查没有包括“过像样的生活”，所以也没有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对收入不平等的个人感受
为了测量被调查者对收入不平等的个人感受。研究人员设立了三个指标——第一、代际流动的体验和感受，第二、个人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估；第三、未来前景的展望。为了测量隔代向上的流动，要求被调查者把他16岁以后所从事的和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同他们的父辈的工作进行比较。然后，又评估了被调查者的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主观感受。学者们排列了一个用10分计算的表格——要求这些被调查者把自己列入相应的层次中去；第三种个人感受的测量方法，是验证个人对自己前途和信心的评估。要求他们回答，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是否有更好地改善生活条件的机遇和可能。
第一项指标的具体操作方法是这样的，学者们通过被调查者对以上11种不同工作的收入和评价来测评收入不平等的感受。通过对成功者形象的分析，来证明到底是先赋性因素还是自致性因素决定一个人的荣华富贵。那么人们认为生活社会地位的提高到底是取决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先赋性因素（家庭出身、父母地位、社会背景、性别和种族等）还是取决于个人素质（诸如勤奋、后天接受教育、个人的品质、个人努力程度等等）。他们为被调查者设计了一项涵概五个方面的十三种指标：1，先赋性（父母的收入及教育程度）；2，英才成就（良好的教育、聪明才智）；3，一般个人成就（勤奋工作，积极进取）；4，社会政治归属（政治关系政治信仰、与高层政治人物的交往）；5， 社会岐视（种族、地域、宗教、性别）。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表明，几乎在所有国家里，有三个方面最为重要，即具有靠山关系的重要性（富有的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双亲、与高层政界人物的交往）；英才先赋性与个人成就的重要性（良好教育、积极进取、工作勤奋、先天能力）；社会岐视的重要性（宗教、地域、性别、政治信仰）等。结果表明，只有最后一个范围能够带来可以接受的衡量标准，而且可以对这些标准作进一步研究。我们把这个领域称作提高地位的可感受到的社会岐视的重要性。从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理论来看，这种衡量标准可以解释成一种可以感受到的程序上的不公正。其次，他们还测量了被调查者就社会中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分裂的感受，特别是富人与穷人、管理人员与一般工、在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年老的和年轻的、农村人与城市人、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差异的感受。
对各国情况的宏观描述
世界各国都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即收入差异的存在是有一定作用的，没有这些差异人们也不会努力工作，也不会获得更多的劳动技能和专业知识，也不会努力学习获得学位。正如在调查中一位美国妇女所说：“如果每人都一样，人人都有一份，我不愿意这样。如果我比别人工作得更卖力，为什么我应该分担或者为什么我不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这是对平均分配收入的典型看法。特别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人们很少表现出对极端富有的不满。当他们表达对社会不均等和岐视待遇的看法时，大多数认为这是制度的缺陷，而不是根本的弊端。然而在荷兰出现了一种例外，荷兰人不太强调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待因为要获得技能、专业知识、学位而延长教育时间和必要培训这部分的付出给予相应的补偿的看法持不支持态度。
以下是各国被调查者对现存收主差异的态度及看法：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都认为他们国家的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了。其次是匈亚利人、德国人和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则不这么认为。尽管大多数国家的被调查者，都坚信他们国家的收入差距太大了，但是，这种看法的强调程度各国并不一样。美国人和匈亚利人主张收入分配的变化应当更大些，然而澳大利亚人和荷兰人最不赞成收入的再分配。为了能更准确地描绘有关收入分配的具体标准的个人想法和公众意见的具体标准，研究人员提出了22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评价分配公正的经验研究中的基本问题。通过对各国特定职业的收入评价比较，发现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这些工作的位置相似。至于对福利国家的态度上，匈亚利和意大利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其次就是那些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混合经济国家——奥地利、德国、英国、荷兰。而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澳大利亚、美国，则不十分支持这种福利国家主张。就收入再分配和基本收入这两个方面各国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近乎于80%的匈亚利的被调查者，赞同减少收入差异，并且要保证基本收入。30%的美国人赞同收入的再分配，只有25%的美国人赞同每个人都应有一部分基本收入。就为贫困者提供上大学机会的调查项目的回答来看，各国之间差异不大。
可以感觉到的收入不平等的在美国、英国、奥地利最为强烈，可是在澳大利亚和匈牙利的感觉则不那么强烈。荷兰人和瑞士人则持中间态度。为了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纯粹的先赋性的因素，及相关的社会岐视因素在各国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很大差异。在荷兰和澳在利亚人那里这些因素更是最无关紧要的。在瑞士宗教比较重要，而在意大利区域性很重要，美国、德国、奥地利人的性别很重要。最后，在匈牙利则强调政治信仰。此外世界各国人民都普遍注意到了，穷人和富人之间，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断裂在加剧。
对这项跨国研究中出现的国家之间的差异进行解释是十分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绝对的比较标准不确定性。平均水平上的差异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公众信仰或反映真实的文化特征？另一个问题是公众有关不平等的看法和现实不平等的隐蔽性的关系。西方的学者们特别注意那些不可靠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主观不平等指标的比较分析。个人对实际不平等的评价是受个人感受所左右，而这些感受又受到各种社会偏见和政治敏感度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应考虑。为了做进一步的研究，学者们根据最初的数据资料的总结设计了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有关态度测量中的类型相似性。第二个假设是有关这些态度的人口、经济、政治模式。第三个假设是有关社会不平等的个人看法的社会流行的观念之间的关系。
第一种假设认为所有国家对收入不平等的个人态度、社会流行的观念等都显示出相同的模式。一个例外是对收入不平等的支持态度和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两者之间的消极的相关关系。然而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所提的问题的人为的偏差。例如对福利国家的支持态度的测量项目中有一个就是关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十分有趣的是没有对收入不平等的评价和支持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明确关系。九个被调查国家中有七个国家都可以找到消极原相关关系。收入不平等的评价和收入分配的合理变化之间的关系，收入不平等的感受和社会歧视重要性的感受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很明显。在多数情况下，所有国家的多数被调查者就对待平等的态度、个人看法、社会不平等的流行观点的内在关系呈相似性。几乎所有的相关关系都会指向同一方向。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假设是站得住脚的。尽管他们之间相互关系并不密切，只有在支持现存收入不平等现状和支持福利国家的态度相关关系上有密切联系的，和在主观的社会地位和对未来前景的期待之间的相关关系上是有密切联系的。
学者十分吃惊地注意到，对收入不平等的判定和收入分配的合理变化，感受到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歧视的重要性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由此人们可能会预料到，人们对收入差异评价越少，人们就越会支持现存的收入差异太大了的这一观点。可以预测说，人们越是强调歧视是妨碍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就越是感觉到社会中的收入不平等，也就越来越因此而感到愤愤不平。当人们批评现存的不平等的制度时，并不表明他们持一种公正立场。多数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人们主张更多的收入平等，但同时却又接受各种不平等观念。这一研究成果与以往的经验研究相吻合：人们虽一如既往地用同一原则来证明收入差异的正确性，但同时又反对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实际上的社会不平等。可以说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评价并不单单与实际上的收入差异有关，而与人和社会的观念有关。
第二种假设预测所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有相似的人口、社会、政治态度。为了验证这种假设，研究者们把背景变量划分为两半。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变量用于所有被调查者（所有性别、年龄、低收入家庭），另一部分变量用于在公共部门有工作的人或在私人企业有工作的人。由于涉及到收入问题，还使用了受教育年限、政治态度、阶级分类等变量。为了能正确理解获得的结果，就必须注意各国间制度上的差异。例如瑞士25%的瑞士工人都集中在公共部门，匈牙利95%的工人集中在公共部门，美国只有14%的工会会员，而匈牙利和奥地利有60%的工会会员。在美国、奥地利、荷兰、英国赞成男女收入差异的女性不多。奥地利青年人不赞成现存的与老年人收入上的差距。在调查中发现，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和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有关，除英国和匈牙利以外，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赞成收入不平等。在匈牙利和英国发现了一些迹象：即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最不赞成收入差距。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的工会会员最不支持收入差异。
第三假设认为，现代社会对待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从总的趋势来看分化不是很严重。学者们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使用了典型相关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存在很明显的社会分裂感受。在奥在利阐释不平等态度时，主观社会地位起更大的作用。其它国家差别不大。在美国、意大利、荷兰、德国、和奥地利在支持福利国家的态度上社会分离的感受要比主观社会地位重要。然而，匈牙利和英国情况不是这样，而瑞士情况则相反。
结论
对不平等的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个经典课题。这项跨国研究目的就是对收入不平等态度的各国模式做详细的描述和介绍，对不同社会中收入不平等的评价和个人感受之间的关系做精到的分析。研究的主题放在当代社会的不平等的态度特点是否存在相关的相似性或者是否存在跨国的差别。经过分析发现，美国、荷兰、匈牙利存在很大的态度差异。荷兰人最不能公正评价和对待收入差异，也不愿意正视或强调社会差别对改变生活境遇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荷兰人还认为他们社会中的社会分裂现象更为严重。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极为支持福利国家政策，并且认为代际流动水平很高（只是匈牙利人）。澳大利亚人和匈牙利人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十分严重。美国人似乎最不赞成福利国家，对现今存在的收入不平等持支持态度，对未来充满信心，持乐观态度。
这项跨国研究，只包括当代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虽然这种类型的研究并不多，但这项研究还是提供了发达国家对不平等态度的各种差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调查的优点和它的一些标准，就是对那些次发达的非西方国家来说，进行这种有关收入不平等态度模式的调查，也会是很有意义的。这种类型和研究有助于西方社会不平等理论的发展。各国模式相似性的研究还能促进社会公正理论的不断完善。对政治理论家来说，如果能在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运用或注意到有关不平等的公众信仰的模式的相似性，对他们的工作将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