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尔萨斯论文,人口论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1998年是世界人口学说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年份，在新旧世纪转换之际，我们也迎来了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200周年的日子。
从人口科学的学科传统来看，追根溯源起来，绕来绕去必然要触及马尔萨斯以及他的学说。因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所讨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他的学说是人类思想史绕不开的一个里程碑——生命中闪光的那一刻却成了人类文明永远不熄的思想火焰。他的观点虽然长久以来毁誉参半，聚讼纷纭，但巨大的影响却经久不息。据说，当年伟大的达尔文在构思进化论时，就从马氏的《人口原理》中悟出了极为重要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生存竞争法则。几乎同是进化论鼻祖的华伦斯也从中获得过许多宝贵的启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氏的学说及其影响是一时无二、不可替代。本世纪80年代，海内颇为畅销的上海五角丛书中有一本前美国国家图书馆协会主席写的书，题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6本书》，《人口原理》“金榜题名”。无独有偶，1985年11月，据报道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人口统计学会议上，来自61个国家的300 名代表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倡议再版《人口原理》。马氏之现代影响，仅此可见。
毫无疑问，马氏的理论业已构成人口研究一个不可忽视的源泉。甚至有此一说，人口学的发展有两股脉流，人口统计学（Formal Demogr-aphy）渊自17世纪英国格兰特（C·J·Grant）发表的《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1662）一书，而以人口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y or Research）的发端则与18世纪末马尔萨斯（T·R·Malthus，1766—1834）发表的《关于人口原理的一篇论文》（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脱不了干系。然而，马尔萨斯提出的“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两个抑制”等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观点却引出了世纪风云，百年评说，至今未有止息，遂成常说常新的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各方人士在此一叙，还有这么一个背景：海内学人对马氏及其学说的认识颇有些曲曲折折的意味。50年代末批马寅初先生时，对马尔萨斯的一番“阶级分析”自然免不了当时的历史局限。80年代学术解冻后，对马氏的认识渐见清醒，种种新见也吹入学界股股清风。这种学术气象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如读者诸君明鉴，中国的改革正继续向纵深推进，90年代末的这一次“再评价”理当更加坦诚、客观和深刻，以期我们能少一些对马氏学说这一学术重镇“雾里看花”的缺憾。自然，隐没于学林内外的智者必然会有；这样，为减少更多的遗憾，我们诚恳希望“邦有道则显”者能“粉墨登场，高歌一曲”，亮出真面目，共襄学术盛举。倘如此，则人口学界幸甚！
我是“部分肯定论”的坚持者——马尔萨斯人口论新评王声多
第一，要部分肯定马氏人口论标志着资产阶级人口学的崛起。
人口思想，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程而不断萌发的。经过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的漫长岁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口思想才活跃了起来。然而，对人口问题做出系统、详尽的探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了专门的研究，提出一套体系和对策的人，当推马尔萨斯。可以说，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人口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人口问题的著作，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人口学的崛起，成了人口学的集大成者。这一点，甚至连否定他的论敌葛德文，也不得不承认其确有重大意义：“我对〈人口原理〉的作者抱着真诚的赞许和敬佩。……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发挥和贡献，无疑不在一百年来任何作者之下。”
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尔萨斯代表了人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日本人口专家南亮三郎在《人口论史》中概括道，继古代、中世纪人口思想之后而确立起来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近代人口论的开端，它是在激烈的争论中获胜的。
第二，要部分肯定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包含的卓见，要吸收其有用的东西。
我们对马氏人口论的原理内容，如果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领会其精神，辩证扬弃，我们就可以认为：
它的“两个公理”有其合理因素。这触及人口属性中的无法否定的自然属性问题；“两个级数”有其真知灼见。人口增殖力比生活资料增长力有一种可能的或现实的“更快的趋势”；
“两个抑制”有其可取之处。人类应当采取各种妨碍的手段，包括“积极抑制”、“道德抑制”以及普雷斯补充的“生理抑制”，来控制人口的增长；
“一条规律”有其研究价值。土地肥力递减，虽然不是一条普遍规律，但增产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应当注意合理地利用土地；
“一个适度”有其部分真理。它从人口增长同生活增长的相适应关系中，强调适度人口的必要性，这是一声有益的警钟。
“一个结论”有其对的地方。尽管它的“人口自然规律”不是科学的结论，应当注重社会革命规律，但自然规律在人口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此外，马氏谈论中国人口问题也不无启示。他看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说明了“多子多福”封建观念及早婚习俗的危害，主张加强节制人口的宣传教育等，这些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可见，批判家们可以证明“马尔萨斯原理是不正确的，但是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原理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61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严肃批判的同时， 也公正地指出了“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的东西。”我国最早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持批评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也客观地写道：“余虽对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煞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既要严肃批评马说，“但亦绝不否认其说之本旨。”（《李大钊选集》第85页）。
第三，要部分肯定马尔萨斯人口论对其后的人口研究具有借鉴和推进作用。
两百年来，对马氏人口论虽然诸多争论、贬褒不一，但由此促成了全球对人口问题的重视和警惕，这是客观事实。例如，由于它的出版，曾引起了英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来许多国家也相继进行，推动了人口统计学的发展。又如，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它曾在巴黎召开国际人口大会，来自61国的300名代表，通过讨论，以99.8 %的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立即着手再版马尔萨斯的著作。法国报纸评论道：“联合国还从来没有这样一致过”。而后还成立了“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在许多国家，“马氏学说研究会”、“新马尔萨斯主义协会”之类的组织，也相继出现。
恩格斯在批判马氏人口论的同时，公正地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进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0页）。经济学家王亚南在《怎样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学习中获得教益》中写道：“马尔萨斯人口论无疑是非常冷酷、反动和荒谬的……可是尽管如此，善于学习的人，仍可从那里得到扩大认识的好处。……因此，尽管马尔萨斯从表象来谈人口规律，但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现实，都似乎大有助于马克思的正确人口论的发挥”（《新建设》1957年第1期）。
总之，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不能全盘否定，必须部分肯定。但只能是部分肯定。因为最近发生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国际人口科学大会上，某外国学者大谈“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他无限夸大马尔萨斯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作用，胡说什么“中国计划生育的可喜成果，是由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这种令人吃惊的歪曲和误导，理所当然地受到我们中国学者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批驳。
这里涉及我国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问题。无须多言，我国的计划生育无论在政治目的、科学内容、基本方法、社会结果等方面，与马尔萨斯人口论都是迥然不同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生产要与物资资料生产相适应的理论，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在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93年3月21日）。因此， 把我国的计划生育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这显然是无知的荒谬之见。
马尔萨斯人口论辩析 周雄兵
本文提出必须重新评价马尔萨斯及其人口理论。具体而言，就是从我们长期加在马尔萨斯及其人口理论头上的“六大罪状”着手，为其申辩。
一曰“剽窃能手”。“原来，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关于人类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理论’，关于积极抑制的‘论点’，都是窃自17—18世纪英国牧师华莱士。……人口增长为生活资料所限制的‘理论’，窃自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和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富兰克林，而特别是剽窃英国牧师唐森。……关于人口众多是人民贫困根源‘理论’和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也是窃来的。前者窃自18世纪英国作家简福的观点，后者窃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安德森的地租学说”。〔1〕不错，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许多观点是有其思想渊源的，正象他本人指出的：“我所要指出的最重要的论点，无疑并不是什么新论点。它所依据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由休谟作了说明，并已由亚当·斯密博士作了更详尽的说明。华莱士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论点。……也许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著述家提出过这个论点。〔2〕
人们指责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全部剽窃前人的成果，旨在从治学品德上全盘否定马尔萨斯人口论，显然有违史实，也不符合常理。一方面，人类思想史表明，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前后相继的必然联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许多观点，前人确曾提及，但马尔萨斯除了继承外，更有发展。举一例说明。唐森曾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描述山羊移居到一个孤岛上在幸福和穷困中动荡，马尔萨斯据此提炼出他的三大原理，这难道不是发展吗？更为重要的是，马尔萨斯把前人的观点经过加工改造，综合整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他的前辈们所望尘莫及的。正如美国人口学家威廉·彼得逊指出的：“在后来的研究中，马尔萨斯本人也发现了很多人早已把观点发表在自己之前。尽管如此，《人口原理》毕竟是第一本重要的人口著作。把这些早已被别人表达过的思想放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去，并详细证明人口增长同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位先驱者，甚至超过了他们贡献的总和。”〔3〕
另一方面，与人口问题始终联系在一起的，是马尔萨斯，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华莱士、斯图亚特、唐森等人的著作比马尔萨斯《人口原理》要早，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人口问题，但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几乎不被人们所注意。唯独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经受了无数的冲击而得到广泛流传。如果这部著作全是剽窃，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它能延续到现在而长流不息吗？前面说过，马尔萨斯人口论发展到今天，虽然仍有人对它取批判的态度，但现代马尔萨斯主义毕竟是西方人口学中最旺盛的一个流派。
关于剽窃的问题，不得不提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创立过程。细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在阐述人口思想时，都直接间接地围绕马尔萨斯人口论展开，特别是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人口问题的看法。由此，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马尔萨斯人口论超越其前辈的不争事实。
二曰“否定人口规律的社会性”。“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经济问题时片面强调了人口的自然属性，把人口现象当成了纯粹的自然现象，忽视了人口的社会属性，把人类与动物界完全等同起来。……马尔萨斯把人口规律完全当作了自然规律，把它当成是超越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发展历史阶段的‘永恒’的规律。这样，马尔萨斯认为‘两个公理’、‘两个级数’等是适应一切社会的‘自然法则’，而人口过剩则是这种自然法则作用的‘必然结果’，与社会生产方式无关”。〔4〕我们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侧重点是在讲人口的自然属性，但他并没有否定人口的社会属性。首先，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一个体系，在论述人口抑制手段时，着重讲了道德抑制，而道德抑制本身就是从人口的社会属性着手的。试想，动物界能做到这一点吗？其次，马尔萨斯清楚地说过：“真理是这样的，人类制度显然是给人类以许多祸患的明白而有力的原因……。”〔5〕
先看，“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显然是一种历史事实。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问题，从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显然，这一公理确实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无关，尽管在不同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下其内容有所不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也是一种历史事实。因为人首先是生物的人，生物性是人口的自然基础。情欲的产生来源于人体物质的作用，尽管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那毕竟居于次要的地位，唯物主义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
再看“两个级数”。对于人口的增长，批判者大多以历史长河人口发展的数据来证明它的错误，完全没有搞清楚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涵义。无所妨碍本身就是一个前提。事实是，人口在长期发展中是受到某种妨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马尔萨斯称之为积极抑制，到了现代，生育控制更是直接从出生的角度对人口增长施加了影响。还有一些批判者认为无所妨碍的前提不能成立，我以为在某个阶段它是存在的，比如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初建时期，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死亡率基本稳定，人口便出现了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现象。对于生活资料的增长，批判者们常以某个时期的某些个案来批判马尔萨斯的论点。其实，马尔萨斯在200年前就指出：“当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地时， 食物的增长率会大大超过适应人口最迅速增长所需要的数量。”〔6 〕而为批判者所忽略的是，土地显然是有限的，现代农业虽然大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但并没有提高土地的生物潜力，相反，在很多地区，环境的阻力显然加大了。特别要指出的是，根据我的理解，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说”无非是想证明一个问题：人口的增长潜力远大于食物的增长潜力。至于潜力能否转化为现实，那又是另一回事。
还有“三个命题”。批判者认为：“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要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保持正常比例的命题，很有欺骗性，似乎这种比例关系适用于一切社会”。〔7〕而在同一书中， 又指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都具有普遍意义，是社会生产的共有规律。”〔8 〕而相适应的内容之一就是：“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总量要同社会所拥有的消费资料总量相适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同社会所拥有的消费资料的增长相适应。”〔9〕对照马尔萨斯的三个命题，我们发现， 两者实质上是讲同一个问题，即人口生产必须与生活资料生产相适应。令人费解的是，同一个问题，在论述两种生产原理时，它是共有规律，到了马尔萨斯那里竟成了否认人口规律的社会性而遭到批判。
三曰“战争贩子”。“马尔萨斯明目张胆地提出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是减少人口，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性因素，……把晚婚、节育，作为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等所谓决定性因素的补充”。〔10〕这样的批判，看似义正辞严，却根本不是马尔萨斯的原意。
先看“积极抑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花了很大篇幅来论述积极抑制，指出：“饥馑似乎是自然的最后、最可怕的手段。……人类的各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起着减少人口的作用”。〔11〕很明显，马尔萨斯只是认为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各种罪恶因素在积极地抑制着人口增长，而并没有主张采取用战争等手段来减少人口。关于这个问题，他认为：用罪恶和贫困等手段来减少人口，“是一种一刹那也不能容许的思想”，相反，“罪恶和贫困，也只有这些，是我的主要斗争对象”。〔12〕
对于“预防抑制”，马尔萨斯指出：“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扰来抑制人口”。〔13〕他坚信：“只有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能取代巨大的苦难和大量死亡”，〔14〕“这是促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15〕所以，马尔萨斯主张用道德抑制来控制人口增长，决非批判者所说的，仅作为积极抑制的补充。
四曰“人口决定论”。“马尔萨斯以及其他资产阶级人口决定论者是把人口作为决定社会面貌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16〕何谓“人口决定论”？无非是指人口决定社会发展的理论。如果是这样，就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马尔萨斯是否真的认为人口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第二，人口到底是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对于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否定的。一方面，马尔萨斯从来没有使用过人口决定社会发展的概念，只不过强调了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或者说人多也是坏事的一面。反省我国七十年代前的人口增长情况，它现在仍在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实在令人深思。另一方面，马尔萨斯人口论最核心的三个命题也清楚地表明，他并不认为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他指出：“人口增长必受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长，人口必增长”，〔17〕并完整地阐述了人口必须适应生活资料的观点。很显然，马尔萨斯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决定着人口生产，而不是相反。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尔萨斯并不认为人口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决定因素，在人口的前面，还有生活资料的生产。
退一步讲，如果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他难道就错了吗？恩格斯在他杰出的唯物史观论著《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把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肯定下来。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虽然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历史上也曾被否定过，但自1978年后，我国理论工作者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并把它发展成为两种生产原理，作为指导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
五曰“悲观主义。”“马尔萨斯在整个分析中则忽视了或看不到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因而陷入了悲观主义。”〔18〕这段话暗含三层涵义：第一，马尔萨斯是否忽视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第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无稽之谈；第三，马尔萨斯是个悲观主义者。真是这样吗？
首先，马尔萨斯并没有完全忽视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历史作用。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二、三、四章分别考察了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活资料增长情况后指出：狩猎状态的生活资料少于游牧时代的生活资料，更少于农业时代的生活资料，并多次谈到要实行“尽可能最良的政策”、“奖励农业、开拓新地”、“农业科学技术的积极研究”、“先进而完全的施肥”〔19〕等等。其次，就土地本身的产出量来说，虽然科技进步对土地肥力和收益的增加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事物的极限总量客观存在的。土地肥力递减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出现在人们对它在长期内，特别在农业技术发生突破时的正确性提出质疑。我们知道，地球上的耕地总是有限的，而单位土地上的产出量最终来源于太阳能的转化，很明显，这一能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认为，无论农业技术如何进步，它的最大产出量也不可能超过可转化的单位土地吸收的太阳能。有了这个上限，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就当然客观存在了。第三，马尔萨斯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尽管他把人类社会描绘得很灰暗。毕竟，他明明白白地指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即预防抑制。而所谓悲观，我们一般都认为是没有前途，既然看到了一丝光明，便算不得是一个悲观论者了。
六曰“穷人的敌人”。“马尔萨斯的主张和济贫法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即：穷人没有被救济的权利”。〔20〕粗看起来，似乎确实是这样，其实不然。马尔萨斯反对济贫法是有根据的，第一，从实际结果看，“那种法律，确曾和缓非此即将极为严重的困苦；但受教区维持的贫民，如综合一切情况来考察，却亦确乎没有因此免去贫困”。〔21〕第二，“该法案同所有这类法案一样，有一巨大而根本性的缺陷，即它有助于增加人口，却不增加养活人口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不靠救济为生的那部分人的生活境况恶化，造成更多的穷人。”〔22〕
难道马尔萨斯认为穷人的境况不应该改善吗？不！他认为，改善贫民境遇的方法，一是通过预防抑制减少过剩人口，二是“鼓励人们开垦新土地，尽最大可能鼓励农业而不是制造业，鼓励耕种而不是畜牧”，〔23〕（这不是我们很熟悉的“两种生产一起抓”吗？）三是“各郡可以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24〕
谈到济贫法，不由人不想起我国扶贫工作的历程。八十年代以前，我们的扶贫工作是为扶贫而扶贫，结果是被扶贫地区的人口迅增，而生产却没有多大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贫困人口。八十年代后期，我们终于提出了扶贫与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取得了很大成就。扶贫工作的转变，总是给人一种感觉，似乎马尔萨斯在200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为马尔萨斯申辩，并不表明我们认为他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而只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想法：评价历史人物和著作，应该忠于原意，全面、历史地对待，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批判的评判 冯立天
马尔萨斯自1798年出版《人口原理》以来，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起全球学者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李守正，1992）。中国学者在80年代以前，持全盘否定态度，其后在争鸣环境有所改善的氛围下，才有学者挺身而出，以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全盘否定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为由，引经据典，发表了一些重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文章，1986年甚至出版了评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专著〔1〕。虽然这些文章和专著在肯定其合理部分时是仅小慎微的，但压倒多数的学者仍持矜持或全盘否定的态度。90年代以来，因为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国际上关于维护全球环境、控制人口增长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问题获得各国首脑的共识并通过了共同行动钢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争鸣环境更加宽松，要求科学评价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文章日渐增多。从国际上看，1985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大会上，代表们几乎以全票（99.8%）通过决议，刊印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7版，在历经长达近2000年的沧桑之后，其《人口原理》仍萦绕20世纪末的世人，怎不发人深省。这从一个侧面确凿地说明，他的理论尽管粗糙，也非全属一派胡言乱语。正像有的学者评价的那样，对当今世界解决人口膨胀问题或者说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确实还有其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与理论价值。”〔2〕
这篇短文仅就常常被人们误解或歪曲的两个问题提出来表达我个人的看法。
1 马尔萨斯不是罪恶和贫困的鼓吹者
人们常常把马尔萨斯描绘成罪恶和贫困的吹鼓手，说他主张用这种积极抑制来消灭过剩人口，达到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鉴于战争是一种罪恶，因而马尔萨斯便逻辑地被描绘成战争贩子，如此等等。这样的批判是全然不符合马尔萨斯原意的。
马尔萨斯根据两条公理引申出人口与食物两个不同的增长比率，指出：“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3〕这里，马尔萨斯只是客观阐述其理论的逻辑结果，或者按照他的说 法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能误读为他“主张”通过罪恶与贫困来消灭过剩人口。他在《人口原理》第1版就曾明确提出：“尚待研究的 是，能否在不产生罪恶或贫困的条件下抑制人口的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4 〕说明他在探索摒弃罪恶与贫困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另一途径。接着在同一版中便提出了预防性抑制。他说：“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5〕
关于罪恶中的战争问题，马尔萨斯也只是客观地描述野蛮游牧民族的历史，由于人口迅速增加而发生饥馑，被迁移，遇上其他部落抵抗时，便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人口受到抑制，得以恢复平衡，地盘扩大增加了生活资料来源，于是人口又增加起来。他说：“在人口增长已经达到食物的最大限度时，一切预防的积极的抑制自然而然会以加强的力量发生其作用。关于性方面的邪恶习惯将更为普遍，婴儿的遗弃将更为寻常，战争和流行病的可能性和致命性将会大大增加。”〔6 〕这里，马尔萨斯没有丝毫“主张”战争的意思，只是客观说明在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最大限度时，作为积极抑制的一种——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而已。马尔萨斯把发动战争看作是一种罪恶，说明他是摒弃战争的，就如同他摒弃罪恶中的“杂交，不自然的情欲，非法房事，以及意在隐瞒不正当的交接的后果的各种下流伎俩”一样。〔7〕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4版于1807年出版后， 魏兰德和杰姆士·格兰哈姆分别出版了《人口和生产原理》、《人口原理研究》两部著作，再次斥责马尔萨斯把罪恶和贫困看作是对人口过剩的“慈善救济”，其本身不是不幸，应受到鼓励而不是斥责。马尔萨斯对已持续14年之久的这类指责感到极端无奈和厌烦，并在其第5版附录中声明， “这是最后一次谈这个问题，倘若今后还有人继续此种说法，我就很可以对这种说法和提出的人置之不理了。”〔8〕他再次重申，他并没有把罪恶和 贫困当作手段，相反，“罪恶和贫困，也只有这些，是我的主要斗争对象。我也曾经明白建设，用道德节制作为他们的理性的和适当的消除手段；无论这个手段是好还是坏，足够或不足够，这个建议本身和我对他的重视，是我从来没有把罪恶和贫困本身看成救济手段的无可争辩的证明”。〔9〕
2
用实际人口与食物增长比率批不倒马尔萨斯两个比率的结论
人口和食物增长的不同比率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赖以立论的主要依据，因此，反对他的人口原理，也总是把批判的靶子主要定位在两个比率结论上。
马尔萨斯说：“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10〕人口若不受到抑制，这是人口按几何比率增加前提。人们在批判两个比率时，却有意或无意把这个前提除掉了，用全球的或中国的实际人口增长和食物增长速度进行对比，来证明马尔萨斯两个比率的结论是错误的，这不仅没有达到批判者的目的，反倒证实马尔萨斯的两个比率是正确的。
马尔萨斯两个比率的结论，是用美国为例说明人口按几何比率增加，用英国为例推断食物只能按算术比率增加。有中国学者提出异议，说将国情和自然资源迥然不同的两个国家捏在一起来拼凑出两个比率，并赋予科学的桂冠，只能是对科学研究的亵渎。况且，也漠视了美国吸收大量欧洲移民的事实。还有一种批评指出，如果就美国本身来考察，恰恰说明，人口和食物都是按几何比率增长的，从而也就否定了两个不同比率的结论。这些批评乍看来似乎不无道理，一旦从学术上深入研究马尔萨斯的原著，确实仍未能动摇两个不同比率的结论。
第一，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比率，因为自然规律必将强行发挥作用而使人口受到强有力的抑制。这就是马尔萨斯为什么选择不同国家来论证两个比率客观存在的原因，这是出于科学研究的需要，而非马尔萨斯的主观臆想。
第二，马尔萨斯选择美国作为人口按几何比率增长的实例，是由美国国情决定的。1776年北美人民发表《独立宣言》时，人口才300万， 国土面积仅略少于我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才只有三个人。马尔萨斯说：“从古到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它的风俗这样淳朴，它的生活资料又那样丰富，可以不因家庭生活供应困难而妨碍青年早婚，又没有恶劣的风俗，稠密的城市，不健康的职业，或过度的劳动，来斲丧居民的天年。所以，就我们所知，直到如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其人口的威力已让它充分自由地发挥了的”。〔11〕
第三，马尔萨斯选择英国作为食物按算术比率增加的例证，是因为岛国总面积有限。虽然当时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未被耕种，即使在第一个25年里可以通过开恳更多的土地来使农产量加倍，但在以后的每25年里要使产量加倍是做不到的，最多只能按第一个25年的产量增加额增加。马尔萨斯说：“即便最富于激情的思辩家，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大的增加额了。以这样的幅度增长，要不了几百年，就会把这岛国的每亩土地耕种得像菜园一样”。〔12〕用英国作为粮食增长比率的例证，是为了更易于说明，在土地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依据土地生产力的增加，远远维持不了人口在无妨碍时按每25年加倍的几何增加。
第三，马尔萨斯是否有意回避美国接受大量移民，无从考证。但即便撇开移民因素。也无从动摇人口按几何比率增长的结论。因为，马尔萨斯假定每25年人口倍增，已是留有余地的。他根据计算，指出：“在过去连续的一个半世纪里，不到25年人口就增加一倍”，“美洲殖民初期到1800年止，每次人口加倍其所需的时期只稍稍多于20年。”“在内地的各殖民区里，农业是唯一的产业，恶劣的风俗和不健康的职业是很少的。那边的人口是每15年增加一倍。甚至这个非常的增加速度恐怕还没有达到人口威力的最高点。”〔13〕退一万步说，如果把人口在无妨碍时倍增时间延长到35年，也不可能改变其按几何比率递增的实质。
马尔萨斯关于两个比率的推断，在具体数值对比上可能较为粗糙和欠精确，但却十分形象，如果我们从人口在无妨碍时其增殖力远大于食物生产力来理解两个比率，这可能更符合马尔萨斯创造两个比率的初旨，也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历经200年而不衰的真缔。
注释：
〔1〕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人口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5～27页.
〔2〕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页.
〔3〕威廉·彼德森.人口学基础.甘肃人民出版，1984，201 —202页.
〔4〕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09页.
〔5〕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9页.
〔6〕同上，168页.
〔7〕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438页.
〔8〕〔9〕同上，42页.
〔10〕许涤新.有关人口理论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79（1）.
〔1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5页.
〔12〕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五版附录，马尔萨斯反动言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49页.
〔13〕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5页.
〔14〕同上，181页.
〔15〕同上，179页.
〔16〕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31页.
〔17〕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16页.
〔18〕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11页.
〔19〕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11页.
〔20〕李宗正.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18页.
〔2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36页.
〔22〕同上，37页.
〔23〕同上，37页.
〔24〕同上，38页：
主持人评论：
在世界人口学说史上，大概没有比马尔萨斯更著名、也更富争议的了。在国内，该批的似乎都批了，该评的似乎也都评了。值此《人口原理》问世200周年之际，我们再来一番评说，是否在炒冷饭、 多此一举呢？我们知道，马氏的《人口原理》在人口学说史上即使不是最重要，那也一定是最具影响力之一的著作，它是独一无二的，你无法漠视它的存在。马尔萨斯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在阶级分析进入“历史博物馆”而科学理性逐渐高涨的今天，学术讨论开始变得实事求是起来——过去的全盘否定论渐失市场，而适度肯定论逐渐成了主流。马氏学说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大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1至622页）。我们还知道，新马尔萨斯主义直接起源于马尔萨斯“预防抑制”（Preventive Checks ）的人口思想，而前者又进一步催生了现代节育运动。仅此一点，就不能抹煞马氏的历史贡献。马尔萨斯的主张中包括禁欲和晚婚，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则强调通过自觉自愿的家庭限制，即通过避孕等节制生育的手段，来限制人口的增加。他们一般不主张晚婚，更不赞成禁欲，而是认为人们结婚之后只要采取避孕、流产等措施，仍能限制家庭的人数，从而减轻家庭负担和减少生活困难。这些主张崇尚节育中的人道主义，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之所以有如此深广的影响力，决不是偶然的。归根结蒂恐怕还是因为马尔萨斯所述问题具有一般性的特点，所获结论也触及了问题的根本——虽然因为时代的局限，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食、色，性也”，这是千古真理，也是生活常识。马尔萨斯从人类基本需求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口问题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因为我们所讲的人口不仅仅是人多人少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虽然Size的涵义是基本的，而且是一个结构的（Structure）的概念， 是一个有变化和发展的社会人群的集合概念。直截了当地说，人口是“人”的集合，而不是“数”的集合。否则，人类的人口与其它动植物人口的区别就难以寻觅了。人类人口的属性重要的还是其社会性。顺带指出，人类人口作为一个抽象指的实际上是其属性，而作为一个具体指的则是其总体构成，即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这样，从人类人口的角度出发，人口增长问题恐怕大多是与人类需求的增长或膨胀相关的。如果说人是欲望的“动物”，那么人口也该是无异议的天然的消费力的存在。马尔萨斯从这种根本性的前提出发推论给我们的启发是巨大的。
最后，就一个看似细微实则重要的概念作些讨论。如所周知，在马尔萨斯的两个抑制中，除了Preventive
Checks ， 还有Positive Checks——通常译成“积极抑制”。现在看来并不准确。毫无疑问，马尔萨斯所说的两种抑制手段应当是互补的、相对应的：一种是预防的手段，一种则是现实的手段；一种涉及主观的主张，一种则涉及客观的力量。如果将Positive Checks译成“积极抑制”恐怕是既歪曲了原意， 而且也不能与“预防抑制”相唱和。因为与“预防抑制”相对应的只能是“现实抑制”或者称“实际抑制”，而与“积极抑制”相对应的只能是“消极抑制”，个中是非不辨自明。现在还不好判定“积极抑制”的译句语出何人，也不知这种误译究竟是理解上的不到位抑或还有其它的苦衷（例如政治斗争的需要），现在还不好评说。但这一以讹传讹的译法流播多年的确给后人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带来了困难，以致于我们长期来被误导、被迷惑、被阻隔在事实真相的大门之外。例如，不少人曾误以为马尔萨斯主张用“罪恶”和“贫困”的手段来减少现有人口，实际上马尔萨斯并没有这么主张。正如马氏在《人口论》第三版附录中自述的：“我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减少罪恶和贫困，我所提出的任何人口限制只是达到这个目的之手段。”“Positive”在英文中属“一词多义”，除作“积极的”解外，尚可译为“实际的”或“现实的”——笔者私下以为，“现实抑制”的译法或许较好。因为这种事后调节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现实的而非社会主观的调节机制的呈现。马氏只是看到了这种可能的后果和事实，但并没有包含他的主张，所以实际上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并没有上升到“价值判断”的层面。后来，马氏经过深入研究提出的“预防抑制”、“道德抑制”才是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拨开迷雾见青天，我们所见的马尔萨斯是否还是那般面目可憎呢？
在1998年开春，我们重评马尔萨斯的学说还有这样一番深意：重建中国气派的人口理论已时不我待。应当看到，眼下海内人口研究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并不美妙，“方法精细、理论粗糙”的格局意味着人口科学的发展壮大难以预期、不可持续。记得经典作家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大意。是为尾。
（主持人：穆光宗 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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