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文学批评论文,语言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茨韦坦·托多洛夫在《一种对话的批评》中以一种既是对结构主义的承续也是某种形式上的修正的方式，论述了现代语言阅读到约定俗成的古老文学意义的若干转换的过程。他指责雅各布逊把诗作为客体研究的方法，认为，批评意味着解释，而远非下判断，这样的批评家才是诗学家，雅各布逊移用“隐喻”和“损喻”作为思维活动中替代和联合的名称，他不再抓住语言的转喻而是抓住了思想的转喻。当新诗学阔步走向并成为学术界正统观念时，对话理解的发起人巴赫金仍停滞在托多洛夫曾主张过的典型化的辩解区域内。托多洛夫的观点是一种先声，这种新声预示了他致力传播的结构主义的形成。对话批评为巴赫金确定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多层次对象提供了开放和辩解的关系。当代社会体验的形式和结构的文学拓展成为预定的批评活动模式，对话批评高度注意历史情景、语言终极意义和道德律令，巴赫金对文学形式忽视文学经验很为不满，这意味着反对形式主义，他致力于在现代主义的根源中找出某种与形式主义理解的固定模式有所不同的东西。
以雅各布逊为中心的语言学界首先注意到了新诗、民俗学以及作为它们的共同特征的语言。在雅各布逊那里，语言成了一种全息性的领域，一种经过明确表达的自觉意识的纵向一致的数学图式以及思维进程图表中的标志。正是这种超越，托多洛夫发起的对话批评作为一种可能显示了语言的意义。而巴赫金这位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则成了结构主义学者中具有独创性的批评家，他的对话理解用语言的大量理想化取得了恰当的权威性。这是因为他的理论在避开形式主义局限的同时，又保留了雅各布逊理论中语言的最原始的意义。韦勒克曾认为巴赫金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论著是别出心裁的。其实，巴赫金并不拒绝形式主义，反而，把它作为内在的东西进行论述。结构主义学者的研究为他的批评实践的成就作了基本的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也就没有巴赫金的接受视界。
结构主义的复兴，不是因为它给文本的理解提供了什么，而是因为它在特定位置上揭示了批评状态及其产生的选择性观念。尽管雅各布逊的结构主义复兴未能持续下去，但这种论题的意义所形成的威力，从深层的分离中动摇了批评的惯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转变历程。
现代主义与语言
从二十年代英国兴起的结构主义到I·A芮恰兹的新剑桥派的现代主义，都强调作为语言的诗和作为编码意义的语言问题。芮恰兹首先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于文学研究，强调诗歌欣赏的个性化语言思维，但他从语言学角度对诗的维护并没有解决语言的基本问题。由于观念的社会性要求和语言心理偏见的反差，英美新批评家在芮恰兹那里找不到语言的准确意义，他们反而发现语言的基础是一种乏味的、伪造的罗列。这使得那种决定了两代阅读模式的新批评在七十年代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语言形式，他们没有发现，其根基实则隐藏在过去那种易接受其他语言思考的现代主义里。新批评在产生时就出现了诗歌语言的罕见的困难，这就是它很少揭示诗歌语言的社会倾向性意义——诗歌与语言的一般关系。
芮恰兹注意到了雅各布逊的诗歌与语言的一般关系的观点，但这种诗歌与语言的严密联系在芮恰兹的论著里却变成了不合逻辑的联系。雅各布逊是从根本上触及了诗歌问题的语言学家，只不过芮恰兹忽视了诗学与语言学的嫁接而已。芮恰兹的大量主张并不是文学研究的语言形式，他认为意义是内在于诗的，前后关系也只限定于“诗的生命”里。雅各布逊在四十年代就认为，诗学从根本上解决是什么使词语信息成为艺术品，因为诗学的主要课题就是探讨诗与其他语言行为相关的言语艺术的特异性，诗学在文学研究中居于领导的地位。既然语言学是词汇结构的综合科学，诗学也可能被当作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观点又受到了约翰·霍兰德的反驳，他反对雅各布逊的“作为文本的诗的标志是注意编码更胜于信息”的可怕观念，诗歌将在如此抽象的理解中丧失其个性特征。哈特曼把语言与意向、地点、时间及上下文的关系联系起来，结构主义方法被认为是关于恰当阅读不可分离的语言特征的暂时性主张，但这种纲领性的主张被当作“非个性的”东西取消了。结构主义这个词在各种争论和冲突中充满了情境性的嘲弄。艾略特的诗的非个性化解读使诗人成了口技表演者，哈特曼正是以个性化抵抗结构主义者的非个性化。
意义的平凡出现和反非个性化诗学的声音的频繁兴起，给雅各布逊采用的语法种类投下了拂之不去的阴影，甚至模糊了他对诗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优先感觉。雅各布逊的解释功能被他的新读者严格地限定了。约纳森·库勒总结说，作为一种操作理论，它的语法特征致使读者去完成雅各布逊经过最有利的考虑的诗歌语言观点，也就是说，文学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应和反复，这些对应和反复极少关注文本及其解释的价值。关键的是效果模式是什么，任何人都不能研究出答案，除非他在自己的理论范围内把读者如何从事阅读和对文本结构的要素的论述具体化。
实际上，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对西方专业读者的第一个贡献就是编码的意义，作为惯例的语言意义是与文学传达可能产生的任何信息载体截然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编码和信息的系统组成的“意义”似乎明显地表明了各自批评特色的不确定性。它暗示了它既是原因也更是目的的困境。在英美札根的结构主义是在批评惯例中怀疑和讲述中的糊涂主义。
文学批评语言与人文科学
有意思的是，雅各布逊这位批评家在1966年美国为填补人类科学和文学阵营而发起的“批评语言与人文科学”的会上，成了一名旁观者。结构主义被当作一把能扫清惩戒性恶习的新扫帚得到了介绍，然而它一开始就只是一种尝试，而且，德里达对人类科学基础的毫无遮掩的攻击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其理由是人类科学应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作基础。他把结构主义看成现代继承者，并为他自己开辟了一个地盘以对此进行谴责。列维·斯特劳斯成了与语言哲学争论的替罪羊——这种争论在德里达的后期著作中得到了发展，这些论著支配了七十年代的理论阐述。超语言学的争论是为职业哲学家熟知的。维持根斯坦对这种语言的研究成了他的古怪生涯，海德格尔的研究变成了文化政治活动。当新批评的正统观念的分裂留给读者不确定的目的意义时，德里达的激进的怀疑主义给这一时期批评界的焦点给了狠狠的一击。德里达的观点认为，读者不知道他们话语，更不必说他们的思想，批评语言的探究应优先于被称为有关文学的富有意义的谈论。
为了限定现代语言的独特音色，巴尔特的《写作：不及物动词》运用了动词系统（主动、中性、被动）中语态的紧张和松驰，他认为，“中性动态的现代动词写作，由于受语态的影响和感染，主体立即就与写作处于同一时期了。”鲍尔·德·曼对遗留下来的文学观提出了质疑。而让·皮尔·沃纳特却以语言学的理由利用语法的简明性使巴尔特的“在纯粹转喻水平上”陷入了困境和尴尬。德·曼·沃纳特突出强调巴尔特在反照镜中看到了陈旧的文学，为了自己的目的正在毁坏文学史。现代批评家可以阅读过去的作品或者干脆不阅读，他的见识致使他视而不见，或者无宁说他是用一只眼看问题。然而，只要结构主义被看成现代主义与巴尔特的可思考的存在相联系的结构主义的批评前沿，结构主义就变成了一种现代主义的权力话语。
在后现代政治理论家那里，结构主义是与单纯的语言决定论者相关的。在巴尔特的后期著作中，他把语言看成思想观念的基础结构：一种社会秩序的优化惯例，一般权利关系。巴尔特认为，“权力作为超社会有机体的寄生虫，与人类的整个历史相关联，不仅是政治的历史，而是整体历史性的。从无法记忆的时间起，记录的着权力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更明白地说，它表现的必要手段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语言就是一种立法，我们所说的话的合法编码就是建立在语言立法之上。我们没有考察我们所说的话中包含的权力，因为我们忘记了任何语言都是一种秩序形式，并且，秩序就意味着压迫。”①秩序(ordo)这个词有分成部分和定罪两种含义。雅各布逊认为话语就是由允许说的同时也是被迫说的东西决定的。对我们来说，语言只是语言戏弄，戏弄语言。这种有益的玩弄，这种诡计，这种意义的魅力，允许我们理解权力以外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革命性光辉成果，就是文学。
从此可以看出，这种批评使巴尔特停留在真正的社会约定的水平上了。面临着权力的普遍存在，他唯一能幻想的，也就是退却到他的条件的特殊性里面去。这与阿多尔诸不同，也与巴赫金不同。巴尔特的超社会逃避的力量源泉与历史的理解有关。而且赫金提供的对话关系把过去所具有的生命力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过去的生命不是作为现代的托词，而是作为可理解性结构中的积极参与者，狂欢节这个显著的例子，当它传达集体体验时就进入了文学的领域。它成了社会证实的一种残余形式，并对现代体验性能发生影响，例如，斯大林紧张政府里的一种静悄悄的反抗行为，充满了历史的回声。巴赫金的语言形式并不象巴尔特渴求的那种超社会的东西。在巴赫金那里，没有超验的语言，不是那种幻想为权力潜伏的躲藏处的语言。
尽管同时期的美国批评对芮恰兹的心理语言的构造产生了反应，坚持文学的特殊性，脱离事物的大量意义，巴赫金仍响应形式主义的语言假设。托多洛夫把他的位置比作威廉·狄尔泰的位置。狄尔泰把科学的观点从解释学中严格分离开来。当后结构批评把巴赫金当成话语分析的典范时，它也许只是迂回曲折地回复到了批评的过去习惯，把具体的偏颇理论掩饰在一种理论的烟幕里。
独白式和对话式叙事学
八十年代初，结构主义已成为过去，解构主义正蓬勃兴起，巴赫金发出了一种崭新的声音。哈德曼把他的对位法与阿多诺的“理论的不妥协”联系起来，把诗歌当作新批评的人工制品，巴尔特拒绝争论文本与任何人为框架的关系，他们联合起来维护诗歌的自律性，反对理论的霸权主义。理论在竭力挽救滋生起来的机体的过程中已日趋消耗。
仅从逻辑的方式看，结构已经导致了对理论讨论原则的激情的丧失。如果什么都得不到的话，它只是这种运动本身，现代主义中的历史的贬值在后现代批评中得到了反映。在缺乏任何别的理论可以利用的情况下，瓦莱里的历史无用的命题就这样成了一种批评原则，相对地说，巴赫金在初始阶段对这种虚无主义的抵抗是值得注意的。巴赫金就象结构主义的士兵，也象谨守原则、中途毫不退却的战士，他维护作为现代形式的小说，他依靠一种简单而且又有灵效的独白式和对话式叙事模式的区别。从古老的意义上讲，前者是作者的声音，后者是多种声音的综合，作者好象扮演多种声音竞赛的口技表演者，巴赫金的这种研究典型的体现在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对话关系是超出语言学领域的关系。但同时，它又绝不能离开这个领域，也就是不能脱离开作为某一具体整体的语言。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②在现英语诗歌中，独白式和对话式的区别一方面如《德意志领土瓦解》的声音，另一方面是“废地”的声音。但从起源说，小说是对话最杰出的发生点。
只要叙事是独白式的，作为叙事写作的声音表达的，叙事研究就与文本的独白概念相关联。独白叙事过程产生整体、连续的观念，在语言中表达的结构是作者的代表。吉尼特对普鲁斯特的纲领性研究证明了这种叙事形式表现在结构主义的叙事现象中。转喻和隐喻的一般内在关系把普鲁斯特的小说带到了诗与散文的边界上。通过转喻和隐喻两极——联合体的并例轴和替换的例证轴——的垂直交叉作为认识领域中的语言的确定意义富有生命活力，这种叙事模式是鲜明独特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的好处直接导源于这种确定意义。雅各布逊的术语学和柏格森的“绵延”观念都可以在十八世纪的联想心理学中找到。历史的理解是在可靠的背景中进行的，没有阐释的曲解。结构主义和现代主义在这方面携于并进，但仅仅是用具体化的术语从说话主体那里把握了现代声音。
罗兰·巴尔特在《S/2》中对巴尔扎克的研究，不仅最好地展示了巴尔特的叙事学，而且代表他对资产阶级叙事条件的肯定性话语。可读性(lisible)和可写性的(scriptible)的文本不仅作为一种商业化的应用性意味结构，不只是单调的而且是复合的——多义的、庄重的复合的意义。巴尔特企图把语言学与符号学区分开来，他提出一种复合的文本，这种文本中流畅的叙事符号在展开的词语意义中以五个意义编码一行一行地拆开，涵义与符号、暗喻的表现与平淡的意义处于激烈的冲突中。巴赫金运用法国古典叙事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和谐文本发生了兴趣，他认为这种文本揭示了隐藏在叙事结构中的社会秩序下面的张力。在巴尔特和巴赫金看来，小说家的叙事优势导源于秩序形式的一致性，作为整体领域的文本。对七十年代的英美读者来说，《S/2》的出现不象任何为人所熟悉的东西，而是一种令人生畏地系统化了的叙述扫描器。巴尔特顽固地支持写作与消费之间的差异，写作是自由的，语言是无限的，而世界则是它的地狱。巴尔特显然对托多洛夫在《十日谈》的叙事语法》中提出的叙事语法作出了反应。
托多洛夫《幻想文学导论》对流派理论作了非常简洁且容易引起争论的概括，而且表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英美读者的片面性看法，这引起了与西方流派观念的争论。但弗莱的剖析为托多洛夫对英美学派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一条理想的通道。他试图回答克罗齐对流派的赤裸裸的拒绝，莫里斯·布朗哈特对任何种类的拒绝，现代主义批评实践远离现代文学与传统关系之中心意义的一般趋向诸问题。通过这种分析，运用作为基本领域的语言，不只是为流派而且特别是为其形式主义概念作出了例证。但是，托多洛夫所取得的只是一种分类，作为文学类型的幻想，正如弗莱的文学归类一样，现在已被语言完全归类了“幻想”变成了一般文学的范例的——文学寓言地构想出了作为文学形象的范例。象形式主义的广阔视野一样，作为一种有限文学分类的研究，已经开始的事情就以此种方式走向了终结。因此，“幻想”也就成了形式主义的修辞格，一幅综合性的速写图。托多洛夫主要是经由语言的观察开辟了一条把文学转换成历史的路，历史的观点最终进入了作为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关系的一种视野。“我认为最能说明文学特性的不是使文学陷入崩溃的大量自传体裁，而是文学公开承认它的异质性这个事实：文学即是小说也是宣传手段，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③但是，这里所想象的“历史”已被认为是一种全然感情枯竭的、程式化的超越认识，历史被退到了一种语言观点，一种现代主义想象的美的观念。
但这对西方结构主义来说是一个种类的转折点，这就是已认识到语言的问题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进入八十年代，结构主义在敏锐的学者看来已经成了“文学古董”，结构主义受到了极端的怀疑和指责。
极端怀疑主义之后：解构批评及其他
解构的极端否定性把结构主义这个词贬为陈规老套。德里达继续努力把解构变成指定瓦解下一个句秩序的术语学本质。坚持“结构”的最显著的地方就是最混乱的地方，他不相信有永恒的确定的结构和中心存在。他指出：“这种中心此在永远不可能是它本身，它总是早已在它自身以外的替身中被转化了。替身并不取代任何存在于它之前的东西。从那里起，人们似乎就有必要认为，中心在当时就不存在，中心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此在的形式存在，中心从来就没有自然的所在，而只是一种功能，一种非所在，这里云集了无数的替换符号，在不断地进行着置换。此刻就是语言开始向令人怀疑的普遍存在入侵发难的时刻；此刻，由于中心或本源的缺失，一节都变成了话语——如果我们能同意这个字眼的话，这就是说，此刻，一切都变成一个系统，其中的中心所指，那本源的或超验的所指，是永远不会绝对地出现于一个由差异构成的系统之外的。”④解构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内在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生产性模型。它具有与其所藐视的方法相关的内在联系。
解构向那些现代主义观念中投身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人发出了最强烈的呼吁。H·G·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为他们编篡了具有盖然性的方法，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解构批评成了一种草率的象征。在解释学圈外，解构既作为已暗示的法国新浪潮，也作为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观点的最后立场。伊格尔顿属于后者，伊格尔顿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竞技场中提出他的观点。当巴尔特仍对古典修辞学和各种文化结构感兴趣的时候，伊格尔顿要求回到修辞学，适应“社会整体”中东拉西扯的实践领域。伊格尔顿认为，修辞学或者叫做话语理论从古代社会到19世纪一直是批评分析的公认形式，它考察了人们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建构话语的方式，它的特殊兴趣在于将这些社会整体中的话语实践作为权力的形态和行事方式加以把握。这并非意味着它忽视这些话语的真理价值，话语的真理价值总是与话语在其读者和听众身上所造成的影响相关。话语理论从具体的行事角度看待这类手段，并且从话语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语言结构和物质结构环境的角度来看待人们对于话语的反应。“修辞学——或者话语理论——分享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于语言的形式手段的兴趣，但它又像接受理论一样关心这些手段怎样在‘消费’时发生实际影响；在对作为一种权力形态和欲望形态的话语的专注方面，它可以向解构批评和精神分析理论学到很多东西，而它对于话语理论可以成为一项人的改造事业的信念则与自由人道主义有不少共同之处，说‘文学理论’是幻觉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为一种不同的话语实践找到很多宝贵的概念。”⑤但是，对伊格尔顿的修辞学，有批评家认为，修辞学是修辞学可怕的传播者，它只不过是白尊和白耗(seff-regarding and seff-consaming)的东西。这并非这么可怕，修辞学或称话语理论企图吸收各种理论流派的可取之处建构一种色容性甚广的话语批评，这一尝试是很可取的。
沿着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话语理论这条路，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些特别有效力的理论，其中最为引人兴做的是叙事学。结构主义批评家试图找出存在于神话、民间故事、科学小说、幻想作品以写实小说之下的成规，试图解释语言、社会和头脑如何有助于文学成规的形成。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形式主义地界定的叙事语言模式在后来的发展中转向了交流模式。韦恩·布斯把文学作品当作一种把意义从隐含作者传达给读者的修辞形式，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家研究文学感受的多种文学和文化成规，现象学美学和“读者反映批评”是试图阐明所有文学类型的效果。这些理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但很明显地都或多或少地得益于结构主义批评的各种探索，文学批评在结构主义衍化中的转变产生了既关联着结构主义又不同于结构主义的新的理论。
理论和批评的视域本来就是极为宽广的，正如文学本身所显示的丰富性那样。任何一种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都只是文学文本阐释的解读的多种方式之一种。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话语批评到叙事学的演变和发展越来越显示出理论和批评的包容性。这种演变和发展的最明显的轨迹乃是通过形式、结构和语言的各种貌似科学的方式去进行一种文学意义的寻踪。最近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更显示了这一点。或许日·韦勒克的话是对的：“美学的取消、诗歌和批评文本之间区别的含混、对支持正确解释错误阅读的恰当观念的拒斥，对任何文学参照现实的否定都是深奥不迹的病症。假如关于我们的思想和秩序、关于爱和死亡、关于别的时代和国家，文学没有什么可说，文学就失去了它的意义。”⑥比照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我们会深切地感到，文学和批评正是缺乏一种真正的精神和意义。玩文学的“潇洒”，先锋小说的所谓“语言的狂欢”、通俗文学的“矫情假意”、大众文化的“媚俗”和批评与理论的人文精神的逃遁等等，都在用一种欣悦的游戏方式和故作姿态的高瞻远瞩掩盖生命和存在的脆弱和尴尬。仔细回顾一下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精神的转变过程，以及其透露出的意义找寻的轨迹，或许能给我们启示点什么。但愿如此。
注释：
①转引自A·G·Goolson“Structurism and the critical Monent of Bahktin”.
②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2页。
③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6月版第183页。
④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⑤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
⑥转引自Danniel stemple：“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leteran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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