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变革语境下编辑主体的趋向及其适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语境论文,适应性论文,主体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普遍性的高度审视，编辑主体即为最一般意义上的、具有共性特征和普遍概括性的社会化编辑集合体，即社会主体，涵盖各类媒体中从事各种编辑活动的人的本质特征，具有普遍的学科意义。编辑活动是精神产品生产和传播系统中对人类初级劳动成果进行组构、选择、优化与创造并形成一定载体形式的社会文化活动，与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活动密切相连而又有本质区别，具有自身的功能特质与运动规律。作为出版传播的中心，它横断所有媒介信息的传播领域，其间贯穿的一根主线就是编辑主体的思维活动与文化行为，直接决定着出版物的品质。自从社会分工明确以来，编辑主体就具有共同的职业特质与社会化特点，就有其社会定位。
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不仅受到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集合体，职业意识、职业理想、职业行为、职业规范、职业精神、职业社会化取向、职业创造性与职业影响力等是其“集合”的纽带，社会和受众需求是其发展的力量或关键构件，精神文化生产的物质化表征使其创造力得到彰显。而编辑客体就是指在编辑活动中与编辑主体相对的一切客观事物，即编辑主体可能的或现实的作用物，包括作者、文稿、读者、出版物(传播物)、编辑程序、社会环境、文化元素、制度安排、法律法规、市场形态、物质条件(含书业物流结构)等，其独立的边界就是“与编辑主体相对”。①
编辑活动就是编辑主体对编辑客体进行加工、处理、改造的过程，在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矛盾运动中展开，是通过编辑主体的创造性劳动来实现的，但编辑客体又有自身的运动与变化规律，必然反过来作用和影响编辑主体。
自编辑主体出现以来，编辑劳动成为独立门类和职业，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其作用越来越重要，不只单纯承担传播思想、传递信息之功用，而且直接参与社会文化的创造。传播媒介在满足受众需求时必须信息真实、准确，这是前提，而编辑主体是内容提供的把关者，是各类媒体传播要求与规制的实施者，因此，“必须建立以编辑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将价值判断和信息选择放在编辑环节”、“由编辑根据价值判断进行选择，对选择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还要从整体上进行规范化操作和标准化控制”。②
现代编辑活动更多地表现为努力在矛盾运动中求得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和谐。而编辑主体作为具有独立特质与内在规定性的社会主体，要在丰富多样的编辑实践活动中提升和超越，就必须不断适应编辑客体的发展变化，掌握其特点和规律，在与编辑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激发其能动性、创造性和对社会文化的构建功能。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出版的产业化转型、出版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时代的来临和文化消费环境下读者需求的变化，随着中国出版日益融入世界传媒的洪流之中，编辑活动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编辑主体遭遇着许多新的挑战。面对现实环境、经济结构、社会条件、制度安排、媒介形式、文化消费方式、读者类型及其需求、阅读方式等种种因素的不断变化，编辑主体作为编辑活动过程的主导者、编辑行为的发出者，作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创造者和受众反馈信息的返咀者、回应者，对于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效果调控等，始终处在主动者、把关者的地位，处于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中心，决定着媒介产品的生产方向、生产规模、生产质量、生产效益和消费状态。其策划与创意是媒体不断自我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必须以开放的视野，面向编辑活动实际和出版现实，提升对编辑创新的认识，提高媒介产品特别是出版物的编辑含量与创新因子，以此确证编辑劳动的价值。
在此，笔者拟对编辑客体多维变革语境下编辑主体的趋向及其适应性问题予以探究，以求实现编辑劳动效益和出版传播的最优化。
一、新的经济结构改变了编辑主体的价值倾向
经济结构和市场形态对编辑活动及其主体的影响既是外显的，又是内隐的，前者直接表现为编辑主体的行为走向，后者则深层介入其价值观念与思想意识；既是当下的，更是长远的，前者要求媒介产品突出其商品属性，讲直接的市场效益，后者表现为媒介产品必须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核心竞争力，以其理想目标构建品牌。中国出版的产业转型要求编辑主体适应新的经济结构，解放编辑生产力，突破计划经济之框限，并对媒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提出了新的效益目标。市场调节直接作用于出版物的生产与编辑各环节，编辑流程发生变化，编辑角色出现新特点，编辑活动对市场的适应性被强化，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改变了编辑主体的价值倾向。
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媒介产品及其市场的影响在不同时间节点有不同的表现与要求，但贯穿其中的主脉就是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编辑主体的价值倾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间对媒介产品商品属性与市场特征的认识逐步深化。1993年开始，中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转折点，也使出版业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之出版单位包括期刊社和出版社就逐步走向改制和转型，出版开始出现产业化趋势，到本世纪初，中国出版的产业化时代真正来临。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严格信守所作的承诺，遵守国际规则，逐步开放市场，按照wTO的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竞争，不断推进出版发行业的对外开放。随着对外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出版业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获得较快发展，在国际化市场中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路径。2003年，中国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绝大多数出版事业单位改为经营性出版企业，出版业的集团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改变了传统的出版与经营模式。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出版事业向出版产业迈进，从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向现代经营管理模式变化，编辑出版业正处在一个新的深化时期，各种新的冲击不可回避，使编辑活动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和新现象，特别明显的是带来了编辑主体价值观念的极大变化，从而导致编辑职业功能出现新的走向。以往是依赖政府在体制内运转，没有经济指标，没有经营压力，没有竞争对手，从选题到出书到卖书，主要依靠政府的指令和计划，编辑主体的自主意识、市场意识缺乏，“安全感”强。现在则在强调社会效益的同时，更加突出和重视经济效益，市场调节的杠杆直接作用于出版物的生产与编辑各环节，编辑角色出现了新的特点，“每一本书就是一个产品，每一位编辑就是一个经纪人。编辑不再是单纯的文字编辑，也不再是单纯的文化工作者，编辑是一个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经营者。”③而“说到底，卖不出去的书对于读者来说就是不需要的商品。”④因此，编辑主体须更加关注市场、懂得经营、学会管理，时刻把握市场导向和市场信息，不仅重视图书商品的文化价值，也要重视其商业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赢利赚钱上做足文章。
就这样，出版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商品性和市场效益得到空前重视，要求编辑主体有经济头脑，树立经营意识，以市场的眼光来衡量每一种图书，来对待作者和读者，因而畅销书、常销书、长效书的概念更加引人注目。从这一层面而言，编辑主体就是“无中生有，把人的精神这一无形的东西做成书这种商品，由此获益”的人④，正是在市场环境下，其身份发生了重要变换，从“案头”时代进入到了营销时代，编辑的身体在向编辑活动的“上游”即选题等环节和“下游”即市场营销等环节延伸。
当然，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出版市场观念的过分膨胀和编辑活动的急功近利等负面现象，对编辑主体及其活动的价值权衡标准等提出了新的问题，容易导致放松出版物文化价值管理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现象，从而引发对出版活动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的思考。“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⑤，刘杲的命题言简意赅，切中要旨。而作为出版、传播之中心环节的编辑活动，无疑成为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有什么编辑就有什么出版物，有什么媒介产品，编辑的思想、行为决定其价值、水准，而一定的出版物和媒介产品常常成为一个思想时代的象征和社会文化形态的凝聚。“优秀的编辑是文化功臣，拙劣的编辑则是文化罪人，编辑之于文化建设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一代优秀的编辑甚至可以造就一个优秀的文化时代。”⑥因为媒介产品是人类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载体，是思想文化的汇聚，特别是每一次社会转型，每一次文化碰撞与思想解放，编辑创造活动的作用尤为重要。“出版的进程就是思想史的进程，”“每一次思想文化的潮涌，都给出版以新的发展的推动，而出版对于思想文化的反哺作用和它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旷古空前地重要。”⑦
同时，文化增殖是一个逐渐生长、延续、拓展、递进的过程，这恰恰是编辑创新的本质表现。编辑含量的高低决定媒介产品质量的优劣，在现实中，编辑的创新力、价值的添加度与添加量难于度测与估算，变为了一种无形的知识力，在受众的接受、消费中实现文化增殖，“编辑活动的成果——编辑活动所传播的文化，已经具有了比传播之前更高、更丰富、更有前导性的价值和意义，这样在文化创造与超越过程中便生成文化增殖。”⑧在文化发展与市场取向之间、精神产品质量与经济含量之间有时很难找到恰切的平衡点，金钱对文化产品的侵蚀、与出版文化传播的共谋使得编辑正义无能为力，从而引发对编辑劳动、编辑道德、编辑精神等诸多话题的思考。
毋庸讳言，遑论经济环境的变化，只要信守责任、道义和良知，只要牢牢把握叶至善先生“一不亏心，二不亏本”⑨的出版理念，编辑主体的价值取向就不会偏移，其价值决策就会在“判断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⑩，从而在动态平衡中追求编辑主体活动的最高境界。
二、新的科技条件更新了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
编辑主体行为是认识和掌握编辑活动规律之后的一种现实表现，建立在其综合素养的基础之上，又受到技术条件及其他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在人类编辑活动史上，每一次科技创新特别是与编辑、出版活动相关联的技术进步，都会极大地改进编辑活动方式，更新其实践途径，提高其劳动效率，推动编辑行为向前发展。告别“铅与火”的时代，走向“光与电”的世纪，在信息化与数字化浪潮来临的今天，飞速发展的科技已全方位地、空前地对编辑主体发生影响，提供了极为便利快捷的技术支撑，史无前例地改变着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
在现实层面表现为编辑劳动手段与方式的变化，编辑工具由传统意义上的笔转变为电脑键盘，编辑文本由纸质的转变为电子介质，编辑收稿、改稿、发排、校对等也借助于计算机来实现。而从其深层的影响力看，新技术不仅给编辑出版业带来了许多新机会，从时间、速度、效率等方面增强了行业竞争能力与竞争优势，提高了经营水平，优化了管理效能，拓展了传播空间，而且使之面临巨大挑战，极大地降低了行业进入门槛，使得编辑、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与身份、功能等均出现了新的特征。新的媒介形式和传播手段导致编辑主体角色变化，数字技术产品对传统纸质图书市场构成激烈竞争，既强调出版产品及其传播的“内容为王”，也强调对内容的集约整合能力，强调技术的支持性。特别是，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一项技术像互联网这样在短时间内得到如此快速发展，网络出版、电子图书、按需印刷、手机报、跨媒体出版等新的出版形式，都为编辑活动带来了新的内容，数字化与网络这一新兴阅读媒介与阅读方式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新潮流，改变了民众的阅读方式和出版业的结构。(11)
伴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大众传媒形态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网络媒体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网络编辑作为网站内容的设计师、建设者和把关人便应运而生。(12)网络编辑较之传统的编辑活动，其讯息的数量和流动速度激增，在编辑对象、编辑手段、内容选择、信息处理、模式识别、产品结构和赢利途径等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电子媒介、数字化生存与数字技术、网络传播与出版等经历了从人们较为关注到形成趋势、产生影响的过程，到本世纪初，则真正具有规模化的产业特征与业态特质，正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一种趋势与大潮，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可以肯定地说，数字革命已永久地改变了出版现状。(13)特别是最近几年，数字出版市场势头正旺，以50％左右的速度连续增长，出版业的数字化趋势已成定局。数字时代，出版业从内容采集、制作，到编辑、发行等各个环节都面临着新技术的改变与挑战。(14)可以说，“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出版内容的获取方式，革命性地改变了图书设计、装帧、印刷等工艺，同时，对图书内容的传播途径和传播速度也有了日新月异的扩展和提升”(15)。
随着编辑工具和编辑手段现代化程度的大大提高，在现代出版技术环境下，编辑活动领域不断拓展，编辑流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编辑六艺”有了新的内涵，编辑主体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改变，其行为方式也随之不断更新，编辑活动功能有了新的表现，具有了新的特征，并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推动编辑主体在编辑理念、编辑思路和编辑内容、编辑过程等方面不断变革与进步。
值得思考的是，新的技术条件对编辑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与更新，是否会改变编辑活动的功能与本质呢？从编辑活动过程来看，在过去的15年中，数字革命改变了出版链条的每一个环节(16)。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新媒介的出现和数字技术的发达特别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为编辑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先进的路径，编辑活动随之演变，在编辑活动方式、表现手段、行为模式和载体化依托等方面较之传统的编辑活动有了很大不同，而且推动编辑主体在编辑理念、编辑思路和编辑内容、编辑过程等方面不断变革与进步，但是在把关、选择、优化、创造、文化缔构与传承等内在本质方面的共同规制与一般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是永恒的，并且在具体编辑活动的发展中彰显其规律，编辑活动不论如何延伸或依托于何种新媒介之中，都将保持自己的基本属性。“以时下较活跃的网络期刊为例，不论通过何种中介机构，多以原有传统期刊内容和特色为基础，增设许多反映网络交互、即时特性的内容，如信息报道、文摘、检索、论坛、在线阅读、读者信箱之类的栏目。这就是说，编辑需要把传统期刊内容(传承)根据网络媒介的特点加以再创造(交融)，需要用比传统期刊宽阔得多的动态的新思维模式来组合设计网络期刊。同时，也要根据期刊的基本编辑过程(传承)，利用网络技术收集、分析、处理信息的方法整合成新模式的编辑过程(交融)。”(17)不管传统出版还是数字时代的出版，在任何媒介中，编辑活动始终是其中心。
新的出版业态对编辑主体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研究者提出，“目前中国出版界并未形成与这个数字时代出版新景观相适应的编辑人员队伍”(18)，因为电子媒介改变了社会结构，媒介化社会赋予编辑角色与出版功能以新的内涵。但笔者以为，编辑把关、选择、优化、创造、文化传承与缔构等内在本质方面的共同规制与普遍规律是永恒的、不变的，“编辑工作的不可替代性一目了然，也印证了技术永远取代不了思想”(19)，并且在具体编辑活动的发展中得以彰显，编辑活动延伸到新媒体或依托于新技术，都将保持自己的基本属性。“数字出版的职责依然是整合、传播和积累文化，核心依然是文化创新。不同的是，数字出版储存和传播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覆盖更广”。(20)可以说，不同媒介环境下的编辑活动及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均实现了媒介形式、编辑技术与传播内容的高度融合，找到了媒介内容与媒介形式的结合点，并不断吸收新媒介的先进技术和优势功能，以一种更新的方式与形态表现出来，更新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产生出不同的编辑产品，但它仍然依附于传播内容的质态，是由编辑主体主导的，媒介形式和编辑技术的改进甚至革命性变革不会改变其一般规律，而编辑主体行为方式的变化实际上是对其一般规律在现实编辑活动中的鲜活表征。
“数字出版离不开专业的有效的编辑活动”，但需要“研究和规范数字出版的编辑活动流程”，“提高数字出版的编辑含量和编校质量”，“加强数字出版的编辑专业队伍建设”(21)，从而对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等提出了新的课题，因此新的科技条件下编辑行为方式的“变”与编辑活动本质特征的“不变”，是编辑学原理的一种辩证视角。
三、新的读者需求与阅读方式推进了编辑主体的策划意识
在当今的文化消费时代，读者需求更是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各种新的需求涌现，并且新的读者群体不断形成与转换，加之市场调节因素对出版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大，商业与文化之间的平衡要求编辑主体既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又坚守出版文化阵地，以超前的策划意识不断提升自己，树立“读者至上”的编辑观念。过去主要是“作者—编辑—读者”，现在则增加了“读者—编辑—作者—读者”的新模式，自然要求编辑主体增强面向读者、吸引读者、服务读者的主体意识，根据读者需求策划选题和内容，策划出版形式，开拓市场渠道，充分满足读者正当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不仅编辑主体整体的策划意识增强，而且策划编辑也应运而生，形成了新的编辑生产方式和编辑职业角色。读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需求往往是社会生产力与文化发展状态的综合体现，反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状态，其阅读能力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社会文明，延展着人类文化，是编辑主体策划意识与策划能力的立点，而其终极目标就是走向市场，构建文化。读者的需求包括读者的新需求和新兴读者的需求。读者的新需求是在既定的读者群体中，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而出现的新的阅读取向；新兴读者的需求，是指产生了与新的社会生产实践、文化发展环境、精神生态现象等相对应的新的读者群体，是自然出现的、非组织化运动的社会文化消费群体，或是由潜在读者转变为现实读者。
在现代编辑活动中，读者需要是编辑主体构思、策划、选择、加工、优化等各个环节中的无形动力，充分满足读者多方面的合理需要，是编辑活动的直接目的和终极追求。在最初的选题上，要根据读者需要制订计划，进行内容决策；在组织作者写稿上，要考虑读者需要和作者与读者的适切性；在加工过程中，要以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为参照，从读者的要求出发优化文稿；在销售策略的制定和发行手段上，要稳定基本读者，激活潜在读者，拓展读者面；同时，在可持续发展上，要考虑读者的兴趣变化和市场反应，把握读者的信息回馈，适时调整编辑计划。因此，在新的阅读环境与需求条件下，编辑主体必须把握读者的阅读动机与兴趣、调查读者的阅读需要、观察读者的消费方式、研究各类读者群体的特点，吸纳读者的信息反馈，树立读者意识，策划读者需要的选题和内容，并以此作为编辑活动的重要出发点。
一方面，随着读者阅读心理的变化和新兴需求的出现，“读图时代”来临，“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概念”，“扩展了阅读方式的范畴”(22)，图书的文字符号和载体形式发生变化，电子化接受方式受到欢迎，读者对出版物的内容与表达形式的偏好发生改变，其阅读方式正由传统阅读向大众“悦读”嬗变，“阅读介质不断增多”、“阅读内容空前拓展”、“阅读主体更为广泛”和“阅读目的的颠覆”等特点，表明大众悦读的来临，体现了消费主义的倾向，预示着视觉文化对印刷文化的挑战。(23)因此，编辑主体必须顺应读者视觉中心和空间的变化，满足其接受和选择信息更加直接与形象的要求，以文字吸引读者视线，以其内容平衡读者的需求与取舍，并以此打动读者的心灵，形成精神产品的消费魅力。而图片是传播信息的快捷方式，能充分调动视觉功能，出版物中图片增多就成为一种现象。《老照片》、《黑镜头》系列图书热卖，畿米系列和朱德庸都市漫画系列走红，之后大量图文书畅销，就表征了读者的新需求，演绎并引导了新的阅读文化。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和网络技术的普及，现代新媒体与数字设备已对阅读内容的选择等产生深刻影响，“可以使读者轻松地由一个文本的一行转向另一行、另一页、另一个文本、另一本书或者一部在线的百科全书”。(24)而且，在新技术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可以发送、和别人分享信息”。(25)这些均“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使社会进入一个视觉文化和网络文化的时代”。(26)同时，人们生活空间的中心媒体逐渐被移动数字设备代替，出现了“读的书”与“看的书”并存的现象，传统阅读逐渐为“超阅读”所替代。“阅读是‘读的过程’，‘超阅读’则是‘看的过程’。没有惯性和忍耐力是无法持续集中注意力阅读纸质图书的，但‘超阅读’中，信息检索能力替代了集中力，因此便不再进行线性阅读式的思考”。(27)
超阅读解构了读者深层的思维空间，使之无暇深入思考内容，容易养成一种浏览的惯性，以浅阅读为主，新技术对阅读的影响已深入到有一定文化水平与消费能力的很多阅读人群。桑新民指出当代信息技术导致的阅读方式变革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从文本阅读走向超文本阅读，从单纯阅读文字发展到多媒体电子读物，出现了在同电子资料库对话中的高效率检索式阅读。(28)张景岩认为青少年阅读状态有3种重要变化：浅阅读的流行、杂阅读的影响和参与型阅读的发展。(29)从媒介教育与阅读意义的角度来说，要注重这种新的阅读能力的培养，而从作为出版物内容提供者的编辑主体而言，则应把握读者及其阅读方式的变化，关注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的合理构成，改变传统的纸质图书阅读环境下的策划习惯，顺应电子时代的新特征。当然电子文化有负面影响，“对阅读文化以浅表的、娱乐的方式进行了消解，它以‘观看’冲击了‘阅读’”，“导致了文字阅读的弱化”(30)，因而编辑主体在策划与决策时应充分克服其负面影响，并根据不同的年龄、学力要求分层指导，根据读者的兴趣定向提供产品。
可见，作为编辑客体的读者其需求与阅读方式的变化客观存在，并在编辑活动中作用于编辑主体，但编辑主体不能无所作为，而应不断激活自我适应机制，“根据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变化以及技术变化的趋势来调整出版方向，变革出版形式，促进出版转型”(31)，立足于出版媒介及其环境的新特点不断提升策划意识，从而构建阅读文化，弘扬人文精神。因为读者对市场的介入力量越来越强，对编辑决策活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编辑主体作为内容提供者，始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对读者阅读和社会文化构建具有引导和调控功能，应适应读者、满足读者，并“进行有意识的引导，通过开展相应的活动，营造一定的阅读氛围，以此激发、激活读者的需求，把读者的阅读热情引向一定的目标”(32)，如借一定的社会文化思潮或读者群体在一定时期内的共同化阅读倾向，通过选题策划、出版评论、宣传推介、系列专题出版、作者与读者互动等方式，将其阅读趣味吸引到相关的文化主题与编辑目标上来，形成新的阅读热点，不断提升读者甚至制造新的读者群。
读者地位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编辑活动的功能、改变了编辑活动程序，使得以读者为中心的市场信息的反馈显得特别重要，带动编辑主体增强策划意识和与读者的互动意识，编辑主体不仅直接进入到编辑活动“上游”，而且要时刻关注作为“下游”的市场，发现读者心理需求的规律，从而走全程策划之路。同时读者需求总处于运动之中，编辑主体应主动介入，遵循共同的原则，了解读者，分析读者，服务读者，重视读者的信息反馈，与之建立合理的科学的和谐关系，真正“心存读者”，而“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读者”(33)，真正构建读者第一的编辑观。
总之，编辑主体的所有策划活动与创造行为，均建立在读者基础之上，对读者因素的考虑渗透于具体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要实现编辑策划与市场实际需求的有效对接，其基本要求就是从读者中出方案，而不能以方案导入读者，只有从内容提供到形式创新，从目标定位到出版营销，将读者的种种变化贯穿于编辑活动过程始终，才能增加对各种动态因素的预期，激活正能量，形成自我超越力与创新力，从适应各种媒介特点与社会进步的层面提供内容产品，优化编辑决策。
四、出版转制的客观逻辑解放了编辑主体的手脚
出版制度是编辑活动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是编辑客体的一大构件，是编辑活动顺利开展和提高编辑活动效益的可靠保障。我国编辑体制本质上与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相适应，既尊重编辑主体行为活动规律，又保证对出版物质量的有效控制，做到编辑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与遵循编辑活动规律的统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34)出版转制就是促使出版单位逐步形成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备的法人治理结构，主要是管理制度上的变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出版行业生产力的发展”。(35)这是基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基于加入WTO，中国出版业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所必然前行的历史抉择，是中国出版改革的突破口和关键点。
正因为编辑主体是出版活动中的核心生产力，出版体制的变革解除了种种束缚，解放了编辑主体的手脚，使中国整个出版业走入了新时代，迎来了新浪潮，从而使中国编辑实践活动发生了重大转变，其核心就是编辑主体的自我更新与身份转化是划时代的，激活了出版生产力。在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跨越中，我们中国编辑走过来了、转变了、适应了，而且发展了、提升了、完善了。这是中国出版历史性的起点与征程。
我们可看看改革开放前的出版状态，那是一种稳定的结构，政府统一管理与发行，基本由行政手段把控出版全程，以稳定的制度确保出版的平衡与发展，适应了特定时期的需要，但缺少活力，几乎没有竞争，编辑主体亦没有自主性，无法也无需激发自身的创造力，“编辑活动的空间相对有限，相对狭小，其活动方式也相对稳定……总体而言，是来料加工、等货上门，是加工型，甚至带有某种被动型的”。“改革开放后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编辑活动的空间相对扩展了、相对无限了，其活动方式也打破了往日常态的稳定，由单一加工型向设计型、策划型、加工型转变”。(36)
在这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性跨越中，我们会自然地发现，出版转制走到今天，产业自身成了最大的赢家，编辑主体的创造力空前激发，编辑活动充满了挑战性，以市场的力量来检验和促进出版活动，回归了自身固有的规律。出版机构进入企业化状态，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集团化、产业化发展已经不可逆转，重新调整了出版生产关系，市场对出版资源的配置能力增强，极大地解放了以编辑主体为核心的出版生产力，激发了编辑主体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更加高效地生产了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对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另一方面，转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比如市场调节与政府规制的矛盾、市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矛盾、追逐利益与服务社会的矛盾、意识形态与产业属性的矛盾、整体市场与地区壁垒的矛盾等，也会在新的编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投资风险、产业垄断、文化安全、品牌效应、版权贸易、出版融资等，都成为摆在面前的客观问题，必然对编辑主体提出新的挑战和考验。“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要重视市场、重视经济，这是正确的。但是，经济不是出版产业的唯一要求，出版产业还有文化的要求，而且经济的要求离不开文化的要求。强调文化是目的，其核心在于坚持出版物内容的文化价值取向。这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根本。而提高出版物质量，是提高出版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壮大出版产业经济实力的关键。”(37)英国出版家斯坦利·昂恩认为：“如果赚钱是你的首要目的，那就不要从事出版业。出版业的报偿远不只是金钱。”(38)这些都充分说明出版转制其本身具有规约性，不能偏离文化的轨迹。
美国当代出版家安德烈·希夫林亦曾深刻地指出：“长期以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出版传统上都被看做是一项和知识及政治有关的职业。出版商对自己的本事也很自豪，因为他们不但能赚到钱，同时还能出好书。可近年来，由于出版社换了新的主人，这种平衡被打破了。现在的出版社老板的唯一兴趣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许多人都认为，在引进娱乐业的那套做法后，出版业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娱乐业。看看那些畅销书，除了享受生活，就是名人轶事，以前的知识性和艺术性几乎荡然无存，这体现的完全就是娱乐业的标准。”(39)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出版转制，走产业之路，但转制的“全部工作都要贯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条红线”。(40)而生产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最终有赖于编辑主体，要求编辑主体必须坚守文化圣土，肩负文化使命，构建文化家园，“在尊重出版规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塑造编辑的文化自觉”(41)，因此说，转制解放了编辑的手脚，可以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但“并不触动出版单位的编辑业务”，而只是出版单位的改革，是体制方面的问题(42)，“媒介企业转制后，其履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职责没有变。媒介产业的特殊性显而易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有企业”。(43)出版物始终是内容产品，转制“不能代替编辑”，而“只是从制度层面为出版企业的发展和编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只是为编辑追求高质量策划和文字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其最终的关键因素在于“编辑的功力”。(44)
不管怎样，提升和优化编辑力，为内容产业提供核心支撑，是对编辑主体的总要求。编辑力归结到一点，就是编辑活动中编辑主体以创造力为核心所形成的一种不断自我超越与发展的合力；它是一个力的作用系统，具有自我控制和吸纳的优化功能，既是自守的又是开放的；表现于编辑活动的各个具体环节与工作流程之中，而创意构思、选题预测、选择把关、审读加工等是编辑力最为集中的体现；在出版产业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编辑力是编辑主体和媒体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点。企业化、集团化和市场化之后，编辑主体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和质量意识更为重要。不管怎样变化，编辑活动始终需要内容支持，“内容为王”这一精髓不会变，因此今后报刊管理之关键依然是强化对内容的管理，以优势的内容管理带动和促进其他各方面的发展，突出和发挥编辑主体的创新力与创造力，在编辑个体与编辑群体的和谐互动中实现编辑效能的最优化。
转制是对编辑生产力的解放，为编辑主体拓展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但不能也没有改变编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这也是编辑学应予关注与回应的。比如，随着新闻出版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化水准的提高，特别是继印刷、发行以及经营性图书、音像出版单位完成转企改制之后，当下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改革的根本，就是“事”转“企”，进行合理的布局规划和调整，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效能，以现代企业制度运营报刊媒体，优化现代业态下的报刊出版管理，就是在转企改制中使报刊出版单位自负盈亏，独立承担责任，自主经营，从而让报刊企业做大做强，实现效益的优化，就是培育和激活报刊出版生产力，形成报刊生长与发展的良性机制，从而以全新的姿态参与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这一转变能有效地整合资源，突破体制性束缚，让非时政类报刊放开手脚、大胆创新，迸发出无限活力，真正成为富有自我生长能力和调适能力的文化市场主体。而报刊编辑活动的功能与本质、报刊编辑主体的社会角色与内容提供的规律是没有改变的。
另外，新的国际文化交流环境拓展了编辑主体的职业视野，新的内容资源考量着编辑主体的创造能力，新的文化思潮和受众群体及其文化消费特征推动着编辑活动的发展，新的媒介形式和运营渠道创新编辑手段。可以肯定，进入新的文化与技术时代，编辑主体拥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赢得了更大的创新空间，获取了更强的自我生长能力，同是也应该面向现实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客体特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迎接挑战，服务社会，不断创新；特别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生动的编辑实践，面对新的传媒环境和科技挑战，必须不断研究编辑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努力从实践中掌握规律，依循编辑活动的基本原理，广泛适应编辑客体发展的新要求，既以此服务于现实的编辑活动和编辑理论建设，又不断追求自我的超越。
编辑主体在社会文化发展中起着中坚作用，既是社会文化的传播与缔结者，又是社会文化承接的桥梁与累积的中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代编辑创造一代文化，满足一代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一代文明，编辑主体的创造行为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河流，构建了一部人类文明史。在编辑客体相对固定和同一的社会环境与物质条件下，编辑活动的效能、编辑劳动的给付、出版物的质量等，均取决于编辑主体的作为，编辑主体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是一种劳动价值的权衡与劳动效益的考量。
早在2002年，邵益文先生就提出了新时期编辑活动的特点与要求这一问题。新时期编辑活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编辑活动的领域扩大了，编辑活动的频率大大加快，编辑活动由单向朝双向、多向交互式转换，多媒体的出现使编辑活动复杂化，尽管编辑活动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是不变的，但提高编辑队伍的素质成了当务之急。(45)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由编辑客体引发，促使编辑主体自我变化与调整。笔者以为，编辑客体的变化对编辑主体提出的新要求，不止是一种表层的“改变”或“变化”，而是内在地要求编辑主体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升驾驭编辑客体的能力，要求编辑出版学教育与之相适应，关注编辑主体，关注编辑人才的成长，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专门人才。“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各种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及新型媒体，包括数字出版物)上的内容最终都是经过不同层级的编辑把关处理后才公开发表、问之于世的，编辑实际上把持或主宰着我们绝大多数精神产品、文化产品乃至文化建设的话语权……对于我们这个行业而言，编辑举足轻重的作用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了，尽管有‘市场经济、渠道为王’的说法，有营销发行是龙头的比喻，但出版业本身属内容产业，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内容所包含的有价值信息是否比别人更充分，更能满足人们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全面综合素质的需要”。(46)
因此，不管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也不论编辑客体发生哪些变化，作为出版物内容的提供者、支撑者和把关人，编辑主体始终是编辑活动和出版生态系统中第一位的重要因素。只有科学全面地分析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辩证关系，在编辑客体多维变革语境下把握编辑主体的趋向及其适应性，展开对编辑主体活动系统各种因素及其运动程序中各个环节的研究，从理论层面揭示出编辑出版活动的规律，才能为编辑主体的自身行为提供有益的指导。编辑主体的活动过程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在具体的目标确立之后，往往面临着种种复杂的矛盾，必须不断地自我调适，构建“作者至上，读者第一，编辑主体自身不断超越和创新”的新编辑观(47)，从而激活编辑主体的精神创造力和文化构建力，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精神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主导与把关作用。
注释：
①周国清：《编辑客体论要》，《编辑之友》2012年第2期。
②王俊华：《论编辑的中心地位》，《出版工作》2004年第9期。
③于殿利：《对新形势下编辑定位的再思考》，《中国编辑》2012第3期。
④刘逸：《日本人的出版精神》，《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4期。
⑤刘杲：《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两位出版人的一次对话》，《中国编辑》2003年第6期。
⑥张福平、刘西琳、邹琳：《论编辑品格》，《编辑之友》2003年第2期。
⑦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洛阳：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页、21页。
⑧郑龙云：《编辑活动的文化增殖意义》，《学术交流》2004年第6期。
⑨焦向英：《“一不亏心，二不亏本”——叶至善先生的出版理念》，《出版史料》2007年第3期。
⑩刘杲：《关于编辑规律的几点认识》，《出版发行研究》2006年第1期。
(11)于永湛：《出版业无法回避新技术》，《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8月29日第2版。
(12)赵丹：《网络编辑实务》，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13)Erin Carreiro,"Electronic Books:How Digital Devices and Supplementary New Technologies are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2010,26 (10),pp.151-167.
(14)Xuemei Tian,Bill Martin,"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Book Publishing,"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2010,26 (9),pp.139-156.
(15)和
：《全媒体时代的出版“编辑力”探析》，《中国编辑》2012年第3期。
(16)Octavio Kulesz,"Digital Publish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Emergence of New Models?"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2011,27 (10),pp.311-320.
(17)庞家驹：《传播媒介与编辑活动漫谈》，《出版科学》2003年第2期。
(18)夏德元：《数字出版与传播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25页。
(19)吴平：《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理念》，《中国出版》2009年第2期。
(20)刘杲：《我的出版观》，《中国编辑》2008年第4期。
(21)刘杲：《我们是中国编辑》，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6页。
(22)南长森、朱尉：《跨媒体传播与国民阅读方式变革对文化消费的启示》，《出版科学》2010年第6期。
(23)吴燕：《大众“悦读”与出版的后现代转型》，《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4)［美］保罗·莱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熊澄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25)Alexander Hars,From Publishing to Knowledge Networks,New York:Spronger,2003,p.137.
(26)王余光、汪琴：《1995－2004：世纪之交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5年1月21日第4版。
(27)［韩］李正春著：《数字时代出版与阅读环境变化的诊断与预测》，陈腾跃译，《现代出版》，2011年第2期。
(28)桑新民：《当代信息技术在传统文化——教育基础中引发的革命》，《教育研究》1997年第5期。
(29)张景岩：《青少年阅读新趋势与青年期刊的转型》，《传媒》2007年第5期。
(30)谭旭东：《重构文学场：当代文化情景中的传媒与文学》，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170页。
(31)周蔚华：《后现代阅读方式的兴起与出版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2)朱胜龙：《转型时期图书编辑工作的六大关系》，《编辑之友》2008年第1期。
(33)邵益文：《心存读者》，《编辑学刊》2005年第1期。
(34)周国清：《编辑学导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2－253页。
(35)邵益文：《出版单位转制与编辑工作》，《编辑之友》2005年第1期。
(36)郝振省：《转制与编辑》，《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
(37)刘杲：《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两位出版人的一次对话》，《中国编辑》2003年第6期。
(38)［英］斯坦利·昂恩：《出版概论》，谢琬若、吴仁勇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9年，第202页。
(39)［美］安德烈·希夫林：《出版业》，白希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1页。
(40)田胜立：《出版转制与编辑工作》，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41)郝振省：《转制与编辑》，《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
(42)邵益文：《出版单位转制与编辑工作》，《编辑之友》2005年第1期。
(43)范以锦、董天策：《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44)郝振省：《转制与编辑》，《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
(45)邵益文：《新时期编辑活动的特点和要求》，《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46)辰目：《关注编辑：出版科研的新课题》，《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6期。
(47)周国清：《编辑创新与现代传播》，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