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利率、农户违约风险与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能力_农村信用社贷款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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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尤努斯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其创办的格莱美银行及小额农贷模式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户小额贷款自2002年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广以来，为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支持“三农”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引导下，农村信用社将农户小额贷款作为一项金融产品创新，大力开展农户小额贷款业务，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作为农村信贷市场主要资金提供者而存在的各级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纷纷开办了农户小额贷款业务①。

      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开办，改善了农信社自身的经营，提高了经营效益，为农信社走出困境、发展壮大夯实了基础。但是，农户小额贷款在供求、风险及成本管理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利率水平偏高、额度偏低、供给不足、运营成本较高以及缺乏必要的风险控制手段等。1996年国家开始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农信社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金融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在此背景下，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到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亟需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农户小额贷款之间的关系，因此首先要明确农信社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目前对可持续发展的主流看法是小额信贷机构能够通过其金融服务运营产生的收入来补偿它所有的成本项目，包括资本成本和营业成本、补偿对通货膨胀和补贴进行的调整以及一个足够的以补偿可能要注销的坏账的准备(Margue RiteRobins，2001)。本文综合白钦先(2002)、曾刚等(2009)、杨思群(2010)等人的观点，农信社可持续发展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自生能力，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要求农户小额贷款项目本身所产生的收益能够弥补运行成本(包括贷款损失和资金成本)；其二是为农户提供持续性金融服务的能力，即要求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小额信贷项目能够为农户提供持续不间断的服务。影响农信社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屠莉佳(2009)认为市场经济不完善、政府政策支持不利、利率控制以及小额信贷资金来源单一、管理不规范等因素是造成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的主要因素。葛永波等(2011)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产品与服务创新水平在所有影响因素中的权重最高，其次是员工素质，随后是财税政策与金融环境、机构知名度、公司治理等。具体到农户小额信贷业务对农信社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其主要因素是高运营成本和信贷风险，而产生信贷风险的根源则是农户违约。

      农户小额信贷受自然环境及市场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存在着较大的自然灾害风险及市场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开展农户小额贷款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如何加大农信社等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市场的投入力度呢？根据Mckinnon(1973)和Shaw(1973)的观点，利率管制造成人为的金融压抑，因此要进行“金融深化”，也就是要放开对农户小额贷款的利率水平的管制，国内学者如茅于轼(2007)等也持同样的观点。按照其观点，高利率一方面可以当作一种信息甄别机制，消除农户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农户贷款的履约率；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收益，增强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陈玲(2008)构建了影响还款因素的博弈分析模型，发现“利率越低，农户的还贷积极性就越高”。庞素琳(2012)认为当只考虑农户投资项目成功的概率对银行期望收益的影响时，银行最优的贷款利率与农户还款率成反比。杨家才(2003)认为在考虑到资金来源成本、贷款管理成本、农民承受能力和农村资金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如果一笔贷款的利率能够补偿管理费用、资金成本、与通货膨胀有关的资金损失以及贷款损失，那么该利率就是合理的。马九杰等(2004)研究了贷款额、利率水平与农户违约之间的关系，发现利率水平与维护违约率之间正向相关且非常显著，贷款利率高将导致农户负担加重，诱发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较大，主动违约的激励也就较大。因此，金融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合理的利率水平，这样可以减少农户主动违约的可能性，从而控制农户贷款违约行为和信用损失风险。

      上述文献分析了利率水平、履约率、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但是对这三者之间关系构成的内在机理却解释不够。正如我们所知，农户违约会损害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利于信用社为农户提供长期稳定的信贷服务。如果没有信用社的长期稳定支持，农户缺乏进行农业再生产的资金，其未来收益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将引入农户投入努力程度②、预期收益等中间因素去分析利率水平、农户违约风险与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如何让农户重视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换句话就是，当引入某种类型的预期收益以后是否能够提高农户的履约率？(2)是否存在最优贷款水平？即贷款额度与小额信贷机构收益、农户收入水平是否成正比？(3)对小额信贷机构而言利率水平是不是越高越好？即较高的利率水平是否有利于改善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理论框架与结论

      (一)理论假定

      根据弗里德曼(1956)的持久收入假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来作出消费决策的。套用这一理论，农户在进行还款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当期的成本收益，还应考虑未来的预期收益。因此，本文设定了一个拥有金融机构和农户两方的两阶段比较静态分析模型。

      在该模型中，由农信社来决定单笔贷款额度和利率水平。在第一阶段，农户从农信社取得贷款并投入到农业生产，同时也就在本期农业生产中的投入努力程度作出决策。农户的努力程度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成功的概率，决定了农户是否履约还款，因此也就决定了农信社是否能够持续经营。农户在第一阶段的预期收益等于其经营收入减去投入努力程度。如果经过第一阶段，农信社得以持续经营，在第二阶段继续向农户提供贷款支持，那么农户预期还将获得一定的收益，农户在第一阶段的投入努力程度决定了其两阶段的总收益。因此，对于一般理性的农户而言，为了实现两期收益之和的最大化，将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付出足够的努力。

      (二)变量设定

      为便于计算和分析，本文将对涉及的变量作如下设定：

      1.假定农户之间是同质的，其数量标准化为1；

      2.r为农信社给出的利率水平，m表示农户从农信社取得的贷款数量，假定r、m都由信用社决定；

      3.农户的生产函数为f(m)，且有f′(m)＞0，f″(m)＜0成立；

      4.

为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努力程度，

表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成功的概率，γ′＞0，γ"＞0；

      5.

为农信社经过第一阶段经营以后得以存续的概率，且假定有

。根据上述假定，如果农户经营成功就意味着农户可以按期向农信社归还贷款。由于农户是同质的，且将其数量标准化为1，那么

就代表了履约农户所占的比例及数量。此外，假定农信社是否能够持续经营取决于农户的履约率，那么代表农信社持续概率的式子

可以简化为

；

      6.如果农信社经过第一阶段经营以后得以持续，那么农户在第二阶段获得的福利为W。

      (三)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理论假定和变量设定，可以得到农户在两阶段的预期收益表达式：

      

      

      

       这说明当贷款规模增加时，农户的其他投入努力程度是下降的。在以往的分析中，往往只考虑到利率水平对农信社盈利能力的影响，而忽略利率水平与农户履约率之间的关系，导致没能充分认识高利率可能对农信社可持续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推论2：通过上文分析发现，对农信社而言，小额贷款的利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农信社应将利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上，因为利率水平太高会降低农户对其他投入的努力程度

，不利于其自身的可持续经营。此外，当前农户的单户生产规模一般较小，又有f′＞0，因此农信社的最优贷款额度

也对应较小，这说明了小额贷款政策是与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

      

      推论3：如果第二阶段的预期收益上升，能够对农户在第一阶段的投入努力程度产生正向激励。

      

      推论4：利率水平与农户投入努力程度之间成反比，利率水平太高会挫伤农户对其他生产资料投入的积极性。因此，对农信社来说，除考虑自身盈利能力外，还应考虑利率太高可能对农户履约能力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再次说明了利率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本文运用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使用数据是2000-2012年的新疆县域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部分县(市)没有包含在内，因此本文所涵盖的县只有80个，样本数据1040组。出于对比性研究的需要，本文的实证分析模型与之前学者(如陆铭等，2009)类似，但在方程设定上更具一般性，主要回归方程如下③：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县和第t年，下标k表示第k个县的农户小额贷款特征变量，下标j表示第j个县的农户投入努力程度变量。Sust表示用以衡量信用社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从各方面的文献资料看，大体上能为目前小额信贷实务界所接受和使用的衡量机构可持续的指标主要有金融自负盈亏率、补贴依赖指数、可持续性利率等。本文根据源数据的可得性和实用性，选择金融自负盈亏率作为衡量机构可持续性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金融自负盈亏率=信贷经营净收入/(经营操作费用+贷款损失准备金+调整过的资金成本)，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内部统计资料。Income表示农户的预期收益。由于农户并不能准确知晓下期收益，而只能根据当期的收益进行预估，因此本文用农户当期收益的数据来代替进行估计。该指标取值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原始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新疆统计年鉴》。Subsidy为虚拟变量，表示该机构在当年是否享受政府相关部门对小额信贷经办机构的补贴，如人民银行发放的再贷款、税务部门的税收减免、财政部门的各种奖补等，如果享受上述补贴中的一种或多种，那么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内部统计资料。Loan指农户小额贷款特征向量，主要包含：利率水平(Rate)，用执行上浮利率的农户小额贷款占全部农户小额贷款之比重来衡量；农户不良小额贷款占比(Nonploan)，用以衡量农户的违约风险；单户平均贷款规模(Amount)，其计算公式为农户小额贷款总额÷贷款户数。以上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内部统计资料。Effort指农户投入努力程度向量，主要有化肥施用量(Fert)、农业机械拥有量(Mach)、农业劳动人口(Labr)、有效灌溉面积(Irri)、农业用电量(Elct)等五个指标，涵盖了农业生产中的几种基本要素投入。上述五个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全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

      (二)描述统计

      从表l可以看出，用以衡量农信社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在样本间差异较大，有的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强，但有的机构事实上已无法维系正常的经营；与此相对应，农户不良贷款占比这项指标在样本间的差异也较大。此外我们还发现，不同地域的单户平均贷款额度差异也较大，最低仅为0.71万元，而最高的则达到了63.79万元。除上述指标外，其他变量的变化幅度相对比较平稳。

      (三)数据分析结果

      出于控制内生性和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的目的，本文采取更加严谨的实证分析方法，主要是固定效应(FE)面板数据模型和在固定效应基础上的矩估计工具变量方法(IV/GMM)。本文使用的估计软件是Statal2.0。第(1)列的估计结果采用考虑了异方差的普通最小二乘(OLS)方法，第(2)、(3)列的估计结果采用考虑了异方差的固定效应方法，其余各列的估计结果均采用在固定效应基础上的矩估计工具变量方法，该估计方法在固定效应中不含常数项。第(4)列为本文的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2可以看出，实证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如果仅仅进行简单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见表2第1列)，那么就会得出提高单户贷款额度有利于增强农信社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结论。然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忽略了自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和内生性问题，所以该结论具有明显的误导性。在固定效应基础上的矩估计工具变量方法(估计结果见表2第4列)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所以其结论更具可靠性。

      从表2第4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农户对下一期的预期收益显著正相关，与单户平均贷款额度、利率水平以及农户不良贷款占比这三个变量显著负相关，这也意味着随着单户贷款额度或利率水平的上升，农户的违约风险也随之上升，刚好验证了本文推论2、推论3和推论4；此外，关于农户投入努力程度与农信社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除肥料投入变量不显著外，其他四个变量均显著且正向相关，与推论1相符；至于用以衡量是否获得补贴的变量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农信社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与其是否能获得政府补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五、研究结果及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果

      利率是农户小额信贷供给者和需求者最关心的问题，有了合适的利率，低收入和贫困人口就能够获得小额信贷支持；有了合理的利率，才能降低农户的违约风险，信贷供给者才能维持其收支平衡。本文采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通过引入农户投入努力程度、农户未来收益预期等中间变量，研究利率水平、农户违约风险和农信社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验证分析，得出以下三个研究结果：(1)对农信社而言，农户小额贷款的利率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因为较高的利率会挫伤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农户投入努力程度，增加农户违约风险，不利于农信社的长期持续稳定经营。(2)单户贷款额度并不是越大越好，农户小额贷款是与当前农村信贷市场的实际相适应的。(3)农户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越高，其违约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农户违约，将导致其无法再次获得贷款支持，农业再生产受阻，其违约的成本会进一步加大。

      (二)政策启示

      1.打破农村金融市场垄断，用市场的力量催生合理的利率水平。打破农村金融市场垄断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前提，简单地提高利率水平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加剧农信社资产质量恶化。当前，由于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如果仅仅简单地放开利率市场管制，可能会出现农村信用社将其经营的低效率通过高利率转嫁给农户。因此，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提升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进程中，不可忽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问题。

      2.实现收入多元化，努力提高农信社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普通商业银行，发放小额贷款的农信社单笔贷款成本会相对较高，因此基于成本覆盖的贷款定价方法意味着小额金融机构贷款定价也会远高于普通商业银行。如果由于利率定价方式不合理且使其低于农户小额信贷的成本，可能导致小额贷款供给的严重不足，反倒有损于农户的利益。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扩大，农信社来自农户小额贷款以外的收入(如各种投资收益、服务收费、涉农企业贷款等)开始有所增加且比例不断扩大，对其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较强的积极意义。

      3.加大对农户的补贴支持力度，切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农户收入的增加，不仅可以提升农户的当期履约率，还能够提高农户对未来收益的预期，降低其违约风险。而且根据本文的结论，政府补贴与农信社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可将部分补贴资金用于农户，如贷款贴息、农业保险补贴、最低收购限价等。

      4.对农户实行动态激励，降低其违约风险。动态激励包括两类，一是对还款表现良好的农户以较为优惠的条件提供相同额度的贷款；二是对还款表现良好的农户给予更高额度的后续贷款。在动态激励机制中，农户只要预期到能通过再次获得贷款而产生农业经营收益，就不会故意不偿还贷款，而且这个收益越大其违约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农户预期即使按时还款也不能再次得到贷款，那么农户的偿还率就会降低。此外，小额信贷机构在利用动态激励机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信贷资金的流动性，保持较好的贷款供给能力。

      5.把握好“小额”农贷的额度。就目前情况而言，“小额”主要是指5万元以下的贷款，有时也更广义一些，尤其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可放宽为50万元以下的贷款(童元保等，2014)。仅就新疆的情况来看，部分县域农信社发放的小额农贷远远超过了50万元。这样不仅不利于农信社进行风险把控，还有可能使“小额”农贷业务偏离其普惠制属性，出现小额信贷目标上移的现象。因此，农信社应从稳健性经营和小额农贷的瞄准目标出发，合理控制小额农贷的单户贷款规模。

      ①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到2002年底，全国就有30710个农村信用社开办了此项业务，占农村信用社总数的92.6%；小额农户贷款余额共近1000亿元，获贷农户5986万户；而到了2013年末，我国农户贷款余额已达到4.5万亿元，农户小额贷款占全部各项贷款余额的6.26%。

      ②本文借鉴严全治等(2010)对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定义，将农户投入努力程度定义为：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主观重视程度具体量化，可用投入农业生产要素的数量或质量等指标来衡量。

      ③除数据可得性以外。本文利用新疆数据做典型分析还出于如下理由：(1)2000-2012年，农户小额贷款在新疆农村信用联社中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60%，可以说农户小额贷款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分析新疆的情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2)新疆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农信社提供的农户小额贷款带有较强的扶贫意味，更加接近于“小额信贷”的经典内涵；(3)由于金融市场竞争极不充分，信用社在新疆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其议价能力极强，这一点也比较符合理论框架的前提假定——r、m都由信用社决定；(4)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新疆农信社的实力仍然较弱，部分机构亏损，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较其他省份要严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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