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足鼎立的艺术奇观——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的平行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奇观论文,路遥论文,三足论文,艺术论文,陈忠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是从陕西走向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作家。文章分别从创作心理、主题意蕴、人物形象和创作方法等不同的角度对三位作家做出比较分析，既把握其相似之处，更注重发掘其间的差异与个性。
关键词 创作心理 主题意蕴 人物形象 创作方法
在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陕西文学以其强大的阵容、雄厚的实力与独特的风貌始终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路遥、贾平凹与陈忠实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艺术奇观。对于这三位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重量级作家，笔者试图从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的塑造、创作方法等多种角度进行一番平行比较，其意义在于探讨与把握三位作家在文学精神与审美价值上的区别与同一，面对这样一个内容非常庞大的论题，本文只能做出粗略的扫描和简要的分析。
路遥、贾平凹与陈忠实都是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这不仅意味着在题材意义上构成他们作品内容的相似性，同时更意味着其终生难以彻底剪断乡村文化的脐带。但是，由于地域文化、家庭环境时代风貌与个人经历的区别，在创作心理上便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路遥出生于陕北清涧，陕北既贫瘠又神奇，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块因被割裂而异象突出的地壳板块上，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共同铸造了该地区人们特殊的心理气质与性格，既善良又骠悍，既诚挚又豪放，既笃重又侠勇，在这块黄土厚垒、沟壑纵横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盈荡着质朴的民风和豪爽的气概、充满着英雄血和美人泪，在保守和开拓的矛盾的交搏中，施行着创造性的进取和变革。这里的一切自然人文景观诸如沙漠孤烟、黄河落日，李自成的传说，刘志丹、谢子长的轶闻，一曲信天游，一阵腰鼓声，无不参与对少年路遥的心理建构，请看那一副黝黑的面孔和一部络腮大胡，足以透露出匈奴后裔的狂放与骠悍。贾平凹的家乡是丹凤县，属商洛山区，地处陕南与关中之间，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叉地带。在这块封闭、神秘的土地上，到处充满着诡谲怪异的传说，笼罩着一种浓郁的巫鬼文化的恐怖气氛。清澈见底的小溪，奇形怪状的山石，天空中的一轮明月，旷野中狼的吼叫和猿猴的哭啼，一首民谣，一段民间故事无不滋润着作家的心灵，引发起缥渺的情思。南国文化培育着他的温雅、浪漫的诗情与超然旷达的气质，关中文化又使他不失纯厚与平易。陈忠实是一条关中大汉，关中乃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仁义礼仪之乡，民风厚道，古朴纯正，心态保守。在这块藏龙卧虎的土地上，曾经漫卷过多少战争的风云，有过多少英雄的梦幻与历史的辉煌，眼望着连绵高隆的帝王墓陵，雄浑奔放的西汉石刻，气势磅礴的兵马俑，寻觅散落于野外的秦砖汉瓦，耳听一声苍凉的秦腔叫板，都能感觉到历史有力的回应。在陈忠实那张刻满皱纹的异常严峻的面孔上，分明透露出历史文化的沉重，陈忠实在笃实坚毅中缺少平凹的温婉与洒脱，在沉稳质朴中没有路遥的豪放和激情。
在路遥凄凉的少年记忆中，永难忘却从清涧到延安那一条曲折漫长的山道，因为他在7岁那年，就由父亲领着经过这条山路被送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在那场生存空间的大转移中，他一颗幼小的心灵开始品味人生的苦难，其后，在求学的道路上，不仅忍受着饥饿的折磨，而且在城乡生活的落差中又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自卑。但是，他没有被苦难扭曲，更没有沉沦与麻木，反而在自卑中激发出一股战胜苦难的抗争精神，一种生机勃勃的人格力量。苦难使路遥思想早熟，使他一生中始终以悲天怜人的眼光，大慈大悲的气度，敏锐的感受与捕捉现实人生中的沉重与苦涩。贾平凹出生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其父亲是乡村教师，在乡里人看来这个家庭已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因而，平凹在少年时期不自觉地接受了文化人的熏陶，这个家庭尽管贫寒，但却充满着温馨，使平凹没有遭受到路遥那样严重的心理创伤。但是，在贾平凹的心理结构中，也积淀着许多酸楚的记忆。他说：“因为我口笨，说不了来回话，体力又小，没有几个村人喜欢和我一块干活”、“长大体质差，在家干活不行，遭大人唾骂，在校上体育，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欢喜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地。”于是在强烈的自卑感中便逐渐形成了怯弱、孤独、内向的心理气质。当贾平凹的父亲被错打成历史反革命押解回村劳动改造时，他开始尝受到人生的残酷与丑恶，从此，在性格上变得更加冷僻。在长期的寂寞中，他唯有与山涧明月进行默默的对话和心灵的交流，培养成一种极其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贾平凹一副孱弱的外表下，却藏有一颗自尊、倔强的灵魂。他最初从自己优秀的学业、流畅的文章和漂亮的书法中发现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贾平凹的一些散文中，我们能感觉到他渲泄心中积怨时的几分快意和成功后的不无自负。作为乡土作家的路遥、贾平凹与陈忠实，都共同接受了农民文化的哺育，来自乡村的苦难与压抑导致了他们既自卑又自尊的复杂的心态。自卑，意味着对个人生存环境的自我意识的清醒，自尊则是渴望自我超越的主动抗争。路遥的自尊，表现为以一种强者的姿态和残酷的方式，满怀悲壮与激情参与人生的竞争与搏击。贾平凹则以柔克刚，在沉默与冷静中渐渐显露出他的才华和价值。陈忠实面对城市文明的诱惑，则显得心平气和，往往用富有诗意的乡村生活和传统的道德情操同自卑感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使矛盾的心态趋于平衡。
陕北历史文化的影响和来自现实生活的苦难，使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路遥从少年时期便具有人杰意识与攫取权力的渴求。在文革斗争的风云中，他怀抱成为英雄的理想，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年仅19岁便成为延川县的革委会副主任。其后，在罢官、失恋的双重痛苦中，开始把强烈的政治欲望转化为文学的白日梦，文学对于路遥而言，可以说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陈忠实与路遥、贾平凹不是一代人。陈忠实于1962年高中毕业，完整地接受了从小学到中学的12年的正规教育，到文革爆发时，时代已经完成了对于他心理文化的基本塑造。同两位更年轻的作家相比，在较长的人生旅途上自然更多一些社会阅历。他经受过高考落榜的打击，在文革中对前途一度产生过绝望。尤其是他担任过十几年的乡村基层干部，这一段经历在他的创作心理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尽管对文学的酷爱使他在世俗的生活中能够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保持一块心中的绿地，但是，在那荒谬的年代里也无法拒绝左倾思想对他的渗透与钳制；同时，长期的农村基层生活自然使他更多地接受了乡村文化观念。这一切使他在面临新时期文学大转换时，比起路遥、贾平凹所经受的自我蝉蜕则更加痛苦与艰难。另一方面，如果换一个角度，则发现这是陈忠实一笔丰富的精神财产，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这一段人生的阅历，使他对农民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加细致的观察，对农民的心理状态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与理解，比起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多了一份庄稼人的实在与质朴，多了一份洞察人世的练达和机智。
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作为乡村的儿子。都先天的接受了儒家文化的心理塑造，却又有明显的区别。陈忠实生在帝王之乡，从小沉浸在关中文化的历史氛围之内，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主要接受了儒家伦理规范的教育和传统人格的影响。路遥的家乡陕北，在这个多民族文化的“杂交”地带，正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则相对薄弱，与陈忠实相比，路遥更多的接受了散布在民间中的道德意识。可以说，在对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中，两位作家都共同建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一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人哨态度。贾平凹的思想则比较驳杂，他既接受了儒家文化的“仁义”与“中庸”，又染指于老庄、佛教和禅宗，特别是道家的旷达超脱更符合贾平皽的艺术生命力的活泼与自由的天性，使他在创作中表现出不仅与路遥和陈忠实，甚至也与陕西文学的整体风貌迥然有别的独特韵味。
二
当新时期文学大潮开始涌动时，经历过一段文学操练的路遥、贾平凹与陈忠实，便一齐站在了新时代文学的起路线上。当时，首先遇到的共同问题是如何从过去已经习惯的创作观念中挣脱出来，面对一时间“伤痕文学”铺天盖地的诱人情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三位作家都对此表示缄默。这说明他们在严肃的思索中已认识到要真正超越自我，便不能盲目地迎合时俗，必须要做出富有自己个性的独特的审美选择。
从农村走出的路遥、贾平凹与陈忠实都全力关注着火热的现实生活，但相比而言，路遥这位具有人杰意识，一度在宦海风浪中沉浮的年轻政治家。其作品更充满强烈的理性精神，鲜明的时代风采和较为深刻的哲学思考。如果说在其成名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中这种理性意识与时代精神还主要表现为政治理念的张扬，那么在其后的作品中，作家的视点便逐渐回落到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之中。路遥始终以非常明朗的姿态站在时代的前哨位置上，通过对当代人极其平凡甚至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观照与透露，艺术地展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此而言，我认为在当代文学中，路遥有三个方面表现出其他作家所无法取代的独创性。其一是路遥把审美视角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与乡村的交叉地带，作家清醒地意识到在当前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历史转换中，在城市与乡村相互激荡的广阔的生活空间里，必然充满着现代生活方式与古老生活方式、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等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极其复杂的矛盾冲突，由此路遥在作品中建立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意象世界，支撑起自己小说的艺术大厦。其二，路遥最早地推出了一个既富有历史深度又充满时代精神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系列。特别是《人生》中的高加林，最典型地传达出当代青年在历史与道德之间两难选择的痛苦与困惑，以及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困境中进行艰难突围的悲怆与焦灼。及时地渲泄出一代青年被压抑的心理情绪，从而与广大的年轻读者在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撞击和思想上的契合。其三，在百万字长篇《平凡的世界》中，路遥立足于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上，用一副理性的眼光，认真地审视从1975年到1985年这一段中国历史上发生彻底转变的关键时期，挥动如椽之笔，从农村到城市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扫描，在时代与人相互撞击、相互渗透、相互铸造中，蕴含着极其广阔复杂的生活意蕴。这部长篇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饱满的时代情绪，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富有史诗品格的打鼎之作，成为当代表现农村改革生活的长篇小说中的翘楚。其次，由于路遥对于艰窘、屈辱的生活有着刻骨铭心般的情感记忆，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便贮满着对于人生苦难的独特体验与感受，形成了路遥所独有的苦难意识。路遥的苦难意识既不是如余华和残雪以冷漠的姿态密集地展示富有刺激性的苦难意象，也不是象张承志、史铁生们通过对于宗教的信仰转化为承受苦难的坚强意志，而是在苦难的磨砺中主动地建构高尚的人格和追求理想的人生。相对于当前的变革时代，这种对人生苦难的主动抗争和奋力拼搏，便会发生理性的升华，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
陈忠实与路遥、贾平凹相比，虽说都是农家子弟，但陈忠实在长达30多年的生活中一直匍匐在家乡的土地上，在庄稼人的生活方式中不自觉地继承了农民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长期的基层干部工作使他在同政治的遭遇中无法避免左倾思想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在其创作中必然拘泥于单纯的政治评价和道德判断。第一部小说集《乡村》，在单纯、明朗的生活氛围中赞美农民的传统美德，表达了热恋乡土的情感，对于人生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还没有从冬眠状态中觉醒，审美视角仅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尚未进入深层的精神领域。但是，陈忠实不是一位自甘平庸的作家，受到现代意识的启发，他在深刻的反思中开始把自己从农民文化的母题中进行痛苦的剥离，审美视野逐渐拓宽到整个社会与历史层面。如果说路遥主要着眼于城乡交叉地带这一更具有现实性的生存领域，那么，陈忠实则注重从现实与历史的结合部中勘探新时期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心理历程，这是陈忠实的作品在较长时间内独特的思想风貌。例如在中篇《初夏》中，通过对老支书冯景蕃细腻的心理刻画，写出了这位经过建国后农村几十年政治风雨的老一代基层干部在时代的大潮中对于往日的眷恋、困惑与失落，对于未来的怀疑，忧虑和迷惘。深刻地表现出中国农民在历史的巨大转折中，其精神上自我嬗变，自我更新的艰难与沉重，由此，陈忠实的小说趋于深邃和浑厚。不久，陈忠实在现代理性的烛照下，繆始从对农民精神历程的整体把握，进一步伸展到从历史、文化与生命等更加广阔的领域。在经历过《蓝袍先生》等几部作品的试验性操作之后，便闭门谢客，历经数载，呕心沥血，最终完成了破译民族秘史的伟大预没，走向了创作生命的辉煌。《白鹿原》就其思想深度而言，作家摆脱了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彻底恢复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通过无数个体的生命活动，艺术地勾勒出历史发展的轨迹，白灵、白孝文、黑娃等人物命运的偶然性，解构了许多虚拟的历史神话。白嘉轩、朱先生所代表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农业文明，在各种政治派别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依然顽强地表现出整合与规范历史发展趋向的巨大力量，尽管这是封建文化的最后一抹夕阳，却仍旧富有令人回眸的魅力和诗情。陈忠实面对历史文化的失落，在不乏理性的批判中无奈地唱了一支无限凄凉的挽歌，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恋情和回天无力的失望与悲哀。《白鹿原》就其对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整体把握、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展示上，使许多当代作家叹为观止，感到无话可说。
相对于路遥与陈忠实，贾平凹作品的思想意蕴则呈现出斑驳陆离的色彩，很难从整体上做出清晰明朗的爬梳。贾平凹尽管接受了道家与佛教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的小说并没有洗去人间的烟火气，不过毕竟缺乏路遥和陈忠实直接参与现实介入当代生活的热切和激情。在贾平凹纤细的灵魂中，总是缺少一种刺透社会人生的理性的锋芒，既没有路遥在时代风浪中敢于弄潮的英雄气度，也没有陈忠实俯视千古、洞察历史底蕴的恢宏与深邃。首先，在价值取向上，平凹的作品到了后期往往显示出摇摆不定、左右傍徨的窘态。应当充分肯定，80年代在现代意识的影响下，他能坚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对当代生活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估，尽管也时时流露出对乡村文化的频频回顾。例如在《小月前本》、《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等作品中，在男女风情的故事框架里，却蕴含着庄严的时代内涵。在《古堡》中，对盘踞在农民心理深处严重阻碍社会变革的封建思想、愚昧迷信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长篇小说《浮躁》对整个改革时代的社会的心态和情绪做出了准确的艺术概括。进入90年代，贾平凹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知识分子沉沦的怵目惊心的现实，心中涌动着巨大的恐慌、失望与悲愤，从而在《废都》中把这种痛苦感伤的情绪不惜以自我作践，自我扭曲的方式渲泄得淋漓尽致，其价值取向则表现出对当代城市文明的疏离与拒绝，在对农业文明的肯定中则暴露出富有封建传统文人气息的没落、颓废的心态，消解了对于现实应有的批判力度。其次，如果说路遥着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描绘当代充满政治性的生活，陈忠实侧重从文化的角度破译民族生存的密码，那么，贾平凹则逐渐撤离主流话语的阵地，转移到民间文化的立场，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呈现出没有经过主流话语过滤的自在的原始形态以及在这一文化视角统摄下的人文自然景观。对此，笔者曾在《贾平凹小说中的民间色彩》一文中做出了具体论述。[①]
三
在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各自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人物系列。
在路遥的笔下，从马建强、高加林到孙少平和孙少安，这些生气灌注的人物形象共同地表现出敢于向命运进行抗争的可贵品质，他们都出身农村，家境贫寒，不仅在少年时代饱尝了物质生活的艰窘与辛酸，并且在贫富悬殊、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落差中则进一步感受到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当新时代社会改革的大潮开始涌动时，他们作为接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知识青年，敏锐地把握住时机，如鹏鸟展翅，开始在广阔的人生天宇中奋力搏击。他们首先渴望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甚至要到陌生的城市去开拓崭新的生活空间。由于来自生活的最底层，在人生奋斗的征途上，他们别无选择地背负起苦难的十字架。尽管如此，他们不忘却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保持应有的人格、尊严与操守。孙少平决心离开温暖的家庭，闯入城市过起流浪生活，作为一名普通的揽工汉，为了最起码的生存需要，每天要付出牛马般的沉重劳动，但他依然挑灯夜读，对生活进行观察与思考，决不沉溺在世俗的欲望之中。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对峙中，一方面时代认可他们符合历史趋向的追求，另一方面，传统的道德观念又使他们对自己背叛乡土的行为感到惶惑与内疚。我们看到路遥小说的主人公，在面对离异与回归这一形成模式化的两难选择中，最充分地暴露出其心灵深处的撕杀与搏斗。作家擅长用爱情作为建构故事情节的主要方式，使人物的心理性格得到充满诗意的展示。高加林在决定对黄亚萍和刘巧珍的取舍中，心中卷起了多么强烈的情感风暴，然而最终却在暮色苍茫中依旧回到生活的起点。当田晓霞这位理想与浪漫的诗意化的象征符号如天上的彩虹突然消失之后，孙少平在情感的失落中体验到惠英嫂的矿工家庭小院竟是那样的温馨和亲切。爱情的悲剧结局，严酷地宣告理想追求的失落。然而，他们积极奋进、抗击苦难的精神却具有激荡人心的伟大力量。在这些抗争者身上，忧郁与孤独、自卑和自尊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性格基调。路遥在对女性的描写中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女性的爱抚，再一类是当代女性的风采。在以刘巧珍、田润叶为代表的贤妻良母型的人物谱系中，让我们看到了一颗颗金子般的美好心肠。然而，在她们只求给予不求回报的行为方式中，却分明是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是对自我人格、自我尊严的主动放弃，体现出路遥在爱情观念上的陈旧与保守。
如果说在路遥的作品中，才华洋溢的乡村知识青年占据着艺术画面的中心，那么，在陈忠实的笔下，老一代农民和乡村基层干部则是最重要的人物系列。路遥执着于人物在同苦难的搏斗中所焕发出的昂扬精神，陈忠实则全力展示中国农民所拥有的道德情感和传统人格魅力。在以小说集《乡村》为代表的早期创作中，不难发现这种道德意识和人格力量主要体现于即便在政治异化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依然能保持着宽厚仁义、互助互爱的古老遗训和面对压迫决不屈服的强悍性格以及矢志不移的信仰与追求。但是，由于作家视角的局限，其笔下的人物还带有一定的理念色彩和模式化的痕迹，拘泥于单一向度的肤浅把握，使人物缺乏历史的深度和性格的丰满。其后，我们在唐生法（《地窖》）、王甲六（《轱辘子客》）等人身上可以看到，作家进一步把人物置放在历史与现实相互交错的时空中考察在主体与客体，历史运动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其人格意识、自我价值的失落。在王林（《桥》）、王育才（《两个朋友》）等形象上作家则着重于从商品意识与道德观念的激烈冲突中，揭示出在物质欲望的挤压下，道德观念所发生的倾斜以及被扭曲的痛苦灵魂，其目的在于对遭到亵渎的传统道德和人格价值进行拯救与呼唤。在《白鹿原》中，白嘉轩作为世俗儒教的领袖，传统文化的守护人，表现出最强烈的道德观念与人格力量。在他那挺直如椽的腰板中，具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伟岸与正气，他疏离政治，无功名利碌之心，恪守“仁义”，以诚待人，为了群体的利益，不惜以身试法甚至甘愿承受各种残酷的刑罚，但对于敢违背伦理纲纪的任何人包括自己亲生的儿子也要严加惩处，绝不手软。但是，这位生不逢时的末路英雄，面对传统文化的式微，只能满怀无限的悲愤和凄凉悄然地走下历史舞台。然而，他的幽灵却在现实的时空中到处徘徊，我们从陈忠实笔下所描写的当代农民身上，能很清晰地看到白嘉轩的身影，看到了中国农民文化不绝如缕的绵延与传播。
贾平凹是一位高产作家，在他建构的小说空间中，簇集着阵容强大的人物群落。在一段时间内，贾平凹同路遥、陈忠实一样，着力刻画农村变革中的先行者，但是又有鲜明的区别。首行在陈忠实的笔下，其人物大都是富有使命感的乡村基层干部，在路遥的小说中主要是胸怀壮志的农村知识青年，出现在贾平凹作品的新时期农民创业者则是最普通的村民百姓。他们缺少高加林对现代文明的主动追求与理性的思考，都是在很低的起点上也就是从改变自身贫困这一比较原始、自然的欲望中开始起步。因此，在这些人物身上，既看不到孙少平等人的浪漫理想和燃烧的激情，也没有冯马驹等人对人格操守的执著，而是在比较缺乏自觉的行为中无意地扮演了改革者的角色。无论是王才（《腊月·正月》）的卑己自牧，还是张老大（《古堡》）的含辛忍辱，其心理上无不背负着传统思想的重荷。其次，如果说路遥着重于人物的时代情绪与奋斗精神，陈忠实偏重于人物的道德感情和文化心理，那么贾平凹的笔触则深入到人物最深层的意识领域，主要是从人性的角度上开掘人物灵魂中的善良与丑恶，寄寓着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再次，与路、陈相比，贾平凹更多的是在民间文化的角度上观察人物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状态。因此，在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便渗透着民间文化所富有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最充分地体现出民间文化所特有的自由自在的风度。就其男性人物而言，大多是不安分的流浪青年，充满强烈的原始生命力，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追求一种自在、潇洒甚至是放荡不羁的生存方式。在金狗身上既有对权贵、罪恶的勇敢抗击，又具有无力挣脱的原始欲望的冲动，竟不惜以自我沉沦的方式渴望雪去心理中的自卑和屈辱。后期的土匪系列小说，在不无传奇色彩的描写中，展示出人的生命欲望自由挥洒的别一番境界。到《废都》，作家以越轨的笔致，着重揭示庄之蝶在走向地狱之门时心灵深处的痛苦挣扎，从而透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从金狗的一度沉溺到庄之蝶精神上的全面崩溃，这中间有一条内在发展的逻辑。对于《废都》，不管怎样众说纷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家所提供的庄之蝶这一人物形象，就其对当代人的精神困惑的整体把握与深刻的表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另外，在贾平凹小说的人物谱系中，还拥有一个多姿多彩的女性世界，这一类形象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在对女性的塑造上，作家摆脱了流行的政治话语，着重刻画出富有民间传统文化意味的“神女”与“妖女”两类不同的原型系列。前者圣洁、善良、温柔和宽容，如小水（《浮躁》）、天狗的师母（《天狗），后者既柔情似水又刚烈如火，如白香（《冰炭》）、四姨太（《美穴地》），然而，大都红颜薄命，在悲惨的人生结局中吞咽着凄凉与苦涩。贾平凹作为一位男性作家，却能细腻地揭示出中国当代妇女特别是农村女性的生活命运与精神面貌。
四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路遥与陈忠实作为创作主体的自觉选择。两位作家曾长期沉浸在法国与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之中，创作伊始，乡党柳青是他们共同遵循的范式。其后，他们日渐摆脱了巨大笼罩的阴影，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做出了创造性的拓展。
就路遥而言，不论当代文坛上各种现代派文艺思潮如何甚嚣尘上，他都能以清醒的态度始终不渝地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其现实性不仅表现在热切地关注当前新的生活，而且能以一种超前的眼光把握住时代的历史走向，使作品具有鲜明的当代性。路遥凭借对于生活的稔熟、深刻的洞察与透彻的理解，能够运用质朴无华的语言，在日常细碎的平凡人生中，演绎出令人灵魂震颤的巨大的内容。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作者使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徐徐地描绘出一幅幅来自生活自身的饱含着原汁原味的生活图画，刻画出充满乡土气息的人物群像。同时，路遥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主观情绪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几乎都是植根于作家对于人生的经历与生命的体验，从主要人物身上都能看出一点作家的影子，这使他的小说总是多少带有自叙传的意味。这种来自创作主体的真诚，使路遥的坚持的现实主义显示出极其真实可信的品格。同时，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对于苦难的抗争和对于理想的追求，又使路遥的小说在节制、平静的叙述中，洋溢着富有浪漫情调的豪迈与激情。人物的典型化，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对此，路遥扬弃了先共性后个性的艺术思维方式，而是在对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气质等具有深刻体验的基础上，把人物置放在远距离的政治背景下，通过充满个性化的生活冲突与心理波动，含蓄地暗示出人物形象内涵的普遍性与丰富性。以高加林为例，这个非常成功的典型形象实际上是在最普通的婚恋生活中展开的。其次，路遥坚持从生活自身出发，突破了好人与坏人完全对峙的僵硬模式，注重探索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像高加林，既有对现代文明合理追求，又有对传统道德的无情背叛，既充满着改变人生的美好理想与愿望，又有个人私欲野心的无限膨胀，确实难以做出单一的价值判断。路遥还善于对人物做出心理描写与分析，其心理活动，主要是人物在一定情境中的内在感情的自然流露，符合性格自身发展的真实逻辑，淡化了在过去创作中人物在政治意识的启动下所具有的浓厚的理念色彩，不难看出，传统的现实主义在路遥的小说中获得了丰富与发展。
如果说路遥是一位充满主观情绪的现实主义作家，那么，陈忠实则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的经典规范，把个人的倾向和感情深深的隐蔽起来，客观而冷静地描摹着他眼中的农村世界。在陈忠实的笔下，人物的生活环境总是那样的清晰、具体、生动、逼真，同时又蕴含着醉人的情思。在对人物的刻画时，陈忠实长抓住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浓墨重彩、栩栩如生地传达出人物的情态与心理，例如年迈的德宽老汉（《初夏》）拿棉花叶子当烟叶抽的凄凉情景，赵鹏（《最后一次收获》）驾驭手推车时的力不胜任，都无不维妙维肖地表现出人物在特定的境遇中的个性与心态。陈忠实善于在故事情节的进展中，通过人物的个性化的语言来展示人物之间的心理矛盾冲突。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手法，可以说陈忠实已经运用得相当娴熟和自如。随着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作家逐渐倾向于对农民精神的整体把握和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发掘。一方面，开始把生活画面由现实调整到与历史的交叉地带，为人物设置典型化的环境，另一方面，相应地强化了对人物心理的透视。于是，精确的外部描写与细致的心理解剖融为一体，使陈忠实的小说趋向于既博大平实、浑厚凝重，又深邃幽远、力透纸背。在《白鹿原》中，无论从创作主体的睿智、冷静上，还是从对生活环境、时代氛围的具体描摹上，以及在情节结构的精心安排和人物典型的塑造上，虽时有发展和创新，但仍没有突破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由于受到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我们发现，《白鹿原》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具有整合象征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明显意向，例如“白鹿”与“白狼”则分别成为人类中善、美与丑、恶的物化形态，而反复出现的“鏊子”则象征着人们在苦难中进行撕杀的痛苦与无奈；魔幻的方式则体现于在生死、人鬼相互通转中揭示出人性的深层内涵。这类超经验的局部描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实主义的基本面貌，但增强了作品思情的弹性与张力。在与路遥一同沿着现实主义前进的道路上，陈忠实这一大胆越轨的行为再一次同路遥构成鲜明的差异。
尽管贾平凹并不缺乏现实主义作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但是，孤独、内向的心理性格，旷达、超脱的艺术气质决定了他面对现实主义的基本规范，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与循规蹈矩。更何况贾平凹在艺术上一直具有强烈的探索意识和个性追求。在创作方法的运用上，对于贾平凹来说，就是在对生活的审美体验中寻求一种最贴切的表现形式，在早期创作中，孙犁是贾平凹心中的艺术楷模，小说集《山地笔记》虽然没有超越现实主义，但其幽美的情思、浓郁的诗意则完全是孙犁式的浪漫情调。随着创作的进展，一方面，在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等现代派作家的启发下，他开始树立超越现实主义的信心与勇气，另一方面，受到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他非常神往利用传统的写意方式来表现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情绪，于是，便逐渐尝试运用变形、夸张等荒诞派手法审视复杂的人生，解剖人的灵魂。如果说路遥、陈忠实是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了传统的现实主义，那么，贾平凹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实主义的窠臼，表现出较多的非现实主义成分。首先，贾平凹同样具有关注现实的激情，但是，在对生活的把握上，缺少一副穿透生活的理性目光，主要依靠对生活的艺术感悟提供富有原始形态与民间文化色彩的生活情态。长篇小说《浮躁》企图从宏观上概括时代，结果“所谓时代情绪、时代心理的表现，显得相当浮泛和琐屑，倒是为作家所擅长的寄寓在男女之情中的传统文化心理被喧宾夺主地表现得有声有色。”[②]其次，贾平凹似乎不耐烦对人物的生活环境做出具体、逼真的再现与描摹，善于营造蕴含诗意的情感氛围，渲染出一种幽雅、淡远的人生境界。请看《天狗》中对于乞月场景描写，真是如梦如幻，如诗如画。再次，在塑造人物上，贾平凹不追求个性内涵的概括性与丰富性，不注重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也不看重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甚至也不把人物置于矛盾斗争的漩涡，主要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窥视人物的心理情绪，朴素、自然地展示出人的精神世界。最后，贾平凹大量运用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作品充满神秘感，具有浓重的魔幻色彩，可以说这是平凹小说中作为非现实主义成份的最鲜明的表现。在贾平凹的许多小说中能看到各种神秘的文化现象，诸如易经禅佛、拆字扶乩、阴阳八卦、巫术鬼神、神话传说以及对各类原始图腾的崇拜，这类超经验的浪漫想象，一方面为作家审视现实生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得到新的发现，另一方面作为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与现实场景构成对应时，作品的思想意蕴便在象征、隐喻中经过两个不同的层面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例如古堡，既是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物，同时其身上涂满的神秘色彩又使它成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州河既是商州地区的一条真实的河流，并且，其浓厚的象征意味却又暗示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幻。这种非现实主义的手法，使作品超越了日常的具体经验，在一片朦胧、迷离之中饱含着人生无限的韵味。贾平凹的小说不仅与路遥、陈忠实构成了鼎立之势，其独特的风貌在最注重写实的陕西文坛上也构成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注释：
①请参阅拙文：《贾平凹小说中的民间色彩》载《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
②黄毓璜：《长篇小说的整体把握》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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