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市场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F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05)01-0026-05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已经20多年，中国经济踏上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并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有了很大 的调整，产业结构迅速升级，非国有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入世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等等。当前，改革开 放在继续深化，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已与改革开放初期有较大的不同，市场机制已经确立 并且取代了优惠政策这一在改革初期起作用的手段在经济中起作用，以往人们物质文化 生活方面的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一组新矛盾，比如逐渐拉大的地区差 别、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科学的发展理念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概念、环境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矛盾等等。有人称现在的时代为“后改革开放时代”。在改革开放 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之时，分析上阶段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对于今后进一步深 化改革开放、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作用的理论回顾
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关系向来密不可分，只是理论界在不同阶段对其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回避制度因素在经济中的作 用分析。继罗宾斯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科学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 研究就存在两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和制度既定的假设。在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 济增长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表达式Y = A·F(K，L)中，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于 解释K(资本)和L(劳动)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但索洛并没有说明A中具体包括什么要素 对经济增长起作用以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多少，从该模型我们也无从得知， 正如Griliche所言，“它只说明了我们无知的程度”[1](P66)。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 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人力资本并将技术因素内生化，用表达式Y = F(K，L，H)来分析 经济增长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缺陷。但是新经济增长模 型只是将H(人力资本)从索洛模型中的A(综合要素生产率)中提取出来，一定程度上解释 了索洛“余值”，即通过提高一个人的技能和获利能力、提高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中 的经济决策效率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但是新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将制度作为一 个独立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加以分析。1937年在美国出版的《西方世界的 兴起》一书中，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C·诺斯明确指出了制度对 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 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建立了更加 具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才引致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可见， 制度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作用在新经济史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论证。
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计量
诺斯明确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整体思路的把 握上有很大帮助。但是，诺斯采用的是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案例分 析得出结论，具体到中国渐进性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贡献度是多少， 国外学者尤其是国外从事经济增长研究的学者对此没有论及。可贵的是，国内许多学者 作了大量的探索性的研究，结合计量分析的方法，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抽出有代 表性的经济变量，建立不同的模型，对这一制度变迁的贡献作了定量分析。但不同的学 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抽象出的经济学变量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有的学 者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比过去的所有制改革、市场化和开放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更大，今后的政策取向应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而非经济制度变革上。[2]有的学 者认为，中国的市场化、开放化和现代化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而且今后还应继续深化市 场机制改革、加大开放程度以及现代化的速度和程度。[3]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各地区 市场化进程不一致，出现了明显的地区差距，采取相应的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则为重中 之重。[4]
实际上，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市场经济体 制，主要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国内市场化，也就是市场机制逐步取代国家计划 ，市场逐步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国内市场化过程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投资 领域的市场化，表现为投资主体的转变，即国家在投资中扮演的角色日趋减弱，国家预 算内投资减少，相应地，非国家投资大幅度增加；(2)流通领域的市场化，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通过计划调拨和调节的产品逐步通过市场来实现流转，表现为通过市场这一资源 配置主体来实现商品的流转和交换的比重逐渐增加；(3)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增量改 革促存量改革，通过减少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鼓励和调动民营经济等非国有 经济的发展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集体经济等非国有经济，以期实现各经济主 体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各经济主体在市场中平等竞争。通过20多年来的改革，民营经济等 非国有经济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壮大，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 二是对外开放，即通过外贸体制一系列改革，使外贸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主体，扩 大了外贸企业的主体，并实行了出口替代的外向型外贸发展模式。通过20多年的对外开 放，中国与国际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成员国之一。
1.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A的测算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采用以下指标分别来衡量和反映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市场化 主要用两个指标反映：(1)投资领域的市场化a[,1]，即以 国家计划投资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主体投资为主，反映资源初始配置的市场化程 度。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可用来判断改革的深度。仅仅实现了产品的市场化只能说明经济 处于浅层改革；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则意味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真正提高和深层次的 改革。[5]用非国有资产投资(全社会资产投资总额-国家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资产投资 总额的比重表示投资领域的市场化是比较合理的。事实显示，中国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 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家在投资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让位于市场中各 经济主体，充分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特别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投资热情，提高其投资比重 。反映在统计数字上，由于统计资料所限，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代替全社会资产 投资数据，全社会固定自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逐年减少，非国有经济成分 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年增加，1978年为17.44%，1985年为83.97%，2003年为95.16%。 (2)流通领域的市场化a[,2]，即反映在商品价值实现即流通领域内产品通过市场实现的 程度，用商品销售额占GDP的比重表示。之所以用商品销售总额来表示流通领域的市场 化程度，一方面因为该指标反映的是对本企业(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包括对境 外直接出口)的商品总额，它反映批发零售贸易业在国内市场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 总量。不包括出售本企业(单位)自用的废旧包装用品；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商品；经 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购货退出的商品以及 商品损耗和损失等。另一方面，是由于该指标是统计资料上所给出的最能恰当反映流通 领域市场化的指标。1978年商品销售额占GDP的比重为51.66%，1991年为84.10%，2003 年为84.81%。虽然该指标短期内有起伏(政策的反复和滞后作用所致)，但长期看，该比 重是逐年增加的。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非国有经济的 发展来获得增量资源，从而对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触动，达到以增量改革促 存量改革的目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为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意味着整个改革和发 展过程就是一个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中国经济的资源优势得以发挥的过程。[5]在 这个过程中，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治理结构的变革以此来深化经济主体产权制度的转变 。非国有经济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民经济中非国有经济的份额和贡献也逐年增加 。主要用以下三个指标衡量：(1)非国有经济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a[,3]。由于统计资 料所限，用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该比重1978年为22.37% ，1995年为66.03%，2003年为37.54%，整体趋势是逐年增加的。(2)非国有单位就业人 员占城镇总就业人员比重a[,4]。市场化过程中，作为资源投入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从国 有部门逐渐向非国有经济部门转移，该比重1978年为21.68%，1995年为40.86%，2003年 为73.18%，整体趋势是逐年增加的。(3)非国有经济资产投资占全社会资产投资的比重a [,5]。由于统计资料所限，用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代 替，该比重1980年为18.11%，1995年为45.56%，2003年为61.06%，整体趋势是逐年增加 的。这一指标逐年上升显示了资本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在逐步提高。a[,3]、a[,4]和a[,5 ]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反映市场化的进展状况，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 业在某些提供公共产品或存在经济外部型的部门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发挥着重要作用 。所以，以上三个指标与市场化程度并不是线性正相关的关系。[4]随着中国市场化进 程逐步深入，市场机制逐步完善，以上三个指标会稳定在一个较小的区间内变动。可以 说，在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以上三个指标与市场化程度呈较明显的 正线性相关。
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估算 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估算，权重的选取是一个难点 。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主要涉及以上五个方面，每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市场化程 度，所以五个指标哪一个更重要是很难加以判断的。为了避免主观随机因素的干扰，本 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确定五个指标各占多少权重， 见表1。其最大特点和优势在于客观性，这是由数据本身的特征所确定的，并不是人为 任意判断的结果。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4]，得到1978—2003年市场化程度的数据。见表1。
注：1.表中数字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2000年、2001年、2003年、2004年 经计算得出。
2.带*的数字是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3.GDP是以1978年为100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比价格定比增长指数。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在1984年以后，中国市场化进程很快越过了临界点，表明一 半以上的生产、分配和价格的形成纳入了市场经济调节的轨道，市场机制开始发挥重要 的调节作用。1985年以后，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且价格放开，随后几年中 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逐年显著提高。2003年我国经济整体的市场化水平为81.45%。
2.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B的测算
理论上，一国经济系统选择对外开放可以极大地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经济活 动的效率。对外贸易可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可以提升一国 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从而增强一国经济整体实力等等。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 主义国家，都处在一个由各国构成的动态的开放的世界环境中，如同自然界物质循环一 般，不断地同其他国家进行着物质交换、信息交换与文化交流。也只有融入世界这个动 态系统，不断地和各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能变落后为领先，变领先为引领。邓小 平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的观察 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正确判断，进而直接地、正确 地引导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放弃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毅然地选择了开放经济战略 。随后进行了外贸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使外贸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主体，并放宽、 扩大了外贸企业的主体，实行了出口替代的外向型外贸发展模式。这一战略的改变促进 了外贸的飞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开放程度B用以下两 个指标可得到较好地反映：(1)外贸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一国实物层面 的对外开放度；(2)实际利用外资额，反映一国资金层面的对外开放程度。由于中国统 计年鉴中没有1982年及以前的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所以仅用外贸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表示经济的开放程度。
3.回归计算
对表1中国内市场化程度A和开放程度B对GDP可比价格定比增长指数进行回归计算，其 结果如下：
Y = -185.784 + 2.177A + 29.083B
(-1.942) (0.738) (4.28)
R[2] = 0.888 917 DW = 0.599 F = 92.025 89
由决定系数R[2]看，回归方程比较显著。
给定α = 0.05，查F[,ao5](p,n - p - l) = F[,ao5](2,23) = 3.42。
F = 92.025 89＞F[,ao5](2,23) = 3,42，方差分析也表明回归方程高度显著，说明A 和B整体上对GDP有高度显著的影响。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给定α = 0.05，查F[,ao5](1,n - p - l) = F[,ao5](1,23) = 4.28。
F[,1] = 0.544 85＜F[,ao5](1,23) = 4.28;F[,2] = 18.315 66＞F[,ao5](1,23) = 4 .28。可知，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重新用市场化程度对GDP可比价格定比增长指数进行回归计算，其结果如下：
Y = -470.18 + 13.923 4A
(-5.025 98)(9.811 998)
F[,1] = 96.275 30＞F[,ao5](1,23) = 4.28，可见，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 影响。也就是说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型这一制度转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推 动作用。
三、结论与讨论
1.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有些数据只能以意义相近的数据取代。比如，在分析非国有 经济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时，只能用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代替。这样计算得到的市场化程度肯定会与真实市场化程度存在一定偏差。再比如，本 文使用非国家计划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表示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由 于没有现成的历年非国家计划内投资的统计数据，便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 预算内投资”来代替，其中包括了国内贷款一项。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贷款仍主要支 持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呆账、坏账情况十分严重，这部分贷款实际上具有财政拨款的 性质。计算时本文将其视作通过市场进行投资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国有投资 比重估计上的虚增。
2.抽象出来的计算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是基于作者对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认识，而中国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是不能用几个统计指标完 全概括的。本文也许存在遗漏指标或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相关性的可能，在一些指标细节 的处理上是根据作者本人的理解，如固定资产投资中，本文未考虑当年未完工的项目问 题及折旧问题等等。这些都使本文市场化程度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总体来看 ，本文抽象出来的指标基本上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DW = 0.599，根据n = 26,p = 2，查DW值表，得到D[,L] = 1.30，D[,V] = 1.46，DW值落在正自相关区，显示 市场化程度与开放度是有一定相关性的。这在经济理论和现实中是可以解释的。制度的 转型必然会促进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外贸部门的发展。
3.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再认识。市场化程度的值并不是越大越接近于1越好，与市场化的 大小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是国家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不同模式的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由 国家与市场的互相作用来决定的。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中，国家是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主导力量；在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国家不仅仅保护产权，进行宏观调控，而且对国 民经济的发展有计划地加以引导；在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中，国家只需保护产权，而且进 行宏观调控，维护经济的稳定；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国家是“守夜人”，主要承 担制定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当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已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应当只管价值不管实物；只管总量不 管结构；只管宏观不管微观。事实上，实行何种市场经济模式以及市场化的发展程度都 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和文化结构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4.本文估算的是中国经济整体的市场化程度，只是一个量的估算，并不能完全反映中 国经济市场化的质。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滋从分工角度提出了划分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欠发 达的诸多指标：市场参与主体的职业专业化及其内部、外部组织化的发展；作为交易对 象的产品、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规格化、特制化；生产结构方面的产业间联系的高层化 ；同市场有关的物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程度；以尊重契约和私人所有权为重点的市场交易规则的形成及其经济化等。[6](P196)他着重指出培育市场的重要性，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4-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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