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月[1]2001年在《《案例》：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广州公司——销售人员薪酬体系改革》文中指出本文是一篇有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薪酬体系方面的案例，全文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案例正文和案例分析 案例正文部分运用实例研究的方法，介绍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概况，对广州分部的现有销售人员薪酬方案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力求真实地反映这套薪酬方案在应用、运作方面的实情与困感，提出在实践工作中如何运用管理理论提高管理效果的问题。 案例分析部分，笔者运用人力资源及MBA相关知识，理论结合实践，从薪酬内涵、薪酬体系的意义、销售人员薪酬体系的模式等理论角度出发，对现行薪酬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剖析，阐述自己的看法。在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薪酬体系方案。
叶成徽[2]2012年在《中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及其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中国保险业的高速增长,中国寿险公司的产权结构也经历着一系列的动态演变过程。国有独资寿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的成功上市,众多寿险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多家寿险公司股权结构的频繁变更以及银行相继参股中小寿险公司,中国寿险业正经历着由垄断性国有产权独家经营变迁为包括国有产权在内的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并存的竞争性行业的历程。中国寿险公司已从过去的单个国有保险公司一统天下发展至现在的几十家股份保险公司,不仅组织形式上从国有独资保险企业演变为内资股份制公司、外资股份制公司和合资公司,股权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其股份性质从单纯的国有股份向国有股份、外资股份和民营股份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转变,股东数量也从国有独资一元结构向国有控股的多元结构转变。中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为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其经营效率作出了很大贡献,但随之而来也为寿险公司的经营带来了新的问题。国有寿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出现的企业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的“两权分离”使寿险公司必须面对由于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拥有的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境外资本对中国寿险公司的渗透以及境外资本自身存在的问题或关联交易行为可能会影响其控股的国内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侵害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民营企业自身在资金实力和经营理念方面的不成熟以及对寿险业盈利周期的估计不足使得寿险公司出现股权变更的浪潮：银行入股寿险公司可能会引起银行和保险公司内部传递的金融风险以及关联交易行为的不规范,从而增加银行和保险公司整合的难度,导致寿险公司效率降低。因此,中国寿险公司产权制度的改革不能只注重产权结构形式上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这种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为中国寿险公司带来更高的效率,也就是寿险公司产权结构的有效性问题,这是中国寿险公司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近年来,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我国保险公司产权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和产权结构改革的具体措施的研究比较多,特别是针对我国保险公司在国有控股的股权结构占主导的情况下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保险公司的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较多。专门针对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进行研究的文献非常少。因此有必要从定量的角度讨论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用实证方法分析和检验中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变革带来的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经营者激励问题究竟为寿险公司的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带来什么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从而为中国寿险公司在实践中采取各种提高经营效率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以寿险公司的产权结构能否使在它支配下的公司主体产生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作为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的衡量标准。以此为核心,本文一方面从寿险公司的资本名义产权和实际产权的“两权结构”出发,引出寿险公司外部性内在化的两层次的激励机制,即名义产权激励机制和实际产权激励机制,并通过分别分析股权结构和经理激励与寿险公司效率的关系,对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进行系统地阐述,从而建立起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理论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在分析了中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的发展状况之后,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SFA)构建中国寿险公司随机前沿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模型,通过研究股权结构和经理报酬对中国寿险公司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的影响,检验中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的有效性,并最终提出提升中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的思路和策略。本文主要由八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这部分对论文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论文框架体系及研究方法,论文研究的创新和不足进行阐述。第二部分是寿险公司产权结构及其有效性的基础理论。这部分介绍和评述本研究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如：产权的定义、交易费用、产权结构及其有效性的界定、效率、激励以及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的界定等,为后续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部分是对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理论进行一般分析。这部分一方面以本文对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的界定为基础,通过分析寿险公司股权结构有效性和经理激励有效性来反映寿险公司名义和实际产权的两层次激励机制,从而构建了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这部分界定了本文所研究的寿险公司效率的内涵,介绍了寿险公司效率的研究方法以及测度函数的选择,为本文后续的实证分析打好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是中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状况分析。这部分不仅概括了中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的历史演进过程,并以中国人寿为例分析了我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改革,归纳出现阶段我国寿险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而且也概述了中国寿险公司经理激励机制的发展历程,对比了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叁家上市保险公司的经理报酬激励机制,分析了中国寿险公司经理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是寿险公司产权结构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这部分对美国、英国、日本和台湾寿险公司的产权结构的变迁过程进行了归纳和比较,并结合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具体寿险公司的股权结构数据,分别对美国、英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寿险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经理激励进行详细分析并总结它们共有的特点,最后探讨发达国家和地区产权结构对我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改革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第六部分是中国寿险公司股权结构有效性分析。这部分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借鉴Battese&Coelli(1995)模型构建中国寿险公司的随机前沿利润(成本)效率模型,运用2006-2010年中国56家人寿保险公司共225组样本数据,在估计各家公司不同时期利润(成本)效率的基础上分析股权结构对中国寿险公司利润(成本)效率的影响。第七部分是中国寿险公司经理激励有效性分析。这部分以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以及中国太保叁家上市保险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Cobb-Douglas成本函数,借鉴随机前沿法的Battese&Coelli(1995)模型构建中国上市保险公司利润(成本)效率的实证模型,分析了经理报酬对中国上市保险公司利润(成本)效率的影响。第八部分是提升中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的思路及策略。这部分指出中国寿险公司应该分别提升其股权结构和经理激励的有效性,促使寿险公司名义产权和实际产权的两层次的激励达到最大,从而提高我国寿险公司的总体经营效率,并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初步构建了寿险公司产权结构及其有效性的研究框架。国内外分别研究产权结构和寿险公司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不少,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从产权结构的视角研究寿险公司经营效率的文献则可谓匮乏。第二,本文以产权结构能否激励在它支配下的公司主体实现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作为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的衡量标准,以寿险公司效率分别与股权结构和经理激励之间的关系作为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理论的具体表现内容,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有效性理论进行了系统地论证。第叁,运用随机前沿法(SFA)尝试性地分别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和经理激励对我国寿险公司前沿效率(即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的影响。本文分别构建了中国寿险公司随机前沿利润(成本)效率模型和中国上市保险公司随机前沿利润(成本)效率模型,并在研究中沿用了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改进方案,将上述模型中的寿险公司利润(成本)非效率项(Ui)直接设成寿险公司影响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具体函数,以便更准确地分析股权结构和经理激励分别对我国不同寿险公司的利润(成本)效率的影响。上述两个实证模型分别运用了2006-2010年55家中国主要人寿保险公司共225组样本数据以及中国平安2004-2010年、中国人寿2006-2010年和中国太保2007-2010年叁家上市保险公司的全部16组样本数据,最终得出若干有新意的结论：股权集中度对中国寿险公司的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均有影响,而股权性质仅对利润效率有显着影响而对成本效率没有显着影响;经理薪酬和经理持股对我国上市保险公司的利润效率分别有显着的负向和正向影响,但对成本效率则没有显着影响。第四,总结发达国家和地区部分寿险公司最新产权结构状况的特点对我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改革具有较强的实际借鉴意义。本文运用美国、英国、日本和台湾地区部分寿险公司2010年年报中股权结构和经理报酬激励方面的具体数据资料,归纳和总结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寿险公司产权结构的最新发展特点和趋势。这种运用国外最新数据资料在寿险公司产权结构方面的研究在国内非常少见。
贾光磊[3]2012年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绩效管理制度探析》文中研究指明绩效管理是一种提高组织员工的绩效和开发团队、个体的潜能,使组织不断获得成功的管理思想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整合的管理方法。通过绩效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其绩效的持续发展,能够有效的形成以绩效为发展要求的企业文化；员工受到激励,工作热情高涨,积极性强；把员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增强团结凝聚力；激发员工自身的潜能,为自己和企业造就更多的财富；企业通过一些途径来使员工与管理层之间交流更加密切,员工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工作要求等。企业通过绩效管理,可以使组织能够持续的快速健康发展。绩效管理成为了整个企业和机构正常运作的有效方法和必备工具。一个运行良好的绩效管理系统可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文的主要思路是：从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PDCA系统出发,以邢台平安财险车行渠道为例,对公司绩效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改进措施。文章着重分析了：1、绩效考核与薪酬、福利挂钩的重要性；2、不同岗位绩效考核内容不同,如与KPI考核关联性不大的岗位,可以参考360度考评对员工进行考核；3、目标——跟踪——沟通,叁段式绩效考核在平安财险车行渠道中的应用；4、轮岗、培训在员工职业生涯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本论文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所发现的绩效管理中的问题也是许多其他企业正在面对的问题。本文讨论的绩效管理的实施建议,既有理论基础,有具可操作性。相信对其他企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张晓杰[4]2010年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及财务风险防范研究》文中指出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公司获利手段增加,获利能力增强；另一方面使公司管理难度增加,风险水平提高。交易性金融资产中主要类别之一的衍生金融产品尤其是套期保值设计也是一把“双刃剑”,通常为防控风险而生,却可能产生更大的风险。“双刃剑”的两面分别是对公司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将不得不面对其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而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公司与金融市场联系将更加密切,各类公司追逐金融产品的“有利影响”成为必然,这意味着加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将十分必要。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及财务风险防范问题研究是一个集计量属性、投资管理和风险管控“叁位一体”的研究。其关注的重点有叁个：一是关注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自身特性和其计量属性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二是关注不同类型公司在防控风险前提下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策略研究；叁是关注以风险财务指标体系为核心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风险管控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这一逻辑思路有“四个突破”：一是范畴突破,没有囿于财务与会计的小范畴,而是融合财务与金融的大范畴；二是内容突破,没有囿于交易性金融资产财务管理的理论范畴,而是立足于指导实践,融合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大范畴；叁是视角突破,没有囿于某一类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风险管控的研究,而是比较分析不同类型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及风险管控的行为；四是思路突破,没有囿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争论怪圈,而是从大处着眼,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对各类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行为及结果进行研究,并提出以风险财务指标设计与管理为核心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风险管控问题。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及财务风险防范问题进行研究,根本目标是以财务指标为核心提出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的策略及风险防控,保证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能够优化财务指标和财务报表,而不是使之恶化。因此,财务指标尤其是风险财务指标体系是文章各个部分的串联点。首先,交易性金融资产自身特性及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结合对财务指标的变动及暴露影响巨大；其次,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策略的研究和投资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优化财务指标；再次,交易性金融资产风险管控以风险财务指标体系的设计和风险管控制度的建立与运行为基础；最后,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及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风险财务指标的变动来表示,风险财务指标优化,说明投资及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反之亦然。论文共分十叁章,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展开。第二-五章是“提出问题”,从宏观层面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范畴、类别、计量属性及其争论和可能的风险,从而为微观层面上的风险分析、投资策略分析及风险管控建议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性天然存在,其风险性也就天然存在,但这种风险性对企业而言主要的暴露方式是通过财务指标和财务报表反映,因此有必要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量属性及其争论进行介绍,这是解决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策略及财务风险防范问题的大前提。第五-十章是“分析问题”,从微观层面上分析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潜在风险以及不同类型公司的基本情况、投资现状、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等。其中,第五章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引出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具体情况分析并相应提出建议。第六-十章则展开对金融公司、非金融投资控股公司、中央企业财务公司、一般企业(含上市公司)、社会公益类基金等不同类型主体进行具体分析,这五章的基本结构是前半部分介绍基本情况、投资现状及风险承受和管控能力,后半部分提出基于防控风险的投资策略。第六-十叁章是“解决问题”,先从微观层面上给出防控交易性金融资产风险的具体建议,包括投资策略建议和风险管控建议两部分。第六-十章分不同类型主体提出基于防控风险的具体投资策略；第十一章提出公司要加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风险财务指标体系设计,其中包括共性财务指标和具体财务指标；第十二章提出公司要建立并完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风险管控制度,包括系统的机制流程和具体的方法技术。再从宏观层面上提出防控交易性金融资产风险的具体建议,第十叁章提出主管部门要加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指导及风险监管建议。
贾广涛[5]2012年在《中国寿险业人才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寿险行业的激烈竞争和快速发展,引发各界对寿险人才的关注。我国寿险行业的人才战略是研究要点所在。本文通过对我国寿险行业进行全面研究,同时对寿险公司集团代表和寿险股份公司代表进行重点案例分析,得知国内寿险行业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的人才战略尚未系统、全面的规划。而寿险公司集团代表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和寿险股份公司代表中国人寿股份虽然制定了基本适应公司发展战略的人才战略,对寿险行业人才战略的制定有参考价值。但是,现有人才战略缺乏从寿险行业的角度全面考虑人才问题,也没有从国外一流金融集团和寿险公司借鉴先进的人才管理理念、体制机制。从对国内寿险行业的特征来看,国内寿险行业由保险监管部门、寿险行业组织、集团公司、股份公司共同组成的,因此国内寿险人才战略应由多主体共同负责构建。在此基础上笔者研究设计了我国寿险行业的人才战略。寿险行业人才战略的制定,对国内寿险行业的人才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战略举措等方面都给予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特别是在战略举措方面能够根据当前国内寿险行业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从人才战略方面提出了支撑寿险行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研究,从人才的总量、人才的结构、人才管理的机制设计等方面解决了寿险行业人才面临的问题,从而为寿险行业发展战略的实现提供了与之匹配的人才战略。在制定人才战略的过程当中,选择中国人寿集团及其股份公司进行研究很有代表性。在对中国人寿集团的发展战略、人才现状及人才战略的案例分析过程中,发现了中国人寿集团要实现建设国际顶级金融保险集团的目标,向金融综合经营迈进,其人才战略存在诸多问题,在人才的结构上,在人才管理机制的设计上,在借鉴国际顶级保险集团和平安集团方面还存在许多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通过这样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寿集团人才战略完善的方向和目标。通过研究中国人寿集团人才战略的重点和举措,解决了中国人寿集团向国际顶级金融保险集团迈进过程中与之匹配的人才战略问题。在对中国人寿股份公司的发展战略、人才现状和人才战略研究过程中,发现虽然其人才战略制定得比较内容翔实,但是,对公司目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缺乏从人才管理学的高度进行研究,其核心的问题公司效率低下,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人才战略方面没有充分构建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和绩效优先的分配机制,在人才管理上存在非合作博弈的现象,激励不相容。在与瑞士人寿和平安人寿进行比较研究,可供中国人寿完善人才战略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那就是要努力从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率为出发点,针对公司在人才战略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机制设计上科学制定体现只承认效率不承认特权的激励相容的一整套人才管理、开发、评价、激励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适应把中国人寿股份公司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寿险公司相匹配的人才战略。寿险行业人才战略的具体实现,需要政府、教育、保险主体共同参与,我国寿险业人才战略的开发和和实施是个系统工程。由于其战略主体是多元化的,战略规划过程和内容以及战略落实的方式方法和效果是多层次的。为了真正达到发展我国寿险业整体人才队伍的战略目的,弘扬优秀的行业文化,整合全社会力量,特别是联络学校教育系统和寿险行业系统,政府足够重视,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我国寿险行业、寿险集团、寿险股份在人才队伍方面多年来积累各自的经验和优势,有的都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流程,这为今后全面推进行业的人才战略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有必要进行创新研究,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提升内生的培养模式,从而提高人才队伍的核心竞争能力。本研究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即通过提高行业人才素质,塑造行业文化和寿险形象工程,赢得客户支持,彻底解决当前困扰我国寿险业发展的“叁个不认同”的问题。同时,本研究结论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即顺应全球化潮流和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大势,引导我国寿险行业这一朝阳产业向着“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与前人研究相比较,本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创新。首先,笔者经过系统考察研究,首次制定了我国寿险业的人才战略。先从行业研究入手,进而针对集团公司代表和股份公司代表进行案例分析,所得结论互为补充,相互照应。所制定的行业人才战略在人才管理与开发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使用价值的观点。其次,在人才战略研究中能够运用纳什均衡经济学理论对寿险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为破解寿险公司发展的困境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第叁,在人才战略的实施过程的研究中提出了行业、集团、股份叁位一体的、互为联系的共生体系,并对行业、集团、股份等叁方面的发展战略的实现明确提出了人才战略的支持。最后,笔者通过研究行业、集团和股份公司人才队伍建设的实际基础上提出了人才自生培养模式。
朱文胜[6]2004年在《中国保险业制度变迁与绩效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保险业5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创建发展期、国内保险业务停办期、恢复重建期、全面发展期等几个阶段,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制度变迁内涵。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产权结构、国家行为、意识形态叁个方面对中国保险业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全面评价了中国保险业制度变迁的绩效。 本文认为,产权制度是中国保险业最核心和基础的制度变量,国有产权内生的矛盾发展所导致的低效率是中国保险业产权安排由垄断性的国有产权向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混合并存演变的根本原因,中国保险业也从国家完全垄断经营的行业发展为国有产权为主导、多种产权形式相互竞争的行业;国家根据其效用函数决定产权结构和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无论是国家垄断产权形式的确立,国内保险业务的停办,还是国家在保险产权边界上的逐步退让,都是国家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国家在重新界定保险业的产权结构的同时,不断修改和调整博弈规则,降低交易费用,使保险业的产出最大化,以实现国家效用的最大化;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我国自古以来建立在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依靠自我储蓄和政府救济应对风险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国内保险业务停办二十年使人们保险意识的淡化,阻碍了商业保险的发展,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信息成本的降低,使人们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商业保险作为转移风险的有效方式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我国意识形态的变化对保险业制度变迁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从市场运行绩效和宏观经济绩效两个方面评价了中国保险业制度变迁的绩效。本文认为,中国保险业制度变迁在市场运行绩效上表现为:(1)业务规模迅速扩张,(2)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改善,(3)保险技术不断进步,(4)偿付能力显着提高;在宏观经济绩效上则体现为:(1)减轻了财政负担,(2)促进了改革的顺利进行,(3)扩大了就业范围,(4)完善了金融体系。
王远[7]2016年在《中国平安寿险营销人员培训体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保险业的“黄埔军校”,中国平安,在其培训体系上一直是被其他保险公司学习和效仿,它的培训理念,培训课程体系安排,培训资金投入,培训软硬件配套,都是走在中国保险界前端,但再优秀的企业,也有不足和亟待改进的地方,例如留存率问题,职业素质问题等。本文结合作者的工作实践经验,加以访问相关工作人员,以中国平安培训体系为背景,通过展示平安的培训体系现状,包括企业培训部的组织架构、支持体系、课程体系、讲师体系以及运营体系,从中找出种种问题,主要是社会及公司认同度问题、引进新进人员质量问题、培训讲师态度问题以及在监控管理的运营问题等,同时剖析了其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通过经验证明：一个好的培训体系要“以人为本”,按需配置硬件设施,按需设置课程,不断提高讲师授课水平和职业素养,营造出优良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学习型团队,同时也要加强营销人员福利待遇,增强主人翁意识,例如在本文中提出加强参训人员岗前培训的职业意识、道德、专业形象和内在专业知识涵养的培训、提高讲师选拔的道德标准、增强讲师队伍的“服务意识”、举行讲师沙龙等互动交流、强化“赏识”培训模式的运作管理等,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完善和有力的监管才能使得个人与企业双赢。
金伟[8]2011年在《我国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力资本成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国内外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那么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证保险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曾指出,中国保险公司的规范化发展及与国际接轨,急需大量的高级人才,而管理层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保险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建立健全保险公司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既是有效发挥管理层才能的需要,又是确保我国保险公司在国际保险市场上长期稳健发展的需要。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全世界许多家公司倒闭或陷入经营危机。尽管如此,许多公司的高管却依然获得了与公司业绩不相符的高薪。例如,美国国际集团(AIG)在被政府接管的情况下,仍向其高管发放了高达1.65亿美元的奖金；在国内,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常务副总经理孙建—在2007年的税前薪酬分别为4616.1万元和2543.7万元。面对高管薪酬发放的混乱局面,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措施,限制金融业管理层的不合理薪酬,更有学者认为管理层的薪酬问题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保险公司长期稳健发展的角度看,健全保险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已刻不容缓。研究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是健全保险公司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重要内容。因为根据国内外保险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信息,以股权激励为主的长期激励薪酬是管理层薪酬飙升的主要原因。那么对于我国保险公司而言,管理层股权激励方式是否可行?我国保险公司管理层选择股权激励模式时应考虑哪些因素?我国保险公司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应注意哪些问题?本文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引言。首先分别从实务与理论的角度,分析我国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研究的必要性。通过探讨保险公司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健全保险公司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紧迫性,本文认为研究我国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系统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发现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特殊性,是影响保险公司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的重要因素。然而到目前为止,将股权激励问题放在保险公司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能够结合保险行业特殊性,深入分析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可以丰富保险领域管理层激励问题的研究成果。其次,本文还依次介绍了相关概念、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第二章股权激励的一般理论分析。主要探讨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可行性、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模式选择。首先,通过分析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探讨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的根本原因。其次,结合保险公司经营的特殊性,利用定性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在我国保险公司实行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可行性。根据代理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保险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保险公司应该通过某种激励方式,使保险公司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利益捆绑在一起。这就为管理层股权激励在保险公司的实施提供了可行的空间。另一方面,与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形成对比的是,我国保险公司股权激励的发展还很落后。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创新的激励方式,有利于保险公司公司治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并且中国平安的案例表明,股权激励可以提升保险公司的绩效,利于保险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再次,依据股权激励各种模式的优缺点,探讨我国保险公司进行模式选择时应重点考虑的因素。由于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有着不同的特点,保险公司进行股权激励模式选择时,应结合自身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及保险业经营的特殊性,综合考虑公司发展阶段、公司组织形式等因素,慎重、灵活地选择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模式。第叁章国内外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国内外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现状及特点,探讨我国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面临的现实挑战。首先,股权激励模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实践多年,通过了解国外公司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际运作,并总结其特点与面临的挑战,对我国保险公司运用管理层股权激励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国外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呈现如下特点：薪酬激励以股权激励为主；股权激励的实施环境不断优化；股权激励的技术设计不断完善。其次,分析我国保险公司股权激励的实际运行状况：在我国已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保险公司为数不多；关于股权激励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激励对象以管理层为主。再次,结合国内外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呈现的不同特点,本文认为我国保险公司在构建股权激励的内外约束上还面临着极大地挑战：一方面内部约束形式化,即存在管理层自己激励与考核自己的现象,造成股权激励的长期激励效果被扭曲；另一方面外部约束的低效,即管理层股权激励失去了资本市场的监督、经理人市场的支撑、法律法规的及时保障。第四章我国保险公司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相关建议。股权激励作为一项长期激励方式,需要有对应的约束机制才会更加有效。本文在我国现有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就完善股权激励内外约束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为了解决内部约束形式化的问题,首先需要强化内部监督体系,对管理层权力形成有效控制,不让管理层自己激励自己；其次,通过完善保险公司绩效考核体系,不让管理层自己考核自己。除了要加强内部约束外,还要注重外部约束的构建,即需要强化资本市场的监督作用,建立竞争性的保险业经理人市场,加快完善保险业股权激励的相关法律。第五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指出今后在我国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上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在选题上,本文将股权激励问题放在我国保险公司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丰富了保险公司薪酬激励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需要从不同角度考察保险公司的治理效果,研究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其次在内容上,本文指出我国保险公司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在理论与实务上均具有可行性；并且应注意在我国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完善股权激励的内外约束,即一方面要强化公司内部监督体系、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另一方面要有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健全的经理人市场。
周立生[9]2011年在《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中国寿险行业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我们不仅关注发展的速度,还要关注发展的质量和效率问题,更关注驱动寿险业发展的具体因素,以及不同因素所起作用的差异。基于此,本文选择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作为评价中国寿险业发展的理论工具。本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对整个寿险行业十分重要,对不同股东和资本背景、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人身险公司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是解释要素贡献的重要经济增长率理论,它应用于行业或部门的增长分析十分普遍,而应用于人寿保险等服务行业的难点在于产出的计量问题。本文采用增加值方法对寿险行业的产出进行计量,并运用随机前沿法和DEA-Malmquist指数作为数量工具,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进行分解,剖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具体特征和推动因素。本文通过规范分析认为,寿险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反映了寿险行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升。中国寿险行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组织的创新、生产的创新和经营的专业化；而技术效率的提升主要表现在核心业务系统的开发和引进、信息处理的集中化、基础建设的网络化、运行维护的规范化和销售服务的信息化等方面。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寿险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主要特征如下：第一,近十年来,除个别年份以外,中国寿险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趋势：第二,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中资寿险公司,外资寿险公司、养老金公司和健康险公司没有表现出显着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叁,中资寿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创新、生产创新和专业化带来的技术进步,此外,快速的信息化对中资寿险公司技术效率的提升效果显着；第四,外资寿险公司生产率增长不显着的原因是体制性约束对技术进步形成障碍,但其受惠于外资股东,技术效率有明显的提升；第五,养老金公司和健康险公司仍处在起步阶段,生产率在边界内部缓慢提升；最后,对于处在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寿险业,规模经济仍然很弱,发展仍是行业的第一要务。鉴于规范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认为中国寿险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发展问题。在发展中不断提升经营能力从而促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寿险业的现实选择。从空间的角度,首先是国家应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高度看待人寿保险行业的发展问题,让其充分发挥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综合功能,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其次,在中观层面,政府适当的税收政策支持不仅有利于寿险行业的发展,未来将会在整体上减轻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在微观层面,人身险公司应主动调整业务和产品结构来提升增长质量。从时间的角度,长期来看,需要对消费者加强风险和保险知识的普及与教育,扩大保险的渗透率；在中期,完善市场结构,提高竞争水平可以促使人身险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提升生产率；短期则可以通过扩大开放范围,引入高质量的竞争主体来改善和提升行业的生产率水平。从方法论的角度,中资寿险公司、外资寿险公司、养老金公司和健康险公司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寻求差异化的发展道路,中资寿险可以加大对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外资寿险公司应进行组织创新,尽快突破体制的束缚；养老金和健康险公司则应着眼于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快发展；对于整个寿险行业,对知识和技术的投入是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面临的共同选择。论文包括八个部分,由导论和七个章节构成,主要内容如下：导论主要是介绍本论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对研究的范围与概念进行了界定,确定了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也提出了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设想。第一章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理论基础进行溯源。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是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的产物,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关于技术进步的思想也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第二章文献研究与综述,主要回顾了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理论产生、发展的脉络,以及该理论应用于不同研究领域尤其是保险行业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基础和营养。第叁章确定了本文实证分析的基础框架结构。包括研究方法、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度量、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定、价格影响因素的处理等,以及采用的评估方法,包括随机前沿法、DEA—Malmquist指数方法等。第四章是中国寿险业投入产出状况的分析,包括产业特征和投入产出过程、行业投入要素和产出的发展变化情况、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变化等。第五章是关于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规范分析,主要是从定性角度,分析推动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是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第六章为实证结果及分析,包括寿险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的具体结果,并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具体构成要素,同时对整个寿险行业、不同竞争主体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的情况进行分析,总结近十年来行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特征。第七章为政策建议,根据本文的分析,尤其是根据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果,分别从空间上、时间上和方法上提出中国寿险行业发展和生产率提升的对策、方法等具体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1.本文系统研究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阐释了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特点,也分析、解释了不同要素在寿险业生产率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并揭示了其发展变化的特征和原因。2.本文的分析框架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国内外同类研究成果,但又适当地进行了扬弃。例如,本文同时用随机前沿法和数据包络分析-Malmquist指数法两种方法对相同的样本对象进行分析,避免了用一种方法带来的系统性偏差和风险。3.本文除对中国寿险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进行系统分析外,还对主要竞争主体的生产率及其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样本的选择最大限度的考虑了在中国经营人身险业务的主要公司,这样既能反映整个寿险业发展的全貌,又能对主要的人身险公司进行基于面板数据的横向和纵向多维度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可以避免因样本和数据问题造成的分析偏差。4.本文结合研究成果和分析结论提出了推动行业发展的有针对性的建议。建议基于寿险行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宏观背景,所提建议既针对行业的总体发展,也明示不同类型的竞争主体发展问题,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论文仍有不足之处需要关注和改进：1.本文包含实证和定量分析,对数据依赖性很强,而行业数据资料取得存在一定困难,某些投入和产出变量精确程度并不理想,若能以更为精确的数据进行生产率评估,研究结果可能更具说服性和现实参考价值,也更能反映寿险行业和不同主体的经营状况。同样是取材困难的原因,一些数据的质量不高,只有采取其他来源的数据加以调整。例如在保险年鉴中所披露的劳动力投入信息,在口径前后缺乏持续性,与行业交流的数据有一定的偏差。在研究中,本文只能采用公开渠道或公开披露的信息,无法用其他途径获取更可靠的数据来加以调整,这可能会影响数据质量乃至实证结果。2.本文对会计准则的变化对投入和产出变量的影响没有剔除。2008年前后,保险行业陆续使用新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在收入确认与计量(保费收入和投资类收益)及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面均有重大变化,尽管这些变化的影响之间部分是可以抵消的,但每个因素的变化及其影响,受公开信息披露的制约本文没有加以区分,也可能会影响实证结论。
罗胜[10]2012年在《保险公司治理评价与治理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如何改善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无疑是学术界和产业界都热议的内容，也是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关注的焦点。公司治理是公司制的核心，是提高公司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保险公司改革以公司治理建设为中心。2006年，中国保监会借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核心监管原则，引入保险公司治理监管，建立了市场行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和公司治理监管叁大监管支柱。公司治理风险是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风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保险公司治理评价与监管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治理评价与治理监管入手，基于行业的特殊性和监管的特殊范畴，对保险公司治理监管中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保险公司是较为特殊的金融企业，其盈利模式和管理方式与一般实业企业相比有较大差异，其公司治理从细节和过程观察呈现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需要在分析保险公司治理特殊性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公司治理有关政策对保险公司治理评价各方面进行研究，而不能直接套用一般公司治理评价系统。本文设计的七个维度构成的保险公司治理评价系统，是对目前监管部门正在推行的保险公司治理自评指标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本文中，保险公司治理评价与治理监管是并列的关系。本文利用保险公司治理报告的有关数据，按照指标信息齐全、不含异常数据的样本筛选原则，最终确定有效样本82家。其中，产险公司38家，寿险公司44家；国有控股保险公司53家，民营控股保险公司16家，外资控股保险公司13家；沪深地区保险公司28家，东部地区保险公司46家，中西部地区保险公司8家。本文结合样本公司的公司性质、控股股东和地区分布，对样本公司的公司治理情况、财务业绩指标和公司治理自评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实证考察了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与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的相关关系。描述统计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的合规性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有效性亟待提高，部分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发挥预期的作用。中国保监会作为中国保险业的政府监管机构，在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管的过程中提出了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的命题，并已在实践中逐步推行，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框架。基于实证研究发现的问题，本论文重点对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监管框架和内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具体问题包括：保险公司的特殊性，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中国保险公司治理现状、历史形成过程和存在的问题，对保险公司治理进行监管的原因与合法性，治理监管在整个保险监管框架中所处的地位、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功能，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的性质、目标、原则，可以采取的行为，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的对象与着力点，已经采取的政策措施和监管效果观察，政策措施如何改进等问题。本文可以看作是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实践行为的理论总结，并试图构建一个清晰的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理论研究框架。针对上述研究内容，本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规范分析方法和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研究背景与意义分析、研究理论基础的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述评、保险公司治理的发展、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的演进、保险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设计研究、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的国际比较、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的框架构建、保险公司治理监管内容的分析和相关对策建议。实证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本论文在公司治理评价的基础上，开展保险公司治理的一般描述性统计分析，保险公司治理与偿付能力、财务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引言部分说明文章的选题意义和研究内容。第二章为基础理论和文献综述，分别对公司治理转型理论、公司治理评价理论、保险公司治理特殊性理论和公司治理监管理论做基本阐述，同时对保险公司治理、治理评价和治理监管方面的理论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第叁章分析了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和监管的发展历程。第四章对保险公司治理评价进行全面阐述，重点分析评价的指标设计和评价的标准体系的构建。第五章是通过在评价指标基础上提取的数据，对保险业的治理状况做实证分析，同时整理出通过评价发现的问题。第六章是对保险公司治理框架的理论构建，重点是对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的性质、目标、原则和行为的法理分析。第七章是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保监会目前已采取的监管政策的逻辑归纳和整理分析，分为治理机构监管和机制监管两个部分。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对金融风险更为关注，对通过政府监管控制金融市场风险寄予厚望。中国经济体制尚处在转轨进程中，如何既使中国的保险监管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又能规范和约束监管行为，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当管制和干预，充分发挥并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公司治理的自我调节作用，是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行为中需要尤为注意的问题。本文正以此为目的，在公司治理评价基础上，对公司治理监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系统性研究，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同时研究结论对于提高保险公司治理实践水平，促进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优化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制度创新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案例》：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广州公司——销售人员薪酬体系改革[D]. 姜月. 暨南大学. 2001
[2]. 中国寿险公司产权结构及其有效性研究[D]. 叶成徽.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3].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绩效管理制度探析[D]. 贾光磊. 北京邮电大学. 2012
[4].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及财务风险防范研究[D]. 张晓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
[5]. 中国寿险业人才战略研究[D]. 贾广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2
[6]. 中国保险业制度变迁与绩效研究[D]. 朱文胜. 暨南大学. 2004
[7]. 中国平安寿险营销人员培训体系问题研究[D]. 王远.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8]. 我国保险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研究[D]. 金伟.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9]. 中国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研究[D]. 周立生.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10]. 保险公司治理评价与治理监管研究[D]. 罗胜. 南开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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