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日本的“博士过剩”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透视论文,现象论文,博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就在研究生院的专题研究中提出了令人奇怪的“博士过剩”问题。[1]后来，这一问题在当代日本研究生教育专题研究的文献——《现代的研究生院》（宫原、川村1980）和《现代研究生院教育》（市川、喜多1995）中都将其列为研究的课题进行讨论。据日本文部省1984年编制的国际比较分析，每1，000居民所占研究生的人数，美国是4.9，法国是2.8，英国是0.9，日本只有0.5。从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看，美国是14.5％，英国是17.8％，法国是20.2％，但日本是4％。居民每万人每年所授博士学位数，美国是1.5，西德是2.2，日本只有0.5。[2]在美、英、德、法、日诸国，唯独日本的研究生教育规模过小。这种状况经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及其大力发展研究生院运动，仍然没有大的改观。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方面日本的课程博士总体规模过小，另一方面却又就业前景不佳。据最新统计表明，2003年日本共有14，512名课程博士毕业生，其就业率只有54.4％，在近10年来降低了10个百分点。[3]博士过剩现象已成为日本研究生教育的跨世纪问题。难道日本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真的过多了吗？若如此，为何近年来日本政府和文部科学省提出的“科学技术创造立国”及其《远山计划》都大力强调科学研究后继者的培养，以提高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研究的原创性，难道博士生的培养不是最佳选择吗？
对此，我们通过对日本20世纪中期以来博士过剩现象的考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期为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二、“博士过剩”的基本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一）何谓博士过剩
在日本最早出现“博士过剩”一词，是报纸或杂志将"Over Doctor"称为“博士浪人”，并且还在不同的专业领域进行过分门别类的调查。然而，这一词语所包含的意义与内容未必一致。最为贴切的定义是日本学术会议所属的关于博士过剩问题分委员会提出的，“具有求职的愿望，却在未就职的状态下继续从事研究的博士课程出身者”。[4]定义中的“博士课程出身者”是指已经修满了博士课程的学分又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人。二战后，日本的研究生院引进了美国的课程博士制度，在学博士一般要经历硕士两年、博士三年的学分制学习过程。可是，自1977年以后一些研究生院对进入博士阶段学习的研究生已不采用学分制，因而现在依然变相地使用前述定义。但在日本的研究生教育实践中，由于专业的不同，存在着多样化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体制上，如何把握它的基本内涵就显得十分必要。
博士过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那么从研究的视野出发，下述哪种表现形式是定义所指呢？
1.取得了学位或学分而且在研究生院已经毕业之后，继续以“研究生”、研修员的身份从事研究者。
2.成为外国大学或研究所等等的“博士后研究人员”（Post-doctoral Fellow）。
3.取得学分后，继续在研究生院注册（留级）者。
4.在研究生院退学后，不作为大学或研究所的正式成员而继续从事研究者。
无论上述哪种类型，也不管大学或专业有何区别，总之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将研究视为重要事业而没有报酬，即便有也是仅仅持续及其短暂时间的一种生存状态，即博士毕业后未能及时就业者。现在作为博士过剩人员最低年龄都在27岁以上，而且在研究生院制度已经走上了相当稳定的轨道之后，其价值观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据文部省1974年12月所做的调查表明：[5]除医学领域外，其他领域的博士过剩2，508名，1977年这种过剩持续增长到约有3，000名。1970年代，日本的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阶段，高中毕业生大量涌入各类高等学校，导致学校规模的迅速膨胀。据统计，1975年，日本大学生（包括短大、高专、研究生院）在学人数达214万，是1960年的3倍。然而这期间，教师人数由5.1万人增长到10.6万人，仅仅是1960年的2倍。因此，讲师以上教员每人平均分担的学生数由19人增长到27人。此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师生比，英国为1∶8，美国为1∶18。作为日本主要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如果大学教师编制按师生比1∶20来计算，可提供大学教师职位3万个以上，是前述博士过剩数的10倍多。而同期，日本私立大学主要承担大部分的本科生教育，其师生比更高，由于私立大学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所以它们不愿意增加教师编制以减少开支。
（二）博士过剩概观及其表现在各专业上的差异
据日本《读卖新闻》2004年7月24日报道：“博士过剩”与日俱增，对此由首相小泉任主席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呼吁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录用博士毕业生，号召社会为博士毕业生提供发挥才智的机会。针对“博士过剩”这一尴尬局面，日本政府为博士毕业生的就职活动做后盾，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年8月5日，日本先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近藤隆在《博士过剩可惜》[6]的文章中提供了1963-2003年来博士就业率每10年为一段的变化情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3年硕士和博士的剧增情况。10年间增长近一倍，到2003年增长到1983年四倍的水平。就硕士、博士增长来说，这是国民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得到满足的表现，是可喜可贺的。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伴随着量的扩大，现在的博士与以前相比，在社会上被赋予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1963年，博士学位获得者在每10，000同龄人口中仅仅有8人，是个特殊的群体，而1993年每10，000同龄人口博士学位获得者就有80人，是1963年的10倍。即在稀缺价值的意义上说接近1980年代的硕士。在大学方面来说，博士生培养的方式、方法与学生个人的思想意识是否与这种潮流相适应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多样化的形势下，各个博士生培养单位在博士生的研究指导方式、方法，例如研究开发组织的构成、研究目标的设计、时间安排以及博士生自身为完成课题任务所应俱备的协调能力和经验积累等方面，都做了哪些思考呢？
另据学校基本调查，[7]博士课程毕业者（包括修业期满离校者）1980年是3，614人，其后继续增加，到1993年达到6，765人，扩大了1.9倍。其中的就职者，1980年是2，338人，1993年是4，468人，提高到2倍；无职业者数，1980年是1，053人，1993年是1，534人，是1980年的1.5倍；其它（不明原因或留学生回国等）1980年是323人，1993年是763人，增长了2.4倍，与1980年相比各自都有增长。
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博士生也相应地扩招，博士生数明显增长，但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就整体来说并没有根本好转。以1993年为例，保健和工学的就业率最高，分别达到77.2％和74.0％。可是，人文和其他专业的就业率仅仅达到43％的低水平，尤其人文科学的就业率一直走低。而理学和农学的就业率有所提高。
毫无疑问，博士毕业生的最佳职业是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1980年在大学教师岗位就业的占52％，可是由于近年来博士生的持续增加，大学教师岗位的就业占有率低下，1993年才达到37％。代之而来的持续增长是医师，由17.3％扩大到31.3％。从各学科专业来看，文科系的博士毕业生大多当大学教师，1993年人文科学是73.1％，社会科学是84.3％。在人文科学的就业率方面几乎没什么变化，然而社会科学却出现了减少的倾向。理科系博士生当大学教师的人数越来越少了，在1993年，理学占30.7％，工学占36.7％，农学占41.7％，保健占26.0％，而且这一比例有继续减少的趋势。相应地，理学、农学、工学到私营部门就职者占三成，在保健方面医生占六成。本来，理学博士的就业出路除大学教师外，主要是科研机构和私营企业，但日本的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已经将应用物理等学科的职位早早“抢去”，再加上日本企业不注重基础研究，私营企业对理学博士采取“教育过剩”的态度，因此更造成理学博士的就业前景暗淡。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文科学的博士不仅培养周期长，而且就业前景一向不好。由于博士过剩问题引发了人们对高学历失去兴趣，导致一些大学的研究生院长期招生不足，出现了所谓“空洞洞的橱窗”现象。[8]
1995-2003年课程博士就业率明显地呈下降的趋势。仅就2003年的统计情况来说，女博士的就业率明显低于男性。从毕业学校类型上看，国立大学一直是日本博士生教育的主体，私立大学博士生教育的规模很小，而且私立大学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率低于国立和公立大学将近10个百分点。从专业类别上看，保健（包括医学）和工学不仅毕业生人数多，而且就业率也相对较高。相反，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生的就业率一向较低。尤其是人文科学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率从1993年的43.1％降到了2003年的29.1％，降低了14个百分点。理学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率也不乐观，其就业率由1993年的53％降到2003年的48％，下降了5个百分点。
三、博士过剩的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日本建立的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从始建之初就以德国大学为样板，高举国家主义的旗帜。我们可以从1887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第一条：“帝国大学须根据国家需要教授学术技艺、探究深奥学问为目的”，[9]这一办学宗旨找到答案。直至二战前，日本大学主要服从国家追赶西方列强和发展军国主义的目的，研究生院的培养目标是大学教师及其科研人员。到了战后经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民主化改造，大学和研究生院教育的目标又转而为“追赶型”经济服务。大学教师集团在其形成过程中逐步产生国家化传统，战前形成的帝国大学系统，成为战后日本大学教师的主要来源。导致今天的大学教师中学阀林立，近亲繁殖。这不能不说是阻碍大学教师流动和博士难以就业的原因之一。显然，日本的博士过剩现象不仅仅是研究生院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日本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长期影响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研究体制问题
日本的研究生院从其建立之初，就是学部的附庸，而且将研究生院的学生作为研究者后备军来培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的推动下，精英教育已经从90年代开始扩展到研究生院。然而，研究生院的职能却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迅速承担起“现代的研究生院教育”的历史使命。即研究生院不仅是研究机关和研究后继者养成机关，而且还是现代高度职业人养成的教育机关。因此，单一的以培养研究后继者的传统研究生院自然落后于时代和产业社会对研究生的质量和数量的要求。长期以来，日本的大学教授很少主动联系产业社会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方向。再加上日本大学教师被看作国家公务员，大学规定大学教师不得在企业兼职，这就造成除工科外的研究生导师的教学和科研是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更谈不上研究生院主动与企业或校外研究机构的科研合作，所以一些课程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非导师个人能力所及。另一方面，在日本大学初创时期从德国引进的讲座制百余年未变，始终作为日本大学教学和科研的惟一组织形式。其中的讲座负责人往往是该学科的教授，另配两名副教授和两到三名助手。大学的拨款由文部省按讲座数和招生人数平均下拨，即不鼓励先进，亦不惩罚落后，而且每个讲座所招研究生的数量亦受到拨款的限制，每个讲座一般只招2-3人。这种僵化的组织模式，被美国人称作“封建主义的经费分配方式”和“节育”的招生模式。在这种家族式的讲座经营模式里，年轻学者的成长和职称晋升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尤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学位并不是在讲座获得职位的绿色通行证，再加上课程博士和论文博士两种轨道并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年轻博士的就业更是难上加难。
（二）终身雇佣制问题
日本社会长期以来逐步形成了职员的终身雇佣制度，不但日本的大学教师成为国家当然的公务员，大学不可随意解雇教师。而且私营企业为培植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亦实行终身雇佣制度。本来日本的工程专业需要大量的研究生，但大学里的研究生院却常常完不成招生计划。这是由于日本的企业为招徕一流大学的工程专业本科生和部分硕士生，他们往往许以优厚的薪金和比大学优越的科研条件来吸引人才。企业里优厚的待遇和科研条件培养了这些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忠诚，企业绝不因花费了大量的科研训练费而担心他们跳槽。而大学的科研条件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面对企业的科研环境大学感到自愧不如，有西方学者称今天东京大学的办学条件之破旧，宛若1923年的大地震之后。由于论文博士这条特殊通道的存在，使那些从本科或硕士毕业就到企业工作的人，若想获得博士学位亦可利用企业的实验室完成他们的研究课题，并向大学提交博士论文，不必考课程博士亦可获得博士学位。相比之下，在研究生院苦读的课程博士毕业后再到私营企业寻求职位时，却已丧失了竞争力而被视为“教育过剩”，这种现象被美国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教授称作日本的研究生教育“移位于工业”。[10]
在大学方面来看，国家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3岁左右。而大部分人一旦到了退休年龄又到私立大学担任续聘教师或研究员，这些退休人员在国公私立大学间越是流动，所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这不仅妨碍了研究者的合理流动与交流，也导致年轻的博士毕业生不能及时就业。再加上讲座制死死地控制着大学的教师编制，使日本的大学难以开展美国式的研究生校园工作，日本的博士生很难得到大学的科研助手或编外讲师职位，而日本的国家奖励研究员（相当于美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数量又极其有限，使那些最低年龄都在27岁以上的年轻博士成为“博士浪人”，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的重大损失。相反，由于私立部门推迟退休年龄，导致一些专业的学术骨干平均年龄过高。尽管这些骨干的经验丰富，但它同时也失去了科研组织的广泛适应性和年轻人所特有的巨大发展潜力，而难以形成教学、科研等团体理想中的年龄结构。
（三）课程博士生的待遇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的研究生院始终把博士生当作“学生”来看待，诸如博士生参与学术会议或出差的旅费一律不得报销，博士生在学期间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却没有得到作为研究助手理应得到的报酬。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的人事制度也不利于博士生就业。由于企业奉行终身雇佣制和对新毕业的年轻就职者采取一刀切的录用政策，对刚刚毕业的博士生的薪水一律压得很低，而且企业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对课程博士与企业自己培养的博士采取浸润着“能力主义”的“双重标准”，[11]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课程博士就业时的“自主失业”心理。
四、结语
日本的研究生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曾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培养高级工程师的成功经验，但在研究生院的运行中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文所及的博士过剩现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诚如日本知名的高等教育专家马越·彻教授所说：“日本的研究生院原本就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要创建一流的大学，则必须要确立研究生院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12]最近10年来，日本在原七所帝大为主体的重点研究型大学进行了研究生院重点化试点，以期改变讲座制这种僵化的学术体制对研究生教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至今尚未收到明显成效。针对博士过剩问题，日本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改革构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进一步转变研究生院的职能，推进博士课程的多样化。除培养学术性人才外，应大量吸引成人入学，以培养与人才市场匹配的各类实用性人才，把培养研究后继者、高度职业人养成与提高国民素质相结合的终身教育体系联系起来。
第二，加强独立的、专业化研究生院的设立。如法科研究生院已于2000年开始招生，此外还应加强研究生院与企业的联系，设立联合培养研究生院，以求博士生的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平衡。同时研究生院应主动拓展课程博士毕业生在私营企业的就业途径，以消除私营企业对课程博士就业市场的左右。
第三，实行博士生入学资格和修业年限的弹性化。在允许三年级优秀本科生跳级攻读硕士学位的基础上，对应用性人才可实行一年制硕士课程，适当延长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博士的修业年限，实行长期履修制。提高在学课程博士的生活待遇，不断改善课程博士的科研条件。不仅将其看作学生，而且要将其视为研究者，并在大学增设科研助手和编外讲师职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果能尽早实行博士学位作为录用大学教师的惟一标准的话，那么讲座制这种僵化的大学组织模式可望被打破，这样也有利于大学组建适应21世纪要求的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
第四，提高博士生的自主择业意识，培养博士生主动适应产业社会的工作能力。随着1990年代以来研究生倍增计划的实施，过去那种作为博士学位获得者在择业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因此，各大学在博士生的培养方面，应注重引导博士生除了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的研究能力外，还要自觉地反思自己未来就业的价值取向，主动地将自己的研究课题与产业社会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增长自己在大学或研究所以外选择职业的经历，锻炼自己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活动能力，尤其需要大大提高尽早适应私营企业工作的能力。
显然，无论从日本所培养的博士生的总量及其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实际来看，“博士过剩”只是日本学术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的结构性缺失现象，是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长期难以解决的顽疾。对此，日本学者将其称之为“过渡时期”的问题。而日本研究生教育的主体集中在国家公立大学，但愿伴随着始于2004年4月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中有关人事聘任制度、第三者评估制度以及导入企业经营模式等措施的出台，能有效解决博士过剩现象——这一困扰日本研究生教育发展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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