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悟真[1]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我国区域经济运行全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阐明区域经济运行各阶段的发展规律,揭示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的运行轨迹与现实矛盾,探索中国区域经济通过协调机制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全文以“由谁协调”——“协调什么”——“怎样协调”为主线,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时空结合中诠释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突出区域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重点探究区域经济结构的生态系统和形成机制,构建转型期中国区域经济协调机制的理论框架和制度结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是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保持总体的高效运转和快速增长,又促进各区域的协调发展,使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同时达到各区域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平衡发展到不平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过程。整个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衡发展;1978——1995年,以区域差距扩大为代价的非均衡发展;1995——2003年,初级阶段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03年至今,社会政策整合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转型期中国的区域经济协调置身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转型背景之下,这一背景的基本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主体特征——政府主导;结构特征——阶梯性不平衡;规则特征——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既有规则与应有规则之间的断裂;模式特征——“压缩一跳跃型”发展。基于这种宏观的转型背景,转型期中国区域经济协调的主体模式定位于“政府主导——市场重心”模式,才能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契合。强调政府主导,因此区域经济协调的主体设置就必然主要依托现有的行政机构而展开,但同时强调以市场为重心,也就要求在既有的行政机构的系统内整合具体的协调主体,同时也应当根据区域经济协调的具体需要而安排专业化的协调主体机构。另外,“政府主导——市场重心”的区域经济协调主体的模式定位还要求中央政府对于协调主体给以财政和预算上的大力支持,开辟若干特定的应急通道,以解决区域经济协调中的诸多临时事宜。同时,任何协调机构的行为手段、对象统筹等微观问题都必须遵守市场的要求,根据转型期中国区域经济协调的特定情形来展开。 转型期中国区域经济协调机制的理论框架包括三个大的层次、六个基本题域、十一个具体的点。全部问题框架可以用三个简明的问题来贯穿:“由谁协调"——“协调什么”——“怎样协调”。第一个问题,即“由谁来协调”的问题,事实上是协调主体的组织与构成问题。第二个问题,即“协调什么”的问题,事实上是协调的客体
余建清[2]2009年在《我国区域传媒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空间视角全面审视了我国传媒业的发展状况,研究了传媒产业布局嬗变及其影响、传媒机构的跨地区经营以及竞争合作、传媒业的空间集聚与集群、传媒制度创新、传媒业的地区差距与区域协调战略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同地区间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因素、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因素、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区位因素上出现的巨大差异,导致我国传媒产业布局从按照行政区划的均衡分布逐步走向了按照市场规律的非均衡分布,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传媒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明显,区域分异是当前我国传媒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典型特征。传媒业布局的区域分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媒业发展,但由于传媒管理体制不成熟等原因,当前传媒业的区域分异状况还并未真正造就有利于传媒竞争和产业效率提升的市场环境,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是当前传媒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传媒市场的行政分割制约了传媒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传媒业效率的提升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整合和构建区域传媒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城市圈的发展为区域传媒市场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从市场运行的微观机制看,整合区域传媒市场就是要让传媒机构实现跨地区发展；而在当前政策条件下,传媒跨地区发展的主要路径是依靠与异地传媒之间的合作竞争,传媒联盟就是其主要形式。传媒联盟在推进传媒竞合方而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机会主义是对联盟稳定性的主要威胁,因此,如何防范和治理机会主义是传媒联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传媒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导致了传媒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地理集中,最终形成传媒产业集群。由于产业集群具有集聚效应、外部效应以及网络效应,因此产业集群被视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有效组织形式。我国传媒产业在经历了市场化、集团化等阶段之后,要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实施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是必然选择。当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空间集聚和地理集中,但是远未形成传媒产业集群,因此,培育传媒产业集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分权让利”的改革措施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一级独立的权益主体,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能对传媒制度创新施以影响。我国传媒制度创新表现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传媒机构的三元博弈中,按照供给主导、中间扩散和需求诱致的“上、中、下”三结合方式,从微观、中观向宏观深入的渐进性边际调整过程。在现有政策框架内,推动我国传媒制度创新,让传媒跨地区经营真正具有现实操作性,可考虑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传媒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拉大可能对区域协调发展总体目标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应该尽快研究、制定并实施传媒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传媒业的区域协调的关键就是推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传媒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此,既需要构建传媒产业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又需要发挥西部地区传媒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仲德涛[3]2018年在《习近平区域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新时代对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区域经济思想充分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源自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回应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并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形成了内容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其内容包括区域协调发展论、区域绿色发展论、区域开发发展论、区域经济共享发展论、区域经济创新发展论。习近平区域经济思想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我国加快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而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
王垚[4]2010年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测度方法及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改革开放30年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没有与之相互协调,地区之间差异也不断扩大,总体表现在经济、城乡、社会、环境、协调能力方面。针对这一状况,我国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并且将其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不仅存在着区域间的不协调,即各区域差距较大的问题,而且存在着区域自身发展的不协调,即未做到经济、城乡、环境、社会等方面全面的协调。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我国继续深化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十分有必要的。2009年开始出台一系列的区域规划以细化区域发展战略,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新的区域规划促进了新的增长极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极化效应,消除负面效应需要政府的引导,从而促进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认真落实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规划和政策。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这些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本论文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以区域协调理论为指导,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体系。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协调发展提出有针对性、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科学依据,用单指标评价和多指标评价两种方法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从各省市区层面、五大版块层面以及全国层面综合说明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状况。本文的选题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分为五个部分:一、绪论,概括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二、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单指标评价,主要从单一指标层面反映我国区域协调状况。三、基于组合评价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的构建,详细阐述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以及现有指标体系设计的不足之处。四、基于组合评价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状况的评价,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区域环境协调发展、区域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区域协调能力五个方面,动态与静态两个维度进行论述。五、结论与建议,在上述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胡静[5]2010年在《湖北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无论差异多大的彼此,只要是在同一目标下,在同一个统一体内,都存在着协同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可以实现协同发展。当前,在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选择上,从协同学理论中寻找对策,已经成为一些专家学者有意识的集体行为。本文运用比较优势、协同学及相关理论,从大力发展旅游业的角度对湖北西部地区区域发展做了系统研究。长期以来,湖北西部地区农村面积广阔,是“老、少、边、穷”聚集区,相比于湖北东部地区的武汉城市圈的优势工业经济和城市群体系,其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发展工业等产业的制约因素较多。但湖北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良好、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面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重要机遇,又因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良好促动,更具有利用生态文化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的较好基础和后发优势。旅游业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和强关联带动作用的产业,以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高贡献性和与日俱增的旅游市场前景,对区域发展具有特殊作用。旅游业既是湖北西部地区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切入点,也是湖北西部地区实现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因此,依托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对资源进行高效和高度有序化的整合,谋求区域产业联动,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先导产业和产品集群,实现湖北西部地区的协同共进,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充分依据,而且在实践中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本文以湖北西部地区为研究区域,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实地考察了湖北西部地区大多数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状况,分析了大量的文献、统计数据,从有效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立足于资源丰富而经济欠发达的发展现状分析,实证探索了后工业时代处于发展初期的资源丰富且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命题,对湖北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困境及成因、发展战略与发展路径选择等做了相关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提出整合集群、联动共进的“旅游引领,区域协同”的发展模式,以期能拓展资源型区域发展思路,为类似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第一部分“引论”为选题背景、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指出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构想、缓和区际差异等现实需要,依托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实现湖北西部地区发展上的协同共进,尤为必要和紧迫；并对区域发展研究的已有文献做了综述,从可持线发展、区域经济学、旅游学、城乡统筹论等多维视角对协同发展研究作了审视,进而以此为研究框架,阐述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说明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研究的逻辑思路,提出了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部分,对区域发展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分别以比较优势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社会学理论、协同理论、区域旅游合作理论、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对区域发展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理论研究,并为第四、第五部分针对客观实际的分析评价后所形成的反思内容进行引导式铺垫。第三部分为“发展现状与困境”。这一部分主要以资源、环境、发展为主题,首先从区域概况、资源禀赋、交通状况、生态环境、产业变迁等方面,对湖北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作了细致分析,深刻剖析了发展的新意不足、环境生态失衡、产业结构趋同等诸多困境的成因问题。第四部分是发展战略部分。本部分旨在论证湖北西部地区选择以旅游为引领的发展战略的合理性。首先,尝试对现状与困境做出针对性的理论思考,提出在湖北西部地区发展要以较优势理论确立发展先导,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发展基础,以社会学理论提供发展依据；其次,分析了湖北西部发展旅游业的现实基础(政策环境、适宜的社会氛围以及地缘的一体性、生态的良好性和交通的通达性)和比较优势(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条件,显著扩增的旅游市场需求、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以及湖北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引擎效用(加速发展优势转变、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生态文明发展等),随后提出了湖北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以旅游发展形成区域发展引擎,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引领区域统筹协调)。第五部分为发展路径部分。本部分从协同论中吸取理论智慧,探讨以旅游为引领,湖北西部地区区域协同发展的实现途径。首先,以协同学理论为基础,提出湖北西部地区发展路径选择应以区域协同为发展思维,以旅游合作为发展主线,以生态学理论为发展重点。其次,概括提出三种可借鉴的旅游协同发展经验,即交通优先的京津冀“叠加效应”、特色互补的沪杭“同城待遇”、市场运作的欧盟“联动模式”。再次,以价值重构为中心,从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重点等方面诠释湖北西部地区发展路径选择,提出要用后现代视野来扬弃以工业化为基础的传统现代化的局限,把发展建立在有效保护和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最后以整合联动为重点,结合旅游协同发展的有利条件,着力分析了整合集群、联动共进、交通互融、营销共推等运行机制,探讨了以旅游为引擎的区域协同发展的实现途径。最后为结论与展望部分。本文认为,湖北西部地区相融性和互补性好,有条件也有必要形成一体化的“旅游引领、区域协同”发展模式,这不仅是湖北西部地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湖北省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更能为后工业时代类似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何创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重构资源价值,建构发展模式提供范式参考。
丁井国[6]2011年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评价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目前总体趋势越来越倾向于均衡协调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但是,发展的成果尚没有完全惠及全民,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不容乐观,贫富差距的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享受机会不均等以及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迫切关注。文章以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热点话题——区域协调发展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内涵,并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视角对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所采取的规划、政策及措施进行了回顾,紧接着选取了代表经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三个层面的12项指标,采用数理分析的方法对1995-2008年中国总体和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四大地区的差异水平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在区域发展差异方面,1995-1999年,中国总体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先是不断缩小,然后又逐渐增大;1999年后,差异基本上呈现不断缩小态势。就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带省际差异最大,其次是四大地带间的差异,再次为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总体差异最小。就分系统而言,公共服务系统差异最大,经济系统差异次之,生态环境系统差异最小。在区域协调发展效果方面,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相当,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次之,再次是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全国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则最低。就协调发展水平而言,全国总体情况不容乐观。近年来虽然协调水平有所提高,但全国总体才由濒临失调衰退阶段跨入勉强协调发展阶段。最后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就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藉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发展对策。
张黎[7]2012年在《云南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地域广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区域之间的差异已然越演越烈，不仅三大地带间的差异呈现扩大态势，省际与省域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明显，不断扩大的差距将阻碍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加上劳动、资本、信息、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的区域联动越发频繁，区域之间欲互惠互利，达到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省域内地貌复杂，生态脆弱，贫困面较大；城市与农村之间、山区与坝区之间、边疆与内地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突出。自从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以来，云南省要成为关键桥梁，重要纽带，实现进一步的对外开放，省域的协调势在必行，只有省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达到和谐发展的目标，云南省才能从实质上成为真正的桥头堡。本文通过梳理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总结了云南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首先通过运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2010年云南省的各个经济指标进行了统计性描述，总体上云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其次又对云南省16个地州的经济总量、人均值、工业发展状况、城乡收入差异、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差异等各个方面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最后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云南省的区域差异在不断缩小，但是缩小的幅度有限。从横向比较结果发现，云南省区域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大，这从本质上阻碍了云南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回顾了云南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历程。构建了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首先以2010年云南省16个地州为样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协调发展评价指数研究了各个地州的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子系统协调发展程度空间差异状况，发现社会子系统是影响总体协调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得到的结果为：昆明是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性城市，玉溪、丽江、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迪庆是协调发展水平一般的区域性城市，曲靖、保山、昭通、普洱、临沧、红河、文山、怒江是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性城市。可见从地州出发，云南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差异较大。其次以2001年～2010年十年云南省全省数据为样本，利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方法和系统协调度的方法，对云南省这十年来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近十年以来，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不断提高，其中社会子系统的贡献作用最大，而经济、生态子系统近年来都抑制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发展水平。云南省两两系统协调性较差，尤其是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较为突出。因此加强系统内部的协调性以及系统间的协调度对促进云南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最后通过剖析影响云南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为地理区位因素、产业结构因素、科教文卫因素和生态环保因素。针对每个子系统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云南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隋鹏飞[8]2017年在《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及形成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从2009年以来国务院相继批复数十项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性文件,学术界关于中国区域规划以及区域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对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研究已成为理论研究热点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但是在面对各个地区间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区域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加剧,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受到的压力矛盾越来越严重等问题时,学术界关于中国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原因及形成机制还存在很大分歧。各级政府在如何贯彻执行上级相关规划、政策和在如何选择本地区发展政策的路径等问题上也急需科学的指导建议。如何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政策体系,保持经济、社会发展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传统的区位理论重点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分布以及空间中的不同经济要素相互作用关系等内容。多数区位理论主要关注农业、工业、商业等生产单位在不同运费约束下的空间分布差异情况,部分发展理论将空间分析引入经济发展过程分析,重点研究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在不同发展时期所起作用。新经济地理理论则从规模报酬递增,聚集经济外部性,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探讨了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提出区域间的经济增长趋同或趋异的观点。但很少有区位理论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研究,探讨三者协调发展的空间关系。同时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较多的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各子系统相互耦合、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对各子系统耦合程度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各影响因素对其在空间上的作用等问题研究尚未深入。因此,本论文首先基于可持续发展观,提出区域发展的内涵,同时指出本文研究主要以区域层面的空间格局研究为主。通过分析中国各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深入研究影响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各种因素,以及各影响因素的空间相互作用,初步解释了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这对于补充和完善区位理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战略转型问题,以及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发展来看,国外文献的研究比较关注厂商和产业聚集的理论分析。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关系研究较多,但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联系起来研究空间布局规律的较少,特别是忽视了具体区域在自然、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这些差异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国内文献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受发展观的局限,对结合生态环境约束的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机理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开始利用构建耦合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研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并对各类地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类评价。但多数文献没有深入探讨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也没有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作用,很少提出优化空间格局的科学路径和对策。现有文献在定量分析时较少考虑不同地区间变量的空间相互作用,由于忽视变量的空间作用因素会导致遗漏解释变量,从而无法发现包含空间依赖影响因素的可持续发展本质规律。因此论文在综合分析人口生态环境对经济集聚的作用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生态发展指数构建耦合协调模型,综合评价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在此基础上从自然因素、人文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区域发展战略、制度因素五个方面分析影响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作用机制。结合所选解释变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各解释变量对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利用实证分析结果,阐释了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原则和优化路径。论文在内容安排上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阐述论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概括了研究内容、技术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等。第二部分:国内外研究综述。整理分析、总结并归纳国内外区域发展和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相关研究成果与不足,总结并评述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研究趋势。第三部分: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介绍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相关的基本概念,提出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区域发展内涵,指出本文以区域层面的空间格局研究为主。阐述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区域空间布局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最后针对人口、资源、环境对经济集聚的作用理论进行创新分析。第四部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分别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再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规律。第五部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形成机制。阐述自然因素、人文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区域发展战略和制度因素对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作用机理。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解释各个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第六部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阐明优化区域发展空间格局需要遵循的原则;结合四大区域板块各自特征提出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路径和对策建议。第七部分:结论与展望。通过对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规律和新影响因素的总结和讨论,分析未来发展方向。指出论文的不足和未来研究趋势。围绕论文重点内容得出了以下三方面结论,第一,关于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方面的结论。我国的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发展相对较好,中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适中,好于东部,但低于东北和西部地区。我国的东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最高,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最差,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略高,东北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虽低于东部地区但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最高,同其他三个地区差距十分明显。东北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略好一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发展较差。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演变在时间上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地域差异明显。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整体水平方面,我国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水平相对最差。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要略好一些,东部和东北地区水平大致相当,发展较好。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出现明显的层次性,耦合协调度从高到低的顺序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距显著。在总体差异的构成中,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距贡献率远高于区域间的差距贡献率,且区域内差距具有递减趋势。区域间的差距发展趋势也呈递减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区域内差距和区域间差距双重作用共同形成总差距的递减趋势。中国的区域发展呈现可持续发展趋势。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非常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现象,说明中国区域发展存在空间集聚情况。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错位明显。生态环境与经济空间错位度最大,但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生态环境与社会空间错位度居中,也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社会与经济空间错位度最小,保持相对稳定趋势。第二,关于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因素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通过对各类影响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因素分析,得出自然因素是形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物质保障与约束条件,人文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形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区域发展战略是对区域发展格局自发变化的重要外力干预,制度因素则是形成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组织保障和支撑力量。通过截面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得出空间回归模型优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又优于空间滞后模型。在分析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时,不能忽视各个影响因素的空间依赖性对模型的影响。对于空间误差模型,从各影响因素指标的显著水平看,海拔高度、降雨量、人口分布、历史文化、民族分布、参与全球化程度和环境管理分权制度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非常显著。通过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不能仅靠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结果做最终结论,还要考虑影响因素的间接效应。从总效应来看,达到显著水平的解释变量有气温、城市化率、历史文化、市场化、产业聚集、科技创新、产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环境管理分权制度。第三,关于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优化的结论。遵循相关优化原则,结合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自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特征,实施各有侧重的优化路径,并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等区域发展战略作为引领,促进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在总结分析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后,有针对性的提出三项对策:加快构建促进区域发展的法律体系;调整并完善财政支付转移制度;完善区域发展协调机制建设。论文做出如下创新:第一,区域发展理论上的创新。在传统经济学区位论的基础上,着重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视角,界定区域发展的内涵应包含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将传统区域发展理论重点分析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拓展为分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在传统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中加强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及其三个子系统的协同耦合度分析,在传统的经济集聚分析中加入人口分布和环境等新因素的分析。从而对区域、区域发展和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认识突破了经济学的局限,以学科之间交叉的新视角来解决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第二,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分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创新。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是个十分复杂且不确定因素多、不易量化的难点,以往分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一般多采用定性判断和描述性的分析,缺乏定量评价。本文在分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中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结合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轨迹的时间演化特征分析,从自然因素、人文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制度因素等方面全面分析判断对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基于影响因素的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形成机制,并有重点的选择变量采用新的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定量分析评价。不仅找出了影响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显著的核心重点因素,还验证了定性分析结论,为更好地认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框架。第三,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和经济学空间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区域发展“区域问题的生态化转向”、“经济发展的空间转向”、“社会发展人本转向”等趋势的出现,综合集成的技术手段不断出现,尤其是对大尺度空间集成图像的表现单靠经济学方法手段难以为继。本文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和经济学空间计量方法进行解析空间格局,如利用ARCGIS软件所做图像直观反映了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各子系统发展和区域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进行分析;并利用新的空间面板数据等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提高了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通过区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更准确的反映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好的解释了各个指标的实际作用。同时也更好的解释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本文仅是对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相关内容做了初步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未来还可以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深化研究:第一,调整完善区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尤其是完善反映生态环境的指标,进一步识别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内在机制,提高指标体系反映区域发展的客观程度。第二,更新或延长研究时段,尤其是加强对未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动态预测。第三,进一步细化研究空间范围,缩小空间单元尺度,在省域空间单元基础上转向以县域空间尺度作为研究单元,以更准确反映区域发展的空间规律。
王建新[9]2015年在《当代中国经济圈政府合作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加剧,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势如破竹,以区域整体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圈如雨后春笋在世界范围兴起,开放的中国更是如此。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不同行政区的联合,尤其是在跨界公共问题有效治理上离不开政府之间的合作,经济圈政府合作理论研究当然应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而且,目前在国外已经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毕竟国情不同,国家间政治和经济体制存在差异,经济圈政府合作必须在借鉴“它山之石”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和区域发展实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和路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主要经济圈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增长极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领跑者。在此背景下,规模不一的若干经济圈在东中西部发展起来,经济圈成员政府之间以框架性协议方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积极态势。但是,当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中存在一些观念上、体制上和制度上的障碍,特别是在经济圈成员政府利益关系调整上存在困境,对政府有效合作形成了制约。国内外经济圈建设发展的实践证明,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往往给成员行政区带来正效应,政府合作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是经济圈发展壮大和走强的重要基础。本文认为,政府是特殊的市场主体,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在资源有限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政府的当然选择,当然,这里所说的利益包括政府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经济圈是一个整体,相对来说成员行政区就是不同的个体,经济圈的发展必然要触及到成员政府的利益,在维护行政辖区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问题上,经济圈成员政府之间会发生持续不断的博弈,在竞争收益大于合作收益时,政府首选竞争；反之,当合作带来的好处多于竞争获取的利益时,政府合作就有了可能。建设经济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着力点在于加强政府合作,消解行政壁垒,撤出地方保护,统一区域市场,优化产业结构,避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以“区域经济”取代“行政区经济”主导经济圈整体发展。经济圈政府合作是中国经济顺应世界城市群发展趋势、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现实需要。推进经济圈政府合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基础,这些基础包括自然、市场、经济和文化基础等,同时需要理论探索先行以此指导政府合作实践。政府合作的领域是宽泛的,但是经济圈政府合作要突出重点,主要包括规划同编、政策衔接、目标同构,产业布局优化、市场规则统一、科学技术同兴、基础设施同筹和生态环境同建、同治和同享等方面。在政府合作中,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分工、平等参与、互利共赢和规范管理原则,以制度创新保证经济圈政府合作顺利开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形成各行政区合作互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实现经济圈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以经济圈政府合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和公共行政学的视角,以研究地方政府横向关系为切入点,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分析经济圈政府合作的现状、基础、困境和动因,对滇中经济圈政府合作进行实证研究,就加强经济圈政府合作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正确处理行政区经济与区域经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单功能政府—区域政府对经济圈政府合作进行法制化协调,加强政府间的制度化合作和配套机制建设等。研究发现,经济圈政府合作的表象是政府间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协调,但就我国经济圈来看,政府合作所反映的更深层次问题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问题。经济圈政府合作有利于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和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在更加和谐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好又快发展。
马红瀚[10]2009年在《中国西部区域经济格局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经济区域的形成是自然地理演化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功能的不同经济区域构成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层次和脉络，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和形成则具有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区域经济格局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又会对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和形成起到重要的引导和决定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蕴含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中的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变，使曾经比较混乱的西部区域经济格局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虽然大多数城市尚难承担区域增长极的重任，但是城市发展已经快速反弹；虽然经济联系还不够紧密，但是经济带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虽然制约作用日益显现，但是经济发展制约地域已经逐渐明朗。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向追求协调发展转变，引导西部区域经济格局向层次清晰、功能明确、关系协调的方向发展。作为西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区，区域增长极对于西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要丰富西部区域增长极发展思路，以由核心增长极、次核心增长极和边缘增长极组成的层级增长极网络作为发展模式，以漂移和叠加作为成长模式，促进西部区域增长极的培育和发展。作为西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区，经济带是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托。要丰富西部经济带发展思路，从加快思想转换、加快主体转换、加快实际操作和加快具体操作等方面，以政府职能转换推动西部经济带建设；从加快中小型城市发展、加快民营企业发展和加快自主创新发展等方面，以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建设推动西部经济带发展。作为西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制约区，经济发展制约地域是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难点与制约。要丰富西部经济发展制约地域发展思路，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契机，全面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将生态税收制度的完善、整体筹划责任的明确、试点示范的重点突破、公正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的建立和动态调整与相对稳定相结合的长效机制的探索作为建设重点；要实施区域系统重建工程，以经济重建、生态重建、制度重建、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作为建设重点，破解西部经济发展制约地域的三农难题。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研究[D]. 蒋悟真. 湖南大学. 2005
[2]. 我国区域传媒产业发展研究[D]. 余建清. 武汉大学. 2009
[3]. 习近平区域经济思想研究[J]. 仲德涛. 改革与战略. 2018
[4].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测度方法及实证分析[D]. 王垚. 新疆财经大学. 2010
[5]. 湖北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D]. 胡静.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6].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评价与政策研究[D]. 丁井国. 宁波大学. 2011
[7]. 云南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张黎. 云南财经大学. 2012
[8]. 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及形成机制研究[D]. 隋鹏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9]. 当代中国经济圈政府合作研究[D]. 王建新. 云南大学. 2015
[10]. 中国西部区域经济格局研究[D]. 马红瀚. 兰州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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