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当代世界：走向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研讨会论文,当代世界论文,走向论文,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号]B0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02-0110-03
2009年12月12-13日，“传统与当代世界：走向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世界哲学》编辑部、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协办。来自中、美、德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一、跨文化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全球化打破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隔绝的封闭保守状态，把整个世界连接成为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韩震教授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原来发生于各民族国家内部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今已呈现出新的形式，这里既有在现代化基础上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复兴，也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传统相遇后所形成的新传统，还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与现实利益的对立所带来的多元价值观的冲突。因此，开展跨文化交流与对话显得越来越紧迫。亚历山大·丘马科夫研究员认为，全球化使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国际化和世界化，跨文化对话不仅成为各民族文化和世界共同体存在的重要条件，而且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最佳选择。
与会学者还对跨文化对话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卜松山教授认为，跨文化对话的各方不仅需要坚持自身的文化价值立场，而且要对自身的文化价值立场进行历史的反思，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其他文化价值体系的逻辑，在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视域的融合。约斯·德莫教授分别对建构的解释学、解构的解释学和重构的解释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这三种解释学各有其优点，其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往往是自我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在现代世界，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并存，产生了多样性的视野和多元化的解释学，对跨文化解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反思性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解释学可能解决跨文化解释中的很多难题。
廖申白教授以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为例，对德性的主体性与普遍性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没有采纳德性的主体性和德性的普遍性这两个论题，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人始终具有成为一个实践者的可能性，德性含有一种在德性的心灵上能够呈现的可能的普遍性。基于实践的可能的普遍性和德性的心灵的可能的普遍性，东西方文化完全可以寻求共同的德性普遍性。欧阳康教授指出，在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经常会出现一种比较特别的“文化围城”现象。“文化围城”的实质是文化的隔阂与屏障，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偏见与文化误解。为了消除“文化围城”现象，跨文化对话的各方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的悖论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综合创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王南湜教授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多元文化并存要以“重叠共识”为条件。多元化文化对话的目的，并非达成不可能达成的全球性的共同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最终从普世的一元论走向一种“和而不同”的哲学立场。
二、儒学的当代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释
不仅多元化的世界文化需要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国内各种不同的思想理论资源之间也需要展开沟通与融合。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挖掘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并结合时代的要求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阐释，成为研讨会关注的另一重大问题。
李景林教授认为，儒家落实于“情”和“爱”以言仁。确切地把握这“情”、“爱”观念的内涵，对理解儒家的仁学思想及其价值实现方式，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所谓“情”，大要可分三类：普泛所谓情(七情)、亲亲之情和不忍恻隐(“四端”)之情。在孔子之后，不忍之爱的普遍性与亲亲之爱的等差性关系，凸显为儒家仁爱观念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亲亲之情以当身性的自爱与“不忍恻隐”之爱为中介，它不仅包涵等差性的意义，同时又具有由自爱一端指向他者的普遍性和超越性意义。以亲亲为中介，不忍与自爱乃保持在一种动态性两端互通的张力关系中，这使儒家的仁爱观念体现出一种差异互通的精神特质。黎红雷教授认为，孔子所谓的“君子”是有德有位的管理者，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另一方面，“君子”又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应该成为大众的道德楷模。孔子的“君子学”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与会的部分海外学者也对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有着同情的理解。安乐哲教授认为，儒家的伦理起源并延伸于具体的家庭情感，它构成了儿童与其长辈间的代际关系以及他们生活中的相互依存的角色。礼、仁、德等术语是从特定的生活历史中概括出来的，需要借助特定的行为模式而非采用抽象的原则来加以说明。田辰山教授认为，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那里去。中国的人文精神可能补正西方思维的缺陷。未来的新文化的复兴是从传统中发掘比现代性更有益于人类的因素，是西方后现代意识、东方文明思想的觉醒，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互动。帕梅拉·迈尔教授提出了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集体主义。他认为工会组织和其他的利益代表形式中所反映出来的集体主义的具体形式的变化，不能被理解为向着个人主义的方向的不断发展。事实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关系要比传统的描述中所认为的更加紧密和更具活力。在这个意义上，以追求和谐为最高目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张曙光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既是思想理论问题，又涉及民族文化的复兴问题，还关系到民族认同、精神家园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形成的思想谱系主要是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理论。这就给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留下了用武之地。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代表着“现代”，孔夫子则代表着“传统”，两者在当代中国的和平共处意味着现代与传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特瑞尔·卡弗教授认为，全球化理论虽然在很多方面起源并依赖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在对全球目前的经济形势进行评估之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中仍然有许多重要的难题有待解决。传统的二分法是将民主国家与一党制国家、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对立起来。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信贷危机和G20国集团的多级实体的阶级斗争已经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因此，需要对全球化理论做出修正，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将必然依赖于意识形态批判。
三、普遍价值与多元普遍主义
与会学者还围绕普遍价值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陈来教授认为，目前的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它产生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因此必须从哲学上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和超越，变目前的“西方化”为未来的“世界化”。针对把东西方价值的关系制造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对立的观点，他主张把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发展为“多元的普遍性”观念，并以此作为处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关系和进行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柯提斯·卡特教授具体分析了西方艺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认为尽管可能存在西方艺术的风格影响中国本土文化的霸权现象，但在中国产生的新艺术不会完全依照西方的规则发展，而是在自己的组织基础上进行持续的创新。
张曙光教授认为，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历史和现实表明，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仍然可能发生利益冲突，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反而可能利益攸关。因此，我们需要对价值和利益做出一个适当的区分。李景源研究员认为，普遍与特殊的相互联结本来是科学的理论与合理的实践的内在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哲学流派却往往各持己见，有的坚持普遍主义，有的坚持特殊主义，只有唯物史观派才坚持具体的普遍，即把普遍与特殊结合起来。价值论研究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就要自觉地以唯物史观推进价值理论的研究，准确把握历史观与价值观相互制约的基本事实。
李德顺教授认为，文化的具体性和多样性取决于主体的各种选择，我们应该对多元主体的权利和责任给予更多的关注，客观、平等地承认并尊重每一个文化主体自我生存发展的权利和责任。要走出绝对主义思维方式的误区，依据主体间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来解释共同价值和普遍价值，依据主体间的差异来解释价值与文化的特殊性和多元性。沈湘平副教授认为，在公共性的视野里，普世价值可区分为作为底线的普世价值、现实发现的普世价值和远未生成的普世价值三个层面。无论对于哪一个层面的普世价值，都必须坚持公共性的原则。
四、中国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与当代思想界的任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性意义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吴晓明教授认为，虽然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有着最切近的联系，但中国特色的历史性实践决定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靠扩张和霸权实现的。这种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必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借鉴。当然，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还处于历史的生成过程，它应该被理解为一项被付诸实践的历史任务和一种对中华民族之发展能力的历史考验。朱其永博士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虽然基本实现了由天下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但传统的天下观念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转换为更具开放性的世界主义观念，正是这种世界主义观念使得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和平主义性质的。
中国的发展道路要求学者们从学术自觉的角度来对当代中国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与研究。在当代中国，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已结成某种“联盟”，共同反对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启蒙文化。针对这一现象，邓晓芒教授指出，启蒙仍然是中国当代思想界尚未完成的任务，当代中国思想界必须消除对启蒙的误解，不能把“启蒙运动”等同于启蒙本身。对于当代中国启蒙来说，必须从“科学”深入到“理性”、从“民主”深入到“人权”，以“理性”对抗“天理”、以“人权”重建“自由”。赵敦华教授主要从治学理路的角度，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都要遵循“大胆学习，小心创新”的原则。任何真正的学术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对经典文本的认真研读与大胆学习的基础之上。万俊人教授认为，传统儒学有道德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分。在现代社会，道德儒学在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未经任何改造的“政治儒学”远不能成为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立论根据，新共和主义或许可以作为重塑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选择。
尤西林教授认为，与伦理本位的伦理共同体不同，现代社会是以“生产”原则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要求中国建立一种作为传统与现代化的正-反辩证合题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形态。它要求中国在保持强大经济基础的同时，逐渐走向以人民幸福与生活意义为中心而不仅仅是以民族国家竞争为背景的国家强盛模式。“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使以人与自然、他人的和谐交往为内容的“生活”哲学，逐渐取代以人对自然单向度索取和必要劳动时间支配自由时间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哲学。这一转变将使以“生活哲学”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获得新生。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科学、信仰、理性及其对话”、“哲学与伦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生活”、“当代社会秩序与政治哲学”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通过此次研讨会，学者们进行了一次热烈而深入的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并初步达成了一些共识性的思想观点。当然，“传统与当代世界”本身是一个不断敞开的重大问题，它需要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与沟通，为最终实现和谐世界的目标不断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