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说平[1]2004年在《晚清时期日文史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文中指出晚清时期日文史书的中译是近代中日文献交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日文史书体现出经由日本学者融会贯通的西方文化思想。日文史书的中译为西方的政治、史学等思想传入中国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本论文的研究重点有叁:其一、日文史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笔者通过对中译日文史书、翻译人员与机构、翻译活动涉及的地区等情况进行研究,认为晚清时期日文史书在中国的翻译活动有叁个特点:(1)日文史书中译活动在时间上存在不稳定性;(2)日文史书中译活动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3)中国翻译人员在日文史书的翻译活动中存在偏重性。同时,笔者认为,20世纪初期中国日文史书翻译的活跃是缘于中国人所作的各项准备:(1)东文学堂的相继成立;(2)留日学生的派遣;(3)新式翻译及出版机构的涌现;(4)有识之士对日本书籍的介绍;(5)“史界革命”的倡导。其二、中译日文史书的社会价值。中译日文史书对晚清社会产生的主要作用是启迪国人思想,使中国人从思想上认识到救亡、变法乃至革命的必要性。论文对亡国史、独立史、革命史译书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日文亡国史书的翻译进一步唤醒中国人的危亡意识;(2)日文独立史书的翻译激发促进了中国人独立精神高涨;(3)日文革命史书的翻译深化了中国人对革命的认识。其叁、中译日文史书的学术价值。中译日文史书为中国史学界传入了先进的观念、内容及形式。在历史观念上,中国人吸收了由日文史书传入的体现西方史学思想的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等观念;在史书的叙述内容上,中国学者编撰的新式史书是以日文史书的内容为蓝本的;在史书的编撰形式上,中国史学家继承了日文史书中所采用的新式体例——章节体。此外,中国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文史书的影响,编撰史书的过程中对历史进行阶段性划分,并采用西历公元纪年法。日文史书的中译与传播是晚清中国社会变革的反映。在政治上,中国人翻译日文史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晚清时期的救亡运动服务。在文化上,日文史书的中译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在学术上,中译日文史书促进了中国的史学变革。
潘喜颜[2]2011年在《清末历史译着研究（1901-1911）》文中提出清末共出版历史译着456种,与1901年前相比,数量与种类出现了明显飞跃,其中史学理论书籍开始引入,亚洲史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专门史的数量与种类、史传译着的数量均大为增加。清末共出版了87种史传译着,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清末史传译着具有与古代史传颇为不同的特点。清末留日学生取代传教士成为翻译的主力,他们共翻译了至少234种历史着作,占全部历史译着的51%,因此可以称为“留日学生主译时期”。清末历史译着的主要出版机构为民办出版社,其中出版数量最多的是上海广智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其中绝大部分历史译着是在1901—1904年间出版的,其中又以1902—1903年为主,而1903年是史书译介的鼎盛时期,从1904年开始,历史译着逐渐减少。在“华夷天下观“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洲”、“亚洲”的概念。“东洋”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区域不断变动的地域观念。明末,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给国人了带来的“五洲”、“亚细亚洲”的观念。近代日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东洋”概念,并形成了“亚洲”、“东亚”概念,这些概念于近代传入中国,使国人的亚洲意识真正觉醒,并且国人对“东洋史”有不同于日本人的认知。与1901年以前相比,清末亚洲史译着的绝对数量与相对数量均大为增加,其中尤以“东洋史”与亡国史的影响较着。在清末出版的87种史传译着中,东洋史传译着为32种,所占比例为36.8%。与1901年前相比,清末东洋史传译着所占比例大为上升。清末维新思潮兴起,国人译介了大量有关日本明治维新人物事迹的史传着作,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对维新志士的形象作了不同于日本原着者的解释。清末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国人在重建民族英雄系谱时,不仅从传统史书中寻找材料,而且还积极借助邻国日本所提供的资源,着重塑造了郑成功、成吉思汗、孙中山等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形象。
杨鹏[3]2011年在《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文中研究表明在英语中,"Japanese Sinolog"一词可以翻译成中文：“日本汉学”或者“日本的中国研究”,但其包涵的内容也许远不止这两个中文表达。它可能指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或是日本人对中国学术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也意指日本人采用自己的方式和眼光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文明作出的反应。笔者对此词的理解倾向于第一种指向,即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而“日本近代中国学”则系指1880年代到1940年代以“东洋史学”派和“支那学”派为中心,包括部分其它人士的中国研究(主要是中国史研究)。近代意义上的日本中国学与传统的日本汉学在性质上不尽相同,它是在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识的近代化潮流中形成的一种“国别文化研究”。其最显着特点,在于摆脱了传统的“经学主义”文化观念,而以“近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其学术的导向。日本近代中国学在创建之初,不少学者曾经进行过严肃的、认真的学术研究。但是,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日本元素逐渐占据了指导地位,愈来愈多的研究家抱有日本国体神圣论、民族优胜论而轻蔑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目的服务。背离历史科学的客观主义原则,甚至任意捏造和曲解有关历史。面对从客观主义走向反动的日本近代中国学,中国史学界其始因钦佩而表现出“倾听”和“学步”,其后亦因民族觉醒、文化自觉而逐步争取学术自立,对日本近代中国学有接受有抵制,彼此交流,互相影响。终因其蜕变为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工具而坚决抵制,少数纯正日本学者的研究在日本也被边缘化,在中国也难免被忽略。文章分七部分呈现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回应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相关概述。主要围绕日本近代中国学产生、发展、蜕化、衰亡的过程进行阐释,找出中国学界反应的系列聚焦点；第二部分主要以清末支那史、东洋史作品介译及响应情况为中心,探讨“新史学”思潮对日本“东洋史学”的移植；第叁部分是通过王国维、胡适与日本近代中国学实证主义学派的交流和互动,分析“二重证据法”、“整理国故运动”形成、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对争论己久的古史辩运动与日本疑古史的关联问题,作进一步的厘清,肯定顾颉刚“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说借鉴了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和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第五、六部分集中突出中国学者对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侵略主义成分的拒斥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回应的焦点在于日本近代汉学家的侵华史观与满洲史地研究，结语部分则重点强调近代中日学术交流重要意义,分析指出中国史学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交流与互动中,中日双方学者所展现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心态。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范围和考察角度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重点研究1890年至194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1880到1940年代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认识与回应,从而把以前的“交流”或“传播”的研究向思想深层推进,并且回到历史现场,探讨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变化及其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互动。
李金航[4]2013年在《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研究》文中提出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重要载体，是课程标准规定的文本体现。它不仅是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更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凭借；同时，教科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念，也会通过许多渠道对民众发生影响。在中国近代，教科书问题始终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论文以唯物史观作指导，以中国近代大学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文本为基本资料，通过对这些教科书编撰思想、内容体系、编审制度、出版发行、选用情况及其教育和社会效果的分析，探讨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分析这些教科书的成败及其原因，揭示影响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体系与制度的教育和社会因素，以及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对教育和社会的影响，希冀能够对中国当今大学教科书建设提供些许借鉴。中国现代意义的“教科书”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而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中西文化交流、冲突、融合的产物。随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深入，西方先进的大学制度及课程理念进入中国，直接促成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及课程体系的确立，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随之产生。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决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为教会大学编辑、出版教科书。教会大学教科书的宗旨是为宗教服务。但教会大学教科书将西方先进的教科书编制理念和科学内容引入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中国近代大学逐步设立。受当时大学发展水平所限，京师大学堂等都是由教习翻译西方教科书或自编讲义授课。用讲义授课体现了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初期教科书的非规范化特征，其弊端很明显，“不仅各异其是，且使学生缺乏参考书籍，不宜从事比较研究。”1此时，中国大学教科书主要受日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翻译日本大学的教科书；由日本教习自编教科书；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科书的观点、体系改编教科书。五四运动后，随着美国教育理论、大学制度及教育改革实践对我国影响的深入，美国大学教科书开始在中国大学占据主要地位。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令》、《国立大学条例》等有关大学章程条例，均明确规定大学教学方式及课程设置全面效仿欧美各国着名大学。许多大学的理科教学都采用外文教科书，文科各科凡涉及外国事例的也都使用外文教科书。外文原版教科书具有质量优良、利于学习英文、方便教师授课等优点，但也阻碍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和独立。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人开始自编教科书。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开始了本土化进程。归国留学生充当了编辑教科书的主力。归国留学生并不是单纯翻译外国教科书，而是根据他们的学识结合中国的实际编写教科书，力求教科书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提出“国化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率先承担起“国化教科书”的重任，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第一套系列大学教科书——大学丛书。“大学丛书’的编写体例、形式、内容都呈现出科学化和本土化的特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大学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教育学术的独立发展，大学教科书开始进入本土化建设的新阶段。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各校及各书局所编之大学教本虽多，尚未能遍及所有科目，且国难期间各方经费均感困难，原有出书计划，亦颇受影响”，“乃决定以政府力量完成此举”2。1939年，教育部专门成立“大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部定大学用书”。随着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发展，大学教科书制度也逐渐成型。京师大学堂和晚清学部在教科书制度的确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民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承担起教科书的审定任务。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科书的质量，但也成为专制政府推行教育宗旨，控制学生思想的重要手段。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引进、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传播、发展了近代先进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科学”与“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大学教科书从编辑内容到服务对象逐渐向民众转化，呈现出大众化趋势，改变了过去专为封建“达官士人”编造的状况。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加速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消解，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虽然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当前大学教科书建设面临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大的差异，但近代教科书编纂者所关注、面对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大学教科书建设中依然存在着。中国现在的大学教学中仍存在着讲义授课、自编教科书与引进教科书的矛盾、教科书编审与选用的矛盾。在当前的教科书建设中，中国大学应该既坚持教科书的编审制度，又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教科书自主权；在引进外国先进原版教科书的同时，注重大学教科书的本土化建设，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大学教科书体系。
陈翼思[5]2018年在《清末民初日书译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日之间,从隋唐始就有了大规模的学习、译介书籍的活动。至近代,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加之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我国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过去的“蕞尔叁岛”已经从弱小走向了强大。为了探究这一转变,寻求救国良方,人们开始留学日本、译介日文书籍,了解这一转变的原因。随着日文书籍的译介,大批书籍进入我国,早期主要以法律、教育、农业、科技、思想、政治等为主,同时各类的小说也逐渐蓬勃发展,书籍的类型也越发丰富,不局限于政法类,也将目光投入了通俗文学等。本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首先就译书的原因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就当时的中日国际政治地位的转变、外强入侵带来的危机、有识之士的思考、日本方面的野心等因素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各方对于选择日文书籍进行译介的原因进行阐述,多方面考察进行译书这一活动的因素。第二章在第一章的基础上,就当时进行日文书籍译介的主体、个人及作品进行介绍。从官方为主的同文馆到以民间自筹为主的广智书局、留学生主导的译介团体和作为个人活动较为出色的译者们及其作品一一进行介绍。探究在此过程中,分析各方势力译书的选择,各自的侧重点又在何处等。第叁章就当时传播颇广、使用颇多的叁类书籍进行介绍分析,以期在这之中进行归纳总结。第四章则立足于译书这个过程中对于中国近代文化传播的影响。包括对于思想的传播、词汇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于近代教育的推动。其中对各类思想书籍、词汇的发展、新式教育的发展分别进行阐述。清末民初大量开展的译书活动,是取决于当时环境及知识分子们的不同选择,在译书的选择上,我们可以发现从专攻政法书籍到各类书籍都有涉猎的转变,在研究过程中也可了解到日本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影响。
董立婕[6]2016年在《游侠与武侠发生期内涵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武侠小说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大众一般认为其源头为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然而通过对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武侠”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真正出现于1902年的日本。该年,日本作家押川春浪出版了《武侠之日本》,是为武侠小说的开端,因此“武侠”当属于一个近代概念。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的“游侠”、日本近代的“武侠”在发生期的内涵及其后相应的小说类型的产生过程进行研究,文章主要由七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论述了武侠概念模糊这一学术问题的发现过程,并且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及论文所要解决的进行了基本介绍。第一章对游侠与武侠发生期内涵学术史进行考察,对侠、游侠的起源和内涵的研究进行总结,对古代学者和现代学者对《史记》与《汉书》的游侠传记进行总结,同时还总结了叁十年余年来武侠的学术研究,梳理学术发展脉络,寻找学术空白。第二章主要论述汉史游侠的内涵,总结《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后汉书·独行列传》对“游侠”这一概念的论述,通过对叁篇传记进行详细研究,总结历史上“游侠”发生期的内涵,并且对比叁篇列传的差异,找到游侠历史由盛到衰的变迁。同时,该章略论汉末游侠歌谣的兴起以及古代侠义小说的雏形,总结游侠由史到文学的逻辑过程。第叁章论述晚清侠义精神的复苏过程,提供武侠概念在中国出现和武侠小说诞生前夕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原因、发展过程、表现及其内涵。第四章论述武侠概念的内涵,从史的顺序论述“日本武侠的诞生——中国武侠概念的出现——中国武侠小说的出现”这一过程。具体分析思想着作《中国之武士道》和文学作品《海底军舰》《武侠之日本》,总结武侠概念在发生期的内涵。同时,该章还对押川春浪和梁启超“武侠”的不同进行了对比。第五章主要对游侠与武侠发生期内涵辨析,总结游侠武侠发生期的异同,结束全文。本章主要对于游侠、武侠与国家的关系,游侠、武侠的行为模式,游侠、武侠的精神内涵和游侠、武侠与“武”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并且,这一章还对武侠对游侠的继承和对日本武士道精神、武侠概念吸收以及武侠特性作出了回答。最后是文章的结语部分。本文是以对比汉史游侠与中国“武侠”概念在发生期的内涵为目的,采取了汉史游侠以及“武侠”概念发生的两个节点,并且分别对这两个节点发展过程以及从历史概念到相应文学类型的产生过程进行了论述。在两个节点内部的动态性内涵的总结中,本文又在最后对汉史游侠与中国近代“武侠”概念进行了对比。本文将一直以来局限于中国范围内的“武侠”概念扩大到日本范围内,并且对这一概念发生的近代背景,尤其是两国的同异背景以及文化因素进行了研究,是站在东亚文学史以及文化史整体研究的视野对“武侠”概念的观照,同时也是对“游侠”与“武侠”内涵的重新审视,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申畅[7]2014年在《媒介环境视阈下文学创作的职业化之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文化产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伴随西方殖民入侵和文化扩张而来的先进印刷出版技术和以近代报刊为表征的大众出版传媒，不仅为晚清文学和中国传统文人打开了广阔的话语空间，更为他们带来了诸种新的可能性。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方式、文人的生存方式、作家的思维方式、读者的接受方式和文化的消费方式等，都因近代报刊出版传媒的出现，才有了脱离传统轨道向现代性转换的历史契机。近代报刊出版传媒的出现，不仅构建了全新的文学生产流通机制，使得文学从贵族阶级的特权中解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它所营造的新媒介传播环境，不但为传统士人提供了全新的职业选择空间，还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摆脱封建政权束缚，向独立职业个体和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实现途径，并促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变革性意义的事物——以提供稿酬为生活资本的“作家”这一职业的的诞生。本文从整个时代历史和文学的语境出发，力图在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文化图景中,通过对晚清报人小说家群体及作家这一行业的职业化过程做一梳理性的动态考察和立体呈现，透视晚清报人小说家在近代报刊传媒营造的新媒介环境下的身份转变及其对文学和文化格局的影响，拂过历史的面纱，立体地再现中国“作家”这一职业的产生和传统文人从儒家的“士”到大众文化生产者的职业化之路，及其在新的生存处境下的精神现实和文化意义，揭示媒介、文化和人类传播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主要是对本文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目标和意义的介绍，以及行文中一些相关用词之界定。第一章，从媒介变迁与文学发展、文学传播主体身份、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叁方面入手，系统的呈现古代媒介环境下，文学的生产创作、存在形式、内容观念、文学创作的非职业化传播生态。第二章，以1840-1894年间，有过报业经历并翻译或创作过小说的文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试图在清末社会变迁的历史情境之中，探究作为中国现代职业作家萌生成长的最初链环的那些在晚清最早栖身报业并从事小说创作的文士，在新的生存处境面对自我身份转变时展现了怎样的精神现实和文化意义，找到他们在作家职业化之初期中的位置和历史作用。第叁章，从新媒介环境的形成、文化传播主体的更新、报人对小说地位提升的舆论造势和创作示范几方面入手，来展现一个有别于古代的新文学传播生态在晚清的形成，及其它从技术手段、社会环境、思想观念、实践主体等各方面，为文学的现代性转化、文学生产流通的市场化和文学创作的职业化准备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和蕴育土壤。第四章，根据笔者的数据统计可知，从1902年底到1903年开始，近代传媒提供的大众传播手段以对小说流通方式的全面介入为表征，代替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士人群体交流唱和的小众传播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文学的运作机制和文学传播生态。而中国文学创作能够成为提供劳动报酬的职业之一种，始于小说创作的职业化，小说创作的繁荣兴盛和职业小说家队伍的正式出现，又始于政治精英对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对新小说的鼓吹。所以本章先论述政治报人小说家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活动对文学创作职业化之路的正式开启和示范之功。然后再根据时代文化环境下小说作者不同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身份地位、价值追求等各种因素合力作用下所造成的创作倾向，将晚清职业小说家整体分为合译型、自译型、自创型和复合型四类，在每个类型选取较有代表性的报人小说家进行个案考察，以其来辐射其背后所指涉的类似小说家群体的作为方式、从业特点与职业认同。结语部分，通过对以近代报刊为表征的大众媒介在晚清这个特殊时代的登场，及其营造的有别于古代文学的全新媒介环境对文学和中国传统文人的重要意义的总述，作者认为：以提供稿酬为生活资本的作家这一职业的的诞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变革性意义的事物，是中国文学传播媒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张霞[8]2011年在《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出版这一传播媒介为视角,探讨出版对近代文学的演变产生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1840—1919年间的近代文学,作为衔接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中间阶段,在文学的古今演变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一时期,以诗歌、散文为大宗的古代文学,逐渐发生了变化,小说的崛起与繁盛成为近代文学的主要特征。近代文学不仅在文学内部如语言、文体、叙事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文学外部如生产、传播、销售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促使这一变局产生的原因除了文学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外,出版业与文学的结盟也是重要原因。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与兴盛,大大加快了文学的生产和传播速度,促进了小说的繁荣；而小说的发展,也使出版社大量创办文学杂志,采取报刊连载小说与出版小说单行本并行的运作方式,为近代文学的繁盛提供了市场和发展空间,促使传统文学发生变革,向现代文学的方向演变。本文力图以史料为主,从出版与文学的生产、传播等环节中,从外部考察近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论文首先梳理了出版与近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前人整理的研究资料,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一部分考察了传统出版业的式微与文学出版。分为两章,第一章梳理了传统出版格局下的文学出版,以木刻雕版印刷为主的传统出版,形成了以官刻、家刻、坊刻为主的出版格局,文学出版以诗集、散文集出版为大宗。第二章分析了小说、戏曲等的传播方式,并进而深入探讨清末的禁书政策,从各种查禁书名单中,考察清政府对小说等文学的压制,由此梳理出传统出版业与禁书政策下,文学出版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从出版政策与出版技术的变化入手,探讨辛亥革命前的新式出版业与文学出版。第一章论述了政府主持与民间提倡下的新式出版,主要从清政府、官员等对译书局的创办政策与倡议,以及民间对新式报刊、出版业的呼吁和实践活动出发,考察新式出版业的建立与发展。第二章则主要梳理了新式出版技术传入我国的几个阶段和特征,分析了新式出版技术传入后,出版格局的变化及其对当时文学出版的影响。第叁章探讨翻译文学的出版盛况,随着“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以及近代民营出版社的建立,翻译文学的出版逐渐兴盛,以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等出版社为代表,至1907年左右翻译小说的出版达到顶峰。第四章考察了创作小说的发展、繁荣过程,并分析了创作小说的不足与原因,探讨报刊连载与单行本出版的互动及其影响。第叁部分以1912至1919年间为时间界限,探讨民初出版业的特点与文学发展的相互影响。第一章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为个案,主要分析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单行本,探讨民初书局的小说出版方向和策略。第二章以出版社所办报刊为研究对象,民国初年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盛况空前。以杂志为中心,汇聚了兼具“报人”与作家身份的小说创作群体,杂志的办刊理念影响了创作风气的转变,而白话报刊的出现和白话文学的倡导,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
崔春雪[9]2016年在《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从清末到五四）》文中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是欧洲由中古转入近代的大转折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末清初开始,欧洲文艺复兴的零散知识首先由传教士带进了中国。到清末,很多政府官员、政论家、文化名人在探索诸国兴衰之由、本国富强之法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到作为整体的历史时期存在的欧洲文艺复兴。清末学制改革后,大批编译的西洋史着问世,让更多人尤其是学者、学生接触到文艺复兴的知识,随后引发了时人如何认识并翻译内涵丰富的Renaissance的问题。本文以“文艺复兴”为主要线索,搜集考定了清末至五四及五四后一段时间里谈论欧洲文艺复兴的文章着作400余种。在把“文艺复兴”处理为一种“话语”后,总结了清末以来各种译词的产生及各种中国话语的形成。通过对时人的话语文本进行语境分析,本文进一步透析这些词汇和话语背后的言说重点,揭示了各种文化路径选择上的差异,以及它们与世界文化形势、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欧洲文艺复兴不仅塑造了民国时期的各种话语,而且深切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面貌。中国需要复兴古代学问、改革文字和文学、解放个人、创造新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发展科学和艺术都与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文艺复兴”的话语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产生和定位都直接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关。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讨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关系,一方面欧洲文艺复兴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广泛传播。这种广泛主要表现为:大批着述和翻译使中国人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知识范围更加丰富;讨论欧洲文艺复兴的人物群体和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借欧洲文艺复兴言说的中国问题也逐渐增多,包括中国近代艺术学科的形成。对比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原貌及其在中国所呈现的面貌,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时而缩小、时而拉长的差距。总之,欧洲文艺复兴作为观察中西文化交融互释的一个视角,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字、文学、伦理、教育、文化、文艺的诸方面。通过这项考察,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诸多情况。
李莫愁[10]2015年在《中国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与日本的渊源》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在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语境下,通过对“艺术”概念的历史考察和比较研究,系统阐述了中国现代“艺术”概念与日本的渊源。本文总体分成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该部分简要介绍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论文的最主要部分。由以下四章构成:第一章是从语源学的角度阐述具有现代“艺术”概念的“艺术”一词的出现以及“艺”“术”二字在重新组合之后对传统艺术定义的挑战。艺术的汉字形态就目前所考证的资料来说,有中文汉字和日语汉字,本文通过对中国艺术史、日本艺术史、中日艺术(美术)文化交流史的研讨,基本确定了“艺术”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出现时间大概就在1902年左右,由王国维进行翻译译介的,但在“艺术”的传入之后,“艺术”一词也进行了其自身的本土化过程。作者认为,不论是英语中的art、arts、fine art等词汇,还是与“艺术”概念相近的“美术”“文艺”、“小说”等词汇,都有着艺术的影子。不论是作为繁体汉字的“艺术”和“美术”,抑或是现代我们所使用的简体汉字“艺术”“美术”等,都有艺术概念下的内在统一性,这也为“艺术”概念的存在提供了合理依据。不过,在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一词的出现与乃至艺术概念的最终确定,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需要考察大量的文史哲资料,这就需要在宏观上对现代艺术概念发展历程作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梳理。第二章则主要从“美术”(艺术)概念的确立使用进行阐述。本章分别从近代中日文艺展览会的交流、近代艺术学校的设立和艺术理论书籍的译介等方面进行论述。日本的近代化历程始于明治维新,明治时期日本开始接触西方的万国博览会等艺术展会,并逐步引进发展到日本,之后这一展会形式从日本传播到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关系和汉字文化圈的存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艺术展览和艺术品交流互动明显要高于其他国家,中国文艺界开启了借鉴日本学习西方的近代化过程。在引进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本章主要是通过中日两国近代艺术展览会和艺术教育制度的确立来厘清“艺术”一词的文化语境和“艺术”的现代意义。第叁章通过对与现代“艺术”概念相近的词汇概念进行剖析,分析现代“艺术”概念在形成过程的一系列影响因素,“艺术”与其他相似概念词汇是如何区分开得?在近代中日文艺思潮发展中,“艺术”与“美术”这两个词汇经常混淆使用,“艺术”概念是如何从“美术”概念中纯化出来的?“艺术”一词又如何与“文艺”、“小说”等概念进行区分?其实,每一个词汇的概念的最终确定都要经历一个过程,“艺术”概念也是如此。本章主要就是探索“艺术”概念从其他近似性概念中脱颖而出的过程。第四章主要论述“日本桥”这一中介因素对中国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的影响。近代中日文艺交流存在官方交流和民间交流两种途径,中国引进近代西方美学着述、派遣近代留学人才、举办艺术展览和设立艺术学校等方式,多半是经由日本这一中介桥梁进行的。也就是说,在日本的影响下,西方美学和艺术思想才更快捷更便利地传播到中国来。这也是近代中日文艺交流史上的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存在。“西方-日本-中国”这一过程模式正是“日本桥”的运作模式。这一模式形象地概括在中日近代文艺交流活动中日本的中介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日本-中国”模式并不是单当面肯定或否定,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辩证地对“艺术”一词进行追踪溯源,为研究现代“艺术”概念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参照框架。第叁部分是结语,通过对中国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之梳理,客观地评价“日本桥”的作用。中国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与日本的渊源,正是本文的研究主旨所在。通过对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之探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当代的艺术生态环境,还能为中国文艺理论的改造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晚清时期日文史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D]. 董说平. 北京师范大学. 2004
[2]. 清末历史译着研究（1901-1911）[D]. 潘喜颜. 复旦大学. 2011
[3]. 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D]. 杨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4]. 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研究[D]. 李金航. 苏州大学. 2013
[5]. 清末民初日书译介研究[D]. 陈翼思.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6]. 游侠与武侠发生期内涵比较研究[D]. 董立婕. 西南大学. 2016
[7]. 媒介环境视阈下文学创作的职业化之路[D]. 申畅. 吉林大学. 2014
[8]. 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D]. 张霞. 复旦大学. 2011
[9]. 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从清末到五四）[D]. 崔春雪. 清华大学. 2016
[10]. 中国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与日本的渊源[D]. 李莫愁. 中南民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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