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斗争扩大化与中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反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2)05-0085-04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其扩大化确实是中国现代化创业奠基期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暂时中止了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1956年以来中国社会大变革流向中现代化趋向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左”倾错误为主要内容的反现代化趋向的先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影响愈加突出，最终导致了断裂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大革命”。
一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直接表现为“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这种以反对资本主义为旗帜、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指导思想的错误趋向，在随后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与现代化指导理论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相背离的一种理论趋向。它们在1956——1976年共和国现代化的创业探索中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左”倾错误不断积累和发展，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反右派斗争对于共和国现代化思想史的影响，也就在于这一斗争中所形成的阶级斗争新理论成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源头，且第一次占了上风。
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的三大理论观点：其一，认为不仅要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P461)。其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2](P654)其三，认为剥削阶级仍然存在，并提出“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3](P230)这三大理论观点融汇在一起，直接导致了党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认识，这从根本上使得处于现代化起步探索阶段的指导思想在“左”倾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视为过渡时期结束。然而反右派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使得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不彻底，过渡时期的下限被延长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还很难断定。[4](P320-321)1958年4月，毛泽东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我们这些国家正处于过渡时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如说，农业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在上层建筑方面也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4](P321)八大二次会议将整个过渡时期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这样一来，过渡时期的下限就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延长至社会主义建成以前。这种认识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了“建成社会主义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到来之时”的思想。
由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理论与实践所导致的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认识，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和在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上犯一次又一次“左”倾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论、“两个剥削阶级”观的提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理论分析的失误到“党内阶级斗争”论的出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走资派”思想的形成，到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无限上纲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中指导思想上的反现代化错误趋向愈演愈烈。独立探索却又急于求成的“赶超型”经济现代化也在“大过渡”理论影响下，在指导思想中形成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理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思想，以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这又使得经济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倾向一路高歌猛进。
理论来自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反右派斗争以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经济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政治上：反右倾斗争、四清运动、五反运动、阶级斗争不断升级。邓小平后来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P243)由反右派斗争开始的现代化指导思想的偏向，导致了中国现代化初创期近20年的曲折发展，并最终导致了断裂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大革命”，从而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三次发展浪潮中痛失机遇。
二
反右派斗争，尤其是其扩大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是甚为直接与深远的，它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知行过程中深度与广度的高度统一。
（一）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57年的整风运动，本来就是针对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而展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然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却中断了这一运动，并对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其一，党员干部原来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得到了保护。党内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在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急剧发展起来，这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对于右派的定性、对于右派数量的估计、对于反击右派的方式、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罚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二，反右派斗争的战场被认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这就使得对敌斗争的策略和群众运动的大民主形式被运用到党内，整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一方面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员干部群众再也不敢轻易对党的建设提出批评意见；另一方面又弱化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为后来的个人崇拜埋下了隐患。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认为党内也存在资产阶级，为后来不正确的党内斗争埋下了祸根。
其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严重影响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妨碍了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建国初期，党的干部大多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理论修养也不够深，对于现代化建设很不熟悉，对于科学管理、经济建设都比较陌生。整风运动中各式批评意见，都直接或间接地由此而发。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却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当作右派言论反复批判。后来开展的“红与专”的辩论，又使得党员干部将政治与专业的关系对立起来，形成对学习科学文化、钻研业务技术的误解和偏见，使党的干部队伍一度成为擅长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干部。他们很难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使党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完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对现代化的根本任务——生产力大发展的影响。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得“左”倾思想由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扩展到经济建设领域，使党对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这个偏离是从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开始的。
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给右派分子提供了口实。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是“右倾”、“促退”。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进一步认为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他还认为，冒进和反冒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冒进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
这样一来，八大二次会议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以“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为基本精神，以速度为灵魂。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把“左”的思想推向高峰，这次会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像两股狂澜迅速席卷了全国。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顾经济规律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企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借助行政权力，依靠群众运动一举实现现代化。人民公社则再现了一百年前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帜下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定价值规律，妄图在小生产基础上尽快过渡到共同生产和平均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从此，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在于生产力的大发展，而生产力大发展最为关键的内部因素在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而外部因素则是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和谐适应。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疏离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一大批真正掌握科学技术、懂得经济规律和现代经营管理的人被长期当作异己力量，只能有条件地使用，不能作为依靠力量。这样，作为现代化重要推动力量的广大知识分子，其聪明才智很难得到发挥。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反资本主义和赶超资本主义的双重心理影响下，又习惯地将革命斗争年代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再次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来，但是仅仅依靠变革生产关系和不顾经济规律的盲目求快，最终起到的却是拔苗助长的效果，生产力一直停滞不前。
三
反右派斗争对于现代化的两翼——民主法制与科学文化的负面影响，更是难以估量的。
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抗拒的进步之路。1957年整风运动采取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条件下拓宽“民主新路”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这个好的尝试并没有坚持下去，由整风到反右的转变，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使得旨在拓展“民主新路”的开门整风走上了一条所谓“大民主”的歧路。
在整风运动中，对执政党的缺点进行“内外夹攻”本来是拓宽“民主新路”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种方法一旦失去必要的制度制约，却极可能给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极大冲击。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用开来后，整风运动出现局部混乱局面。而在反右派斗争发起之后，“大民主”又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使形势更加趋于复杂和严峻。由于“四大”本身是一种无序行为，它既没有法定的程序，也不受法律的约束，甚至允许公开的人身侮辱和造谣诬蔑。因此，以“四大”为主要内容的“大民主”狂潮，不仅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使人民内部矛盾走向表面化和尖锐化，混淆为敌我矛盾。反右后，这种“大民主”被推广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解决一切大是大非和小是小非的“万能武器”，直至“文化大革命”。
另一方面，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所产生的杀一儆百的效应，也使得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受到严重损害。人们心情压抑，怕犯政治错误，不敢多说话，对政治问题极为敏感，往往退避三舍，望而却步。我国的民主党派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向执政的共产党提出多少真正建设性的意见，在参政、议政上几乎没有多少作为。致使缺少了制约和监督的中国共产党在对现代化战略、政策的制定上无法充分发挥民众的智慧，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容易出现失误和错误。
“法治”替代“人治”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削弱了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场政治运动开了国史上“以言定罪”、“以权代法”的先河。它的发动事前，并未经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讨论通过。55万知识分子、党内外人士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被一个个揪了出来，受到长期的政治歧视和迫害。本来，属于言论错误，可以进行理论批判；属于违法问题，可以依法制裁。反右派斗争后，人们已经开始怀疑法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其神圣权威受到极大破坏。反右扩大化对法治的践踏，从根本上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本质意义和终极内涵。
科学文化，这是与民主法制并列的现代化腾飞的双翼之一。与那些具体的现代化的指标相比，走向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因素才是最重要的。国家间的一切较量，归根结蒂是科学文化的较量。现代化的确是一个普世性的过程，但根本的科学文化差异和由此所导致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却直接影响了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更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反右派斗争对于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载体——知识分子而言，其打击是严厉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造成了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科学文化的停滞不前，更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蒙受难以估量的损失。知识分子是社会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对于建构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发展目标，对于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知识分子又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创造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创造和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必然就是现代社会的中流砥柱，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将大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异己力量打倒，其结果“使中国现代化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6](P254)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于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们从此仅仅关注物质层面的各种科学文化，忽视乃至无视制度层面及精神层面科学文化的发展。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超大规模的国家里推行现代化，更需要现代意识、理念与制度的推广与深入。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曾经指出，理性的态度是现代化的核心过程。体现在文化领域，应该指的是这样一些精神：不受传统、权威束缚，自由探索、勇于批判、大胆创新、求实务新的精神；崇尚知识、追求真理、尊重人的价值与精神，为人类自由释放而奋斗的精神；赞颂民主、反对专制的精神；怀抱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却将这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连同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起斗争掉了，对农民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封建意识，几乎没有太大的触动，积淀在人们深层心理的传统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在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旗帜下，限制打击以理性化、民主化、法制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化，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创业初期举步维艰。
历史的反思是民族进步的阶梯。对反右派斗争的现代化思考或许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现代化以人为本的本质含义和终极内涵，从而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走得更为冷静与从容。
［收稿日期］200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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