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静[1]2007年在《林语堂美译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林语堂(1895-1976)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方面颇有造诣。本论文关注于林语堂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全面回顾、阐释了他关于翻译的观点。作为一名翻译家,林语堂对外翻译并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浮生六记》、《老残游记》、《冥廖子游》、《庄子》等。其中,他翻译的《浮生六记》一书,语言精美,简洁明快,“颇有英国读者徘徊不忍卒读,可见此小册入人之深也”。除此之外,林语堂一生不辍笔耕,所着文章中有许多都涉及到了翻译理论方面的问题,如《论翻译》、《论译诗》、《对于译名划一的一个紧要提议》等等。其中,他在1933年所写的《论翻译》一文,最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他关于翻译理论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创造性地继承了传统的翻译理论,针对对译者基本素质的要求以及翻译标准这两个方面做出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标准,并从语言学、心理学、特别是美学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突破,明确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他”……在林语堂的一生中,无论是在翻译实践方面,还是在翻译理论方面,他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在国内,林语堂的翻译理论及实践活动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上个世纪,关于林语堂翻译理论及实践活动的研究鲜有涉及,仅存有一篇对其翻译理论进行论述的文章,即陈荣东于1997年发表的《一篇不该忽视的译论——从〈论翻译〉一文看林语堂的翻译思想》。进入本世纪,对林语堂翻译活动的研究开始起步,并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对林语堂翻译理论及实践的研究也正在朝着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方向逐步发展。本文作者认为,对于林语堂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加以完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以接受理论为指导,以林语堂美译观点为立点,全面而客观地介绍林语堂及其美译思想在其翻译活动中的体现。本文以林语堂在翻译理论及实践方面取得的成就为起点;继而介绍并总结前人对其翻译理论及实践所做出的研究及其重点;然后,以林语堂的《论翻译》一文为依据,通过对其翻译理论的概述,论证林语堂的美译思想如何体现在他的翻译理论当中;同时,简单介绍接受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与林语堂美译思想之间的联系;接下来,本文结合林语堂的翻译作品,如《浮生六记》、《声声慢》、《兰亭集序》等,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林语堂的翻译实践如何体现了他的美译思想;最后,就林语堂的美译思想和他的翻译实践活动之间的紧密关系得出结论。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位从翻译角度论述“美”的翻译家,林语堂通过提出“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标准,在实际上以“美的对等”作为翻译的最终标准,并在其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贯彻了这一标准。无论是在林语堂的翻译理论还是实践中,都体现了他的美译思想。
江慧敏[2]2012年在《京华旧事，译坛烟云》文中认为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先生在海外用英文创作的一部旨在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小说。小说创作于1938年，正值国内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林语堂先生虽然身居海外，但作为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也想为国内的抗战尽一份绵薄之力。于是，借此小说创作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宣传抗日战争，以争取国际支持并鼓舞国内抗日官兵与广大民众的抗日士气。这样，一方面该小说涉及到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婚丧礼宴、中医中药、古玩古画、赋诗作对、测字相面、求道成仙、饮食茶酒、人生哲学等中华民俗与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它以中国历史现实为故事背景，即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清末民初直至抗日战争，其中涉及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得小说极具真实感。由此看来，这部小说完全是中国题材，其特殊之处是它的语言与反映的题材之间的错位，即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的错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种新的翻译类型——无根回译。国内翻译界注意到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与汉译的特殊性，但是整体上认识较为混乱，概念运用上说法不一，亟需澄清界定。例如，把这类特殊的翻译称之为“回译”、“复译”、“文化回译”、“文化还原”、“还原翻译”等。实际上，翻译理论中这些已有的翻译概念无法很好解释并涵盖这种特殊翻译类型，需要根据这类特殊创作与翻译现象本身具有的特点提出一种新的翻译概念，对此，王宏印教授提出“无根回译”的概念。基于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中国题材作品的特殊性，以及作品在回归其母语语言形态的翻译过程的特殊性，其中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并加以解决。因此，本论文试图以林语堂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叁个中文译本——郑陀、应元杰合译本、张振玉译本和郁飞译本为个案，借助叙事学、修辞学、文体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以及互文性等理论，全方位地探讨小说原着的特点，并分析译本的体现与还原情况。在对原文、译文、原文与译文之间，以及叁个译本之间进行文本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此类特殊创作现象中的文化内容在回归母语形态时，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性认识，希望对同类作品和翻译现象作出有力地解释并提供一定的借鉴，以期丰富翻译理论并对翻译批评带来一定启示。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包括选题动机与意义，研究现状分析等。研究现状主要是国内外林语堂研究综述，侧重于林语堂翻译研究现状，最后落脚到Moment in Peking的翻译研究现状上。第二章是对林语堂的生平和中英文翻译创作的介绍，以及对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创作与翻译情况的介绍。探讨了林语堂作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和文化传播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以及属于异语写作的Moment in Peking对本国文化的表现力问题。第叁章运用叙事学、修辞学和文体学理论，从宏观结构层面和微观语言与审美层面上全面把握文学作品，探讨在译文中的体现情况。叙事学运用中西方叙事学理论，以中国叙事学为主，分析Momentin Peking的叙事特点以及叁个中译本的翻译叙事。修辞学主要是运用并非仅限于修辞格或修辞技巧层面的广义修辞学概念，探讨原文与译文叙事话语的修辞性特征。从文体学方面主要是探讨林语堂的语言风格与翻译复原。第四章，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和东方主义理论，对小说塑造的中国形象、日本、韩国、西方等外国形象进行研究，探讨译本对这些国民形象的还原情况及其参照因素。由于作者通过审美形象表现其主观评价态度和客观理智认识，各国形象的塑造都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参照下。又由于林语堂在异域用异语创作，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既有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需要，又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第五章是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互文性研究与翻译。主要借助费尔克劳的狭义互文性概念：“显性互文性”和“成构互文性”，并对之进行一定的改造。探讨小说原着的互文性特征，以及汉译本对这些互文现象采取的强化、等化、淡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为无根回译的理论探讨奠定基础。第六章是对Moment in Peking叁个中译本的特色比较和整体评价。主要运用文本细读法、评价法等对各个译本的特点进行分析，挖掘其深层原因，指出各个译本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叁个译本之间的共性并作出整体评价。最后，基于对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讨论的基础上，认为《京华烟云》、《瞬息京华》作为文学翻译，具有翻译文学的基本特征，应该载入中国翻译文学史。第七章是对Moment in Peking的异语写作带来的特殊翻译类型——无根回译及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先是界定无根回译的概念，区分容易混淆的回译、古本复原、伪译等相关翻译概念。然后，论证无根回译的普遍性，对其适用范围进行层级划分，对其参照因素、译本评价以及终极范本问题，加以讨论并尝试予以解决。无根回译对一些传统翻译理论带来的新情况，以及对翻译批评带来的挑战，本章均有探讨。第八章是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与基本认识，包括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以及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后续研究展望。通过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叁个中译本的研究分析发现：1．《京华烟云》的写作属于异语写作，是一部外洋内中的小说，具有中西合璧的性质和异域传播的意图。其创作的成功使异语写作中语言对文化的表现力问题突显起来。本论文经过探讨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是表现该民族文化的最佳语言形态，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其他民族语言同样具有很好的表现力。2.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在国内的翻译，作者林语堂曾事先选定理想的译者，并提供有关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人名、诗词典故等注解供译者参考。而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困难可以与作者沟通。这样，作者与理想的译者合作，使得善译本的产生成为可能。3.在理论上，《京华烟云》的汉语翻译属于“无根回译”，即运用外文进行中国文化题材的文学创作，但又用汉语翻译回来，呈现为汉语文学形态，返销给中国读者或汉语读者。其翻译效果以中国现代读者为接受的心理基础，最终将体现其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赢得必要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4.通过研究发现，“无根回译”并非只限于林语堂一个个案，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中存在不少类似的异语创作及其回归母语的翻译现象，因而该理论的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这种新的理论会带来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例如，无根回译的参照因素、译本评价、终极范本等，需要讨论并加以界定，本文都进行了探讨。总之，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译本这一特殊个案进行研究，无论是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对翻译理论，均具有重大发现和重要的理论价值。虽然小说创作内容是京华旧事，却给译坛带来新的翻译类型并对翻译批评提供新的认识和启示，正所谓京华旧事中蕴含着译坛新识。
王少娣[3]2007年在《跨文化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林语堂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本着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对中国讲西方文化的目标,通过一系列优秀的创作和译作履行着一位文化使者的使命。他除了大量的译作以外,还就翻译理论做过近万字的论文《论翻译》,从多个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在当时中国的翻译理论中,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独创价值和超前意识。因此,这位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于一身的翻译家,为翻译领域里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文化分析的引入为翻译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不仅扩大了翻译研究的空间,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为更全面、更客观地考察研究对象开辟了新的渠道。近年来,从文化角度探讨翻译成为翻译研究新的发展方向,而翻译研究的文化取向也很自然地与翻译主体产生联系。在这个背景之下,译者的文化观和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等问题逐渐引起翻译研究学者的重视。林语堂出身于东方文化,对之有成熟的认识和深厚的情感;同时,其基督教牧师家庭的影响和后来30余年旅居海外的生活创作经历也赋予了他西方文化的背景。由于这种特殊的双重文化身份,林语堂对于东西方两种文化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而这种东西融合的文化身份,与当时不平等的文化势力和话语权等时代特征共同造就了林语堂的复杂的文化观,即深厚的东方文化情结与潜意识里和不得已的东方主义思想的矛盾统一。根据广义的互文性理论,文本除了受其他文本的影响,还可能受到文本以外的无处不在的社会知识和实践的影响。所以林语堂的创作文本与其文化取向之间必然存在着互文关系,即其文化观对其创作会产生影响作用,而同时其创作文本也能折射出其矛盾统一的文化立场。而同时,其翻译文本与其文化观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同样的互文关系:其文化取向会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而其翻译文本也会体现译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立场。由于文化与翻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要研究林语堂这样一位具有特殊文化身份和双重文化选择的翻译家,从跨文化角度来观察和透视其翻译必然是客观全面地解读其翻译现象的合理而可行的途径和切入口。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从林语堂的文化选择入手,即通过对其由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构成的文化观的探析,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文化选择背后的根源。在跨文化的视角下进一步观察其汉英翻译,将林氏的文化观与其翻译通过互文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试着通过林语堂的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的文化选择对其翻译现象进行解读和阐释,从不同角度分析其文化观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其翻译态度和翻译策略。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要研究林语堂的翻译,其翻译理论及主要的翻译观点是必要的基础和依据。因此,笔者对翻译理论及其价值与意义做了综合评述,并通过描述的方法对表现在其翻译作品中的翻译语言特点和翻译策略的特点作了总结和梳理。其次,在东方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林语堂个人所处的主客观文化环境,探究林语堂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的文化立场的形成根源;同时,通过互文性的视角结合林语堂的翻译和创作作品分析林语堂文化观中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具体表现。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林语堂的文化观与其汉英翻译的相互关系。笔者在互文性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林氏文化倾向的分析来阐释他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由此体现出来的翻译现象和特征。通过本研究,笔者拟提出和证明以下要观点:其一,林语堂在东西文化不平等的对话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双重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文化观体系中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其二,因为林氏的文学创作大多以东方文化作为叙事的题材,其内容与汉语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其英文的创作语言大多以对汉语的翻译为基础。另外,林氏在英文创作中为真实再现汉语语言文化的原貌,会特意采用汉语式的英语(Chinglish)表达形式。针对于以上两种情况,林氏的部分英语创作语言可以被视为汉英翻译。其叁,由于文本与其他文本以及文本以外的社会知识和实践因素之间存在广义的互文关系,所以林语堂的文化取向与其英语创作以及翻译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互文关系。其四,林语堂矛盾复杂的文化观影响了他对源语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反之,表现在文本中的翻译现象也会折射出林氏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矛盾统一的文化立场。本课题的创新之处是:首先,脱离了翻译人物个例研究的面面俱到的传统模式,由林语堂的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矛盾统一的文化观为切入点来观察和研究其翻译。这个视角不仅适应了当前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趋势,也为翻译人物和翻译流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为更全面、更客观地解读林语堂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其次,笔者在近年来大量阅读林语堂的着作、译作以及相关的研究资料,期间收集整理了丰富的一手翻译素材,这些素材将在本研究中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也是本研究中论证的有力依据。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笔者独立收集的大量翻译实例分析构成了本研究的亮点之一。另外,在论述主题的过程中,该研究涉及到如东方主义、互文性等相关的理论和概念,笔者根据论证的需要对这些理论做了清晰的解释和灵活的运用,为更透彻地说明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理论的运用在丰富翻译研究的视角的同时也增强了论证的严谨性以及说服力。本研究采用方法和思路是以理论分析为主要框架,以史料的整理为研究基础,以林语堂的翻译实例解读为研究的依据,顺着林氏文化观的主线,深入到其翻译当中,挖掘其翻译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笔者在本研究第一章的绪论里首先分析了林语堂及其翻译研究的价值,并针对林语堂研究的发展与现状,阐明在该领域里还存在着进一步开拓的研究空间,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而论述了本研究的意义。在本章里,笔者还对论文中关键的理论之一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概括性介绍,并以此为参照,分析总结了林语堂的双重文化取向中的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成因,为接下来的研究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由于包括翻译理论和翻译现象在内的译者的翻译概况能够为主题的论证提供充实的依据和参考,所以笔者在具体讨论林语堂的文化观与其翻译的关系之前在第二章里对林氏的汉英翻译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梳理。首先,针对林语堂的翻译理论,笔者从翻译标准、审美以及翻译心理、翻译单位等其他角度对林氏的翻译观点作了梳理。除了翻译理论,林氏的汉英翻译文本中表现出诸多典型的特点也颇引人注目。笔者对其归化与异化并用的翻译手段,以及其英译文本的种种翻译现象诸如汉语式英语、增译、漏译、省略、改译以及注释等等作了描述性的阐述。此外,笔者还在本章里对林氏的语言观和翻译语言的特点作了总结。以这些翻译现象的概括和整理为参考依据,笔者可以进一步对林氏的翻译做更有针对性的研究。译者的文化观与其翻译和创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全面了解其文化观有助于客观地解读其翻译现象。在第叁章里,笔者在互文性的视角下对林语堂文化观中的东西文化来源作了分析。林语堂的哲学观体系中,基督教代表西方哲学观念的成分,而以道家哲学、儒家伦理和佛教观为主的思想则代表了林氏的东方哲学。佛、儒、道这叁种东方哲学在林语堂身上融合在一起,但是最终以道家思想的性灵闲适为主导,体现了林氏眼中的中国文化的灵魂。由于互文作用,这些宗教哲学观在林语堂的作品中都有相应的体现。笔者通过对主题、人物塑造等角度的分析,在林氏的作品找到了其宗教哲学观的具体体现。此外,林氏双重的文化背景从客观和主观上决定了其女性观也同样兼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他既有东方传统文化中保守的女性思想,也带有西方崇尚女性自由开放的观念。通过互文性的分析,其作品中的女性在思想道德观念、品行举止以及审美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林氏相互矛盾又相互交融的女性观。林氏的审美观与其哲学观一脉相承。首先,其审美观深受以道家为主的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提倡“性灵”,强调文学应以平实、本真、自然为审美之本。而同时,在林氏所处的时代,由于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身处西方文化的林语堂同时也深受克罗齐的表现说理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解读和发挥,将之用于文学和翻译的审美认识,这对于研究其翻译理论和翻译倾向都是重要的依据。尽管林氏的审美观同时受到东方哲学观和西方美学观的共同影响,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来源实际上在林语堂的审美体系里相互契合,因而从根本上看并不矛盾。本章对于林氏东西文化观来源的探析以及互文性分析,为从跨文化视角全面解读林语堂的翻译打下了必要的基础。第四章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笔者在本章通过东西文化的视角对林语堂的汉英翻译现象进行解读。首先,在源语文本的选择上,林语堂倾向于选择体现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宣扬性灵、闲适、知足常乐等主题的文本。这类文本一方面代表了林氏本人的哲学观,而另一方面更迎合了西方物质化世界里人们对神秘的东方哲学的精神需求和期待。此外,其他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题材的作品也在林氏源语文本的选择之列。概括来看,林语堂的翻译文本选择特点折射出了林氏的文化观的特点和他所面对的读者群的审美品味和文化期待。其次,通过互文性的理论来观察林语堂的翻译现象,可以发现每一种策略的背后都有其文化观的影子。例如林氏以译文读者为中心,通过文化置换的翻译策略,尽力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期待而,表现了林语堂在翻译上的东方主义;而通过另一类翻译手段,如文化借用,林氏则极力在译文中维护源语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体现了林语堂不可磨灭的东方文化情结。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文化立场在林氏翻译策略的选择中交替作用,也因而表现出二者相互交融的特点。在翻译的审美方面,包括韵文、模糊语言和修辞语言的翻译,林语堂针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实际差异而采取的翻译措施也仍然折射出林氏在文化选择上东方文化情结和东方主义交互作用的特点。本章通过互文性理论,将林语堂的文化观与其翻译联系起来,从文化角度对其复杂的翻译现象作了相对全面的阐释,同时也为合理解读其翻译提出了一条可行的思路。笔者在第五章对本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和回顾。本研究在观点视角、研究方法和素材的收集方面具备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在研究范围和深度方面也明显存在可拓展的空间。总之,林语堂的翻译和创作为翻译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发掘,以便为林语堂的翻译研究乃至于翻译研究的整体带来新的思路、引发更深的思考。
李昕燕[4]2007年在《基于勒菲弗尔的叁要素理论的林语堂英译作品研究》文中指出林语堂(1895-1976)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着名学者。本文从安德烈.勒菲弗尔影响翻译的叁要素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林语堂作为一名翻译家的翻译活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林语堂有自己系统而全面的翻译理论。他提出了自己的叁条翻译标准:忠实、通顺和美。在此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提出了译者的叁项责任,分别是译者对原着者的责任、对译文读者的责任及对艺术的责任。林语堂对翻译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翻译理论,而且在于他的翻译实践。他翻译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许多古代经典作品。林语堂翻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关于性灵(性指的是人的个性,灵指的是人的心灵)、幽默或者闲适。它们符合林语堂的文学观点,即大力提倡性灵文学和写关于幽默和闲适的文章。本文应用勒菲弗尔的叁要素理论来研究林语堂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叁个方面探讨影响林语堂的翻译活动的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林语堂决定选材和翻译策略的深层原因。此外,本文分析了林语堂对中国儒家思想及中国古典性灵文学的文化态度,并指出林语堂早年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对其文化态度及文学观念的形成影响深远。由于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林语堂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认识。他的翻译宗旨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为此他翻译了数目可观的中国儒家哲学着作和个人喜爱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了吸引西方读者,从而更好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林语堂在其文化翻译中采用了多种翻译策略。林语堂的英语译文忠实于原文,表达清晰简洁,正好符合其对译文的叁项要求:“忠实、通顺、美”。因一定原由,林语堂翻译的作品迄今并未得到公允评价和应有认可,此种情形在中国大陆尤甚。在其翻译活动的鼎盛之时,凭借轻松闲适的笔触,林语堂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且多以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及文化作为其对象。他亦于诸多场合承认其意愿便是告知世界以中国,告知中国以世界。其宏愿如此,亲力为之,并颇有佳绩。林语堂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介绍与沟通,尤其是在翻译理论研究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成绩卓着,影响深远。在全球各民族文化大交融的今天,回顾研究其人其文,研究和总结其翻译理论、技巧与经验,对发展翻译事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是不无裨益的。本文除引言与结论外共分四章。引言部分是对作者写本篇论文的动机,意义,可行性及其研究方法和构思的一个大体介绍。第一章着重介绍国内外学者对林语堂的研究的现状。从这一章可以知道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林语堂的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进步及其不足之处。第二章是对林语堂的翻译理论及翻译作品的回顾。从这一章可以对林语堂在中国翻译理论界所作的贡献及其翻译作品有个很清楚的了解。第叁章作者应用安德烈.勒菲弗尔影响翻译的叁要素的理论来研究林语堂的翻译实践,其中包括对安德烈.勒菲弗尔影响翻译的叁要素的理论的解析,和对影响林语堂翻译的叁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者的具体分析。这一章是整个论文的中心部分。第四章集中分析林语堂在翻译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实践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其中作者主要归纳出六种翻译策略。从这一章可以欣赏到林语堂作为一名翻译者的精湛技艺。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即在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者的叁重影响下,林语堂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洪长宇[5]2016年在《林语堂翻译理论简述及评论》文中提出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介绍林语堂,分别是林语堂的生平介绍、作品介绍、翻译理论以及翻译实践的赏析与评价和个人对其理论所进行的理解与评论。在这四部分中,后两个部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特别是翻译中的见形舍意、见意舍形以及美译的内核以及美译的形式,同时在翻译中越位也是经常会用到的一种翻译手段。在本文的结尾部分作者基于林语堂的翻译理论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以及评论。
金敬红[6]2012年在《解构视角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解构主义理论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已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德里达的重大影响更是愈加明显。解构主义可以追述到20世纪初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者把语言作为意义生成的基本工具，其研究的基本形式主要根据两个对立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原则，而这两个原则从本质上又离不开二元对立关系。德里达所要解构的对象是西方哲学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解构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反权威、去中心。德里达提出了针对二元对立的解构策略：颠倒等级秩序，即在实践中颠覆二元对立命题，对其系统做全面转换。德里达引入了“延异”的概念，进行二元对立的解构，通过“延异”来消除二元对立中对立项之间的差异，进而从根本上“消解”二元对立的存在。解构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互文性”，即一个文本总是包含了历史上和同时代其他作品自身和语言自身历史的“踪迹”，文本的意义就是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二元对立也存在于传统的翻译研究中，传统翻译理论规定了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地位，强调原作和原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译者和译作的低位则是卑微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了原作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并有力地颠覆了作者与译者的等级关系。和其它人文学科的学者一样，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将解构主义理论引进了翻译研究中。戴维斯在她的专着《解构主义与翻译》里介绍了德里达的重要思想，阐述了如何根据德里达的研究，重新思考翻译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弥补了解构理论研究上的很多空白，特别是对德里达思想的误读。根茨勒则从福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叁位学者的角度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进行了介绍，阐明了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国外学者主要从文本解构方面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进行研究，证明解构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从蒋骁华1995年发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一文起，我国的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在这期间，国内翻译界的学者以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主要侧重以下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我国的广泛认可。学者们从多角度分析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指出解构主义的实质是借助翻译现象的研究阐明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本质和意义；同时，不少学者本着解构主义对文本进行深入“解构”的精神，对德里达的文本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解读，避免了脱离原文本解读解构主义的倾向。第二个层面是学者们用解构主义的方法论，对传统的诸如“忠实”等翻译标准进行了解构。第叁个层面是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辩证思考，学者们提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国内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给我国的传统翻译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第四个层面是学者们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解构主义的文本的“不确定性”的观点上，及解构主义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的表现，提出解构主义的理论只适合在抽象层面进行，而对翻译实践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第五个层面是针对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质疑，学者们就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少解决方案。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给中国翻译界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翻译研究范式从传统的重实践转到自上而下的形而上学研究；其次，翻译研究向多元文化的趋势发展；第叁，解构主义导致了中国翻译界的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最后，促使中国学者以一种多维的视角来研究翻译现象。由于解构主义理论是一种复杂的哲学理论，本文主要以解构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叁篇论文——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德里达的《巴别塔》和《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为理论依据，以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及其张振玉的译文《京华烟云》为例，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作者与译者，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翻译的目的就是实现那个理想的、但无法实现的“纯语言”。只有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文本产生冲撞时，不同的意思才会相互影响、产生变化。在本杰明看来翻译将人类与“纯语言”的距离缩短，而译者就是担负这个神圣使命的人。德曼在翻译完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后写了一篇论文，指出与其说译文源自原文的生命，毋宁说译文是原文的“再生”。德里达在翻译了《译者的任务》后，也写了一篇关于翻译的论文《巴别塔》，德里达阐明翻译的失败遮掩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可能性：一个是致命性的，一个是保护性的。德里达认为一个文本因为只有自己是原文才能去补充另一个原文，才会反过来需要补充。也可以这样表达，原文因为另一个“原文”——译文——而有了自己的生命，而原来的生命也因此获得了“再生”。在《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中，德里达以《威尼斯商人》为例证明了翻译的“忠实”就是一个陷阱，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同时德里达还重新阐释了“翻译即改写”的论点，并且重申了文本的可译而又不可译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解构主义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意义表现在：解构主义挑战了原作者所拥有的权威性，为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做了强有力的辩护，提出了原文和译文为“契约关系”以及译作是原作的“后续生命”的观点，指出传统翻译研究中强调的“忠实”是一个“乌托邦”，以此颠覆了翻译的“忠实”原则。因此，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消解”了长期存在于传统翻译研究中的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的二元对立关系。1938年旅居法国和美国时，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了Moment in Peking，1939年，Moment in Peking在美国出版，出版后仅半年，就卖出了5万册。林语堂的朋友赛珍珠给予Moment in Peking很高的评价，并推荐林语堂角逐诺贝尔文学奖。1977年，台湾推出了张振玉的译本《京华烟云》。2005年，根据《京华烟云》改编的电视剧《京华烟云》，创中央电视台电视剧最高收视率。重要的是，电视剧的热播带动了中译本《京华烟云》和原文本Moment in Peking的热销。热播热销的原因来自林语堂的边缘性文化身份以及Moment in Peking和《京华烟云》在内容和语言形式上存在的“互文性”，因为我们读Moment in Peking时，有一种读译着的感觉，而读译着《京华烟云》时则会有读原着的感觉。有些中国读者认为《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所着，不少读者甚至认为《京华烟云》就是林语堂用汉语创作的小说，而不知道《京华烟云》是译着，译者是张振玉，这一点也说明对作者和译者二元对立关系进行解构的必要。从解构主义的“互文性”视角看《京华烟云》也证明了“译者即为作者”的观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每个文本都处于一个由众多文本编织成的网络中；译着是原着的“后续生命”，译着使得原着得以生存，获得“再生”，电视剧带动的原文本和翻译文本的热销，即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有观众对电视剧《京华烟云》提出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原因是电视剧与原文脱离太远。编剧之一杨善朴给出的改编原则是，在原着精神上提炼戏剧因素。另一位编剧张永琛谈到，林语堂原本就没有为电视剧提供戏剧结构。戏剧结构包括人物之间的冲突和人物命运的戏剧性，编剧认为他们对原着人物进行“删减、合并和移植”的目的是为了建构富有冲突的戏剧结构。导演张子恩认为电视剧已把小说的“文化性”主题悄悄转换为“民族精神”主题。译文不是原文本的附庸,译文给予原文本“后续生命”，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原着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被改写,译者每次阅读和翻译都改写了原作。译文不仅与原文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原文还要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因此Moment in Peking在出版近70年后，又得到的新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界定的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两个文本（原文和译文）的差异的反映程度,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尽量保留差异。本杰明用“纯语言”的概念说明语言之间的差异,而德里达则提出了“延异”的概念，来强调翻译中“存异”的必然。在Moment in Peking中，林语堂在寻求语言之间词汇的同义性、对等等前提下，更多地对中国文化元素进行了保留汉语表达特点的译法，采用“异化”策略，尽可能再现汉语的表达风格，为读者呈现了中国文化独有魅力，达到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纵观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命运大多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地位的变化与当时盛行的翻译理念是相对应的，而且翻译理念在不同程度上“规约”着译者的翻译实践，解构主义理论的出现，为译者主体经历了一个由“隐身”到“显身”的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解构主义者“消解”了原文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指出译者与作者同样是创作的主体。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译者的任务是使原语文本进入目的语文化中。译者能动地“操纵”原语文本，以实现其翻译目的——赋予原作“后续生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传统翻译理论对“忠实”原则刻意追求的传统观念,“消解”了作者与译者惯常的二元对立关系，使得译者由“奴仆”变成了原作的“解放者”。除了Moment in Peking等数量丰厚的作品外，林语堂还曾经发表过不少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其中系统地论述翻译的论文为《论翻译》，论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翻译标准的叁个原则,即“忠实、通顺和美”，林语堂认为只有“忠实”是不够的，没有“通顺和美”就意味着“忠实”要打折扣。第二部分具体论述“忠实”的标准,林语堂指出“直译”与“意译”名称不妥,并且提出了“字译”与“句译”两个概念。林语堂倡导“句译”,反对“字译”。第叁部分林语堂主要讨论“通顺”问题,强调译者对本国读者所应负的责任。在第四部分,林语堂讨论“美”的问题,精辟地指出文章之美不在“质”而在“体”,因此译“艺术文”一定要把作者的“风度神韵”译出来。在文章结尾林语堂强调了译者的责任，以及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重要性。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总体来说为“半东半西”，林语堂的翻译观和他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体现在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在Moment in Peking中融进了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元素——道教文化，彰显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对林语堂来说“存异”作品才有活力，才能吸引读者。林语堂的文化“存异”体现在Moment in Peking中的诸如古诗、俗语、及道家内容等文化元素的翻译上，从翻译策略上看，林语堂对词语和句子结构都进行了操纵。此外，作为译者，张振玉的译文《京华烟云》也体现了译者的操纵，如四字格的使用。在全球化语境下，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让外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显得更为重要。林语堂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他的“送去主义”的翻译观不仅在当时的背景下具有前瞻性，而且对当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仍具有借鉴意义。但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也引发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如果认为德里达的论述具有“虚无主义”倾向的话，也不为过，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德里达的自身背景，他毕竟是身处西方文化之中，西方文化的支撑点是《圣经》，而德里达的难能可贵在于他在努力探求现象的根源，而不是只对现象作描述。解构主义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文本的表层意义而是它的深层意义。也有学者认为德里达的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实质就是对文本存在事实的否定，实际上，德里达并没有否定符号意义本身，他否定的是意义的单一、确定和先在这一观念，他强调的是从语境的视角看，理论上的意义的“不可穷尽性”不会阻止某个具体语境中意义的暂时确定，因此也就不会阻止译者正确解读原文的可能。对于解构主义对翻译实践没有指导意义的观点，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解构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原则、模式和方法,也没有详细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他们只是用翻译这种现象,来阐明他们的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所以,读者不要期望哲学家会告诉我们具体的翻译原则或方法。但通过对解构主义理论的理解与研究,我们能从哲学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的本质。此外，德里达并不认为译者有绝对的自由，他认为译者受到“质”和“量”的约束，是没有绝对的自由的。而对于解构主义摒弃了“忠实”原则的观点，我们认为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视角看“忠实”，“忠实”的内涵得到丰富与拓展。如果认为翻译研究必须到我们中国文化中去寻找答案的话，实际上“延异”正好说出了我们道教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含义。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可以得出结论，虽然解构主义在我国的全面接受有困难，但是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视角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从林语堂作为作者和译者、张振玉作为译者的翻译实践上分析，“消解”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不仅是必要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如果全面接受“异化”有难度的话，那么在汉译英翻译实践中，如果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更多地采取“异化”策略，将会有更多的汉语文本在西方读者那里得到“再生”，中国文化能够得到更全面地传播与弘扬。
李巧芳[7]2007年在《奈达的翻译理论与林语堂翻译观之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人类追求知识过程的不断进步,翻译学科作为构成人类知识结构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也一直在经历巨大变化。奈达的翻译理论曾经在中西方翻译界产生过巨大影响,但经历了高峰与低谷的不同阶段。林语堂的翻译思想曾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现在不断地有人对他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国翻译界对这两位翻译研究者的态度变化引起了本文作者的深思。本文首先简单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即回顾中西方翻译界对奈达的翻译理论和林语堂翻译思想的关注和看法,还指出作者选题的种种理由和文章的基本结构及其要点。接着,文章分别对林语堂翻译思想和奈达的翻译理论作了颇为详细而全面的比较研究。着重探讨这两位翻译家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等重要问题,比较二者的相同观点,简论二者的相异之处,同时对其翻译理论形成背景作了对比分析。然后,作者在分析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的原因并简论其英文译本的意义和启示之后,对该译本的许多范例进行了讨论和评估,论证了该译本从不同角度体现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亦尝试检验了奈达翻译理论对中英两种语言文学翻译实践的可应用性。通过比较研究,作者得出结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奈达的翻译理论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对翻译理论家及其翻译理论采取科学的正确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作者希望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评估和运用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奈达的翻译理论,有助于推动我国翻译学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繁荣。
崔灿[8]2015年在《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林语堂《古文小品译英》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角度,评价林语堂编译作品《古文小品译英》,旨在研究该理论对古文英译的解释力,进而论证其在文学翻译领域的适用性。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蓬勃发展了叁十余年,主要在翻译文本类型分析,翻译目的和行为,以及翻译标准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果。该理论将翻译活动中多种文内和文外因素纳入研究范围,重视文本的目的和功能,主张从翻译目的出发,自上而下地进行翻译实践和研究,给翻译理论界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林语堂的《古文小品译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品文英译的杰出代表,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可以反映古文英译的一些重要特点。因此本文从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角度,评价林语堂编译作品《古文小品译英》,主要通过对译文得失的分析,探讨该理论对古文英译的解释力,一方面,旨在揭示诺德的功能理论在中国古文翻译研究领域的优点及不足,并拓展功能翻译理论的应用范围；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小品文英译研究抛砖引玉。本文依照诺德功能翻译理论的模式,对林语堂《古文小品译英》进行了全方面的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对《古文小品译英》这一翻译任务进行分析,揭示了林语堂翻译的目的,以及他对文本功能的定位。第二,对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类型进行定位,以及对可能出现的翻译问题进行预测和分析。第叁,采用诺德功能翻译理论对翻译问题的解决方法,分析《古文小品译英》中的具体实例。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力求研究结果的客观、全面。研究表明,尽管有些许瑕疵,但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很好的解释《古文小品译英》中的翻译现象。功能翻译理论可以适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
陶丽霞[9]2006年在《文化观与翻译观》文中提出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的研究便从未中断过。翻译活动的高潮每兴起一次，翻译研究便更深入一步，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就愈加激烈。翻译研究作为当前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正在经历一次洗礼般的转向。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已成为一种互动转向的关系。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的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上。“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层次的规定性研究转向文化观照下的描述性研究。这种翻译理论不再把翻译仅仅看成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或是一种单纯两种语言文本的交互，而是把翻译放在一个大文化的视野空间里予以探讨和研究。笔者就是将本文建筑于这样一个立体空间里来加以阐述和论证的。本文以文化为经，翻译为纬，论述了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与翻译观的建立和运用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关系。本文由七章组成。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第一章)导出对鲁迅、林语堂不同文化观的探源性研究(第二章)，从而为鲁迅、林语堂各自的创作取向理顺理论依据并加以印证(第叁章)。在第四章，笔者将鲁迅、林语堂的文化观作为天平，自然延伸到译品题材上的选择上。到此(第五章)，二者的翻译观便在他们各自文化观的映照下，应运而生并与之并行不悖、相得宜彰。在不同翻译观的指引下，鲁迅、林语堂提出了不同的翻译主张，在各自的翻译作品中顺理成章地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第六章)。第七章为结语，为全文告罄。笔者注意到，在翻译史研究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里，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翻译事件的梳理和对翻译家的研究逐渐增多，对具体史实的考证也越来越精细入微，但对这些翻译事件和翻译家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却缺乏宏观的把握。我们见到的事实是，那样的具体梳理和微观研究远离了一种宏大的文化视野，既未能从翻译家所根植的文化出发来探究其源，也未能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研究其人其作，忽略了如翻译选择、文化立场、价值重构等问题的存在。这种“见树不见林”的研究方法，遮蔽了人们对翻译的文化特质的认识。虽然翻译研究包含对翻译技巧、语言转换等的微观研究，但比重不能过大，否则将导致对翻译的其他重要方面研究的轻视或忽视，从而忽略对翻译活动的文化本质的认识和把握。翻译文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与翻译文化观的逐步建立，将翻译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形成了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转向”。这种与“文化转向”同步而至的翻译研究文化观，给我们研究鲁迅、林语堂的文化观与翻译观及其互动、交错和并行的关系，提供了可靠而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并将引导我们去获得一些新的发现。这便是本文的发端。从对鲁迅、林语堂早年所接受的内环境和外环境的陶冶、熏染和铸塑的探源研究，发现鲁迅、林语堂这两位共处于同一历史语境的翻译家，却有着完全不同文化观，并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将他们各自的文化观顺其自然地“导入”到自己各类的文学创作中，并以此框定了自己的创作取向。鲁迅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理念，林语堂则崇尚“为艺术而艺术”的闲适文学。同时，笔者发现，鲁迅、林语堂除在文学创作中充分体现了各自的文化观以外，在选择译介的作品题材上，也遵从了文化观的导向。鲁迅比较注重原作者在政治上是否反对人吃人、人压迫人、是否反对一个民族压迫一个民族的鲜明态度，因此，他所选读的外国作品，大都也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所需要的作品。而林语堂在翻译题材上则倾向于选择能传达“超然独我”和优雅养性的作品。这与林语堂一直崇尚并追求的闲适、自然，崇尚本真、近情的人生理想是一脉相承的。鲁迅和林语堂翻译主张和实践的异同比较是本文的要点。与传统翻译研究所不同的是，本文并不是着力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文本分析，评析翻译技巧和翻译质量，而是力图摆脱传统的从文本出发的固定研究模式，从近代特殊的社会背景着眼，探讨中国近代的特殊历史文化状况及鲁迅和林语堂对这一文化状况的所持的不同文化态度对其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从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活动。翻译自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它是不同语言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根据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假说，在强势文学系统内，译者往往会采用归化的策略，而在弱势文学系统内，则采用异化式翻译策略。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或起主要作用，或起次要作用。而翻译文学的不同的文化地位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用归化式的翻译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用异化式的翻译方法。应该指出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在涉及主流翻译策略的取向时，其观点具有高度概括性，但例外总是有的。通过对比鲁迅和林语堂的翻译主张和实践，我们发现，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定位，或多或少地受到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的高与低、强与弱之影响，而译者本人对这一客观文化地位的主观认同与否，是决定其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假如译者的主观认定与某一文化的客观地位相向不悖，那么，该译者的翻译策略便如多元系统假说所推论的那样；假如译者的主观判断与客观状况相背而去时，译者的翻译策略便会不同于多元系统假说的推论。与此同时，不同的译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也会持有不同观点，这也势必对其翻译产生方向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鲁迅和林语堂文化态度的考察，主要包括他们对中国儒家思想、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革命的不同态度的考察，指出虽然他们身处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但他们早年成长经历和教育经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学观和翻译主张。鲁迅由于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敢于面对已经落后的文化地位，强调文学的社会改良功能，极力主张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输入新思想和新的表现方式。因而他的翻译策略自然有着强烈的异化倾向。与之相反的是，林语堂由于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认识，他选择了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而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他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这一差异表明，在一定的客观文化环境中，译者对该文化的主观态度并非是一致的。因而在翻译实践中，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策略取向。由此可见，翻译策略的决定因素最终还是译者本人。翻译策略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可见，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对主流翻译策略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解释力具有局限性。因为这一理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译者对中国文化和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体系中的地位的不同认识的考察，本文试图说明不同译者各自独特的文化态度在他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也解释了为何身处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林语堂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鲁迅则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本文旨在研究鲁迅和林语堂的文化观与翻译观并对其进行异同比较。通过对鲁迅和林语堂文化观与翻译观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所以能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正是取决于译者对这一客观文化地位的主观认同与否。当某一文化的客观地位与译者对它的主观认定相符合时，译者的翻译策略便如多元系统假说所推论。可如果主客观两方面不符合时，译者的翻译策略便会有所改变。此外，译者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也会对其翻译产生重大的影响。
王珏[10]2016年在《林语堂英文译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译创理论为理论基础,从译创者主体性、译创手段以及译创效果叁个方面对林语堂的英文译创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旨在揭示林语堂作为译创者在译创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归纳其译创手段的总体特征,并对译创模式下的主体、文本、翻译与创作的杂合、传播与接受进行一次新的探索。本文首先以译创者主体性研究为起点,将林语堂界定为译创者,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在双重身份作用之下的译创动机、译创内容以及译创思想方面的主体性行为。其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视角,点线面结合地勾勒林语堂的译创手段,指出其译创手段的复杂性以及同译创动机和译创思想之间的关联。最后是对译创效果的分析,从海外出版情况和读者评论两个层面分析其英文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指出林语堂本人及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揭示其译创动机的完成和译创手段的实现。通过以上叁个维度的深入分析,全面、客观地在历史语境中审视译创者和译创文本,并归纳林语堂的主体行为和译创模式对文化输出的价值以及借鉴意义。本文得出的结论有以下叁点：第一,作为译创者,林语堂既是文学译者又是文化自译者,这种双重身份消解了原文本和原作者的概念,将其置身于中国文化元文本的“翻译”这个宏大的语境之下。由此,林语堂在译创动机、译创内容以及译创思想上体现出来的主体性,超越了传统译者的“隐身”,凸显了译创者更为主动的“自我再现”。第二,林语堂的译创手段自成体系,综合了翻译策略和创作手法,具有多层次性、丰富性、首创性和巧妙性,其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是“主调对话”：以输出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基调,以西方语言文化作为伴奏在场,在对话中既完成了其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又使文本获得了目的语读者的共鸣。第叁,林语堂系统全面地向西方译创了中国文化,其英文译创作品在海外具有跨时间跨地域的持续广泛的影响,获得了读者的认可。良好的译创效果表明,林语堂实现了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译创动机,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也获得了认同。同时,这种译创实践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开辟了翻译式写作的新思路,在译创内容和译创手段上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美译思想研究[D]. 赵静静. 重庆大学. 2007
[2]. 京华旧事，译坛烟云[D]. 江慧敏. 南开大学. 2012
[3]. 跨文化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D]. 王少娣.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4]. 基于勒菲弗尔的叁要素理论的林语堂英译作品研究[D]. 李昕燕. 长沙理工大学. 2007
[5]. 林语堂翻译理论简述及评论[J]. 洪长宇.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6
[6]. 解构视角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分析[D]. 金敬红.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7]. 奈达的翻译理论与林语堂翻译观之比较研究[D]. 李巧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07
[8]. 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林语堂《古文小品译英》的研究[D]. 崔灿. 天津科技大学. 2015
[9]. 文化观与翻译观[D]. 陶丽霞.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10]. 林语堂英文译创研究[D]. 王珏.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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