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到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社会存在论文,社会发展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1-0051-04
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着重关注的是社会存在问题，即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以及社会怎样存在和以什么形态存在更符合人的价值目标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对于这一命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笔者以为，它主要蕴含有如下几层意思：
第一，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人是从类人猿演变而来的。从类人猿转变为人，不仅是生物进化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劳动实践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首先是劳动促使类人猿前、后肢分工，形成了人手。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是劳动的产物。其次是劳动推动了语言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人脑，形成了人类所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最后，通过劳动形成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所以，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② 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从这种初始实践方式中开始的。
实践决定了社会存在方式与自然存在方式的本质区别。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各种自然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完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而社会历史领域则有人的参与，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社会的自我控制、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实践创造了社会，创造了人类历史。没有人的实践就没有社会。“‘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③
第二，实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的社会生活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有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事生活，还有文化生活、艺术生活、体育生活、宗教生活等。但其基本领域有三个方面，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一切社会生活都是由社会实践创造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构成了社会的物质生活，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构成了社会的政治生活，创造精神文化的实践构成了社会的精神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中，生产实践是基础，它制约着其他实践活动，从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阶级、国家、政党、军队、法律、道德、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都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社会发展规律实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规律。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获得的能力，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人们在对象化活动中、特别是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④。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也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种要素中都渗透着人的作用和影响。社会发展的历史无非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一代一代的人进行生产和交往活动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⑤ 社会发展规律实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⑥。所谓“自然历史过程”并非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过程，而恰恰必须通过社会历史的主体来实现。没有人的实践活动，就没有社会发展规律。当然，任何人的活动都具有历史性，都必须服从社会历史规律。
一定的实践对象化为一定的社会结构。按照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描述，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历史最深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中的基础地位，说明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决定社会性质的主要因素。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也是不断发展的。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生产力是最为活跃的因素，它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时，它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便发生冲突，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于是，一种社会形态便被另一种社会形态所代替。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又会和现有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当这种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会被另一种更进步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将发生新的变革。这样，就呈现出历史发展的链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的一大进步。然而，当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时，却遇到了与现存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下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了。它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必然要被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关注社会存在问题，是因为他生活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创立唯物史观的目的不是要创立一个历史学派，而是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论证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⑦ 他给自己的理论提出了彻底改变世界的任务，即“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⑧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刻把握，对社会结构的深入剖析和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精辟分析，才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运动规律，进而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因，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如历史上较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较低级的社会形态一样。马克思社会存在论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消除劳动异化，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最终解放全人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社会存在论的基础上，将目光转向社会发展问题，研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中国的问题，研究传统农业社会如何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问题。
邓小平社会历史观的主题是社会发展问题。从其社会实践观到人的发展观，每一观点的核心内容都是关涉社会发展问题的。社会实践观确立了发展的思想前提。实践标准观点的重新提出，实际上是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分析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反对个人崇拜，正确地评价领袖人物的作用，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扫清了思想障碍；他提出的创新实践观，重视实践的科学技术含量，强调实践的开放性和实效性，都是对当代发展实践的新概括，凸现了当代实践精神，是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生产力观论述的最基本内容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标准的提出，为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干扰，名正言顺地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道路，为把以经济为本的思想贯彻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去提供了可操作理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发展中国的关键。他从发展观的角度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新思路，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说明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命题为基础，作出了许多突破传统思维框架的新论断，如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等。他生动地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强调人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主体地位，说明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他反复强调，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每一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他还论述了管理、教育和生产力的关系，从而找到了发展生产力的新途径。改革动力观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说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坚持唯物史观的物质利益原则，从关心人民的物质利益着手，提出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还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相对区别开来，提出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他还将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相对区别开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发挥社会主义优势。不改革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调动人的主体积极性，就难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改革就失去了其本来意义。对外开放观指出了发展的有效途径。在世界历史中，任何国家要发展都离不开对外开放，孤立起来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中国的发展更离不开世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是世界整体发展中的一部分，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就必须和世界接轨，必须把国际上的先进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中国实行的一切对外开放政策都是为了实现本国的发展战略，为了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走进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行列。显著的发展倾向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特点。人的发展观同样是讲发展问题的。邓小平把人的发展视为发展的最高目标。发展经济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重新提出了唯物史观中人的主体性原则，始终把人民群众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把人当作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人来研究，提出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人的现代化，培养“四有”新人，促进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提出，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大事，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协调有序的发展观，把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当作发展的价值目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方针，正确处理发展和改革、稳定的辩证关系，实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使中国社会沿着健康的方向向前发展。
可见，发展问题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邓小平社会历史观的始终，成为理解邓小平社会历史观的中心线索。可以说，邓小平社会历史观是反映时代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
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到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跃迁，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作用机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应当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推翻旧的上层建筑，然后，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用新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和毛泽东正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本国的阶级状况和革命形势，找到了适合本国的革命道路，不失时机地领导本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然而，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如果仍然用革命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显然是行不通的。拿我国来说吧。毛泽东并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失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如果从方法论上看，有两点是值得认真加以总结的。
第一，夸大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按照马克思社会革命论，无产阶级首先应当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旧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上层建筑，然后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再用新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的理论付诸实践，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特别是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胜利面前，毛泽东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错误地把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当作生产力发展的惟一推动力，采取了一些脱离实际和超越阶段的做法，试图用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来带动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给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正如毛泽东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我注重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⑨ 可见，毛泽东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机械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把本来属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当成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把本来用于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用来发展生产力，这种方法论上的失误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之一。
第二，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重点是阶级斗争学说。他自己就说过，他早年读《共产党宣言》就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以后就老老实实地研究阶级斗争。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样，他也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建设问题，提出“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试图通过抓阶级斗争，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焕发劳动者的热情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越抓革命，生产越落后；越抓阶级斗争，国民经济遭到的破坏则越大。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社会历史观基础。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是硬道理，凡是有利于发展的因素、条件和方法就应该充分地加以利用，凡是不利于发展的方式和方法就应该坚决予以扬弃和改造。正是按照这一思路，他破除了许多传统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冒似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力求充分调动人的因素的积极性和利用物的因素的有用性，精辟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动力，是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同时，他还注重管理、社会分工、教育和信息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从而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新途径。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73—374页，第37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④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7页，第75页，第12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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