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的系统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动力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0）03－0051－08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活动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能否就此将其归结为主体的意志、精神、观念、理性、本能、本性？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发展无疑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并有其规律。然而，能否就此将其归结为客观环境、外在条件、自然因素？社会发展历史表明，无论何者都无法全面解答这一“历史之谜”。避免这种单向性的考察视角，需要的是系统视域。而它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社会发展动力：一般与特殊的系统
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一般动力或特殊动力，而是表现为一般与特殊两种类型。
社会发展的一般动力，指在一切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中，推动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原因和普遍根据。它具有不以某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为转移的持续性、稳定性、统一性。
在马克思哲学中，社会发展的一般动力，既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又指这种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即物质生产方式。
通过对物质生产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整个现实历史中的基础作用的揭示，马克思说明了“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一般动力作用：“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①。
通过对物质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制约过程的揭示，马克思阐释了“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一般动力作用：“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②，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③。
社会发展的特殊动力，指在某一或某类社会形态、历史发展中，推动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一般动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它具有相对独立的面貌，打上了某种社会形态的特殊印记，社会通过它们，体现出该社会形态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间断性、多样性。
在马克思哲学中，社会发展的特殊动力，主要指社会发展主体的一切政治的、精神的、意识的活动。如政治斗争、意识形态革命等。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作为政治斗争的集中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时，就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④。在谈到作为社会意识系统化反映的理论时，马克思还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⑤ 的角度，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表明，离开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生产方式考察社会发展动力，将与唯心史观的社会动力论无异；离开社会的政治、精神、意识活动考察社会发展动力，将难免陷于机械决定论。从“一般”与“特殊”既相区别又相结合的系统视域，阐释社会发展动力的类型，这，就是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独到之点。
二、社会发展动力：层次与结构的系统
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层次，而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整体，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观，同样有充分的体现。
在马克思哲学中，社会发展的动力，表现为根本动力与现实动力两个层次。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
在得出社会发展一般动力是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物质生产方式后，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历史本质，发现社会的经济基础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然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生产力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它决定着社会的生产关系，从而在根本上决定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总是将生产关系的起源，归结为生产力，认为“人们在发展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⑥，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⑦。
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是各种社会要素的交互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中，马克思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层次、有组织的自调、自控系统，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按照一定的秩序建立了有机、有序的联系。这种联系使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对它的变化、发展产生推动作用。而这些社会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尽管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而其中生产力起着更为基础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各种社会要素的交互作用为其中介和补充，得以表现和实现的。这样，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其现实性上，便不是某种单一要素而是复合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正是在此层面，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肯定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但它没有否定相反却肯定了其他社会要素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⑧，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结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⑨，并且声明“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时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⑩。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表明，离开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考察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将无以寻求社会、历史之本、之基；离开社会各要素的交互作用考察社会发展动力，将无以说明社会发展的真貌实况。从“根本”与“交互”既相区别又相结合的系统视域，阐释社会发展动力的层次，这，同样是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独到之点。
三、社会发展动力：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系统
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单纯的自然因素或社会因素，而是自然与社会的各种要素构成的系统。
在马克思哲学中，社会发展动力中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两者既相互联结，又相互作用：社会因素离不开自然因素；自然因素离不开社会因素。两者共同发挥着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社会要素离不开自然因素，指社会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人口和地理环境的推动之果。
就人口因素而言，虽然马克思认为，人口的增长和密度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由于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生产的发动者、活动者，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因而，没有人的自我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没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马克思关于“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1) 就是对此的明释。在马克思看来，人口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永恒的、必要的条件，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第一个要素，“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12)，在谈到分工的起源时，马克思指出，“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13)。而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的表述(14)，则不仅表明他确认人口因素是物质生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要素，同时表明当他将“人口”和“劳动”共同视为社会的“生产力”时，实质上揭示了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揭示了二者的有机内在统一性，从而揭示了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和衡量的。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人口数量是影响物质生产发展并进而影响社会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当生产力的水平能够用来开发更为广阔的自然资源时，劳动力不足会减慢社会的发展，反之，则通过推动物质生产发展而促进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自然力”(15)。因此，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具有加速或延缓的特征。
就地理环境因素而言，首先，它无疑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物质前提。
虽然，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原因，社会的性质、面貌也不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好坏优劣。但是，由于每一个人类社会都与自然条件相依存并由此构成有机整体，所以，当马克思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当作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时，他同时又指明：“确定”“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16)，对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本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马克思将社会存在的基础归结为物质生产劳动时，他同时又强调：劳动必须与自然界交换物质、能量、信息，而这一切都源于地理环境，“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7)，因此，在劳动过程中，“人和自然，是同时其作用的”(18)。根据自然富源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把它们分为提供生活资料与提供生产资料的两类天然富源(19)，认为无论何者，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者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20)。
其次，它通过生产，在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同时，间接地推动社会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应当“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1)；在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马克思强调了地理环境对原始共同体的作用(22)；在论及社会的发展速度时，马克思认为它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在劳动的社会性质、组织形式、技术条件等相同的情况下，自然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有别，“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么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23) 并由此加速和延缓了生产的发展。这样，地理环境通过生产方式的“中介”，在改变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关系乃至这个人类社会的面貌中，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和推动作用。
自然因素离不开社会因素，指无论是人口还是地理环境，其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是通过人类社会实现的，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前提的“人口”，不是单纯的自然构成物，而是社会的产物。人作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具体的、现实的统一体，其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是通过劳动实践，在形成和发展构成人的特殊本质的全部要素时，形成了人的社会关系，才使人成为现实的、物质的力量，在实现和证明人的特殊本性和力量中，成为对自身、地理环境的变化产生动力作用的因素，从而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通过劳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他社会活动，而得以实现的。所以，当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只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纯的、肉体的人’时，就揭示了费尔巴哈之所以在“人”的问题上陷入唯心史观的症结，在于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人与劳动的关系视角考察人，因而“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24)，而只能把人看作抽象的自然存在物。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而揭示了物质生产劳动对人的作用。首先，物质生产劳动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物质过程“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25)。其次，虽然人的动机和目标，是物质生产劳动得以展开的动因，“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26)，“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27)，然而，由于物质生产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人的劳动目标、方式，以及劳动能力的发挥程度，却在一开始就必然受到社会条件、社会关系，尤其是在生产劳动中结成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是社会的活动，人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其作用不能不受到它的制约。
总之，社会发展动力中作为自然因素之一的人口，其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社会物质生产劳动的中介，从而不能不受社会因素的制约。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前提的地理环境，同人的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着。真正决定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决定社会的性质与面貌的，不是地理环境而是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28)。因此，民族的生存(29)，社会结构的形成(30)，社会存在的基础(31)，历史变迁原因等等，所有“历史之谜”的探究、追寻，都“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32)。正是物质生产劳动，才使人们将自然界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对象，在联结人与自然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将外部自然环境转换为社会因素，转变为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在给地理环境打上人的烙印中引起地理环境的改变，在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中，带来了社会的发展。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3)。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表明，离开自然因素考察社会发展的动力，将无以体现社会发展的生存之源；离开社会因素考察社会发展动力，将无以展现社会发展的特殊本质。从“自然”与“社会”的既相联系又相作用的系统视域，阐释社会发展动力的要素，是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又一独特之处。
四、社会发展动力：客体要素与主体要素的系统
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单纯的主体或者客体，而是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相互作用的关系整体，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观的又一基本立场。
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客体要素，主要指作为社会发展一般动力的生产方式，以及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生产力。此外，还应当包括社会的分工与协作。由于上述已经论及了生产方式、生产力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作用，在此只对分工与协作略作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协作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形式，“［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等”(34)；分工同生产活动、交往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它既造成了私有制、劳动异化，又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分工对于生产力，是既受制约又是动力的关系，“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35)。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分工，分工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与生产力相辅相成的关系表明，分工是推动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
分工对于生产关系，是形成和制约后者的现实基础：分工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它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工具的分配，从而也就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财富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财富和劳动之间的分裂，“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36)；分工导致了劳动的异化(37) 和人们的观念、意识的异化；分工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发展为阶级关系，使生产关系表现为政治的法律的关系，它们都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必须屈从的异己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本性为代价私有制与异化劳动，无疑是人类社会的退步。然而，它又是人类走向更高社会的必经阶段，并通过这种形式为这种进化奠定了物质文化的基础。就此而言，分工同样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协作”即“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38)。
协作是劳动生产力大规模发展的前提，“如果说单个人的力量的联合能够增加他们的生产力，那这绝不是说，他们只有全体加在一起，即使他们不共同劳动，就能在数量上拥有这种劳动能力，也就是说，即使他们的劳动能力的总和不加上那种只有通过他们联合的、结合的劳动才存在的、只有在这种劳动当中才存在的剩余，就能在数量上拥有这种劳动能力。”(39)
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生产力，“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40)。因此，“我们把协作看作是一种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因为单个工人的劳动通过协作能达到他作为孤立的个人所不能达到的生产率”(41)。协作通过促进和创造生产力，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主体要素，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需要、利益、贪欲等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人的需要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主体要素，是由于“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42)。人类存在的前提是满足吃喝穿住等生存需要。生存需要的满足离不开认识和改造外界对象的活动。活动构成现实生产力，并通过使生产活动正常进行而结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使劳动成果转化为满足生存需要的现实利益。因此，人的需要与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互为前提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人的需要是物质生产得以产生、存在的内在根据。没有人的需要，人的劳动活动没有产生的可能性，没有存在的原因、目的、动力和价值；没有人的劳动活动，人的需要就没有实现的现实性，没有得以满足的前提、条件、手段和根据。物质生产劳动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内在发展的根据源于人的需要。就此而言，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的利益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主体要素，是由于人们为了满足直接生存需要而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总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占有和支配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利益主要指物质利益，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对财富的占有和支配权利，“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43)。从利益出发分析人类社会历史，人们会发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同社会形态，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就此而言，人的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对此，马克思还从利益与思想的关系角度，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代表鲍威尔关于伟大历史活动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满足思想”、是否达到“符合思想的理解”的唯心史观时，通过分析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原因，阐发利益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44)。
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与利益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主体要素，既对立又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两者构成了不可分割联系。它们的丰富和拓展，是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需要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在于转化为利益，得到满足的需要本身，又会产生新的需要(45)。需要与利益，两者始终处于不断生成又不断解决的矛盾中，解决矛盾的途径在于：通过劳动提高社会生产力，使社会具备从需要转化为利益的物质条件；通过改造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人的思想观念，造就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有效占有和使用物质生活条件的社会环境。两者之间的不断生产又不断解决的矛盾，是社会不断进步、文明不断扩展的动力。
贪欲（恶）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主体要素，同样为马克思所涉及。对此，马克思无论是评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探讨东方社会的未来发展之路(46)，评说李嘉图关于发展生产力是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的思想，论证人“类”的发展、种族的利益“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47)，还是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角度，对罪犯和犯罪的分析，都有所论及。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是社会内部矛盾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矛盾推动之果。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人的贪欲（包括私欲、权势欲等等）在使人类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又客观地发挥着历史杠杆的作用。当然，当马克思肯定“贪欲”的社会动力作用时，是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消除统治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其阶级本能决定了它竭力发挥“贪欲”，是从认识历史的客观必然规律的角度而言的，是在“贪欲”与其他社会发展动力的相互作用中，承认它作为主体要素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的，即仅仅只是从历史的事实尺度而不是道德的价值尺度，从消除“恶”而不是颂扬“恶”的角度论及的。因此，“贪欲”的所谓社会动力作用，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类物质精神文明的极大进步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客体要素与主体要素是内在统一的。它通过社会物质基础生产方式的两个构成要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机体的两个基本方面——历史客体与历史主体、社会基本动力生产力的两个层次——实体要素与智能要素等等得以体现。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表明，离开主体因素考察社会发展的动力，将导致历史宿命论；离开客体因素考察社会发展动力，将重蹈历史唯心主义。从“主体”与“客体”内在一致的系统视域，阐释社会发展动力的要素，是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实现哲学创新的关键。
注释：
①②(11)(12)(14)(16)(21)(24)(35)(36)(37)(42)(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32、42～43、23、24、33、23、23～24、50、24、37、38～39、23、32页。
③(18)(19)(25)(26)(27)(28)(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662、560、208～209、87、208、621、36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8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4页。
⑧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9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60页。
(13)(34)(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4、290、293页。
(15)(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0、472页。
(17)(20)(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2、92、13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0页。
(29)(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1、349～35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98页。
(39)(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1。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07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3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2），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