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静[1]201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消除,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障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并且将农村金融视为缓减农村贫困的主要力量和基本政策工具。为了促进农村金融有效地发挥减贫功能,政府先后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基于“改革存量,发展增量”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思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力图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缓减的良性互动。为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一方面不仅可以为检测、评价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现实依据,也可以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农村金融减贫向纵深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而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农村金融减贫模式的形成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研究理论,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首先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和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机制;然后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农村多维贫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前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最后,结合国外典型国家农村金融减贫的实践与经验,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在阐述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典型事实和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理论分析框架,就农村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间接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服务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直接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各机制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二,在阐释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从需求与供给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参数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明显拓展,但是农村依然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结构上的“错配”。同时,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动态均存在显着差异。第叁,分析了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现状及其成因,并利用fgt贫困指数就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就中国2001-2011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基于fgt贫困指数与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整体上呈现逐步缓减趋势,但地区差异显着;基于新构建的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以及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大维度的贫困,且各维度贫困程度整体上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经济贫困对农村总体贫困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社会贫困、环境与生态贫困;从贫困程度的地区分布来看,农村总体贫困程度以及各维度贫困程度均表现为东部低于中部,中部低于西部,各维度贫困程度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且经济、社会维度的地区差异明显大于环境与生态维度的地区差异。第四,在比较分析框架下借助状态空间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缓减的总体效应显着,并且大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变化趋势;(2)中国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并存,且两大效应在时间上均呈现结构性变动特征:农村金融缓减农村贫困的效应中平均有45.83%的比例来自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平均有54.17%的比例来自于金融服务的直接效应;其中1986—1992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70.17%,直接效应占比为29.83%;1993—2010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8.14%,直接效应占比为61.86%。第五,借助pstr模型识别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非线性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影响的pstr模型,并基于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与贫困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1)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2)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这种抑制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以门槛值之后的抑制效应为主;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但均不显着;(3)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第六,采用PSTR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多维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贫困缓减的效应均存在差异:(1)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只有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才能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和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有效带来了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2)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同样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但无论处在哪种发展水平区间,都无益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农村居民生活与医疗条件的改善;(3)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整体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已经凸显,但是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与潜力。
马进[2]2018年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8000美元门槛,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在持续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速却呈现放缓态势,长期内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趋势。然而,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整体扩大态势,包括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以及阶层间差距等方面,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2003年中国基尼系数0.479,到2008年已达0.491。尽管2013年降到0.473,但仍超过国际公认0.4警戒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的社会福利没有通过收入扩散机制让全体居民平等分享这个成果。此现象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十八大报告中提到“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方针。“更公平”叁个字写进党代会报告,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体现在收入分配领域,“更公平”就是避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那么,应该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其持续扩大或过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并存状态?现有研究多数选择单一角度进行分析,如城乡、地区、行业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少有文献全方位考察收入分配差距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此外,未紧密结合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自身特点深入挖掘收入分配通过哪些机制影响经济增长,致使结果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状况。由此,本文选择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理论模型,从技术创新、消费需求、资本市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其次,从城乡差异化、区域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不同经济类型单位进行细化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从各省份和地区所处不同发展阶段、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预测两方面考察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利用散点图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叁,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叁大产业及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不同经济类型单位职工平均工资通过五大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及大小,基于中国国情予以合理解释。第四,分别从正、负两方面总结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最后,有针对性给出合理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研究结果显示:1.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1)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品市场效应和现金流量效应→创新与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2)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结构→投资需求→经济增长。(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信贷市场扭曲和财政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增长。(4)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的结构和规模效应→技术进步→经济增长。(5)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6)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社会稳定→经济增长。2.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现状分析。(1)整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持续扩大趋势。(2)城镇高低收入组间收入差距缩小,农村高低收入组间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呈扩大趋势,城镇恩格尔系数大于农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收入构成部分均高于农村。(3)各省城乡人均收入绝对差距大,但城镇相对差距波动显着;区域间城镇人均收入差距呈现U型,区域间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东西部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略缩小,东部与其他地区间差距缩小,四大经济带农村人均收入绝对差增大;四大经济带城乡内各省份间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显着。(4)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逐渐增长;不同行业地区收入差距显着,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东北;行业垄断和人力资本是影响行业平均工资重要因素;城镇单位平均工资行业地区相对差异显着。(5)各类经济类型单位平均工资增速差别大,企业、事业、机关单位平均工资水平持续增大,叁大单位之间收入差距缩小。(6)中国在2016年有1/3以上的地区成功进入中高收入阶段,2020年就极有可能达到高收入水平,2021年一半省达到高收入水平,2021-2025年走向高收入阶段,2025年绝大部分省均实现高收入水平。(7)中国整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现先扩大、后缩小、再稳定趋势,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同比例变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相对差距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区域经济平衡性同时改善,区域不平等变化拐点可能已出现。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人均GDP呈倒U型。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与人均GDP呈现同步增长。机关企业职工比和事业企业职工比对人均GDP产生负向作用,而机关事业单位比与人均GDP呈U型关系。3.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城乡层面:(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0.205。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年均值0.144,处于“U”型曲线左半边。(2)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3)技术创新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2)地区层面:(1)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东中部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拐点分别为0.129和0.234,现阶段东中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处于“U”型曲线左半边(0.091和0.130);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为-0.032,现阶段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处于U型曲线右半边(0.201)。(2)东部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技术创新、金融发展水平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人力资本积累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3)中部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4)西部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技术创新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3)行业层面:(1)产业间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产业内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2)产业间估计结果发现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技术创新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水平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3)产业内估计结果发现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技术创新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叁大产业、第二产业内部、第叁产业内部各个行业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机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4)经济类型层面:(1)叁大经济类型单位间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2)叁大经济类型单位间估计发现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技术创新嵌入对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人均GDP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和人力资本积累嵌入对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人均GDP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嵌入对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人均GDP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嵌入对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人均GDP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此外,其他单位中的7类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及其机制也存在差异性。4.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原因分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即较小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过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阻碍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激发了劳动者热情、有利于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导致消费不足、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政治稳定。
王迪[3]2016年在《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990-2012年,城镇居民行业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058上升至0.175,扩大了近2倍,年均增幅达5.1%；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仅扩大38.4%,年均增幅仅有1.5%。这意味着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要远快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已成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最主要推手。更为重要的是,有别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行政垄断等不合理因素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更容易诱发人们的不平衡心理,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实际上,某个行业劳动者获得高收入并不一定是不合理的,最主要的是要考察致使行业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否合理。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取决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个人特征的差异,并且能够在行业之间进行自由流动,由此产生的行业收入差距应该可以视为合理的；如果垄断行业的劳动者,其受教育程度的平均水平高于其他行业,或其劳动者的工作经验处于高收入分布段,那么处于垄断行业的劳动者获得高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合理的成分。我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逐渐从城乡收入差距、区域经济差距等多方面的收入差距中凸显出来,导致了经济效率降低、社会阶层矛盾加深、就业问题突出等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对垄断行业的划分标准,探寻并测度行业收入差距的形成机理,以及如何分解行业收入差距中合理部分和不合理部分是刻画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状况的关键所在。此外,由于收入差距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副产品,适度的行业收入差距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但是,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因此,考察行业收入差距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有助于从理论层面上正确审视我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这也是论文的出发点。本研究在系统梳理收入分配理论与行业收入差距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综合机制理论模型；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变动的现实状况,划分行业收入差距的演变历程；通过运用近年来研究行业收入差距普遍采用的测度指标,从行业门类到行业大类,从全国到各地区,多指标多维度地刻画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综合运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数据库实证分析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程度,运用基于均值和基于分布的分解方法,分解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工资收入中可解释的部分和不可解释的部分；运用经典的计量经济方法,将行业收入差距放在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下进行较为全面地考察,分析行业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就业、消费、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从整体上成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在2003年后,行业收入差距始终在较高水平上平缓波动。行业属性相差较大的行业,其行业工资差距就越大,因此,行业属性是决定行业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着较强的区域同步性；同时,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还存在着全国范围内的绝对β-收敛,以及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俱乐部收敛。第二,行业特征对我国工业行业工资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在60%以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业特征的影响在逐步减少。其中,垄断因素对差距的解释程度也在逐年降低。第叁,运用城镇住户调查(UHS)微观调查数据发现,个人特征和行业特征是导致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两大关键因素。Shapley值分解结果表明,个体人力资本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能够解释全国收入差距的45%左右,所有制垄断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仅次于人力资本,已成为我国行业收入察觉到重要原因。第四,基于均值的Oaxaca-Blinder工资方程分解表明,行业工资收入差距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在逐渐增大,基于分布的FFL工资方程分解表明,处于工资分布低收入分位点的劳动者更容易因为所处行业的不同而获得明显的工资差异。第五,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而且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处于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边。第六,行业收入差距对失业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提高失业率；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率具有负向作用,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居民消费水平；会提高第叁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金融发展在各行业中的非均衡发展显着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
刘芳[4]2016年在《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效应、运作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文中认为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目前,我国已进入扶贫开发工作的攻坚阶段,国家扶贫政策与模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发展到多元化扶贫与精准扶贫,扶贫战略也从“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在现行贫困标准下,要在“十叁五”规划期末消除所有贫困人口,不仅需要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更需要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和金融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的有效组合搭配。其中,金融扶贫既符合农户参与式扶贫的宗旨,又可根据农户需求提供特定金融服务,支持农户形成自我发展能力。金融资源还可支持并推动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和科技扶贫的落地施行。然而,现阶段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制与机制存在缺陷,将制约金融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深层结合,抑制金融减贫的实践效果。由此,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应及运作机理,不仅为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制与机制创新提供重要依据,也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改革总体进程和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有力实施。本文立足于我国贫困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现状,研究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运行机理及优化路径选择。将遵循“金融减贫问题提出→金融减贫理论梳理→贫困农村金融减贫考察-→金融减贫效应与机理计量验证→计量检验结果讨论→金融减贫路径选择政策建议”的研究路线展开。在梳理国内外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2742个贫困农户样本数据,以及2005-2013年集中连片特困区435个贫困县农村金融发展数据,分别采用Probit模型、系统GMM模型、PVAR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分析讨论贫困地区金融服务需求现状,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线性与非线性作用关系,长期和短期作用效果及其作用机理,并据以提出完善农村金融减贫机制的优化政策机制的思路。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村贫困类型和致贫因素的转向影响和推动扶贫政策变迁和金融减贫演进。在贫困地区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背景下,缓解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抑制贫富收入差距加大、纠正贫困人群权利缺失和贫困阶层固化等问题成为国家扶贫战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金融减贫是在贫困地区由简单粗放金融服务模式向系统化金融减贫体系的转变,是金融减贫具体形态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是金融减贫机制更好服务于扶贫开发战略总体设计的体现。如何让金融减贫贯彻“精准化”的宗旨,如何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如何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与工具,如何引导信贷资金投向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和重点项目是亟须突破的问题。第二,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存在先抑后扬的“非线性关系”,在短期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呈现负向冲击,而长期则具有正向激励。分别运用GMM模型与PVAR模型分析,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不同层面进行检验,均得出一致性结论。从GMM模型分析结果可知,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一次项系数均为负值,二次项系数则为正值。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脉冲响应揭示出,短期内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作用为负,到达峰值后逐渐缩小趋向于零并呈现微弱正向趋势。第叁,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作为中介变量,无论金融发展规模还是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总间接效应之和均为负值。面板数据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间接效应,金融发展的直接效应更为明显。从金融发展规模角度衡量,间接效应相对直接效应的百分比仅为41.4%。而从金融发展效率角度衡量,两者之比为1:1。此外,以金融发展效率作为自变量,收入分配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7.59%,而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占比为22.4%。第四,贫困地区金融需求和供给呈现数量和结构错配,抑制了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从供需数量分析,贫困农户潜在借贷需求较高,但实际满足率较低;资金需求数量较高,但贷款额度较小;贫困农户还款积极性有所提高,但扶贫贷款仍偏离最需帮扶的贫困群体。从供需结构分析,贫困农户高消费性贷款偏好与金融机构生产性贷款倾向存在错位。以建房置业、子女教育、婚丧嫁娶和健康医疗为主的消费性信贷,会形成贫困群体未来收入的负向支出,甚至加剧了经济贫困程度。尽管从短期来看相应信贷支出对农户贫困程度纾缓起到积极作用。第五,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未充分体现“包容性”和“普惠性”,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排斥”倾向阻碍资金流向贫困群体。计量结果显示,收入水平、资产状况、生产性支出比例是影响贷款获取、正规金融机构支持和贷款金额的共同因素。上述诸种因素也正是贫困农户短时期难以改变的叁方面金融抑制诱因。创新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体制与机制,推进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和普惠性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第六,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脆弱难以自发演化出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市场体系,信息不对称和运行成本制约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的延伸,进一步造成农村金融市场垄断和金融服务水平低效。农村信用社占据着农村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空间存在很大局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民间金融在贫困地区虽具有发展优势,却有依托亲友的关系型融资偏向。如何通过政策机制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民间金融既相竞争又相融合的优势是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亟须突破的问题。第七,贫困地区经济结构转变、扶贫方式转化和农户金融需求分化呼吁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制与机制变革,这种变革动力会内在驱动农村金融作用于贫困减缓的行为轨迹,扩展金融减贫的正向作用路径与空间,实现金融减贫的阈值跨越。基于打破贫困农村金融市场垄断性、满足农户金融需求多样性、纠正金融服务减贫的低效性和适应农业生产高风险特征等设想,提出完善农村金融减贫机制的政策路径为:构建部门合作机制,保证金融政策和扶贫政策体系的协调统一;积极推动贫困地区增量金融机构发展,发挥各类金融机构的互补作用;因地制宜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贫困地区多元化金融需求;克服金融排斥偏向,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完善金融保障措施,发挥金融与财政政策合力;依托保险与资本市场,心实现金融减贫可持续性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突破金融减贫作用机制定性规范分析的局限,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法,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置于同一系统,反映彼此作用的层级关系和作用方向,量化测度金融减贫直接与间接作用效果,深究金融减贫效果欠佳的机制本源。二是构建贫困农户、金融机构微观主体和县域金融发展叁维视角,以需求、供给和整体效应叁个层次,逐层剖析金、融减贫实施效果、运作机理及体制机制弊端,提出优化农村金融减贫机制的政策路径。叁是与以往研究多采用不同省份贫困程度与金融发展指标验证两者作用关系不同,本研究直接定位于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结合435个贫困县样本数据和田野实地调研经验,对金融减贫的非线性和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使理论分析与计量验证进一步“瞄准”贫困地区空间与贫困群体。四是基于索洛生产函数,诠释贫困、中等收入和富裕人群的生产与资本累积过程,并由此构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摆脱贫困的路径实现机制,结合系统GMM和PVAR分析方法,整体测度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果。五是从贫困特征和致贫因素转向角度,厘清扶贫策略和金融减贫政策的演进逻辑,进而结合贫困地区经济结构转变、扶贫方式转化和农户金融需求分化等因素,思考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的改革方向与政策机制设计。
文雁兵[5]2014年在《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是在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是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迄今为止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财税制度的经济分权和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几个特征,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市场激励和合约履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发展代价,如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福利的扭曲。这些问题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国治理模式呢?这种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呢?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则和借鉴意义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生产性、发展性和包容性特征出发和聚焦其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理论下能够厘清不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功能发展的脉络,以及总结出在经济社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差异、作用边界和作用大小,另一方面,能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已有的发展理论、增长理论和国家理论,深入剖析经济发展中适宜制度和政府治理的作用,构建包容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中国可能走上的包容性增长道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文在构建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和对包容型政府行为及其绩效分析的基础上,强调适宜制度(专利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干预(政府行为、政府规模和政府效率)发挥政府治理包容的作用,通过经济增长(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实现)和成果分享(通过体现效率的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二次分配)发挥经济增长包容的作用,通过社会流动(如通过代际流动和收入流动)和社会包容(如户籍改革如和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发展包容的作用,通过思想繁荣(思想自由和知识资本积累)实现思想市场包容的作用。本文首次对思想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一步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和功能,并构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论证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和机理。思想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增长既有逻辑链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适宜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否定之否定。政府积极干预可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更好的积极影响业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同,但对于政府边界、政府行为选择(“攫取之手”或“援助之手”)及其演变(更多“攫取”或更多“援助”)仅基于中国式分权(“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宏观一元框架和“政治人”或“经济人”微观单峰偏好的假定,以及暗含区域间禀赋同质和完全流动,忽略了中观层面区域禀赋异质性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演变的影响是已有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文既从中国层面考察了区域异质性视角,还基于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微观联合偏好视角,对宏观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演变和绩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对已有财政政分权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有益增补。运用了面板门槛模型,本文首次全面细致的检验了“利维坦假说”、“粘纸效应”和“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存在性、有效性和条件性,结果发现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交互影响对发展包容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非线性关系,应当引起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在制定和执行区域性政策和战略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而不是单一目标。包容型政府行为模式不同于“泛利性政府”、“中性政府”、“生产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其治理模式也不同于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政府(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解制型政府(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社会包容视角首次提出并探讨了包容型政府概念和理论,为解决中国目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包容型政府需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和发展包容两个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是形成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的叁角”。这一概念和理论是对林毅夫(2003,2013)关于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和政府如何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逆向补充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关于中国“半包容半掠夺”制度和政府行为特征的有力佐证,也为中国道路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增加了新的内容。(2)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内生性视角(要素禀赋、政治博弈或威权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从国际贸易这个外生性冲击渠道分析了政治经济制度演化。(3)既有研究强调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自组织性,强调产业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过程的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尤其是二叁产业发展对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关注较少。本文则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了农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联绩效,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关“叁农问题”、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而本文的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4)本文关注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分属社会学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和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发展的耦合机制。社会流动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包容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教育流动、劳动流动、职业流动、性别流动和收入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不平等”和“静态不平等”等“坏的不平等”,逐渐消除各种排斥(社会排斥、地理排斥和经济排斥),实现增长包容性,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难题。(5)本文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减贫模式,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自上而下”和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贫困缓解策略,从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两个视角强调贫困缓解的新渠道。2013年11月恰逢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本文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未来政府职能改革提供少许有价值的学术火花。
黄思宁[6]2013年在《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收入分配问题无疑是最为突出、迫切的。对于首都北京这样的国内发达城市,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了消费驱动型,早日实现十八大报告中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两个同步”和“两个翻番”的目标要求,具有重要示范作用。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不协调的表现突出,这既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更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从国内外研究情况看,涉及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很多,但针对两者协调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研究内容看,宏观分析多、微观分析少,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总量与速度分析多、结构与效益分析少。因此,本文比较总结了国际发达国家和城市在协调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先进做法；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梳理了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传导过程,设计了理论模型,指出优化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居民收入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着力点；明确提出“同步增长”的目标应扩充为“协调发展”；协调发展的内涵定义应为“宏观、微观和过程”的统一实现,具体包括“宏观表现、微观结构、传导机制、外部环境的四条判断标准；并通过对理论模型的扩展,利用统计方法及模型对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动态刻画了传导过程,对系统变化的四种情况进行仿真分析,并对整体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以及从财税角度进行制度设计研究。本研究认为“十二五”时期,是改善北京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时期,通过采取高效的财税制度措施对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双向提升,将有效促进北京市居民收入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尚晓晔[7]2016年在《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都普遍关注的问题：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恶化、消费不振、投资过热、出口萎靡、技术进步乏力、产业结构一直未能实现优化等等。而这些问题,追根溯源都与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证上厘清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为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可行的办法和思路。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本文利用C-D生产函数测算出我国各省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市场价格的扭曲度,然后利用住宅用地与工业用地价格之比度量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度。在此基础之上,构建模型,分析了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资本市场的扭曲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不显着,而劳动市场的扭曲和土地市场的扭曲会显着影响劳动收入占比,但不同的是劳动市场的扭曲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而土地市场扭曲的扭曲则会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等政策来调节初次收入分配结果时,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会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本文就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首先是对消费的影响。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分别构建了包含收入分配和不包含收入分配的两个回归方程,分析显示,在没有加入收入分配这一解释变量时,资本、土地和劳动的要素价格扭曲都对消费有显着影响,资本的价格扭曲会提高平均消费倾向,而劳动和土地的价格扭曲会显着降低平均消费倾向;加入收入分配之后,资本和劳动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回归系数数值都变小了,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验证了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影响消费的传导渠道：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来影响消费的,而土地市场的扭曲则会直接影响消费。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于投资的影响体现在：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不利于投资,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有利于投资；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来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的影响更大,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影响程度更大；并且,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不利于FDI的流入,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价格扭曲有助于FDI的流入。对于出口来说,每个要素市场价格的扭曲都有利增加出口。对于技术进步,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度的提高会降低二叁产业的产值之比,也会降低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值之比；而土地市场扭曲程度的增加会提高二叁产业的产值之比。本文这部分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传导渠道等,同时也可以为我国改变增长驱动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的思路。最后,系统归纳总结了前文的研究内容,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素市场化改革、改善收入分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建议和措施。
郭念[8]2004年在《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研究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命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进展，但高增长也伴随着收入差别的扩大，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剧，因此，在对我国经济增长探讨的同时，必须深刻认识收入分配对其作用的问题。 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国外学术界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二是研究收入分配的变动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研究则注重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及其原因，倒U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等。对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作用机制则很少触及，定量分析就更为鲜见，本文在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国内外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论文框架；第二部分建立了收入分配通过金融中介、人力资本和财政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机制模型，其中金融中介的出现和发展可以很好地解释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现象，“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从人力资本投资和财政政策途径中得到支持；第叁部分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各省的横截面数据分析我国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倒U关系，人力资本投资和财政政策作为中间途径使得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利用1995年和1998年各省的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第四部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工作在于：① 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一收入分配，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机制；② 利用金融中介的发展解释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假设，评述了不同教育体制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相关模型，在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模型中，引入税收决定的“中间人”投票机制，这一系列相关模型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内生化；③ 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验证，深入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④ 利用各省的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提供了一个国别案例。
张凌洁[9]2012年在《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对经常项目顺差影响的统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新兴国家的主要代表,我国外部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国际收支失衡。经常项目长期顺差是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体现,长达近二十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使我国外部经济不平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我国经济内部也不断暴露出一些矛盾。为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的一般规律,深入探讨我国内外经济均衡状况,从中寻找协调内外失衡的方法和途径,从我国内部经济的角度探讨发展外部均衡的根源。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对经常项目顺差的来源和调节机制展开讨论。但很少有人将国内收入分配与我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收入分配差距正是导致我国内部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现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投资、净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入分配关系未理顺造成的。本文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探究我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改善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状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探究我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深层根源,研究了国内宏观经济变量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建立了国内收入分配等相关宏观经济变量与经常项目差额影响的分析框架,说明了国内宏观经济影响经常项目差额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后面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我国国内居民收入分配相关变量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程度奠定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建立居民收入分配相关变量影响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同时采用协整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结果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经常项目差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从协整检验方程系数来看,经常项目差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呈负相关效应,居民可支配收入对经常项目顺差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模拟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相关因素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同样可以得到上述结论。并且模拟结果显示,降低间接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增加政府转移支付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根本途径,也是缓解经常项目顺差的有效手段。根据模拟结果来看,上述叁种影响因素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间接税率的减小对经常项目顺差缓解作用程度最大,平均个人所得税率次之,影响最小的是政府对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同时,叁种因素变化对经常项目差额冲击的幅度不同。与平均个人所得税率和政府转移支付有所不同的是,间接税率的减小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冲击是非线性的。
李峰峰[10]2014年在《动态耦合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了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也非常突出。由此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6应该如何合理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的现象?虽然已有诸多研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探讨了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一方面大都局限于从单一角度如城乡收入分配、地区收入分配、行业收入分配等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难以全面阐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未能紧密结合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自身的特点(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等等)深入探讨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致结论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实际情况。鉴于此,本文在综述关于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于系统论和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及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理论和现代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基于动态耦合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收入分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据此提出调控收入分配,促进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政策建议。为了把握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特征,并据此构建符合中国经济增长自身特征的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刻画,结果显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具有四个典型特征:第一,地区收入分配、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国有单位收入分配、城镇集体单位收入分配、其他单位收入分配的绝对差异均呈现持续扩大趋势。第二,地区收入分配、国有单位收入分配、城镇集体单位收入分配相对差距都呈现出先扩大后又有所缩小的变动趋势。第叁,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相对差异较小,且保持较为平稳的变动趋势。比较而言,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要大于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第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表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收入分配的相对差异在近年来趋于缩小。相对来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因此,只有将收入分配看成包含地区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分配、行业收入分配、不同所有制收入分配的系统,才能全面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接下来立足于中国经济增长自身的特点6尽管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内需求拉动,而且通过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一直是我国政府追求的目标,并考虑到中国社会税率由中央政府决定;虽然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但居民人力资本投资需求旺盛,低收入家庭就是靠借贷也要供子女接受教育;我国政府也一贯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维持工作,以致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机制、教育77生育决策机制、社会稳定性机制难以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取消费需求作为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因素。然后根据消费需求结构的优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作用,结合收入分配格局对消费需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影响,提出了基于系统论和耦合理论的分析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6收入分配系统与消费需求系统的耦合77消费需求结构77产业结构77经济增长。该分析框架将收入分配视为包含地区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分配、行业收入分配、所有制收入分配在内的系统,运用系统论和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分析和测度该系统与消费需求系统的耦合程度亦即二者之间的匹配程度,从动态耦合视角来揭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既能够较为全面地刻画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使我们能够根据收入分配系统中各因素与消费需求系统中各因素的耦合情况,来确定关键的影响因素,从而可确定收入分配调控的重点及扩大国内需求的着力点,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进一步就所提出的基于系统论和耦合理论的研究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从两个层面展开:首先基于系统论和耦合理论测算收入分配系统与消费需求系统之间的耦合度,旨在分析收入分配子系统与消费需求子系统之间的匹配程度。其次,以消费需求增长为被解释变量,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总耦合度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旨在探讨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子系统之间的匹配程度是否促进了消费需求增长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全国和东中西叁大地区89年间收入分配77消费需求系统的耦合度的测度结果表明,我国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总耦合度较高,即二者之间存在较高的匹配程度。这种较高的匹配程度使我国收入分配至少在中短期内推动了消费需求结构,进而产业结构的有效升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总耦合度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对大小密切相关。收入分配差距相对缩小时,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总耦合度相对较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时,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总耦合度相对较低;相对突出的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城乡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联度总体上要低于地区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联度、所有制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联度、行业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联度。以消费需求增长为被解释变量,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总耦合度为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总耦合度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影响。这证实了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子系统之间的匹配程度促进了我国消费需求增长,进而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最后,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调控收入分配,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6()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惠民生政策的实施力度,努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进一步降低居民整体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增强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耦合度即匹配程度,推动消费需求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要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通过城乡统筹、转移支付等措施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以尽快遏制城乡收入差距过快增长的势头。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应通过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引导居民更新消费观念,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改善消费环境,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等措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因为尽管我国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具有较高耦合度即匹配程度,但如何让居民敢于消费对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亦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提高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匹配度,从而推动消费需求的有效升级,进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参考文献：
[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苏静. 湖南大学. 2015
[2].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 马进. 辽宁大学. 2018
[3]. 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王迪.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效应、运作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D]. 刘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5]. 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D]. 文雁兵. 浙江大学. 2014
[6]. 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研究[D]. 黄思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3
[7].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理论与实证[D]. 尚晓晔. 武汉大学. 2016
[8].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念. 湖南大学. 2004
[9].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对经常项目顺差影响的统计研究[D]. 张凌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2
[10]. 动态耦合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D]. 李峰峰. 湖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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