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

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

陶卫宁[1]2000年在《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导 论: 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再探索 区域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基于这一点,本章从现代地理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出发,阐明了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及研究方法的革新,并针对研究区域提出了具体研究方案。 一、地理系统二象牲理论的提出与区域地理学 地理事物(自然、人文)是事物地域化形成的。因此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他学科研究对象地域化的结果。地理事物对自己所定义的地域空间发生充填,也就是使空间特化,这种特化了的空间就是区域,我们称之为地理事物的区域性;地理事物是相互之间发生不可忽视的联系而形成结构、并且有动力状态的地域化事物,这种结构与状态的综合外在表征就是景观。也就是说,地理事物有一种依赖于地域特点,受制于相互联系的运动和行为,我们称之为地理事物的环境性。 环境性与区域性是地理系统的二象性。这就要求地理科学研究者从两个角度来解析其研究对象。第一个角度是把研究对象认识为环境,把握对象的内部结构和联系。在这里,状态和结构是基本分析范畴,它们的演化主要是定义在时间域上的;第二个角度是把研究对象认识为区域,研究区域这一现象的空间联系和空间过程。在这里,地理空间是基本参考系。在更多情况下,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任何地理过程,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区域中,是一定环境中的内部现象。 既然区域性是地理事物(自然、人文)的一个基本特征,区域化原理也是现代地理学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一个支点,以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地理学理应受到重视和得到发展。区域地理学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在原有的以简单描述区域特性和区间差异为核心向更高层次迈进一步。即充分吸收现代区域科学的方法,以地理事物的环境——区域二象性为理论基础,注重对区域特点、地域内部组织结构和联系(即环境)、空间联系及其规律或模式(区域)的研究。地理系统二象性理论的提出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复兴与加强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地理系统和地理过程地位的确定与区域历史地理学 综合性是地理学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归结到方法论上就是系统性。 一 且 一地理系统是指“地球表层具有一定分类意义、可以表征的地域范围内,由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等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动态统一体。”也可以称之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过程是地理系统状态或结构单向演化的表现。地理过程是随着地理系统与生俱来的,有系统就有过程。过程分析包括机制过程和时间过程分析。时间过程也就是历史地理学(含区域历史地理学)所强调的“历史”。历史观念对地理系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三、区域及本文研究区域的选定 对于“区域”这个概念,具有根本意义的一点是,一个区域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特征上存在高度相关性。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就是指在人类活动参预下形成的具有历史发展共同性及某种共同经济文化特征的人地关系地域综合体。在这里,历史文化指标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行政区划是阶级社会以来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具有历史继承性特征。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的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域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行政地域单元内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同一性。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陕南汉江走廊(行政区划上的现今陕西省汉中、安康两地区,后同)这个区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归属在同一政区内(府、州等二级统县政区)。就是被拆分后,也一直表现出很紧密的联系。而且,合的趋势总是大于分的趋势。 四、论题研究与人地关系研究的提出 论题地理学亦称系统地理学,即按论题,系统分析各个地理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存在的问题。这是区域研究的纵深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即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势。自从二次大战后,全球性的资源、能源、环境、人口、粮食等等问题显得日益突出。这是人地关系失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部主要过程失控的反应。人们将这些问题归纳为PRED问题(P—population人口,R—resource资源、E—environment环境、D—de-velopment发展)。本文选取以下几个因索,以PRED问题为中心,对陕南汉江走廊这一区域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结构、功能、机制与过程及其历史演进的规律做一研究,以期阐明区域开发各阶段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其具体内容包括: 1.历史政区及地理研究 2.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3.历史聚落地理研究 4,历史区位与交通研究 5.历史环境与灾害研究 6.综论: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区域地理系统的演化及其现实意义第一章 历史政区地理研究 一个区域政区的设置、变化和发展受到区域地理条件(自然、人文)、区域间的地缘关系、区域的经济开发和区域社会组织内部矛盾运动(人

闫杰[2]2015年在《秦巴山地乡土聚落及当代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秦巴山地处于汉水上游,陕西南部,秦岭和巴山之间。它既是我国南北气候和自然地理的分界线,也是我国南北与东西文化交汇和转换的轴心。在自然和人文的双重作用下,在地域资源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矛盾中,秦巴山地的乡土聚落经历了特殊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也建构了区域内的乡土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和地缘特征。目前,该区域研究尚有许多空白之处。虽然已有的研究内容涵盖了文化、社会、移民开发和资源环境、建筑等几个方面而且研究视点也涉及了社会、历史、地理、生态、建筑等多个角度。但基于乡土聚落视角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学科之间缺少交叉,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的研究成果基本没有。与此同时秦巴山地乡土聚落的当代发展又面临着很多现实困境和机遇。生态环境的破坏,地域文化的消解,人文关怀的缺失等因素都影响了聚落的良性发展;灾后重建、移民搬迁等项目的实施又为聚落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和动力。因此,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应该及时的展开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本着认识过去,揭示现象,总结规律的原则,系统、完整和深入的揭示传统乡土聚落营建的内在机制和形态特征,积极探索当下乡土聚落规划建设发展的策略和适宜模式。这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以秦巴山地乡土聚落为切入点。建立了文化圈、聚落、乡土建筑三个层级,在关联土地资源、环境气候以及社会文化的基础上,从文化圈的形成、聚落的演变、聚落空间形态、营造技术、文化表达和当代乡土聚落营建策略和适宜路径等六个方面对秦巴山地乡土聚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过程中,首先,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以实证的方式揭示秦巴山地乡土聚落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和背景。其次,在以测绘为主要手段在掌握乡土聚落的一手资料的前提下通过关联性研究和典型实例的解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总结和分析了秦巴山地乡土聚落及建筑营建的内在机制和形态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乡土聚落发展的驱动机制和当代问题,结合秦巴山地的现实情况和移民安置的时代机遇,在传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秦巴山地乡土聚落的规划建设的策略和适宜模式,为实现聚落整体、持续和良性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叶丽芳[3]2011年在《明清安康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是认识今天城市发展的基础,学术界同仁对中国古代的城市研究用力颇多,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研究上,近年来对中小城市研究的关注也使得本文的写作成为必要。安康是汉江走廊地区的一个山水型城市,城市的发展深受山水地形因素的影响,探讨其城市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为更好的认识安康城市发展的状况和加快安康城市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其他中小型城市的研究,尤其是山水型城市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全文共分为六章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安康城市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主要从历史背景和宏观、微观的地理因素两个方面入手。安康城址的选择最初是考虑周边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而兴起的,但是这种地理环境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出现了城址的屡次迁移,这中间有地理因素的影响,也有军事安全方面的考虑,本章主要探讨城市兴起和促使城址变迁的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明清以来安康城市大小的变化和原因。明清时期,安康城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顺治四年(1647年)和嘉庆二年(1797年)是两次典型的变化,战争、人口、山水环境是安康城市范围变化的主要因素。第三章,主要论述城内的军事、行政建置及街巷分布。探讨明清两代安康城内的行政和军事建置的分布,以及街巷的基本情况,最后总结其特点和影响因素第四章,主要论述明清安康城内的文化设施(学校、祠祀、寺观、会馆以及庙会等类型)的布局,以及布局的特点或规律。第五章,主要论述周边山水形势对安康城市的影响。安康城市自建立以来深受周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城市屡遭水患,并且无法向更宽广的地方拓建,因此本章分别从汉江和周边的山体两个部分论述安康城市的发展是如何利用和改造周边的山水地形。第六章,总结安康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现在关于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已经备受各界的关注,安康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我们如何吸取这些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建设安康,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安康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安康城市最初兴起于汉江北岸的中渡台遗址,是基于此处优越的交通条件与地理环境,但是后来城址的变迁尤其是清朝年间的频繁变迁也说明了地理环境的影响深远。第二,城市规模在明清时期有过明显的变化,尤其是顺治四年和嘉庆二年。第三,城内的街道是以城门为轴线而逐渐发展拓建的,它将城内布局划分的十分明显,城北为行政建置中心,城东南为文化中心而军事建置经历了从最初的旧城迁移到了新城,并分布在新城东南地势较高的地方。第四,学校主要分布在城的东南角,祠庙、寺观在城内外数量很多,且分布范围广,独具安康城市的特色。第五,山水形势影响安康城市的发展,人们利用有利的地形发展航运贸易和旅游业,并修筑防洪大堤以及相应的军事设施、植被造林等对山水地形加以改造和利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明清时期的安康城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其做一个全面的研究。本文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安康城市是如何利用自然地理因素兴起城市和影响城市的布局、发展和演变,着重探讨其山水地理形势对安康城市建设的影响,这也是现如今安康城市发展遇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张钰敏[4]2013年在《历史时期以来汉江上游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与应对措施》文中提出汉江上游地区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本文以史料记载的历史时期以来,从208BC到2010AD汉江上游地区的各种自然灾害为依据,包括水灾、旱灾、风雹灾害、地质灾害、虫灾、冻灾等,分析了各种自然灾害的特点、发生的频率、季节与月份特征、成灾原因等。历史时期以来,汉江上游地区的灾害呈现出灾害种类多;旱涝灾害为主;灾害出现次数多,频繁发生;次生灾害多,且成灾较严重等特点。历史时期以来的很长时期内,自然灾害是制约汉江上游地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因素。灾害的发生给汉江上游地区的社会带来很大影响。首先,灾害影响本地区的人口的数量和身体素质。汉江上游地区由于交通、区位、历史等原因,经济发展缓慢,历史时期本就人口稀少。灾害发生时,又会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灾民外出逃荒,人口数量严重减少、人口变动频繁;其次灾荒的发生必然会导致灾民的生活质量变差,身体素质下降。其次,灾害的频繁发生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很大损失。表现在: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劳动力减少,土地抛荒,恢复再生产困难;土地的抛荒,又导致农村地价严重下跌,土地兼并严重,而且灾荒之年农村高利贷盛行,农村经济秩序混乱;农耕荒芜,使工商业经济缺少原材料,加上灾害年份灾民购买力下降,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经济凋弊。再次,自然灾害使社会秩序混乱。各种灾害发生之时,往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粮食减产,引发饥荒。汉江上游地区饥荒严重之年,灾民为求生存,不惜卖妻鬻女,甚至骨肉相食,传统的人伦道德受到严重冲击:灾荒后人口的频繁变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秩序,增加政府管理上的困难;灾荒发生时,灾民们常出现抢粮、抗租、“吃大户”行为,甚至更严重时会揭竿而起,发动农民起义。此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历史时期人们对灾害缺乏科学的认识,不懂正确的救治手段,历史时期以来,汉江上游地区出现了特殊的灾异风俗。比如,旱灾后的祈雨、驱逐旱魃行为;水灾时利用“扫天婆”祈晴;蝗灾发生时拜蝗神、拜农神除蝗;以及个别地方逃荒的风俗等,这些风俗的形成虽不科学,但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出劳动人民在长期灾害频发时形成的灾害救助思想。最后,灾害发生时灾民逃荒,以及灾荒后政府的招徕流民移垦政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流动,也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如,风俗、方言、农耕技术等方面的传播。汉江上游地区的政府和社会在灾害应对方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灾害发生之前的灾害预防。如,兴修水利防汛抗旱,历史时期本区筑造了大量的古堰,以及引水渠;最早从三国时期就有禁伐林木的措施,到明清时期更加重视;以及在丰收年份储粮备荒的政策。(2)灾害发生之时,政府和民间义士积极救济,如,赈粮、赈粥、赈款、赈衣等;政府调粮,平物价;政府制定减少农民赋税、田租等政策,减轻灾时农民负担。(3)灾害发生之后,为鼓励农民恢复生产,政府低价向农民借贷粮食、耕牛、工具,甚至减免灾民债务等措施,鼓励农民承租耕地,号召本乡流民灾后复业,并招徕外地流民进入汉江上游地区垦荒就食,以减少土地荒废,增加财政和赋税收入。

闫奕铭[5]2017年在《陕豫鄂毗邻区历史地理研究(1912-2012)》文中认为陕豫鄂毗邻区地处我国东西部和南北方的过渡区域,位于汉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境内资源种类丰富多样。自民国初至21世纪南水北调移民搬迁的结束,在一个世纪的历程中,毗邻区的发展逐步走向衰弱,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凸显,区域人地关系日益紧张,逐渐成为内陆腹地发展中的边缘地带和贫困地区。区域的发展受到气候、土地、水文、资源等自然因素和人口、交通、城镇、政治等社会因素的制约,无论是自然因素还是社会因素都是在不断地变化中,受自然规律控制的地理环境和受社会发展规律控制的人类生产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区域发展的历史进程。民国时期,陕豫鄂毗邻区的地貌环境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地理条件,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驱使,人口的增减变化刺激了区域空间的进一步拓展。然而,近代新式交通的变革,打破了区域的传统空间结构,毗邻区区位交通的重要性下降。依靠交通发展的省域、流域贸易势衰,传统的农副产品交换市场地位被取代,凭借道路维系的城镇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层级贸易体系走向了没落。经济的衰退,时局的动荡,进一步激化了毗邻区社会矛盾,致使匪乱丛生,社会秩序趋向失衡和失控。这一系列连续的社会变化对毗邻区的经济结构、生计方式和人地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水田减少,旱地作物被推广,经济作物成了民众增加收入来源的重要补充。过度的农业开发造成了区域严重的生态后果,土壤贫瘠,水土流失加剧,旱涝灾害频发。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区域的经济发展更趋艰难,民众生活也愈益贫困。新中国建立以后,毗邻区的社会发展逐渐步入正轨,人口数量在经历三十年的爆炸性增长之后趋于平稳。区域内新式道路交通得到建设发展,陆路运输成为沟通贸易的主要方式。城镇重新布局,并兴起了一批新的工业城镇。同时,南水北调等国家工程的建设,对区域发展及域内人地关系带来了新的影响。人口变迁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组织关系和生产方式,区域发展和生态保护因人地关系的改变面临新的挑战。

余咪咪[6]2017年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安康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模式及策略研究》文中提出为避灾减灾、减贫脱贫、建设生态环境和发展社会经济,2011年陕西省政府实施陕南移民搬迁工程,目的是保障居民生存安全、改善人居环境和推动城镇化发展。移民搬迁安置工程实施五年以来,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许多问题逐渐凸显,生态承载论证不足、人口再分布不协调,产业支撑带动不足、人与资源矛盾突出,移民需求关注不足、社会网络难以建立,城乡统筹选址不足、缺乏适宜性营建模式。论文在借鉴国内外移民搬迁安置实践的经验和对现状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探求安康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的适宜理论与方法体系,指导移民搬迁安置区的建设,也为其他类似区域的移民搬迁安置工程提供启示和借鉴。论文以新型城镇化内涵为研究视角,试图探求适宜于安康的环境条件、可行性强的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模式与策略,从区域和个体层面引导移民搬迁安置区的合理营建。以新型城镇化内涵为主旨,通过“解读本底、总结现状、分析机制、构建模式、提出策略、评价反馈”六个方面逐步推进的研究框架。首先,从自然生态、经济发展、社会人文和空间营建四个方面对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的环境本底进行解读,明确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的约束条件。其次,通过对安康2011-2015年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的目标、工作框架、类型、生态恢复与营建、产业支撑与资源利用、社会网络与社会管理保障及空间营建的梳理,总结了当前营建的成效、归纳了营建存在的问题。随后,针对营建存在的问题、移民的需求以及新型城镇化内涵要旨,明确安康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的特征,并围绕营建目标、影响因素作用机制、营建路径三个方面,通过借鉴相关理论,建立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安康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模式的研究框架,完成由问题到方法的转化。进而,从区域和移民搬迁安置区两个尺度层面提出营建策略,区域尺度下侧重人口再分布的合理调控基础上的移民搬迁安置区选址,提出市域、县域两个层面的综合选址方法;移民搬迁安置区尺度下侧重营建的可操作性,通过“基本单元”的研究合理确定移民搬迁安置区的规模,针对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中生态自然、社会人文与空间三个层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营建策略与实施原则。最后,建立涵盖目标、过程、结果的PPR评价体系,衡量目标实现度、营建过程合理性以及营建造成的影响,并应用于现状评价实证反馈。本文通过对安康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本底、现状、营建模式及策略的系统性研究,建立了移民搬迁安置区自区域至个体的选址方法体系,提出了移民搬迁安置区基本单元的概念及其适宜规模的确定方法,建立了移民搬迁安置区的PPR评价体系;在理论层面上对既有移民理论的系统整合、完善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理论研究体系框架;实践层面上为安康移民搬迁安置区建设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其他类似区域移民搬迁安置区的建设提供启示。

胡斌[7]2012年在《陕南汉水走廊商贸线路上的集镇聚落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陕南汉水走廊,位于汉水的上游部分,自古便是中国沟通西北与西南,西北与南方的重要区域,由此形成了诸多交通线路,其中最典型的是两条商贸线路——汉江航道,川陕蜀道。这样的商贸线路上,有着众多集镇聚落——本文试图从商贸线路线索下来分析集镇聚落,而不再是孤立的研究聚落本身,并探究其变迁。首先是介绍了本文的课题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研究框架。接下来研究分析本文研究的两方面背景——即宏观视野下分析陕南汉水走廊区域概况及该区域内的两条商贸线路。正是这样的特定的地理区域背景才产生的商贸线路,而这样的特定的地理区域背景与商贸线路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本文研究的交通型集镇聚落。接着从集镇聚落案例分析,即分别从两条商贸线路上的四个典型集镇聚落案例——川陕蜀道的青木川与华阳镇,和汉江航道的蜀河镇和凤凰镇入手,分别从这么几个尺度来研究案例——相对静态的区域尺度、聚落尺度、街道尺度、建筑尺度,和动态的时间尺度。然后在这四个典型案例及其他该区域内的集镇聚落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分析本文所研究的集镇聚落的形态及其变迁,分别从集镇聚落的外界影响因素与内部的自身构成因素,以及发展变迁方面进行探讨,试图探求出过去集镇聚落发展的驱动因素,以对将来发展的分析展望。最后在全文的研究分析基础上,提出对于今后集镇聚落发展的愿景。

郭海[8]2017年在《陕南传统村落地理研究》文中提出传统村落作为乡村聚落的延续,是几千年来农耕文明的历史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陕南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保留了许多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多样性建筑文化的传统村落,形成了陕南地区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因此通过对陕南传统村落的地理研究,提高我们对传统村落的了解,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来保护传统村落。本文通过文献查阅分析、系统数据资料、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对陕南地区98个传统村落资料进行整理,对陕南地区传统村落地理展开研究。通过对乡村聚落及传统村落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概述陕南地区传统村落形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背景,陕南地区复杂多样的地形与移民对本地区影响较大。通过对全国传统村落信息系统以及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四批名单、陕西省第一批传统村落名单的整理,将陕南地区传统村落从时间、空间等因素统计分析,传统村落主要形成于清代,集中分布在安康和商洛地区,且以石泉县、旬阳县两地数量最多。从水陆交通的便利性、自然环境适应性、景观择优性、风水文化影响等四个特征来探讨陕南传统村落选址,分析陕南传统村落营造时要综合考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从传统村落规模与人口、地形之间关系进行分析,通过系统及文献中对73个行政村落相关资料整理得出,陕南传统村落受地形条件的影响明显,其中人数在500至1999人之间的中村数量最多,大村和小村相对较少;村庄占地面积主要以500亩以下规模的村落数量最多,该类型村落受地形的影响较大,村落规模较小。以谷歌地球卫星地图及CorelDraw等软件对陕南地区传统村落整体布局形态绘制平面图,并将其分为带状、团块状、散列状等三种布局形态,通过举例来对每一类型村落形态进行论证,村落形态的变化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影响。从自然因素以及外来移民文化等影响因素分析对陕南传统村落中民居建筑及其风格的影响,将陕南地区传统民居建筑分为石片房、合院房、吊脚楼、夯土房等四类,并通过村落中典型传统建筑的具体分析来论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陕南地区传统村落作为一个整体以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陕南地区自然和人文社会条件对传统村落发展、演变的影响,着重探讨陕南自然环境对传统村落规模、形态及建筑风格的影响。

汪民[9]2016年在《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机理及其调控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农村聚落与城市聚落“城乡连续体”的空间结构体系,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农村经济地位显著下降带来的巨大落差,使得农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自2004年起连续每年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都标志着当代农村聚落已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到了关键时期。农村聚落研究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演变机理及其调控策略进行研究,探讨通过协调人地关系、集约土地、优化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等实现城乡统筹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江汉平原水网地区指由江汉平原上不同等级的自然水系和人工开挖的水体形成密度较大、相互联系的巨大网络系统地区,并根据行政区划边界和综合地理特征,确定本文研究范围共包含11个区市县级行政单位,具体行政区划包括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为便于空间比较及与统计资料相对应将荆州区和沙市区并为荆州市辖区研究)、江陵县、石首市、松滋市、公安县、洪湖市、监利县;省管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本文将农村聚落界定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性聚落,主要指建制镇以下的集镇和村庄,是典型传统意义上的聚落形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社会的最为本质和谐的联系。本文主要以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形成与演变为基础,研究不同时间和阶段农村聚落空间分异的特点、结构形态变化、驱动因素及动力机制等,探讨农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及调控的方法和途径。从城乡规划学的视角,以人居环境、人地关系等理论为指导,借助GIS、.景观生态学等分析方法,寻求农村聚落空间格局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并借鉴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土地利用规划学的研究成果,在农村聚落空间分布、层次分异和形态变迁的复杂表象下,探求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并提出针对性的控制和引导策略。本研究内容包括理论阐述,实证分析及结论部分,理论部分包括理论溯源与流变、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进展、研究设计;实证部分包括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历程及特征分析、聚落空间分异测度分析、驱动因素及动力机制分析、农村聚落空间调控策略分析,以湖北省石首市为典型的案例剖析,提出农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与调控思考,结论部分主要提出本研究创新与不足,并对以后研究进行展望。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有:(1)主要从人地关系、人居环境等角度,梳理其理论的发展脉络,构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分异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理论框架。通过对国内外农村聚落研究综述、研究发展回顾及阶段的划分,明确了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研究体系的不足,为本研究找到切入点。(2)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从地理空间分布、生成和拓展,空间层次形成和分异,聚落空间形态结构变迁进行阐述。运用地理学、城乡规划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开发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聚落空间进行历时态、分阶段研究。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受地质地貌运动、气候和海平面变化、江汉地区水系变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水利基础设施兴建、垸田开发建设的兴起、排水灌溉渠网的完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等人工因素的促进。从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三个方面揭示各阶段的农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征与客观规律,农村聚落地理空间是由边缘向腹地中心推进拓展,随垸田开发逐步扩大;农村聚落空间层次经历了由“聚”到“城”,由“城”到“村”、由“村”到“镇”的层级变迁;农村聚落空间形态与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遵循点状、带状和多组团纵深发展的规律。(3)借助FRAGSTATS和SPSS等技术手段,结合土地/覆盖、景观生态格局研究等相关成果,运用相关理论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进行农村聚落空间分异研究。分别从空间分布、空间层次异化及空间形态三个层面进行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子分析,通过水平测度和影响因子分析选取聚落总面积、密度大小及差异、形状、邻近度4类指标及核心面积指标对江汉平原农村聚落空间进行综合测度,从农村聚落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三个职能方面得出空间测度的综合评价,并推理出农村聚落空间分布、层次以及形态的发展趋势。总结出在自然和社会影响下,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发展与经济发达的水网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分布上形成了水环境胁迫下的非均衡匀质网点状分布模式,空间层次的明显化差异,以及呈现条带状形态为主,局部区域存在点聚式和组团式空间形态特征,为农村聚落空间发展趋势预测和调控提供了方向。(4)基于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历程、现时态特征分析以及农村聚落空间综合测度分析评价,归纳总结其空间形成及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自然、社会经济、生态、政策、地域文化等内外因素作用于聚落空间的规律、方式、影响及继而呈现的表现形态,通过对要素的相关分析,探讨要素共同作用的农村聚落空间演变驱动机制及其影响。提出江汉平原农村聚落空间演变主要是自然生态承载、社会经济协调、市场资源配置、政府调控引导四大影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5)在测度和驱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动态聚类分析将研究范围内农村聚落空间划分为四种区域类型,针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的农村聚落空间的特点,提出“保、扩、守、调”的分类调控策略,运用生态适宜性评价法、空间重构的方法、空间矩阵拓扑优化的方法、聚落形态要素控制与分类引导的方法从农村聚落空间布局、形态、层次的三个层面提出总体路径模式及分向路径模式并指导调控的具体内容。在空间分布上依据动态分类与测度的结果具体落实于每一类调控,在空间层次上着重研究中心村和基层村的调控,在形态上主要就聚落空间的边界形态、组合形态等方面分别对中心村、基层村及传统特色村落的形态发展类型和特征提出了相应的调控内容,并提出实现调控的实施与保障机制。(6)选取湖北省石首市为典型实证研究案例,根据前述章节的研究基础和结果,在时间维度上分析石首农村聚落空间发展的成因与演变规律,从农村聚落空间的格局特征上进行解析和总结,进而确定石首市农村聚落空间调控的目标、重点、途径以及内容,并提出相应聚落空间调控的实施与保障,确保形成地域特色的聚落空间体系,保证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和谐统一。通过对国内外重要的理论梳理研究、时间及空间维度上的农村聚落空间分析、主要支撑方法的分析运用以及石首市农村聚落空间调控的实证研究,在本文的最后对主要研究成果、创新点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探讨。

张博锋[10]2014年在《近代汉江水运变迁与区域社会研究》文中指出汉江是一条古老的河流,与汉朝、汉人、汉文化以及楚文化都有非常深远的渊源。几千年来,汉江一直有着舟楫之利。这使得汉江在传统中国社会交通体系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因为这条河流的空间布局极其特殊,有着沟通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功能,是中西部之间的通道和纽带。周秦汉唐宋元各代的战略争夺、行军路线,明清时期各地商帮的往来路线、官府驿站、榷关分布,都在汉江沿线留下了众多醒目的痕迹。在明清时期,汉江是一条沟通川陕甘豫鄂渝的重要商旅通道,有“千里黄金水道”和“汉江走廊”之称。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赞誉,是因为明代的边防政策带动了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长距离、跨地域的商贸运输,而汉江在水陆交通体系和市场分布中,是长江中游地区与西北诸省以及中原地区之间最为便捷的交通选择,具有不可替代的中间站作用。水路交通运输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人力消耗少、经济成本低、货物运量大等特点,这些都是陆地运输不能企及的。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渐传播,机械化动力交通运输工具开始在中国兴起。火轮(轮船)是最早的机械动力水运工具。其进入长江航运后,内河水运开始了向新时代的转型和过渡。火轮进入汉口附近的长江水面和汉江下游,标志着汉江水运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内河汉江水运的近代化过程,并不是顺利走向光明与辉煌的道路,而是不断式微、走向衰落的漫长历程。近代化并没有带来内河汉江水运的兴盛发展。当然,这不是交通近代化本身的错。汉江水运在近代的历程,遭遇到了市场分化、商路转移、陆运挤压、政策倾向、自然灾害以及时局动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构建的新陆运交通体系,陕甘诸省与华中地区的交通联系趋向铁路,淡化了汉江水运在全国市场网络与交通格局中的枢纽地位。由于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陆性国家,而且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均衡,新式交通发展只是起步阶段,汉江水运形成了以“木船为主体”、“轮船为导向”,新旧并行的发展趋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汉江因军事原因成为不相互通的两段。下游地区沦陷,中游成为两军对垒的前线,上游地区进入内部循环时期,同时因军事政治之需要而兴修了汉白、宝成等公路,秦巴山区与关中的经济社会联系则因陆地交通近代化的发展而加强。战时状态加速了陕甘诸省近代工业发展的进程,尤其是西迁的助推力,使纺织等工业技术扎根到关中,西北诸省千里贩运湖北布匹的市场需要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因时局变化以及铁路、公路的建设,在汉江上游与下游的联系中,水运交通在全局中的重要性也不再突出。到抗战结束后,汉江水运实质上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中的交通线路之一1950年后,汉江水运近代化的较为全面的展开,船舶机械动力化改进以及全流域阶梯开发将区域水运交通推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建设的深入,在兴建拦河大坝、优先农田灌溉以及重视陆运发展、轻视水运的指导观念下,汉江流域的陆地交通运输网络日益完善强大,水运则处于次要,甚至是不重要的地位。水陆交通之间,更符合追求便捷的社会需求。陆地运输网络不断扩张、升级的同时,传统水路交通运输的生存空间则日益缩减,汉江水运在时代大势的发展中日渐趋于衰落。汉江水运如此。中国所有内河水运也都大抵如此。

参考文献:

[1]. 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D]. 陶卫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2]. 秦巴山地乡土聚落及当代发展研究[D]. 闫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5

[3]. 明清安康城市历史地理研究[D]. 叶丽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4]. 历史时期以来汉江上游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与应对措施[D]. 张钰敏.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5]. 陕豫鄂毗邻区历史地理研究(1912-2012)[D]. 闫奕铭. 西北大学. 2017

[6].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安康移民搬迁安置区营建模式及策略研究[D]. 余咪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

[7]. 陕南汉水走廊商贸线路上的集镇聚落形态研究[D]. 胡斌.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8]. 陕南传统村落地理研究[D]. 郭海.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9]. 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机理及其调控策略研究[D]. 汪民.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10]. 近代汉江水运变迁与区域社会研究[D]. 张博锋.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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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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