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金融市场发展与全面风险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市场论文,风险管理论文,巴曙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最近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次按风波，许多金融机构，包括国内的金融机构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从这个事件，我们看出了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存在着薄弱环节。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巴曙松(以下简称“巴”)：风险管理周期，指的是风险的识别、衡量、定价和控制这四个环节组成的完整周期。不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的高下就体现在这四个环节中，经济全球化中的风险管理也是围绕这四个环节来进行的。前段时间我在香港和一位国际性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交流，他说像他们这样比较优秀的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有非常大的投入，也招聘了很多优秀的专家，但是也在次按风波中遇到问题。在市场平稳、没有大幅波动的时期，他们以内部的风险模型测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表现良好，但是这种风险管理没有经过市场波动的检验，因此在次按危机爆发后，该银行关闭了在美国次级按揭部门。
通过对目前各家银行披露的状况进行测算，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本来这是一场美国的金融风波，但是欧洲银行业的损失显著大于美国本土的银行业。这反映了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对证券化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识别衡量与定价控制能力方面的巨大的差异。
国内金融机构的表现也有很大的差异。一家市盈率较高的上市银行表现得比较优秀，次按投资没有遭到损失。这家银行的行长告诉我，他们当时认为次按证券涨幅很大，收益已经超过原来的预期，因此在次按风波出现之前就将次按投资全面出空。而有的银行则表现不佳。例如一家上市银行，关于次按投资的信息披露失真，而在次按风波全面爆发后，还认为自己购买的次按证券是AAA评级的无风险证券，表明该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在次按风波中，风险失控的重要环节是金融机构在进行重大投资时，不是基于自己内部对证券风险的评估和识别，而是过分依赖于外部的评级机构，而外部评级机构表现失当。现在金融创新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结构化设计，另一个是杠杆。结构化设计就是把资产分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几类分别出售。金融机构对于不了解的金融产品，没有办法确定风险，就请评级公司来评级。评级公司评级只是基于市场平稳的状况作出的，但却没有看利率市场波动时的情况。另外需要提的一点是，很多银行没有涉足次按证券，躲过了这次风波，并不是因为这些银行经营稳健、风险管理能力高，而事实上是因为这些银行对金融创新过于保守。
记者：近年来，中国进行了金融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的重头戏。金融改革给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带来了什么新的课题?
巴：上个月底，在香港召开的亚洲金融论坛上，人民银行的有关领导在会上回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历程。中国的金融改革到今天取得如此大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金融改革可以分为快节奏部分和慢节奏部分。有些改革能很快进行，马上见效，例如剥离不良资产、注资和上市等，可以通过自下向上的倒逼方式完成；有些改革则需要时间来逐步进行，例如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我在国内和海外几家公司当过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的改革有很深的体会。例如不少银行最开始开董事会时，还是像原来的国有机关一样，董事长把稿子念完大家鼓掌，就结束了。在念稿子过程中董事们有一些数字不清楚，举手打断，他还很不习惯。现在董事会开得越来越健康。如果问题太多，一天开不完，就先开预备会；董事们还可以提前一天到银行，跟各个部门在数字上交换意见。
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一样，也是一个慢节奏的改革。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需要至少5到7年的数据积累，经历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来检验违约率。我在中银香港工作的时候正好参与主持了落实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项目。中银香港的风险管理能力并不低，但是实际做起来难度还是非常大。对于不良资产，原来通常的做法是：从内部的电子处理系统退出，形成一个案卷，不再录入，把案卷交给领导一项一项审批，再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但是这些案例才提供了对风险管理中风险违约模型测算最为重要的数据。因此需要从库里把案卷拿出来，重新采集记录数据。另外一点，经过大量的不良资产剥离，使得贷款违约率被人为地低估了。剥离之后提取的违约率，没有完整地反映了银行在经济波动时的违约水平。比较理想的状况应该是把资产管理公司剥离的不良资产的违约数据重新补充到风险违约模型数据中进行分析，才能得到历史上真实的违约率。以上两个原因造成我们现在很多关于风险状况的历史数据是失真的。
从1997年到现在，中国召开了三次金融工作会议。
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是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会议。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亚洲各国包括我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个正面作用，那就是让我们的最高的决策层在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同时亲身体会了身边的金融危机。当时会议有几个重要的举措，包括发行特殊国债2 700亿和注资剥离14 000亿不良资产，都是大手笔。我个人分析当时有三个原因让中央领导下决心采取这些举措：第一，东南亚金融危机。这让最高决策层亲眼看到了银行的风险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风险。第二，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日本采取的是不良资产在银行内部消化，用盈利逐步核销不良资产方法，这使得它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持经济的增长。我们称之为日本式的金融危机。第三，当时我们改革的设计者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中国不良资产案例分析，在14 000亿不良资产中抽样调查，发现有70％左右的不良资产是各级政府部门写条子、打电话、开现场办公会造成的；另外15％左右是国企转制造成的；真正因为银行自己风险管理失误造成的不良资产只占约15％左右，这就给了当时的决策者一个很大的信心。
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是应对开放的会议。2002年中国加入WTO时有一个基本的条款：对于国家缺乏竞争力的幼稚产业，有一个保护期。当时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金融业有一个五年的过渡期，必须要在这个过渡期内把中国的银行业全面改造成为基本上能够和外资银行进行平等竞争的独立主体。我认为过去五年我国银行业改革所取得的进展比那之前20年的加起来还要多。我在基层当行长的时候，对所管理机构的人事、工资等方面没有决定权，这些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决定。改革设计者基于中国的国情，通过上市，倒逼主管权力机关，把经营决策权力还给了银行自己。
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是全面改革的会议。金融工作会议最后发布了6条公告，其中第一条是关于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中央决定对已通过股份制改革上市银行的改革重点由总行转向分支行。第二条是关于农业银行的改革。由于历史的原因，农行的历史包袱是最大的，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进行整体的改制、剥离和上市。第三条是决定以国家开发银行为先导对国家政策性银行进行改革。在当前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中，推进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型。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给商业银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剥离了不良资产、注资上市、消除了国家干预、银行也获得了企业应有的自主权。因此今后不能再出现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在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时剥离140 000亿的不良资产，国家还能负担；经过资产规模这几年如此快速的膨胀，如果再出现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国家是无法负担了。所以风险的识别、衡量、定价和控制，应该成为我们银行业的工作的主题。
记者：目前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各种新的金融理念和工具从国外引入，金融创新也成了各个金融机构越来越关注的内容。创新和风险往往是共存的，请问巴教授怎么看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
巴：最近在美联储担任了18年主席的格林斯潘出了一本书，叫《动荡的年代》。在这本书中，他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他2005年来中国参加G20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时也谈到过。当时在会议的间隙，我们财经界领导请他给中国传授一些调控经济，应对波动的经验。格林斯潘指出，他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在于多年来他一直鼓励美国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渠道的多样化。这会使得美国经济金融体系富有弹性和韧性，当冲击发生的时候，各个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分散风险，所以美国经济对于危机和波动的吸收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也正是因为如此，纳斯达克泡沫破灭是由全球上亿投资者分担，而不是由一个或几个美国金融机构承担的。中国股市现在波动比较大，一天的市值有高达一两千亿的波动。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市值波动的损失集中在一家金融机构，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要倒闭。但是在中国股市里，市值的波动由上亿投资者分担，就变得可以承受。这就是格林斯潘提出的金融创新和多样化，不是技术层面的风险管理，而是哲学层面的风险管理：把决策权和灵活性交给金融机构，使金融机构的选择面变大，对风险的吸收能力增强。
我最近在做一些政策讨论时经常想起格林斯潘的建议，思考怎么样让我们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多样化，使经济体系富有弹性。我们可以做的是放松管制，鼓励多样化发展。
这次次按风波，其实是美国的一次房地产市场调整。如果风波仅仅局限在美国本土的话，会引起美国经济的一次衰退。而现在看来，除了房地产销售额下降之外，美国的CPI、投资等各项经济指标还都不错。《华尔街日报》有一篇评论，标题是《危机?危机在哪里》。它阐述了的一个观点是，美国实体经济学家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比较健康，次按风波对经济的冲击实际被欧洲和中国等国家、地区的金融机构分散吸收了。金融的多样化使美国避免陷入衰退。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借鉴意义是非常大的。
记者：请问巴教授，在当前的宏观经济金融结构以及现行的金融政策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有什么需要关注的内容?
巴：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谈6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融资结构与全面风险管理。融资可以分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主要指通过银行作为渠道和媒介的融资；而直接融资就是筹资者和资金提供者之间的直接交易。我们在观察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形成时发现，不良资产的形成并不是非常均匀地分布的，而是集中在几个经济转折的时段，这是由融资结构造成的。在美国近年的银行业数据中里我们却没有发现类似的波动周期。我到美国考察的时候关注过这个问题，发现美国在整个社会融资全靠银行的时期也和中国一样，经济扩张时不良率低，经济调整时不良率高。直到后来融资结构完善、融资方式多样化后，这样的波动周期才得以消除。因此，要避免中国再出现全面的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加强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是很有必要的，不能在所有的环节都让银行贷款来承担风险。贷款这种金融产品所对应的是应该是企业具有正的现金流、未来还款比较稳定的时期，在其他时期企业应该依托其他的融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原因。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银行必须要从一个单一的贷款提供者转型为多元化的融资服务提供商。在高风险的环节，银行不能给企业提供贷款，但是能协助企业做信托计划，安排委托贷款，发短期融资券等。到了企业发展到有正的现金流，风险可控的时候，银行贷款才适合介入。
直接融资的发展改变了银行过去主要通过存贷差盈利的模式。优秀的企业，直接融资成本更低。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70％的用途是归还银行贷款，以改善融资结构降低成本。目前我国对短期融资券还存在着比较多的管制，规模效应不明显，但是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会有机会进行直接融资。这就使商业银行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型：不得不服务于中小企业，不得不建立风险评级模型，不得不积累风险数据，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融资结构中另外需要提到的一点是证券化，中国的证券化还远远不足。证券化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中国商业银行贷款组合里长期贷款越来越多，和银行短期负债相对应，在资产负债表中形成了非常大的期限错配。银行要提高流动性，必然要走证券化的道路。
第二，金融衍生工具与全面风险管理。现在我们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看法在逐步深化。诺贝尔奖获得者Merton有一句名言，说“不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期货期权进行风险管理是最大的冒险。”我们国内股市容易形成单边市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金融衍生品，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只能从股票上涨里面得到好处。而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场完备，有全世界交易最活跃的权证，单边市的情况在香港就几乎不可能出现。为了进行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内将会有蓬勃的发展。
第三，企业融资的周期与全面风险管理。企业的发展分为创立、成长、成熟、扩张和调整等阶段。企业在这些阶段中转换发展，但是现在我们金融市场上的主要产品只有贷款。只有在企业扩张成熟阶段才适合贷款介入，而在创立、成长和调整阶段，贷款的风险很大。因此我们的金融工具是欠缺的，现在主要欠缺的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在法律上的障碍已经基本上扫除，目前关键问题是缺少退出渠道，这需要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随着将来策划中的创业板和柜台市场的推出，投资者可以在这些市场上退出，会极大地鼓励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金融机构在这个方面尽早介入，就能在未来的业务发展中取得主动权。
第四，金融创新与全面风险管理。要做全面的风险管理，仅仅依托现有的框架和工具是不够的，必然要用创新的方法。中国有庞大的资金需求和充足的资金，惟独缺少金融创新、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这就造成了我国目前带有病态的流动性过剩：一方面大量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大量的流动性充斥找不到出路，在金融体系中积聚了大量风险。目前我们的金融机构主体创新动力不足，和我们的考核机制以及创新的激励机制存在问题有关。
在产品创新的审批上，分为正向清单和负向清单。正向清单是法不批准不可行，负向清单是法不禁止即可行。这两个根本性的管制理念，给市场留出的空间差异是巨大的。法不禁止即可行，把基本的底线和游戏规则划定，让金融机构自己探索发展方式；法不批准不可行，就把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限制住了。从各个国家金融创新的途径来看，为了控制风险，在金融创新上把公募和私募区分开，把个人和机构区分开，把富人和中低收入人群区分开，是有必要的。
第五，利率汇率的市场化与全面风险管理。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是中国金融政策上非常重要的改革。现在监管部门决定一年存贷款利率，其他的利率由资金供求决定；汇率方面也从事实上的固定汇率政策中成功地退出，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在逐步加大。目前汇率和利率的波动幅度不大，是因为有一对矛盾：一方面，汇率利率波动幅度不能加大的原因是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工具不发达，如果波动大了，企业会受到损失；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和企业认为，汇率利率每天的波动幅度很小，没有必要购买衍生产品。无论是汇率还是利率，发展趋势必然是加大波动幅度，刺激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工具越发达，对风险主动控制的能力就越强，可以承受的波动幅度就越大。
第六，宏观经济结构的风险与全面风险管理。从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经济结构的风险，往往会导致金融风险。例如日本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和企业之间不健康的关系，导致了它的金融危机。而我国目前的问题在于：大量的贸易顺差带动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加大了货币的投放，货币的投放产生流动性过剩，是我国经济结构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今年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9个字：减投资、促消费、降储蓄。如果经济结构没有调整，金融结果调整即使有效果，效果也会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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