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与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新时期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中国军队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建设作为新时期中国军队“三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战略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与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息息相关。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对当今时代特征、总体国际形势和战略态势进行正确判断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果断地把我军主要精力集中到军队现代化建设上来，强调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重视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还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开拓了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促成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良性循环。
一、党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为军队现代化建设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争取这种环境，不仅取决于国际环境的客观现实，而且也决定于党的国际战略，决定于党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国际战略的基点。无庸讳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存在失误，这就是对战争危险估计过高，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从这一判断出发，制定了“山、散、洞”的方针，进行一、二、三线建设布局，搞得人心惶惶。国家是这样，军队也是如此。这种判断上的失误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即六七十年代苏联在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且采取进攻战略，并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这些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也要看到，确有我们自己在主观判断上的失误，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制止战争的力量认识不足，如仅仅把中国以及第三世界看作是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因素，而没有看到西欧和东欧那些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都是反对战争的，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邓小平后来回顾这一问题时说：“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250页。）就是指的这种失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能够对国际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客观上固然由于国际形势这时出现新的变化，主观上则是由于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态势和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对战争因素与和平因素的此消彼长作出客观估量，因而得出在较长时间内不会爆发世界战争的结论，如同邓小平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所指出：“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战略核均势使超级大国不敢轻易发动世界战争；美、苏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不可能发动世界战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的力量的增长。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邓小平指出，和平是可以赢得的，战争（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至少可以赢得30年或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40多年的雅尔塔格局终结，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对此，我们党及时作出新的科学判断，认为这不会改变国际形势走向缓和的总趋势。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两极格局终结后，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但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就在于，它看到多极化趋势是制止战争的因素，它预见到多极化趋势的长期性。由于多极化是对战争因素的扼制，因此这一期限愈长，就愈有可能制止战争。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重申了上述判断，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指明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进而断定在相当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可以相信，这个正确结论将会进一步被历史所证实。
新时期党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对于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极为重要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能否把它争取到，利用好，充分发挥其“和平效益”，还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只有判断正确，政策对头，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正确无误，才能真正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和平环境，而是交织着紧张局势乃至局部战争，所谓和平是就其主流和趋势而言的。这就更需要有一种科学的眼光，善于剥离纷繁复杂的表象而抓住问题的本质，从而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会自发的到来，需要我们科学地认识和能动地争取。
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军队现代化建设更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过去由于对国际形势判断上的失误，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已经丧失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使国家特别是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严重滞后，现在应当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争分夺秒，倍加努力，把我军现代化建设尽快搞上去。
二、党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使我军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新时期党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准确地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是实现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依据，促使我军真正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军队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时代主题问题上，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沿用列宁和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即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我们始终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传统观点是否仍旧适用于今天？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与时代特征，与国际形势和当代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70年代末80年代中，邓小平就已指出，现在同十月革命相比，时代和任务不同了，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后来他又多次讲到，当前世界上有两个问题，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科学论断，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地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时代的主题，这成为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
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特征。与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比较，这是一个难度更大、更富有理论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主要在于：
和平与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平已成为世界性的大潮流，诚如邓小平所说，就是“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不仅如此，世界各国政界、军界的有识之士也是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这就使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占世界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解决，发达国家的发展、整个世界的发展都要受到影响。所以，缩小南北差距，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也是世界的大势所趋。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这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特点。
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取冷战形式。当然，通过冷战，西方国家也部分地达到其目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即为例子。邓小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斗争形式有着精辟的论述，指出：“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注：《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并且他提出一个新的观点：美、苏间的冷战可能结束，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针对第三世界，一个针对社会主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注：《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斗争持续进行的主要形式。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也是他考察冷战这种斗争形式得出的结论。
霸权主义受到遏制。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推行霸权主义受阻，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当代世界相反相成的两大国际现象。霸权主义受到遏制，还表现在大国霸权主义的相互遏制，苏联解体前与美国的关系即是如此，苏联解体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国遏制的结果，这使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一极从此消失，世界级的军事对抗不复存在。美国虽然遏制了苏联，它自己却受到世界多极化的遏制。目前“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就使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严重受阻。除了大霸权主义，还有小霸权主义，但小霸权主义往往受到大霸权主义的遏制，海湾战争即是一例。霸权主义在当代受到普遍遏制，说明国际间矛盾的复杂性，但无论如何，都证明了邓小平的科学论断：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自然促成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的形成。
国际间竞争的重点日益向经济和科技领域转移。与本世纪初叶和中叶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情形相比，当代国际竞争侧重表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并且由于经济的高科技化和全球一体化，发达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也大大增强，这些都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而发展中国家愈是发展，也就愈有利于增强制止战争的因素。国际竞争重点的转移，为党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进一步提供了依据。
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确立，对于新时期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使我军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军队自身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现实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客观地反映了当代世界矛盾斗争的焦点，科学地揭示了当代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走向，是一个建立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的科学命题和真理性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力地促进了我军观念的更新，进而带动立足点的转变。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具有历史的大跨度和相对的稳定性，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的国际战略指导思想。因此，站在时代主题高度看待我军的战略性转变，可以进一步增强这种转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50年代中期，我党也曾作出有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判断，并大规模裁减军队员额，但不久又改变这种判断，军队规模随之再度膨胀。这里除了国际形势的因素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党在宏观上、总体上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不够，因而国际形势一有风吹草动，整个国家包括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都出现立体波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情况，使我军可以有一个战略转变的长远打算，做到牢牢把握世界大势，集中精力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仅是新时期我军实行战略转变的基本依据，而且也是整个国家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依据。这样，在同一个时代主题下，军队现代化建设便同国家现代化建设自然接轨，融为一体，从而可以在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和着眼于国家建设全局的情况下，进一步思考和解决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使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更快地提高自身现代化程度。
三、党对国际战略态势的科学分析明确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主攻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以抢占科技制高点，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抢占科技制高点是当前国际战略态势的显著特点。我们党及时而敏锐地观察并把握了这一特点。1985年6月，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后来他又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否则就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他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则为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
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深刻地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武器装备、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队构成都呈现新的特征和实行重大改革。同这种发展趋势相适应，世界各主要国家迅速调整国防和军队的发展战略，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形成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和抢占军事制高点的竞争新态势。它构成当代国际战略总态势的一个重要侧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时把握这种态势，提出要加强军队的高技术质量建设。以运用军事高科技为重要特征的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江泽民对军队的同志就讲，通过海湾战争，我们要更加看到科学技术和现代武器装备的重要，我们一定要重视科学技术，特别是重视电子技术的发展。这实际上已初步指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主攻方向就是高技术质量建设。1993年，军委扩大会议明确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即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化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样就把军队高技术质量建设进一步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增强了紧迫感和使命感。根据这一战略方针，1995年制定了《“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提出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两个根本转变”是我军根据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实行的第二次战略转轨。如果说，第一次转轨使我军由临战状态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那么第二次转轨则明确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主攻方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用精炼的语言将“两个转变”概括为科技强军，强调要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我军跨世纪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对国际战略态势的科学分析对于明确新时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主攻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这种分析使我们能够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站在时代的高度思考我军高技术质量建设问题，使我们能够把军队高技术质量建设与世界大趋势相联系，与国家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相联系，从而提升对高技术质量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紧迫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其次，党对国际战略态势的科学分析突出了科学技术对形成当代及未来国际战略格局的决定性作用，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军队高技术质量建设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我们党对国际战略态势的分析，就是从国际关系的表象入手，揭示其实质是以经济特别是以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指明竞争的目的就是要抢占科技和军事的制高点，并由此引发新的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通过这种分析的思维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军队高技术质量建设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就是当代高科技的发展必然要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朝着这一方向前进，这是规律性使然；违反规律就要处于被动挨打的战略态势。因此，正如江泽民所说，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再次，党对国际战略态势的科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把军队质量建设放到国际大环境中加以认识和定位，从而清晰地看到我军同外军在质量建设上的差距。不言而喻，差距就是落后，就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主攻方向。时不我待，必须迎头赶上。
四、党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拓展了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的核心点。80年代以后，党根据国际国内新形势，主要是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对国际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由“一条线”战略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1982年党的十二大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了这一点。虽然在表述上通常称其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因为这是一项长期而稳定的政策，因而具有战略性，是战略层次的大政策。它主要包括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实行广泛的合作、全方位对外开放等内容。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是新时期国家外交工作的总政策。它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同时也服务于军队现代化建设。
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军队现代化建设不能封闭式进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与跨世纪发展也必须与世界相联系。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正是这样一种开放式战略，特别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拓展了广阔的国际活动空间。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能够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拓展广阔的国际活动空间，最根本的就在于这一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邓小平指出：“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注：《拿事实来说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这种有利性就在于，它对世界和平问题能够独立自主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发表自己的看法。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谁，而不为任何外部因素所影响。这样，中国在世界上就鲜明地树立起和平的形象，中国军队在世界上也鲜明地树立起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形象，从而为自己参与广泛的国际合作创造了最为重要的自身条件。正因如此，中国军队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赖，进而赢得国际活动的广阔空间。这方面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军队参与维和行动，最有力地表明它是热爱和平与维护和平的军队，标志中国军队在国际社会的认同下开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非常有利于中国军事外交的开展。这一外交政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现在军事外交上就是互相尊重、增进了解、发展友谊、互利合作，因此，它有利于发挥中国军队在处理国际军事事务中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扩大军事合作与交流。改革开放20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军事外交最辉煌的时期。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军事外交加强了中国军队与世界各国军队的相互信任和了解，有助于消除外界对中国军队的种种疑虑，特别是有利于增进我军对外军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了解，以及时汲取外国和外军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跟踪和捕捉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信息，掌握和研究外军发展趋势，这不仅促进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而且丰富了国家外交的内容，推进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为中国军队创造了和平宽松的周边环境。周边环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宁，而军队对国家安全负有直接和重大的责任。因此，如果能够争取一个和平与宽松的周边环境，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安定，而且也可以使军队从紧张的态势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自身现代化建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所主张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旨能够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一种安全合作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是由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才大大改善。目前的中国周边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这归功于党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正确性。
五、党的国际战略的转变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良性循环
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的转变和由此而来的国家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使我国对外关系出现崭新的局面。同时，这种转变也产生明显的内部效应，促成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良性循环。
党的国际战略的转变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赢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党的国际战略是党的国内战略的延伸，主要表现为它是实现国内战略的外部条件，即通过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国内战略，也就是为现代化发展战略服务。因此，在这一国际战略指导下，无论国家现代化建设，还是军队现代化建设，都可以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军队现代化建设本来就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统一体。邓小平对此说的非常清楚：“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页。）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使国家现代化得到发展，军队现代化无疑也会随之发展。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我军无论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还是人员的现代化素质，在这一历史时期都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得到较大的提高。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为国家特别是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赢得的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指导我军认识到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着和平的环境，应当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而在此之前，不是现实中不存在如此长期的和平环境，就是我们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存在失误，因而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机遇。国家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能够同时得到发展，才有可能形成二者在发展上的良性循环。这是因为国家发展的全局和军队发展的局部在发展的基本利益上统一起来，使二者关系的良性循环具备了基本前提。
党的国际战略的转变有助于理顺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心，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包括军队现代化建设都要服从这个中心、这个大局。从党的国际战略转变的角度来分析，军队现代化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也是完全必要的。党的国际战略的转变，其主要着眼点，是为了把国家经济建设搞上去。经济建设既然是中心，党的国际战略无疑也要为这个中心服务。从实际情况看，以往我们在国际战略上出现偏差时，受损最大的正是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必然造成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比例失调，造成主从关系的错位，国家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军队现代化建设也搞不上去。所以，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提出军队“消肿”的问题。1980年3月12日， 他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他主张应减少军队人员以节省开支用于更新装备和国家经济建设。他特别指明：“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注：《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5页。）由此可见邓小平调整和理顺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一个基本依据，即是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我们党坚持邓小平的这一正确判断，并以此为基点展开和逐步形成的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便成为我们正确认识并理顺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关系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宣布，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今后的三年内再裁军队员额50 万。这是在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指导下的又一重大决策，对于进一步理顺国家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关系，大力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国际战略的转变使国家经济建设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以稳定。党的国际战略的转变关键是对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变。时代主题既然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那么和平将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现象，按照邓小平预见，下世纪30—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将是和平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对于稳定国家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关系是非常有利的。一是可以稳定二者关系的基本格局。国家经济建设为主，军队现代化建设服从经济建设优先的原则，这一基本格局长期不变。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因此国家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关系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战略性关系，带有相当的稳定性。二是可以稳定二者各自的发展战略。二者关系的基本格局稳定后，各自发展战略便得以相对稳定。国家经济建设可以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稳步向前发展，军队现代化建设可以按照质量建军的要求不断加强，不会发生横向干扰，如军队建设妨碍国家建设或国家建设排斥军队建设的问题，因为二者有着各自既定的战略框架。各自发展战略的稳定，无疑有利于战略关系的稳定。三是可以稳定二者关系的内部机制。从现代化大系统的观点来看，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其内部运作的机制：前者制约和拉动后者，后者促进和保障前者。经济建设搞上去，综合国力增强，军队现代化建设自然水涨船高；军队现代化建设得到加强，可以更好地支援和保障经济建设。这种运作机制实质是现代化建设的一种规律，只能遵循它而不能违背它，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新时期党的国际战略是完全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有利于二者关系在系统中的定位，进而使运作机制稳定，促成国家经济建设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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